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日文化交流史》第65期:“文化环流”视域下的东亚文明探索——王勇先生的日本 东亚研究

发布者:张光新发布时间:2026-11-19浏览次数:10

“文化环流”视域下的东亚文明探索
——王勇先生的日本·东亚研究


江静、谢咏



在国内日本、东亚研究领域,王勇先生及其带领的学术团队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其研究成果不仅影响了学界对东亚文化交流史的认知框架,更以开创性的理论与扎实的文献实践为该领域的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


回溯王勇先生的学术生涯,1989年是重要的起点。彼时,王勇先生在杭州大学发起成立日本文化研究中心。即便初创时期面临无专职编制、无固定经费、无专属办公场所的“三无”困境,团队仍凭借着对学术的热忱与执着,取得了颇为丰硕的研究成果,跻身国内日本研究的核心阵地,展现出强劲的学术发展势头。


2004年,王勇先生带领核心团队移师浙江工商大学,在该校成立日本语言文化学院,下设日本文化研究所,在延续并深化日本研究的同时,跳出传统研究拘泥于单一国家、单一领域的范式,多次牵头举办以“东亚文化交流”为主题的国际学术研讨会,开展相关学术研究,试图以更宏观的东亚视域审视文化交流的内在逻辑。


2011年2月,基于研究所多年的学术积累,王勇先生倡议组建东亚文化研究院。这一学术平台的搭建,既是对团队过往研究成果的系统梳理与升华,更融入了王勇先生自2008年起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及北京大学执教期间所汲取的跨文化经验、前沿理论与研究方法。在当今“区域与国别研究”成为学术热点的背景下,回望十余年前王勇先生的这一前瞻性布局,更凸显其开阔的学术眼光与卓越的开创精神。


纵观王勇先生的学术体系,其日本、东亚研究有着鲜明的脉络主线,即始终围绕“东亚视域下的文化交流”展开,他在《东亚文化环流十讲》一书中,开篇便清晰阐明了其核心学术主张:“东亚传统文化中的主要元素,都是从中国源源不断地流向周边国家的,因此东亚文化的源头在中国,这是铁定的事实,不用去怀疑。”同时强调,文化传播绝非“点”对“点”的直线移植,在文明生态各异的东亚区域,文化往往呈现出迂回曲折的传播路线;更重要的是,中国文化在向外传播的过程中,并非单向输出,而是不断吸纳周边国家的异文化因子,通过“吞”与“吐”的动态过程实现自身完善与持续进化,这种文化运动方式被他精准概括为“文化环流”。


王勇先生的研究领域横跨宗教传播、历史人物、语言文字、书籍史等多个维度,但其核心始终“以东亚为坐标研究东亚文化,其要点有二:一是以中国为基点,追踪中国文化之传播和影响,彰显华夏文明的世界意义;二是以域外为起点,考察对中国文化之摄取与模仿、创新与回馈的机制,拓展‘汉文化’的文明内涵。时间轴与空间轴立体交汇,由此构成动态的‘东亚学’”。


时值王勇先生七十寿辰,本文谨对其东亚研究体系中的若干关键视角进行梳理与阐释,以期彰显先生在该领域的卓越学术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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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勇老师近照




一


从“域外汉籍”到“书籍之路”:
重构东亚文化交流的文献基础与理论框架


在王勇先生的学术体系中,“域外汉籍”研究是极为重要的内容。他将汉籍研究置于整个“东亚汉字文化圈”的宏观视野中加以审视。其研究框架不仅涵盖中国汉籍向域外的传播路径,更关注汉籍在传入朝鲜半岛、日本列岛等地之后的再生过程。他在《中日汉籍交流史论》的序文中指出:“域外汉籍既可以作为一个独立的单元研究,也可纳入文化交流中作综合考察,后者的意义或许更为重大,因为传统的文化交流史中,只顾及中国文化的流出,很少关照到域外文化的流入。”于是,呼吁学界不仅要研究域外汉籍本身,更要关注它们对中国本土文化产生的“反哺”作用,这将为重构更具整体性的东亚文明史提供关键支撑。在此基础上,王勇先生提出了具有开创性的“书籍之路”理论。这一理论的形成过程及主要内容如下:


