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民俗的环境思想
“民俗的环境思想”到底是什么？野本认为，自古以来，“大部分日本人的日常生活中，都蕴含着与大自然和谐共生的自然观以及民俗道德”，这就是“民俗的环境思想”。野本通过对自然民俗的考察，将其进一步细化为“资源保全”、“应时”与“再生”三个方面，共同指向“人与自然的共生”关系。野本提出“民俗的环境思想”，旨在唤醒现代人对环境问题的主体意识，推动环境问题的解决，并促进人与自然共生关系的实现。
其中，“资源保全”实质上指的是对自然资源的有效利用。人类的生活受惠于自然，并与自然共存。为维持这种关系，我们必须禁止对自然的掠夺，并守护自然存续。“资源保全”的思想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传统的生计活动中利用自然的民俗及其技术。比如，野本提到福岛县地区制作“曲物（magemono）”时，会根据所需尺寸大小有所选择地砍伐树木，而树木的不同部位，其用途也各有不同。二是各地传说以及民间故事中所蕴含的“资源保全”思想。比如东北地区“鲑大助”故事中体现出的禁渔思想。“应时”思想指的是人们遵循自然节律开展活动，尤其是饮食活动的生活方式。而“再生思想”主要指在生计活动中对再生植物的行为禁忌以及对植物再生的祈愿。总而言之，所有的“民俗的环境思想”都指向一个目标，即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
笔者认为，“民俗的环境思想”的提出，是生态民俗学对当代社会环境问题的一种积极回应。随着现代化进程的进展，人类活动对自然环境的影响愈发深刻。全球变暖、环境破坏、自然资源枯竭等问题已成为人类社会广泛关注的共同话题。这不仅要求人类反思自己与自然的关系，也要求各学科做出应对。正如刘晓春所言，“人类与自然如何和谐相处，已经成为当前国际社会以及自然科学、人文社会科学迫在眉睫的共同话题。”而野本在“生态民俗学”研究中提出的“民俗的环境思想”，正是日本民俗学对现代语境中的社会问题，特别是环境问题的一次积极回应。
野本的“生态民俗学”在研究之初，主要立足于民俗学自身的问题所在，旨在重新整合和分析民俗事象。其后，随着研究主题的不断深化和具化，野本的问题意识也发生了转变。即，试图通过“生态民俗学”的研究回应、解决现代社会的问题，特别是环境问题。野本批判了人们解决环境问题时重科学而轻人文的倾向。他指出，人们“理所当然地采用现实的、自然科学层面的对策，但在思想层面，其对策却发展缓慢”。面对上述局面，日本民俗学作为一门探索日本人生活的学问，应该也有能力回应现代社会中最为急切的问题，即环境问题。野本提出，日本人的祖先在处理人与自然关系时已经形成了一套智慧的传统，这种传统是“先人们的信息”，并在日本成为民俗不断被传承，理应成为解决当前环境问题的思想对策。基于上述观点，他在《共生のフォークロア·民俗の環境思想》（1994）中提出了“民俗的环境思想”一说。
针对现代社会的环境问题，野本站在民俗学的立场用“生态民俗学”做出了回应。他从自然民俗的资源中挖掘、寻找对策，找到了“民俗的环境思想”资源。不过，对于野本的“民俗的环境思想”，菅丰却提出了以下质疑：
“事实上，传说真的可以在实际生活中保护自然吗？对于这一点，野本并没有实证性的研究。即使我们假设传说可以改变人对自然的行为，并使自然变化的程度有所减弱，但也不可能通过水质保护以及环境保护的民俗探求传说的意义。归根结底只是结果论而已。自然环境的保护与信仰、民间故事之间不存在联系。”
