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传统、市场与民俗技艺再生：城乡间单向“流动链”的拓展路径
（一）传统赋值：腌鱼“技艺性”“文化性”符号价值的获取
1985年，农村改革进入第二阶段，国家完全取消了“统购统销”，开始鼓励农村非农产业的发展。乡镇企业、私营企业等不同形式的农村企业和个体经营等均开始在农村地区快速发展，农村由自给半自给的小农经济迅速向商品生产转化，新的生产组织形式也应运而生，专业户和经济联合体越来越多。渔村也不例外，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文武港码头逐渐形成一定规模的干海鲜产品市场，文武港冷藏厂、水产食品公司、海珍品实验场、港东养殖公司等涉渔企业自1991年始陆续出现，经营腌鱼的销售点也应运而生。
随后，港东社区在落实和推进乡村建设过程中先后获得“山东省旅游特色村”“青岛市渔业强村”等称号，其生产结构和方式也由渔业捕捞业为主逐渐向旅游服务业转型。为适应社区转型，1991年至2020年的29年间文武港码头前后经过6次修建，既为港东渔业生产活动提供了方便，也为海产品市场的扩张创造了更广阔的空间，其定位也从单纯的渔船归港停靠码头转变为兼具观光服务功能的旅游码头。截至2019年底，仅港东码头纵长约800米的岸边就建有渔家宴、海鲜商行等38家。每年春秋及初冬季节，文武港码头上随处可见大大小小用于晾晒腌鱼的架子，“透明化”的生产加工过程，吸引了更多顾客到码头买鱼。
港东腌鱼技艺随着港东社区及文武港码头定位的转变被更多“外地人”所认识。港东渔民以“尊重传统、传承技艺”为指导，结合“原料新鲜、海水洗海水卤 、海风晾晒”的传统腌制经验，进一步探索出“甜晒鱼”“汤腌鱼”等远近闻名的港东腌鱼品牌。在访谈调查中，可以深刻体会到当地渔民的共识为：港东腌鱼的高知名度得益于对老一辈渔民手艺的传承。“从老一辈出海就开始（腌鱼），那时候在船上腌的特别好吃。”“港东的一卤鲜是老一辈传下来的手艺。”“这也是我们这的传统文化，得传承下去”“我们港东自古以来就是渔业为主的村，历史的东西不能失传，现在小辈起来了，还是得传给他们。”所以，即使在现代社会中，人们也在不断地重复自己，因为只有借助传统，才能获得能动性。传统既赋予了港东腌鱼“变化中的恒久”的价值，也为腌鱼在“送顺”习俗逐渐淡出民众日常生活实践后仍活跃不止提供了先赋条件。
如果说传统赋予了腌鱼“技艺”身份，那么媒体的宣传则提升了腌鱼的“文化”价值。从地方性的青岛电视台《今日》《生活在线》到中央电视台《第一时间》《农广天地》《舌尖上的中国》等栏目，多次对富有渔村特色的港东腌鱼加工技艺进行了详细的专题报道，仅2020年1到10月间的报道次数就达12次之多。同时，自媒体的传播方式也被当地销售商和村民灵活地运用起来，抖音、快手等直播平台成为日常宣传和销售的重要渠道。
综上，与集体化时期水产站统一加工出售及港东村的鱼票政策使腌鱼被动获得的“制度性”身份不同，港东腌鱼基于传统的生活技艺经验与现代的传播手段而获得的“技艺性”、“文化性”身份是渔民对曾经习以为常的日常生活内容的反思和自我加工，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其对传统技艺和自身劳作经验的自觉。能够激发这种自觉的原因在于腌鱼技艺在市场中展现出的经济价值，经济利益的获取增强了当地人对传统技艺的认同感，这种认同感又促使他们转身寻找和挖掘技艺在日常生活中的内涵，进而让传统技艺在变化后的社区空间中能重新定位并获得发展。另一方面，虽然传统的“送顺”习俗已逐渐淡出民众的日常生活，但因为在新的生活实践中咸鱼获得的“技艺性”“文化性”身份，使其踏上了新的礼物流动之路，进而在新的社会网络中重新寻找文化生态平衡，“传统不会消失，而是以一种新的形式重新生长在我们的生活中”。