王勇先生通过反思传统东亚文化交流研究范式,指出“若从东方人的立场对古代东亚文化交流进行考察,可以发现,东亚文化交流无论在内容、形式,还是在意义、影响等方面,均有别于丝绸之路”。如果说丝绸是中华物质文明的象征,那么书籍则是中华精神文明的结晶,在东亚文化互动中具有不可替代的核心地位。在王勇先生看来,传统研究多聚焦于“人”(如使节、僧侣、商人)与“物”(如丝绸、瓷器、香料)的交流,但这两种路径均存在明显局限:海洋阻隔使人员往来极为困难,而器物本身难以承载深层文化信息。王勇先生提出:“书籍如稻种,一旦播撒在人之心田,就会生根发芽,继而开花结果,在精神世界营造出一片绿洲,直接影响人们创造文明的活动。”书籍既是思想的载体,又是可流通的实物,具有物质与精神的双重属性。这一路径弥补了“人”的交流规模有限、“物”的交流深度不足的缺陷,成为东亚文明内核传播的关键载体。


王勇先生深入研究了域外汉籍的传播历程,提出汉籍在东亚各国经历文化再生的核心观点,揭示了汉籍传播的深层文化价值:“书籍凝聚着更多的中华文明的精神创意,因而具有强大的再生机能,可以超越时空惠及后代。遣隋唐使携归的书籍,经过传抄、翻刻而流布世间,再经阐释、翻译而深入人心,对日本文化的发展产生不可估量的影响。”王勇先生指出,中土汉籍通过官方赏赐、民间贸易、使节往来、僧侣游学等多元渠道传入东亚各国后,经历了翻刻、注疏、翻案等一系列主动转化的过程,最终实现了具有本土特色的文化再生,深刻参与东亚各国的文化创造。而由朝鲜、日本等地人士创作的汉文典籍,在近代以前曾是当地的文化正统,是中华文明种子在异域土壤中生长出的“枝杈与绿叶”。这些著作蕴含着东亚各国对中华文明的理解与转化,是研究东亚文化共通性与地域性互动关系的绝佳样本。王勇先生还以日本遣唐使交流实践为例,阐释“书籍之路”的双向性:遣唐使携带中国典籍东归的同时,也将日本学者创作的汉籍西赠唐朝官员。这种双向流动正是“书籍之路”的核心特征,揭示了东亚文化彼此滋养、互为补充的文明循环本质。


“书籍之路”理论的重大意义,在于突破传统“丝绸之路”侧重物质流通的单向叙事,将书籍作为主要媒介,系统阐释东亚区域以精神文明互动为核心的文化交流机制,为理解东亚文化的整体性与多样性提供全新路径。该理论不仅在国内学界引发广泛关注,更获国际认可。2015年,王勇先生凭借此理论及相关研究成果,荣膺日本“国际交流基金奖”,成为继夏衍(文化交流领域)、孙平化(中日友好领域)之后,第三位获此荣誉的中国人。这一奖项既认可其学术成就,也标志“书籍之路”理论在历史上促进东亚各国相互理解、推动区域文化友好往来中发挥了积极作用,实现了学术价值与社会价值的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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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勇老师著《东亚文化环流十讲》,
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19年出版




二


从“汉字”到“东亚笔谈”:
解码东亚文明共同体的语言基础与交际实践


王勇先生的研究善于从细小的学术问题切入,以微观见宏观,通过严谨的文献梳理与逻辑论证,挑战学界成说。其对“汉字”一词的考辨,正是这一研究路径的典范性实践。长期以来,日本学界普遍主张“汉字”一词为日本所创,其核心依据是9世纪初日本僧人最澄在《照权实镜》中首次使用“汉字”表述。然而,王勇先生通过缜密的文献梳理提出了有力反驳。他指出,早在公元8世纪初,唐代高僧义净所撰《梵语千字文》中已明确使用“汉字”一词,时间上较日本文献早出百余年。这一发现确凿地证明“汉字”概念并非源自日本,而是源于中国唐代的佛经翻译实践,是在“梵汉对译”的特定语境中,为对应“梵字”(梵文文字)而自然形成的语汇。不仅如此,王勇先生还进一步厘清了“汉字”在中国本土语境中的双重源流:一是在书法领域中,“汉字”最初特指“汉代之隶书”,与“秦篆”“魏碑”等字体概念并列;二是在佛教文献语境中,“汉字”泛指“汉土之文字”。


