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民俗学立场
2022年11月29日晚，“中国传统制茶技艺及其相关习俗”在摩洛哥拉巴特召开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政府间委员会第17届常会上通过评审，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这对拓展全人类对茶文化的认知，深化对中华文明发源发展的认识、凝聚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文化认同、坚定中国人民的文化自信有着深远的意义。这也标志着中国茶文化学的研究方向越来越迫切的应该从历史文献中走向民俗田野。
这也让笔者回想起参与大型茶文化舞台艺术呈现《中国茶谣》的经历。2018年出席联合国粮农组织政府间茶叶工作组第18届会议的400多名各国代表观看了这台演出。《中国茶谣》时长将近2小时，由王旭烽编剧，舞台上的“说书人”由中国茶文化学科的奠基人、《农业考古》杂志的创始人陈文华先生扮演，其中大量的传说、歌谣文本以及茶文化场景采自民间，高度浓缩、涵盖了中华民族的文化特色，以艺术再现的方式实现了一次中国茶文化的历史叙事。开篇语是从茶叶的神话开始：
话说盘古开天地，自有神农尝百草，日遇七十二遍毒，寻得仙叶作解药。
悠悠千年，相伴相生，华夏民族，品饮至今。
诸位，若问此为何物，草木之中一个人——茶也！
假如把《中国茶谣》的舞台呈现理解成作为民俗学田野调查的经验，那么茶文化历史叙事的研究从一开始就是从民俗实践出发的。对茶文化历史叙事的研究不能单以文本为中心，这早已被学界共识，尤其是关于茶文化的传说，更应该在田野中观察民俗生活，强调民俗表演的情境，以此对社区中特定的民俗事象和事件进行语境的描述和分析。
《中国茶谣》的文本集中了江南茶歌《八月望郎八月八》，四川茶歌《太阳出来照红岩》，贵州土家族茶歌《我打茶山过》，湖南安化茶歌《见妹正是采茶时》，益阳茶歌《十盅茶》等。时间上以惊蛰、清明、芒种、立夏、立秋、中秋、白露、大雪、除夕、春节等节气与节日为符号；以喊茶、佛茶、采茶、下茶、仙茶、施茶、讲茶、会茶、礼茶、祝茶为民俗事像；最终以劳作、恋爱、祈祷、婚姻、养生、离别、劫难、相思、耕读、团圆，表达华夏民族的生命形态，彰显了来自民间的茶文化历史叙事的意义与魅力。
图1 《中国茶谣》剧照，茶文化学科奠基人陈文华先生扮演着长衫的“说书人”
（钟泽磊摄于2008年5月）
茶文化学研究的主体主要由四种学术背景构成，并各有其优势与局限：
其一是茶叶科学家转而研究茶文化，这部分学者的研究往往是从茶叶的物质属性出发，重视茶叶健康、养生的功能，从而作用于人类社会。从吴觉农这位代表性的学者可以看出，中国现代的“茶学”发展远远早于“茶文化学”，茶文化的发展既得益于茶学，也受制于茶学。直到当下“发展茶文化，促进茶产业”仍然是耳熟能详的口号，茶文化似乎还在扮演附属于能够直接转化为产业能力的茶学。
其二是作家、文人、艺术家以茶为题材进行创作兼而研究茶文化，他们更多的是对茶文化的观察、体验、感受、欣赏以及反复的描述。
其三是以历史学、文献学为主要研究背景与方法的学者，他们也是当代茶文化学研究的主要力量，他们的研究往往带着中国历史学的传统，通过对文献、史料、地方志以及考古成果的挖掘研究来梳理、分析与考证茶文化的历史变迁。其叙事的主要对象势必就是历史上与茶相关的重大事件与重要人物。
其四是开始有学者运用社会学、人类学的视野与方法对茶文化领域加以探索与研究。
在此主要就后两种作论述：
（一）回顾过去的研究成果，中国茶文化学主要以历史学的方法展开。
1、茶文化通史。关于茶的通史方面郭孟良的《中国茶史》是一部简明的中国茶史读本，中华茶人联谊会编的《中国茶叶五千年》是第一部编年体的中国茶史著作。夏涛主编的《中华茶史》，王玲的《中国茶文化》，黄仲先的《中国古代茶文化研究》，王旭烽的《品饮中国——茶文化通论，姚国坤的《惠及世界的一片神奇树叶——茶文化通史》等著作从空间和时间的整体性上对茶文化进行了不同程度的梳理与研究。关剑平主编的《世界茶文化》[]与周国富主编的《世界茶文化大全》是对全世界茶叶生产、贸易以及饮茶风俗方面全貌式的介绍。