（二）市场力量的渗透：城乡循环下的“送礼”路径
自1984年中央一号文件首次提出，允许务工、经商、办服务业的农民自理口粮到集镇落户以来，经过三十余年的“进城”之后，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要“建立健全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这意味着乡村发展从过去对城市的被动依赖为主将转变为依靠乡村内生动力为重，挖掘曾经活跃在乡村生产与生活中的资源要素成为提升乡村内生动力的关键。所以传统“送顺”习俗虽然已脱离日常生活，但在城乡融合发展的背景下，如何以城带乡、找到促进村落发展的资源并融入到城乡大循环市场中的课题，驱使当地村民产生了挖掘传统技艺的文化自觉。港东腌鱼获得“传统”技艺文化与“当下”时势的赋值之后，市场价值被挖掘和重估，再次成为“送礼佳品“，不过这次的腌鱼流动路径和特点已迥异于过去相对闭合的村际互动圈。接下来，我们通过以下三则访谈记录来厘清在市场力量主导下港东传统腌鱼技艺重获新生的原因，以及依托腌鱼作为“礼物流动”路径而形成的新型社会关系所具有的社会结构特征。
我本来就是渔民，从17岁（1978年）开始打鱼。当天出海回来，直接腌制晾晒，我们叫“当流鱼”。食材新鲜，鱼就好吃，而且割鱼也很有讲究，要有专门的刀，不能回刀，我一小时能割480条鱼……印象很深的是去年（青岛）市里有个婚宴，宴请的人家从我这里预定了200多份拼盒当伴手礼送给参加婚宴的宾客。每份里面放甜晒鲅鱼、半斤海米、半斤扇贝柱、半斤虾皮。我在包装盒上做了二维码，不知道吃法的人可以添加微信询问。后来有很多人因为好吃，又回购或者买了送给其他人。
因为俺家腌的质量好，我们还经常接到企业单位给员工发福利的订单。像现在要过年了，我们就做拼盒，都是真空包装，除了我们的特色鲅鱼、古力鱼、面包鱼、老板鱼、白鳞、扁口鱼等都会一起放到拼盒里。
很显然，渔民刘ZZ凭借自己“精湛”的腌鱼技艺将咸鱼很好地融入到城（青岛市内及更远）乡（港东）之间的交易链中，而不仅仅是在港东渔村与周边村落之间流动了。传统的技艺、特殊的环境、与时俱进的包装，共同构成了港东腌鱼的特色。对此，港东大辉海产品店的负责人刘YF很条理地提出他的个人见解：“我们这里的腌鱼，一是原料好，用的都是刚打捞上来的鲜鱼；二是用海水冲洗海水来卤，口味和用淡水的是不一样的；三是保留了以前的手工腌制方法，都是雇的当地渔民来腌制晾晒；四是这里的海风比较大，晾晒的时候可以将表皮迅速吹干。”所以“原料”“口味”“手工”这些词语强调出渔民对传统技艺及其产品的珍惜，通过这种情感试图让购买者和收礼者重新找回“快乐感觉和欢乐场面，解除现代性对日常生活的技术化组织化控制”。这意味着，现代性逃离为传统生活技术在现代日常生活的复活提供了可能。
从刘ZZ提到的婚宴伴手礼、单位福利礼品两个案例中可以看到，此时腌鱼并非当地渔民与其他村村民间人情往来的载体，而是城里人借助乡村特色产品，通过购买——即市场的介入，作为特色礼送给礼物接收方用来维护某种日常关系（如情感关系、工作关系、利益关系等）的媒介。在这个过程中，原来相对封闭的村际互动圈也被打破，呈现出以下新的市场流动状态：
港东的腌鱼可以当礼物送人。……给他们这个鱼肯定是比奶类蛋类好，这个东西（腌鱼）挺贵，这三条小鱼就得一百来块钱，这个面包鱼五十块钱一斤，两条就一百，这个小鳗鱼挺实惠的，才三十块钱一斤，但是这个没有货了。
我这里的固定客户多，逢年过节就从我这里订货……发货呀，全国各地都有，长春、山西、内蒙古什么的，去年过年还有发到湖南去的，对那边的人来说稀罕、有特色，也是个尝鲜吧。
