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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访】解放日报·上观新闻记者专访《历代正史日本传考注》主编王勇教授
( 来源:上海观察  发布日期:2016-10-17 阅读:次)

 

如果不凭藉中国史料,日本都没法研究汉字传入前的本国史


中国26 部正史持续千余年而不间断地为周边国家书写史传,涉及国家或民族近百,堪称世界文明史上的一大奇迹。其中,列有“倭”、“倭人”、“倭国”、“日本”、“日本国”专条共16 种17 篇,主要记载了日本列岛上的地理环境、社会概况、政治情况、风俗习惯以及各个朝代中日通交往来的情况。

这些传记无疑是研究古代中日关系史和古代日本史的珍贵史料,却因资料庞大、版本繁多而向来缺少系统研究。近日,历经13 年艰辛工作,由日本古代史研究专家王勇领衔主编的《历代正史日本传考注》(5 卷本)出版,成为国内单就正史中的日本传进行全面校注、考证的第一书。

这是一项跨学科的巨大工程,为深入了解其学术价值与编撰的艰辛,解放日报·上观新闻记者专访了主编王勇。

对日研究确实存在问题

解放日报·上观新闻记者:有个叫戴季陶的人曾言:“中国这个题目,日本人也不晓得放在解剖台上解剖了几千百次,装在试验管里化验了几千百次。我们中国人却只是一味地排斥反对,再不肯做研究工夫,几乎连日本字都不愿意看,日本话都不愿意听,日本人都不愿意见。这真叫做思想上闭关自守,智识上的义和团了。”您同意这种观点吗?

 

王勇:这显然有违历史事实。中国历史上出现的几次日本研究高潮,也是把日本“放在解剖台上解剖”、“装在试管里化验”过无数次了。

且不说较远的明代,为抗击倭寇曾出现了《日本考》(李言恭、郝杰)《日本一鉴》(郑舜功)《日本风土记》(侯继高)等一批优秀著述,就戴氏而言,他自己就曾提及黄遵宪的《日本国志》。与黄遵宪同期,还有大量知识分子的东游日记,也为时人多角度呈现了日本的社会风貌。而姚文栋的《日本地理兵要》(1884年)、叶庆颐的《策鳌杂摭》(1884年)、陈家麟的《东槎闻见录》(1884年)、顾厚焜的《日本新政考》(1888年)等对日本百科全书式的介绍,对朝野正确认知日本功不可没。此外,该时期外交官们向政府提交的日本报告,质量也较高。

但中国对日本的研究,也确实存在着问题。

 

解放日报·上观新闻记者:什么问题?


王勇:总体来说都是被动的、临时应对性质的,缺乏主动和长期的研究。我国历史上兴起过几次研究日本的热潮。第一波热潮兴起于明朝,倭寇光着脚、拿着刀来劫掠,浑然不怕死,我们觉得很奇怪,就去研究他们;第二波是甲午战争后,我们一个泱泱大国竟败给了一个岛国,不甘心,又开始了研究;第三波是抗日战争时期。你看,都是被迫应对,带有很强的功利性。

这些研究者中很多并不懂日语,研究也缺乏学科支持。


解放日报·上观新闻记者:但中国也是世界上最早记载和研究日本的国度,日本若要研究汉字传入前的本国史,如不凭藉中国史料而仅凭考古发掘等手段,研究极易沦为无源之水。


王勇:确实如此。1000多年里不间断地立传记录日本的,只有中国官方正史,即二十六史。从最早问世的《魏志·倭人传》,到最晚成书的《清史稿·日本志》,各朝史官、学者续写不辍,集国家之力,为周边国家书写史传,持续千余年而未曾间断,涉及的国家或民族近百,历史之悠久、影响之深远、体例之完备、内涵之丰赡,堪称世界文明史上一大奇迹。它是中国人为世界文明发展史书写的弥足珍贵的文字实录,填补了许多国家早期文明的“成文史”空白,充分显示了中国的大国担当与国际贡献。这其中就包含了日本。