2、茶文化断代史。关剑平的《茶与中国文化》，从文化史角度对汉魏六朝茶史作了深入考证和研究。沈冬梅的《茶与宋代社会生活》，李斌城的《唐代茶史》，施由明的《明清中国茶文化》等考察了历史上不同时期茶文化的发展及其对中国文化的作用。陶德臣对宋代茶叶生产区域进行了归纳分析。朱自振、韩金科总结了我国古代茶类生产的两次大变革。孙洪升从人力、生产技术、市场作用及茶叶政策等方面说明明清时期茶叶生产发展的原因。陶德臣分析了清末官派留学生对中国茶叶科技初步建立的作用。
3、茶文化地方史。在茶文化的区域研究方面其实往往是借助地方志展开的地方史研究，张宏庸的《台湾茶艺发展史》，陈文华的《长江流域茶文化》，阮浩耕的《浙江省茶叶志》，陈先枢等的《湖南茶文化》，邹怡的《明清以来的徽州茶叶与地方社会》，葛长森的《金陵茶文化》，蔡清毅的《闽台传统茶生产习俗与茶文化遗产资源调查》，赵国栋的《茶叶与西藏：文化、历史与社会》等对特定区域茶文化进行了横向的剖析，分析了区域茶文化所引发的社会现象和文化现象。
4、茶叶传播、贸易史。在茶文化交流传播以及边茶贸易史方面的研究也很可观。邓九刚的《茶叶之路——欧亚商道兴衰三百年》全景式展现了清朝康熙年代至20世纪末300年间，北方草原以茶叶贸易为主的商贸活动。林其模的论文从英国资本角度、中印茶叶生产方式和国际茶叶市场结构的变化来分析近代中国茶叶出口衰减的原因。滕军的《中日茶文化交流史》是最早也是最系统的叙述与考证了中日茶文化在历史上的交流、传播及互相联系、影响，进而比较和探讨了中日茶文化的异同。姚国坤的《中国清代茶叶对外贸易》用详实的数据对中国清代茶叶外贸的发展以及澳门作为茶叶中转港的地位做了研究与介绍。仲伟民的《茶叶与鸦片——十九世纪经济全球化中的中国》与陈慈玉的《近代中国茶叶的发展与世界市场》运用海关报告等资料对近代中俄、中英茶叶贸易做了研究。
其中关于茶马古道方面的研究也很可观。石硕的论文[]较早的阐释了茶马古道的历史文化价值和特点。木霁弘的《茶马古道上的民族文化》对茶马古道沿线民族作了详细介绍，这也是为数不多的把研究目光投向少数民族的著作。魏明孔的《西北民族贸易研究：以茶马互市为中心》认为茶马互市具有时间久、分布广、涉及民族多等特点，并具有政治、军事、国防意义。王晓燕的《官营茶马贸易研究》研究了从唐代到清代官营茶马贸易制度的演变。熊燕的论文考察了唐代到明代茶马古道上滇西北地区和藏区的宗教文化交流情况。李旭的《茶马古道上的传奇家族》与《茶马古道——从横断山脉到青藏高原》是其带有田野调查报告性质的著作，从宏观历史研究视角转移到了对微观的个体的关注。
关于国内茶叶区域贸易史的研究也形成了规模。其中关于晋商的研究如石涛与李志芳的论文，梁四宝、吴丽敏的论文，都是运用了经济史学的方法来分析晋商茶叶贸易的利润与经营制度。此外，孙洪升探究了唐宋茶叶市场价格和茶商资本。熊英的论文与陶德臣的论文分别论述了近代湖南、浙江地区的茶叶贸易情况。此外还出现了对茶商个体的研究，如刘锦萍探讨了山西榆次常家与近代中俄茶叶贸易的兴衰过程，郑毅对徽商胡允源的研究。
通过上述的文献综述可以看出，自20世纪末以来，茶文化学的主流研究，是采取了历史学的基本态度与方法，其主要的途径是对历史文献的挖掘与整理和对考古报告的利用。此外，还有更多未被例举的关于茶文化的著述则大多是文人式的反复描述与感性体验，这可以说是从古代茶文化典籍延续至今的一个传统，有时很难区分文化散文与学术研究的界限。大量学者还做了卷帙浩繁的汇编、通典式的文献整理与搜集，各地也做了很多类似茶文化志的工作。
（二）社会学、人类学、民俗学的茶文化研究。
在以往的茶文化学中，茶叶民俗也是一个方面，如余悦的《事茶淳俗》以及姚国坤、朱红缨的《饮茶习俗》[]等著作对中国各地茶俗做了比较全面的研究，初步具备了茶俗学理论框架。