刘CX是一位在港东从事海产品销售三十多年的摊主，在文武港码头经营两个摊位。在访谈期间她向我们展示了手机中近千名微信好友。就在访谈开始之前，她还刚为一位要送给甲方客户的青岛市内的订货人发出了快递。根据这段访谈和刘CX的经营背景，可知：一是因“传统性”“技艺性”等特色，腌鱼具有了“可以当礼物送人的”、超过奶类蛋类的使用价值；二是腌鱼的流动路径表现为“由市内订货人（购买方）下单，从刘氏（销售方）手中购买→刘氏发货→递送给订货人的送礼对象（收货方）”，这与“送顺”习俗中的流动路径明显不同。可将其图示如下：
图1 腌鱼在“送顺”习俗与新“送礼”行为中的流动路径
我们在图1中可以看到，“送顺”习俗中的“送礼—回礼”双方是二元模式的，由港东与周边村落在“送礼”与“回礼”中进行双向互动，并进而在一定地理范围内形成相对封闭的村际关系圈。而在城乡资源要素流动中，腌鱼的礼物流动之路是链条式的，出现了腌鱼购买者/送礼者、腌鱼制作者/销售者、收受腌鱼的收礼者三个主体。送礼的主体并非港东村内腌鱼技艺的掌握者，收礼者的回礼与腌鱼的发出点——港东及渔民无关。从港东村来看，因腌鱼产生的关系路径（如图1所示）是以港东腌鱼的制作者/销售者为中心的单向链条，经由“近千名微信好友”各自独立形成近千条单向的流动链条，最终呈现出辐射状的流动路径，突破了过去的相对封闭的港东与周边区域内的双向互动圈的限制，而能够不断扩充和延伸。
在刘CX的“近千名微信好友”中，青岛市内人数约占35%，全国各地除海南、西藏、贵州、福建外，每个省份均有刘的“好友”，可见其辐射范围之广之远。基于此，因腌鱼技艺串联起的社会群体始终处于流动性的变化之中，各个城乡群体之间通过腌鱼技艺的成品买卖与收受建立起了“具体联系”。靠此“流动性”与“具体联系”，传统民俗技艺开始影响村落社会网络的扩展及人力资源的流动，如下面的访谈案例。
我主要经营金海诺海产品合作社，雇了五个人，主要集中加工、包装和出售港东的各种腌鱼。今年到这个月（10月）都已经发货100多吨了。端午节、中秋节、过年等这些大“日子”前两个月，我们合作社的人就集中起来忙活。……现在我们这的腌鱼可以快递到全国各地，像新疆、河南、内蒙古、东北的很多地方我们都经常发快递。有些是外地的客户在网上直接下单，也有很多是与我们建立了联系后，让我们帮忙挑选、包装后让直接邮寄到全国很多地方，就是送礼了。
从高AH的描述可知，港东已经与全国各地的城市、乡村发生了关联。在新的日常“送礼”路径中，涉及“送礼者（腌鱼的购买群体）—礼物提供者（腌鱼的销售、加工群体）—收礼者（腌鱼的接收、消费群体）”这三个群体，而送礼者与收礼者的来源地受城乡融合、市场交易空间扩大、现代传播方式的多样化等影响，已遍布全国各地。在调查中我们发现捕捞季节的港东码头上店主或摊主自己在抖音、快手等网络平台做“主播”，直播腌鱼的过程、推销产品等行为已颇为流行。传播方式的网络化与个体化、物流运输的便利性，共同促使包括港东在内的开放式城乡关系链越来越长。
其次，从港东码头销售点老板的来源地可知城乡关系链的延伸进一步提升了传统民俗技艺市场价值的吸引力。
表3 港东渔码头腌鱼销售点数量及老板来源地统计
市场的渗透使港东腌鱼从传统民俗技艺转变为包括加工、包装、销售等在内的“腌鱼产业”，从而将村际之间的社会关系拓展为城乡之间的社会关系。“腌鱼产业”的出现让更多人认识到其作为资本要素的价值所在，据高AH的介绍，2020年底春节前2个月内，她销售的腌鱼仅快递费就已达到12万元有余。自2000年尤其在2015年后，每年都有返乡村民甚至外地村民、市民加入到港东腌鱼的制作和销售中，或设立集中收购—销售点，或成立包装设计公司，或建立电商平台等，从而促进了城乡间人才要素的双向流动。