如果说对“汉字”的考辨强调汉字的中国本源与东亚共享的双重属性,为理解汉字在东亚文化中的地位提供了重要视角,那么王勇先生对“东亚笔谈”文献的系统整理与深入阐释,则进一步将语言符号的探讨延伸至文化交际的实践层面,诠释了东亚文明共同体得以形成的深层逻辑,探明了东亚文明共同体得以形成的语言基础。所谓“笔谈”,指在语言不通的情况下,以汉字为视觉媒介,通过书写进行交流的独特交际方式,它是同属“汉字文化圈”的东亚各国人民跨越语言障碍、实现文化对话的重要见证。王勇先生指出:“笔谈文献产生的最基本原因,表象是中、日、韩(朝)三国(当然可以加上越南、琉球等国)的‘同文异语’,深层则是东亚(还得加上南亚部分地区)有一个足以支撑‘无声对话’的文化共享平台”。


笔谈文献多散藏于中、日、韩等国的图书馆、博物馆及私人藏家手中,未被系统整理,其学术价值也未得到充分重视。王勇先生早在20世纪90年代便意识到这一文献的重要性,将其视为一座尚待深入挖掘的学术宝藏,并率领团队展开了系统性、开拓性的整理与研究工作。其贡献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精准界定笔谈的本质属性。王勇先生明确指出,笔谈并非简单的“书面谈话”,而是基于汉字“形意结合”特性形成的“视觉共通语系统”。它有力地突破了西方语言学中“文字是语言附庸”的“声音中心主义”范式,雄辩地证明在东亚语境中,视觉符号可以优先甚至独立于语音,成为跨文化沟通的有效载体。


第二,系统梳理笔谈的历史脉络。王勇先生通过对中、日、韩三国文献的梳理,清晰勾勒出笔谈作为东亚地区官方与民间主流交际方式,并延续千余年的宏大历史画卷。其起点可追溯至607年日本遣隋使小野妹子访隋时的“书地而语”;明清时期,随着朝鲜燕行使来华次数的增多,笔谈成为外交场合的重要交流方式,现存的八百余种《燕行录》中,收录了大量朝鲜使臣与中国文人的笔谈记录;近代以来,中日之间的笔谈更趋广泛,外交官何如璋与日本儒士的笔谈遗存《大河内文书》就是最好的见证。王勇先生通过对这些不同时期、不同类型笔谈文献的整理,构建起一部完整的“东亚笔谈史”。


第三,深入阐发笔谈文献的学术价值。王勇先生指出:“笔谈文献虽然简单、散乱、粗糙、通俗,但具有临场感、原生态、真实性的特点。” 由于笔谈多为即时、随机的现场记录,未经后世润色与修改,因此保留了大量正史中难以见到的真实信息,包括政治博弈的细节、市井生活的风俗,甚至私人之间的密语。同时,笔谈文献文体特殊、内容博杂,涉及语言学、文学、外交史、艺术史等多个领域,是名副其实的跨学科研究富矿。


通过对笔谈的深入研究,王勇先生将汉字从静态的书写符号,转化为充满生命力的文明互动现场。他总结道:“笔谈有效地打破了语言壁垒,开辟出一条中国伦理道德、宗教思想、文学艺术、科技文化、审美情趣传播四邻的快通道,促进了东亚文化圈的繁荣与稳定。笔谈这种‘无声胜有声’的独特话语模式,维系时间之久、涵盖空间之广、交际效果之佳、影响世界之深,不是拉丁语、法语、英语所能比肩的。这种基于视觉的交际方式,是中国人的伟大创举,是汉字对世界的巨大贡献”。


2014年,王勇先生主持的“东亚笔谈文献整理与研究”项目获得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立项。为完成这一课题,他联合浙江大学、复旦大学、南京大学、日本关西大学等多校专家,组建跨学科、跨国界的课题组,历经八年潜心研学,对散藏于中、日、韩、美等国的近千种笔谈文献进行普查、整理、校勘与研究,于2022年4月高质量通过结项评审,获评“优秀”等级。项目最终推出《东亚笔谈文献研究丛书》20卷、《东亚笔谈资料丛刊》25卷,相关成果先后入选国家“十三五”重点图书出版规划,并荣获全国优秀古籍图书一等奖等多项荣誉。该项目的核心创新点在于:一是确立了“东亚笔谈文献”这一新的文献门类,完善了东亚文献学的学科体系;二是构建了基于笔谈实践的东亚话语体系;三是发掘出大量此前未被关注的珍稀原始史料,为多学科研究提供了新材料与新视角。