菅丰对野本的批判本质上是对“民俗的环境思想”的传统思想资源与现实“环境问题”之间关系的质疑，主要体现为两点：一是质疑两者之间是否存在联系性；二是质疑前者对后者的有效性和实践性。对于第一点质疑，笔者是赞同的。野本的研究主要是对民俗事象的采集、排列和整理，确实缺少一定的实证性分析。从学术的严谨性来看，对野本提示的线索进行长期的、实证性的调查研究，是后来的研究者不可回避的问题。实际上，纵观野本的“生态民俗学”研究时，我们也应该抱有这种严谨的态度。
对于第二点质疑，笔者持谨慎态度。笔者认为，野本试图通过“民俗的环境思想”解决现代社会的环境问题是有效的。虽然这种有效性可能表现为持续的间接作用，但我们并不能因此否定其作为民俗思想资源的价值。中国学者罗勇也与野本有着同样的学术取向，他关注客家的风水信仰与水资源利用保护之间的关系，指出风水信仰中的信仰要素与水资源的科学合理利用之间发生了暗合，证明了风水信仰与水资源保护的相关性。因此，当我们站在反思人与自然关系的前提下重新审视民俗传统中的思想观念时，并非是将民俗传统视为即时性的具体措施，而是将其当做一种思想资源。而如何促使人们对这种资源加以利用，并使其在当代社会中发挥出应有价值，也成为生态民俗学研究的意义所在。
不过，需要注意的是，虽然野本希望解决现代社会的环境问题，但他在寻求应对方法时却是扎根于传统社会。这就意味着，野本的研究目的与方法存在背离。虽然野本提倡的民俗思想在传统社会语境中可以发挥作用，但这并不代表在现代语境中可以实现同等效果。因此，当我们评价野本“民俗的环境思想”时，也应该认识到这一点。
四、结语
野本宽一的“生态民俗学”作为日本民俗学应对现代社会环境问题的第一股热潮，深刻地影响着日后环境民俗学的发展。笔者认为，野本“生态民俗学”的学术贡献主要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一、提倡并开拓了“生态民俗学”的新兴研究领域；二、在“生态民俗学”研究中提出并运用了“民俗链”的研究方法，促使日本的民俗志书写从主题式的民俗志转向了有机的、整体性的民俗志；三、在分析民俗事象关系的过程中提出了“民俗生成结构”的分析框架，其中以“食物的民俗结构”以及“信仰环境论”为代表。虽然在上述理论框架中展现的民俗事象及其关系的分析缺乏严谨的实证性考证，但该理论对民俗事象的整体性把握值得肯定；四、从思想层面对现代社会的环境问题提出了“民俗的环境思想”的应对方式。
虽然野本的“生态民俗学”存在一定理论上的不足，并缺乏一定程度的实证性考证，但其在日本民俗学史上仍然具有重要的意义，主要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一、“生态民俗学”作为民俗学与生态学结合的产物，实现了人文科学和自然科学的跨学科合作，体现出日本民俗学研究的前瞻性；二、“生态民俗学”作为“民俗链”研究法下，以自然为中心的民俗志书写，不仅拓宽了日本民俗学对自然研究的范围，也为当代社会民俗文化的记录和保存工作做出了巨大贡献。随着现代化进程的推进，自然环境的变化以及人与自然关系的变迁，“生态民俗学”所记录的民俗资料作为不可再生、不可再调查的学术遗产，其价值愈发突出；三、“生态民俗学”对现代社会的问题，特别是对环境问题的关注，体现出“生态民俗学”作为民俗学研究的人文关怀，也是日本民俗学在现代语境中一次具有现代性意义的探索；四、“生态民俗学”作为日本民俗学应对现代社会环境问题、探讨人与自然关系的第一股研究热潮，为日后“民俗自然志”以及“人与环境的民俗学”的出现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本文选自《文化遗产》2022年第4期，内容与注释略有删改，如需引用请参见原文。
作者：
程亮（1980-），男，汉族，江苏南京人，广东外语外贸大学日语语言文化学院副院长、副教授；
邓桃香（1997-），女，汉族，广东阳江人，中山大学非遗中心博士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