综上，传统腌鱼技艺之所以能够在现代社会中实现“传统的复活”，在于它始终没有脱离当地民众的日常生活。“送顺”习俗存在时期，腌鱼既是港东渔民日常饮食中的重要食物，也是日常社会网络圈内人情往来的载体；“送顺”习俗消失后，港东社区的发展融入到城乡循环中，港东渔民及时抓住传统技艺的文化价值，挖掘出腌鱼在城乡流动链条上的经济资源价值和社会文化资源属性，让传统民俗生活技艺得以传承与发展。 正是在现代社会中，地方民众“通过呈现过去的时间与文化、浓郁的地方途径，吸引、配合着休闲旅游的观光人潮”，并“形成地方发展的优势资源”。港东传统腌鱼的符号性身份也对流动日益频繁的人群构建身份认同具有重要作用，由此成为吸引人才返乡的重要资源。
四、结语
通过梳理港东传统腌制技艺的发展脉络，我们看到传统技艺传承与再生的背后与地方习俗、国家力量、民间自治政策、传统再造、市场渗入等元素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也提醒我们在关注中国社会现象和问题时，更应该关注到地域社会习俗和群体成员行为的特殊性和复杂性。而且这种复杂性恰恰是通过日常生活习俗等“地方性知识”体现出来的，比如港东渔民话语中的“送顺”，就很巧妙地传达出礼物兼具的工具性与表达性。因此对“地方性知识”进行本土的解释和分析，从学术层面来讲，既是社会科学研究本土化发展的需要，更是建构民俗学话语体系的主体性、本土性和时代性的前提。从现实层面而言，也是实现村落内生性发展和自我治理的根源性动力，“传统的礼俗如果能够赋予它新的内涵，使之成为现代的礼俗，那么，礼俗概念也就能继续生长，继续发挥作用。”
此外，传统腌鱼技艺在不同发展阶段不断调适以保持与日常生活习俗和实践始终紧密结合， 由此让我们重新思考民俗学中“传统”与“现代”的关系。时间的逝去、社会空间的转型并不意味着“民俗的消失”或“传统的式微”，同样，当下民俗技艺的再生、民众对传统的挖掘和认同，也不能完全视为“民俗的复活”或“传统的再造”，其实是民俗事象在社会变迁中的自我调适与发展，是具有自觉本体性的。因为民俗存在于社会群体中，反映的是一种关系，社会群体的更新迭代不曾中断，社会关系的演变也不会停止，那么民俗自然也会不断调整，从而展现其丰富且复杂的内涵。比如通过送顺习俗中的传统民俗技艺传承，可以折射出传统乡村社会关系限于村际之间，以家庭关系为核心，具有相对封闭性和二元互动性，却又能看到国家在场与民间自治在村落发展中互动与博弈；而在新的“送礼”行为中腌鱼技艺获得再生的背后，是技艺历史的赋值，也是新的市场力量的加持，民俗中的“民间”和“民众”已突破乡村限制和所谓的边缘地带，而是被拉进了城乡融合发展的主流关系中，是开放的、是可拓展的、是讲究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的。这正是民俗学在新时代背景下调查、整理乡村历史文脉和文化资源时所应该采用的城乡关系新视角与实证吧。
故而，深刻理解“村落传统文化是乡村振兴之魂，是基层社会治理的重要助力，发挥着调节人群关系、凝聚社会认同等重要”的含义，在社会转型中，及时调整民俗学的研究对象、研究视角和研究范式，将民俗与社会治理关联起来，时间上既追溯传统又朝向当下，对象上关注民俗事象更重视其背后的群体与存在的日常生活，方可让民俗学学科在现在与未来更具解释力与生命力。
本文选自《民俗研究》2021年第5期，内容与注释略有删改，如需引用请参见原文。
作者：王新艳（1984—），女，中国海洋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历史文化系副教授，博士，硕士研究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为近现代社会史、中日海洋民俗、非物质文化遗产等相关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