但这一阶段的“茶俗”仍非以民俗学的立场与方法全面介入，严重缺乏长期、深入、全面的田野调查，而仅仅作为“茶史”中某一个类似于历史材料的块面出现。
然而对于茶馆的研究是一个持续深入的突破口，成为研究的亮点。最早开始进行茶馆方面研究的是日本学者铃木智夫，他在《清末江浙地区的茶馆》一文中，首次观察茶馆和中国人社会生活的关系，随后国内的研究层出不穷，尤其是王笛以社会学方法通过茶馆对区域历史进行微观的研究成果显著，对公共生活、下层民众与地方政治的观察。
特别要注意的是，近年来学者们开始运用人类学、社会学、民俗学的方法展开关于茶文化的研究。张静红运用人类学方法研究云南的普洱茶，近年来具有开拓性成果。不同群体在不同地点和不同时间对茶的“本真性”有不同理解。通过多元的视角，观察普洱茶品味上的差别是不同人的自我言说之间相互互动的结果，而且，任何一种自我言说都不是绝对独立自足的，而是纳入了借来的、调适的以及被“再本真化”的多个因素。这个问题不仅在普洱茶中存在，也是中国各种茶叶在消费过程中共有的一种内在机制。另外，以调查地茶叶经济的兴起为例，探讨在跨时间、跨空间和跨情境的转变中，茶的价值标准与其相关的地方文化形象如何逐渐被确立的过程。普洱茶所置身的独特的社会文化背景下，在经济利益、文化构建、地方互动、政府导向等多种力量的驱动下逐渐形成的。对于茶文化的非物质方面，张静红的论文通过台湾茶艺的发展折射出台湾经济社会的变迁以及台湾在政治及文化认同上的纠结与矛盾，这也为本论的研究提供了视点。肖坤冰运用人类学方法长期考察研究武夷山地区的茶。她的著作重视武夷茶的历史叙事、海外市场对武夷茶“意义”的重塑、社区中的仪式传统、王朝国家力量以及各种利益群体之间的权力博弈，从而对区域社会变迁之多重因素交互作用的过程，进行地域化的理解和做出历史性的解释。通过茶叶在国内跨区域、跨族群的流动，以及茶叶融入世界贸易，透过茶这一“物”来理解其关涉的社会多个面相。
（三）茶文化学与民俗学（文化人类学）结合的立场。
中国的茶文化自唐代茶圣陆羽的《茶经》开始直到当代的研究，其叙事的主体几乎是上层社会，往往是帝王、官僚、高僧与文人。比如，唐、宋时期向朝廷进贡的团饼茶以及与“贡茶”相关的内容成为概括这一漫长历史时期的茶文化风貌，而对于不掌握文字、无法进入被书写历史的民间吃茶风貌则语焉不详。这种研究习惯被延续至今。因此对中国茶文化研究的范畴、视角以及方法还需要进一步的拓展。关注多元的茶文化叙事主体，特别是对以“常民”为主体的叙事展开研究一向是匮乏的。中国茶文化如何从历史学的研究范式与学术传统中超越出来是关键的问题所在。现存文献和实物的主要来源是不全面、不均衡的。特别是许多茶史资料来自中国社会的精英阶层，必然只反映少数特权者的兴趣爱好。
以往的研究即使是专门针对茶的民俗，也是将其作为一项重要论据的资料来印证茶历史的真实过程。当地人在现实生活中所从事的茶文化实践是被忽略的，学者没有从茶文化传承与变迁的角度来关注当代人的生活。此外，中国缺乏对茶叶生产、生活相关的“民具”的研究，主要关注于非物质文化方面，比如制茶的工艺、饮茶的艺能。
三、结论
基于民俗学立场的中国茶文化学应该把更多的研究资源从历史文献中解放出来，深入到极其辽阔、鲜活、变化中的茶文化田野（Fieldwork）之中。研究方法由文献、文本研究向着田野调查转换。随着茶叶、茶器作为物质在全球的流动，要采取“比较民俗学”、“比较文化”的研究态度，不囿于“一国民俗学”，而是在广阔的东亚乃至全球视阈下展开研究。研究视角要“向下看”，从以往对以帝王将相、文人高僧所书写的茶历史的研究扩展到对“庶民”、“常民”的研究。
本文选自《茶文化学刊》2025年5月第1期，人大复印报刊资料《文化研究》2025年第11期全文转载，内容与注释略有删改，如需引用请参见原文。
作者：潘城，厦门大学中文系博士后，神奈川大学历史民俗资料学博士，中国国际茶文化研究会学术委员会委员，广东外语外贸大学东方学研究院客座研究员，西南林业大学茶文化研究中心客座研究员，曾于浙江农林大学茶文化学院从事教学科研15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