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从佛教中的“报恩”看东亚孝道思想
早期发祥于印度的佛教，有很多佛经可能是传入中国后出现的，但其内涵和现代的佛教教义或教理基本一致。这种来自于佛教传入中国后长期与地域传统民俗的融合和共享，意味着东亚各国佛教曾经拥有相同的传承性格及文化包容性。以与报恩相关的“盂兰盆节”的思想为例，似乎能够说明报恩与孝道的关系。
农历7月15日，佛教称之为盂兰盆节，道教称之为中元节，俗称“鬼节”，是重要的民俗活动之一，民众要举行祭祀仪式，寺院进行水陆道场、施饿鬼法会及放焰口等仪式。中国的汉蒙藏地区及日本和韩国等东亚佛教圈至今依然延续着盂兰盆会尽孝的传统。由此可见，我国各民族地区及东亚各国的传统历法曾经长期共享，意味着东亚佛教圈曾经拥有相同的时间制度、天时观念和颇为相近的孝道观。通过相同或者基本一致的传统历法来编制各自的日常生活和道德规范，从而在东亚佛教圈均产生了具有相当共通性甚至是部分雷同的节日仪式。在数千年之久的历史中，佛教的思想构成了东亚佛教圈共同或相近的生活结构。在这个意义上，《报恩经变》的要点在于“盂兰盆经”或“目连救母”等相关典故中蕴含的孝道思想传承。
在日本，盂兰盆会或者施饿鬼仪式也是重要的民间活动之一。由于明治时期的历法改革，如今除冲绳、奄美岛等地仍是于农历7月15日举行之外，关东地区、东北地区等都是在西历7月15日举行，届时各地都会以放灯笼或者放入河川中的小纸船的形式来超度亡灵。另一方面，东南亚各国的上座佛教也有在西历7月至10月之间，举行与盂兰盆会相似的雨安居节（Wan Ok Phansa）。根据日本学者辛嶋静志的描述，盂兰盆节的起源与上座部佛教的雨安居节实际上是相同的，其意义和起源都可以追溯到释迦牟尼的时代。在《佛说盂兰盆经》中所描述的目连尊者救母的故事，虽然不能在早期佛典中找到，但僧人和在家修行者救助变成饿鬼的直系亲戚的故事在各种佛典中都有迹可寻。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日本学者入泽崇以《佛说盂兰盆经》与其异译的“报恩奉盆经”进行了比较研究，认为“盂兰盆会”是以《报恩奉盆经》为基础而形成的，类似于目连救母的故事就以“舍利弗母饿鬼事”之名，将印度的风俗信仰引入佛教思想中的。其宗旨是通过救济饿鬼来向父母报恩，另一方面，单从敦煌出土的《佛说大报父母恩重经》、《佛说父母恩重经》、《父母恩重经》、《报恩经》、《父母恩重讃》、《报慈母十恩德》、《佛说佛母恩重难报经》、《佛说盂兰盆会经》、《盂兰盆会经》、《报恩奉盆经》、《孝顺乐赞》、《孝经》等文献看都是讲述报恩的。由此可见，中国佛教的报恩与印度原始经典的报恩是有渊源的，并且“报恩”思想和佛教教义中提倡的“平等”这一逻辑互不矛盾。佛教传入中国，又与我国各地风俗及儒家的“孝”相互融合是不争的事实。
在印度的原始佛教中，关于“报恩”的思想也是应对基本人类生活的，尤其是父母与子女以及其他人际关系、伦理道德、社会秩序等，从而构成了共同或相近的生活中的“报恩”体系。从民俗学视角来看，出家僧为其父母归依三宝，把出世间修行的实践行为作为“报恩”。这应该是在大乘佛教中，僧侣们对于发大慈悲心救度众生成佛的必经之路，作为僧侣、或者化身者和尊者、上师（善知识者）的“师恩”，即强调为师恩、佛恩、法恩，其基本意义是作为修行者自己从众生利益来教化他人的精进修行，从而被认为是修菩萨道的实践德行的根本。其意义与敦煌文献中《报恩经变》反映出的报父母养育之恩固然有差异，但从东亚佛教圈强调对父母的报恩现象这一点上，可以看到佛教报恩与儒家孝道这两者的融合与共通。敦煌文献中各种有关报恩经卷的存在，足以反映了报恩和孝道伦理有密不可分的关系，也体现了唐代初期开始这些思想已渗透到社会底层的民众日常生活或者民俗文化中，作为一种社会道德的内在秩序发挥着作用。
