同济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副教授陆伟在《日本学刊》2020年第1期发表《领导力、均势与日本联盟战略的新选择》
陆伟认为，日本为护持地区领导力并立足于美国“靠不住”的最坏局面的假设而推行的联盟新战略，其背后的运作逻辑明显受到均势理念的支配。这一理念把中国的崛起作为导致地区权力失衡的最大威胁，中国也就成了制衡的主要目标。同时鉴于中国所具有的海陆复合型地缘属性和特征，最有效的制衡方法就是确保地区内部的均势，而构建联盟体系是取得成功的关键。具体到盟友的选择上，则是以是否符合地区均势要求的四大标准，即盟友的地缘优势、与竞争对手存在的地理毗邻、历史恩怨和领土争端的状况进行综合权衡。从日本重点推动“联盟化”构建的双边合作对象来看，印度、澳大利亚、越南、 菲律宾等都或多或少地满足上述条件，符合均势理论对盟友选择的预期。在四个国家中，印度是四项条件兼备的代表。一方面，由于贸易全球化将印度洋与太平洋合为一体，印度所接壤的印度洋正成为世界最繁忙和最具战略意义的贸易走廊。另一方面，随着地缘政治想象从“亚太”扩展到“印太”，以及中国实施的 “一带一路”倡议以印度洋作为关键的利益所在，加之中国反介入/区域拒止能力不断提高，印度洋逐渐被视为对中国实施海上远程封锁的理想场所。作为相邻的国家，虽然中印边界横亘着喜马拉雅山脉，且多为海拔4000米以上的险峻山岳地带，但基于“地区核心”的历史定位，不仅南亚四邻，而且位于次大陆边缘的缅甸、阿富汗和中国西藏也被印度纳入南亚战略整体之中。这样，印度在地理意义上的领土边界与其追求的安全战略空间之间的张力，使中印因地理毗邻而导致战略对抗似乎成为难以摆脱的宿命。对于日本而言，如果中国在中印边界投入更多国防费用，就有可能减少原本指向日本的国防预算，中印边界可以说是日本最重要的战略地区之一。从历史恩怨和领土争端上看，两者相互作用和相互强化几乎构成了二战后印度与中国关系跌宕起伏的一条主线。对此，日本普遍认为，中印的领土主权纷争与中日之间相似，成为两国关系间歇性紧张的诱因。与印度相比，澳大利亚既没有与中国接壤和发生领土争端，也不存在强烈的历史恩怨，但其独特的地缘优势毫不逊色。澳大利亚横跨太平洋和印度洋，向北通过东南亚连接亚洲大陆。按照西方传统的地缘政治理论，作为大陆型海岛的澳大利亚由海洋环绕在欧亚大陆的外围，天然地构成了包围和抗衡欧亚大陆强权势力的地理空间和物质条件，因而其在英美追求霸权的历史上，扮演着“制海权”的前沿基地和“维持均势”的战略助手的双重角色。随着地缘概念建构从“亚太”转向“印太”，澳大利亚的地缘优势被赋予了新的战略意涵。在日本看来，一旦“印太”概念在国际关系中确认下来，处于太平洋和印度洋结合点的澳大利亚的作用无疑将增大，中东石油海上运输通道的海洋交通线通过印度洋，经马六甲海峡通往日本进而延伸至美国，由此将美国、日本和澳大利亚在海上连成一片。澳大利亚所具有的极其重要的战略位置还在于，它是“安全保障钻石联盟”的重要一角，在对中国实施有效遏制上与日本形成的战略呼应非常重要。从历史恩怨和领土争端来说，基于西方历史情结与现实政治经济地理之间的分裂所产生的身份焦虑，澳大利亚一直以来将亚洲视为威胁之“渊薮”。为了将威胁遏制在尽可能的远处，其在安全战略上秉持“前哨防卫”的理念，并形成了两种战略偏好: 一是将自身安全建立在与大国联盟的基础上，二是以意识形态划线来确定威胁的程度。澳大利亚对中国以“特殊方式”——与亚洲文化和价值观上的冲突通过对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偏见集中转嫁到中国身上——形成的民族主义情感也是日本与之发展联盟关系的重要考量之一。
日本联盟战略新选择的推行，使其所谓的多层安全保障体系臻于完善，这就是以日美同盟为第一层，以日印、日澳战略联盟为第二层，以日越、日菲志愿者联盟为第三层，以与地区其他国家的安全合作为第四层的安全保障网络。这意味着，对日本来说，其着力推动的其他双边安全合作的“联盟化”与日美同盟并不形成一种竞争关系，相反是要借助日美同盟。一方面，利用美国这个中心国家的存在，更有可能使日本与其联盟候选国形成互为安全合作优先选择对象的关系；另一方面，在密切横向联系的过程中能够得到美国的有力支持，至少不反对。随着美国相对实力的衰退和日本地区领导国诉求的不断增强，在坚持日美同盟的同时，日本将会更加注重第二、第三层安全合作关系的“联盟化”构建，以填补美国留出的权力真空，实现日本对地区自由主义国际秩序的领导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