在“东亚笔谈文献整理与研究”的扎实积淀之上,王勇先生领衔的学术团队于2023年再度成功获批国家社科基金专项冷门绝学团队项目“日藏近代中日外交珍稀资料研究”。我们有理由期待,通过对这批资料的系统整理与深度研究,王勇先生及其团队不仅将为学界提供更为坚实的文献基础,更有望催生关于近代东亚秩序变迁、中日外交话语演变、跨文化交际实践等领域的新问题、新方法与新理论,推动东亚研究迈入新的高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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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勇老师总主编《东亚笔谈研究文献丛书》,
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第一期2018年出版




三


从圣德太子到遣隋唐使:
重释日本古代文化战略的东亚语境


在王勇先生的诸多研究成果及公开演讲中,“圣德太子”“遣隋唐使”是两个频繁出现的主题。这两个承载着古代中日文明互动关键信息的历史符号,不仅是日本古代史研究的重点,更是王勇先生深耕东亚文化交流史的重要切入点。作为东亚文化交流史领域的领军学者,王勇先生凭借其深厚的文献功底、开阔的国际视野与独特的理论视角,对日本古代史上的关键人物圣德太子,以及延续近三百年的遣隋唐使制度,作出了系统而深刻的重新阐释。他突破了传统研究中以日本为中心或以中国为中心的单向叙事框架,将日本置于东亚文明互动的整体语境中,揭示出文化传播与再创造的内在机制,为我们理解古代中日之间的文化交流开辟了新的路径。


圣德太子(574—622年)在王勇先生的论述中,不仅是一位政治改革者,更是一位具备国际视野的文化引路人。在其执政期间推动建立的遣隋使(遣唐使)制度,标志着日本吸收大陆文化方式的根本转型:从以往依赖朝鲜半岛的间接传入,转向与中原王朝的直接通交,从而系统性地引进文化与思想体系。王勇先生指出,推古十二年(604年)实施的“始用历日”及遣使“买求书籍”,是日本首次以国家意志系统输入中国精神文化的标志性事件。此举不仅改变了以往偏重器物层面的交流模式,更确立了以典籍为媒介、以制度建设为目标的引进机制。“六、七世纪之交,中国与朝鲜半岛的书籍通道,已经延伸到了日本列岛。这条间接的通道,经过圣德太子遣使入隋,直接通往中国,从而加快了书籍东传的流速”。


圣德太子也因此成为中日之间“书籍之路”形成的关键人物。在制度建构方面,王勇教授强调《宪法十七条》与《冠位十二阶》广引《诗经》《尚书》《论语》等儒、道、法经典,展现圣德太子对中国思想体系的理解与融汇能力;《冠位十二阶》在“五常”之上增置“德”位,以“紫”为尊,反映出圣德太子对中国六朝时期道教思想的吸收,体现其在文化摄取过程中的多元性与针对性。 关于传为圣德太子所著的《三经义疏》(即《法华经义疏》《维摩经义疏》《胜鬘经义疏》),王勇教授倾向于认为其是在圣德太子主导下,由来自中国与朝鲜半岛的学问僧共同参与完成的集体研究成果。《三经义疏》后来通过遣唐使回传中国,成为中日文化互动的早期例证,也为其后文化环流现象的出现埋下伏笔。这一由圣德太子开启的文化战略,在随后的遣唐使时代(630—894年)得到了更为系统、深入的展开。