尽管东亚佛教圈各地出现的《报恩经》的内容略有差异，但其核心思想是一致的。甘博藏绢本《报恩经变》画上的内容对比各种报恩经虽然明显的简略，但其利用视觉性的图绘也足以体现报恩经的核心思想。从佛教教义看“报恩”这个词本身可能就是从“布施”演变过来，指各种各样的布施行为、甚至报恩本身就是布施的一种方式。后来逐渐形成了第一报父母恩，第二报众生恩，第三报君王恩，第四报佛法僧三宝恩，第五报施主恩，第六报师恩等次序与类别。第五和第六也可以涵盖在众生恩内，所以一般佛教讲四种恩，关于“四恩说”在《大乘本生心地观经》中有详细的描述。
总而言之， 从报恩到孝道的传承不仅贯穿了我国各个民族地区，同时也被日本、韩国等东亚各国所吸收，反映了佛教文化在传播过程中与地域民俗文化交融，形成佛教中国化的特色，也是东亚国家文化共享的一个重要体现。
结语
甘博藏绢本《报恩经变》画作为敦煌文献和壁画中的佛教报恩思想为何能够“中国化”而传播广泛、传承至今？不同版的《报恩经》和《报恩经变》画面情景最能够反映出佛教民俗现象，并且东亚诸国的孝道思想也深受我国报恩经的影响，在佛教中国化的过程中，体现出儒释道文化的融合性和多面性的特质。而以上两点特质就是《报恩经》和《报恩经变》思想的广泛传播、保持长久生命力的主要原因。
《报恩经》的起源受到中国传统孝道思想的深刻影响。用佛教民俗学的视角去审视佛教经典变化是非常重要的，外来佛教进行中国本土化的过程中，是根据接受者一方的逻辑再构成的，能够形成“佛教中国文化”就不为奇了。
《报恩经》的核心部分是根据经文内容以视觉图像向世人传递报恩思想，同时也起到教化民众道德规范的作用。自古中国就是一个文化多元化的大国，从敦煌壁画中可以看出，古代边疆各民族之间经常发生冲突，古代社会若是没有类似于这样的伦理经典来教化众生，是很难构建一种安定、和谐、文明的生活。由此，《报恩经》在我国传遍各个民族地区，同时也随着中国佛教东渐，在朝鲜半岛、日本等东亚佛教圈被广泛接受，逐渐形成了东亚孝道思想的共同体。
《报恩经》主张的“恩”，不仅是对父母的肉体和生活上的物质行为，更指出通过出家信仰三宝，人生有所作为乃至成佛，这才是真正的报恩，也称为是“大孝”。甘博藏绢本《报恩经变》画中的十五幅民俗现象图所反映出的“孝道”是一以通过佛教仪式使父母皈依三宝、开启智慧、寿终后往生净土极乐世界、彻底脱离六道轮回及人生之苦，才是该画体现的佛教应有的孝道。相对来说，不顾家国情怀，单纯陪在父母身边尽“孝”，在佛教教义中被认为是“小孝”。这种思想，在《佛说盂兰盆经》及释迦牟尼佛出家的故事中都有所体现。至今在蒙藏佛教寺院中有“一人出家，九族升天”的谚语，这种说法不仅在我国，在日本、韩国等东亚佛教圈也是存在。
报恩思想极有可能是从佛教六度思想中的布施或者平等思维转化而来的，同时也构建起了出家为“报恩”或“大孝”的思想。因此，佛教中国化及由此带来的东亚佛教圈共享的孝道思想为敦煌文献、壁画赋予了民俗研究的新格局，及新意义和新价值。
本文选自《丝路文化研究》2023年第1期，内容与注释略有删改，如需引用请参见原文。
作者：根敦阿斯尔（1980— ），男，蒙古族，内蒙古自治区呼和浩特市人，敦煌研究院佛学研究中心副研究馆员，日本神奈川大学博士。研究方向为敦煌学、佛教民俗学、比较民俗学、佛学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