遣唐使制度是日本古代史上规模最大、持续时间最长的国家层面文化交流项目,传统研究多将其定位为“政治朝贡使团”或“商贸代表团”,王勇先生通过对中日文献的梳理,提出了一个新观点:“尤其是来自朝鲜半岛和日本的使节对于书籍的关心大大超过其他商品,他们对书籍的搜求可谓费尽心机、竭尽所能。进一步地说,他们的这些行为不单单出自个人嗜好,很多场合是派遣国赋予的正式使命。在此意义上,东亚诸国的遣唐使可谓是国家公认的‘求书使’”。遣唐使在唐“所得锡赉,尽市文籍”,重点搜罗律法、典制、儒经、史书及佛教章疏等与日本构建律令制国家、完善中央集权制度、传播佛教文化直接相关的书籍,体现了他们的求书行为具有高度的系统性与针对性。在人员构成方面,王勇先生进一步指出,遣唐使团实为精心组建的“文化学习团”,其成员配置充分体现了全面学习唐朝文化的目标。使团的四等官(大使、副使、判官、录事)多由通晓经史的学者型官员担任,留学生与学问僧则是使团的核心成员,他们长期深入唐廷文化机构研习,归国后成为推动日本社会变革的中坚力量。此外,医师、阴阳师、工匠等专业人员的随行,体现出对唐朝科技与艺术全面学习的意图。


王勇先生通过对圣德太子与遣隋唐使的深入研究,构建出一条清晰的日本古代文化史脉络:圣德太子作为“书籍之路”的奠基者,将日本引入东亚文化圈的核心,开启了主动吸收中国文化的进程;遣唐使系统推进了中国文化在日本的引进、消化与再创造,为日本律令制国家的建立、佛教文化的传播、文学艺术的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二者共同构成了日本古代国家文化战略的核心环节,展现出日本在东亚文明互动中的主动性与创造性。王勇先生的研究不仅深化了我们对古代东亚文化交流机制的理解,也为思考当代东亚文明互鉴提供了有益的历史参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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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勇老师著《日本文化——模仿与创新的轨迹》,
高等教育出版社,2008年出版




四


鉴真东渡与天台镜像:
阐释东亚佛教文化交流的动态机制


东亚文化交流史领域中,佛教传播始终是核心议题之一。王勇先生以其深厚的文献功底与开阔的学术视野,通过对鉴真东渡以及天台宗传播等主题的深入探讨,揭示出东亚文明交流中复杂多元的建构逻辑与动态机制。


鉴真东渡历来被视为中日佛教交流史上的标志性事件,传统叙事多将其描述为应日本邀请,赴日传播佛教戒律的单向弘法行为。在王勇教授的研究中,这一事件被赋予更为丰富的文明传输内涵。他重新审视鉴真东渡的动机,批判了日本学界长期存在的“被动响应说”与“亡命间谍说”,指出鉴真的行动实根植于佛教世界观的“天下一家”理念,以及对于日本作为佛教净土的理想化想象。日本长屋王赠予唐朝僧人的袈裟上所绣“山川异域,风月同天”之句,不仅打动了鉴真,更成为其超越国界弘法理想的精神象征。在探讨鉴真东渡的文化意义时,王勇先生注重其精神信仰与物质载体的双重属性。鉴真携带的如来肉舍利与阿育王塔样金铜塔,反映出其对精神不灭与功德传承的终极关怀。随行携带的《戒坛图经》、天台宗章疏等典籍,虽在当时“缄封无传世”,却为日后最澄创立日本天台宗埋下重要伏笔。此外,鉴真以医药知识治愈日本皇太后的史实,以及豆腐、酱菜等饮食文化传入的传说,均体现出唐代生活方式与实用技艺的跨海移植,展现了文明交流中物质与精神交融并进的特点。同时,王勇先生通过精细的文献批判与古钞本研究,纠正了《唐大和上东征传》刊本中的若干误读,并挖掘《延历僧录》等一手文献的学术价值。他将鉴真与玄奘并置,提出了一个极具启发性的观点:玄奘西行印度取经,代表的是大唐文明“吞纳”异质文化的胸襟;鉴真东渡日本传法,体现的是大唐文明“吐出”自身精华的气度, 二人共同构成大唐文明“吞吐”的恢弘格局。


在鉴真东渡研究的基础上,王勇先生进一步以天台宗在东亚的传播为研究对象,提出“从东亚视野纵横关照国清寺,我们可以寻觅出文化传播的另一种途径,即中国文化通过意象的传播,在异国他乡形成若干镜像,这些镜像在传播中国文化基因的同时逐渐本土化,最终衍生出一个个实体,催生出一种混血的新文化”。揭示出文化传播并非单向辐射,而是不断回环往复的交流过程。中国天台山国清寺作为天台宗的祖庭,不仅是智𫖮创宗弘法的根本道场,更在唐代以后发展成为东亚僧侣求法的国际性学府,吸引如最澄(767—822年)、义天(1055—1101年)等日、朝高僧前来学习与朝圣。最澄归国创立天台法华宗,称比叡山为天台山,指延历寺为国清寺;义天回国后开创天台宗、建立国清寺,这些行为完成了空间布局与文化迁移。此后,天台宗佚书由日、朝反向传回中土,推动了宋代天台宗的复兴,体现出文化反馈的轨迹。王勇先生指出,这一传播体系的动力源自求法僧的流动、书籍的双向传播以及传说所构建的“超越时空的信仰体系”。另外,文化中心并非永恒固定:唐末战乱导致中国天台典籍大量散佚,而日本因系统保存与持续注疏,反而成为新的研究中心。这一过程深刻说明,文化的生命力不在于固守源头,而在于其持续不断地吸收、转化与创新。


王勇先生对鉴真东渡与天台宗传播的研究,打破了传统单向的文化传播史观,构建出一个动态、交互的阐释体系。在这一体系中,文化交流不是单向输出的过程,每个参与方都是文化的创造者与受益者。他通过对佛教传说建构的剖析、对历史事件细节的考证、对传播路径的梳理,还原了东亚佛教文化交流的真实图景,更为理解当代文明互鉴提供了深刻启示:真正的文化活力,源于持续不断的传播、对话与创新,只有尊重文化的多样性、重视交流的双向性,才能实现不同文明之间的和谐共生与共同发展。


王勇先生的研究始终以坚实的文献考证为依托,除上述领域外,他还主持编纂了《历代正史日本传考注》, 对《史记》《汉书》至《清史稿》中的“日本传”进行了系统的校勘、注释与考证,为理论创新奠定了深厚的史料根基。他还深入探究布帛与黄金作为东亚国际货币的演变轨迹,揭示8—9世纪朝贡贸易圈内经济与制度的复杂联动;追踪“西湖意象”作为文化符号的传播路径,展现其如何超越实体景观,通过诗画东传并激发日、朝等地的审美创造。诸如此类的研究,不胜枚举,共同构成了王勇先生宏大而细致的东亚研究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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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勇老师主编《历代正史日本传考注》,
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16年出版




结语


“游于艺”的治学境界与人生追求


王勇先生经常在讲座、读书会及学术交流中,与师生分享孔子“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的思想,尤其对“游于艺”有着深刻的个人阐释,并将其作为治学与人生的双重追求。在治学层面,王勇先生将“游于艺”引申为一种治学的至高境界——它并非止于对学术技艺的娴熟掌握,而是指学问臻于融会贯通、能够自由创造的化境。在人生境界层面,王勇先生更将“游于艺”内化为一种豁达、从容的生命态度。他将自己的书房命名为“游于艺斋”,这不仅是对孔子思想的汲取,更寄托了他对学术与人生关系的理解,即学术不应仅为谋生之业,更应成为生命得以丰盈、思想得以自由的生存方式。在他看来,真正的学问终须回归“游”的从容与“艺”的创造,在从容求索中实现学术与生命的双重成全。


从1989年创办杭州大学日本文化研究中心,到如今仍活跃在东亚研究的前沿;从提出“书籍之路”理论,到系统整理东亚笔谈文献;从深耕古代中日文化交流史,到关注当代东亚文明互鉴。王勇先生的学术生涯是一部不断探索、持续创新的历史,也是一部践行“游于艺”治学理念与人生追求的历史。在他的引领下,一批批年轻学者投身东亚研究领域,延续着他开创的学术传统;他的研究成果,不仅成为学界的重要财富,更成为连接中、日、韩等国文化交流的桥梁。正如“文化环流”理论所揭示的那样,王勇先生的学术思想与精神必将在东亚文化圈中持续传播、转化与创新,为推动东亚文明互鉴与发展贡献持久的力量。




本文选自2026年东方出版中心出版《东亚学(第八辑)》论文节选,摘要、内容与注释略有删改,如需引用请参见原书。



作者:江静,浙江工商大学东方语言与哲学学院、东西文明互鉴研究院院长,教授;谢咏,浙江工商大学东西文明互鉴研究院办公室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