这些关于日本的记载,有繁有简,有主有次,现在读来,尽管免不了猎奇、传闻甚至谬误之成分,但在交通往来限山隔海之时,信息传递迟缓落后之世,这些记载显示了当时中国人认识日本的最高水准,既呈现了中国在外交方面的经验得失,也实录了日本的文明进程。

但是,长期以来,这批珍贵史料一直未被很好地开发、利用。因为校注、考证这些史料,既需要中日两国的史学知识,又要具备语言能力,还要掌握文献研究方法,史料内容又涉及政治经济、文化艺术、军事地理等诸多方面,是一项跨学科的巨大工程。

堪为建构未来之镜鉴

解放日报·上观新闻记者:时间上的久远,数量上的浩瀚,梳理这批传记是一项艰巨工程,梳理之后用何种形式呈现以使体例清晰、方便阅读,亦非易事。


王勇:综合出版后的反馈信息,大家认为这套书还是比较易读和可读的。整套书共5卷,分别为《汉魏两晋南北朝卷》《隋唐卷》《宋元卷》《明代卷》《清代卷》,每卷都由“题解”、“正文”、“注释”、“杂考”、“研究余录”5部分构成。

“题解”是对传记作者、成书经过、主要内容及版本、史料价值的介绍。“注释”是对文中难解字词和专有名词的解释和说明。“杂考”是对文中许多重要内容,如事件、遣使背景、年份以及句读等问题的考释和交代。“研究余录”是针对文中学术界尚存争议或需要廓清的一些问题,撰写的研究论文及资料汇编,一般都是国内外的最新研究成果。


解放日报·上观新闻记者:也就是说,这套书不仅仅是对史料的汇编与考证,更有编者的学术观点和研究成果在里面,体现了今人的史观。


王勇:是的。“研究余录”的比例甚至占到了一半,我们是站在今天的历史时点上回看历史,所做的工作,一半是还原文本,让这些厚重、晦涩的文献变得可靠、可读,一半是阐发我们自己的思考及研究成果。

正因如此,这套书就具备了以下特点:首先是“新”,史料新、内容新、观点新;其次是“全”,覆盖内容全、涉及面广;第三是“精”。


解放日报·上观新闻记者:当今东亚局势复杂,中日之间围绕历史认识、领土纷争、海洋冲突等存在诸多问题,这套书对我们厘清和理解这些关系有什么帮助?


王勇:纵观中日1000多年的关系轨迹,岂能不对未来有所裨益?中国历代政府与日本开展外交的智慧、经验与教训,堪为建构面向未来之国际关系之镜鉴。

希望这套书不仅能为专家、学者提供研究的基础史料和学界动向,也能为外交工作者及一般读者加深对日本的了解提供帮助。

有责任拿出准确的东西

解放日报·上观新闻记者:听说这套书的出版,源于一场持续了十年之久的读书会?

 

王勇:1995年,我任杭州大学日本文化研究所所长(1998年后更名为浙江大学日本文化研究所),成立了“中国正史日本传读书会”,参加者有研究所的老师和研究生、博士生,以及来访的专家学者,主要是在充分吸收中日学界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对与中日关系有关的史料进行解读,重点是对正史日本传的解读。

读书会每周举行一次,学生毕业了一批又一批,日本传也是读了一遍又一遍,研读稿更是改了无数回,诞生了许多硕士、博士毕业论文。直至2004年,因人事变动,读书会停了。

2005年,我领衔申报“中国正史中的日本传校注和研究”,获批为全国高校古籍整理研究工作委员会重点科研项目,此后便开始着手这套丛书的编纂工作。

本书的参与者,除一人之外,其余全部是我带过的博士生,他们既有古典文献学的专业背景,且有长期在日本留学和工作的经历,国学基础和国际视野的有机结合,是这套书能顺利出版的学术基础。


解放日报·上观新闻记者:这套丛书开创了国内单就正史中的外国传记进行全面校注、考证的第一例,在国际上,尤其对日本学界,将会带来哪些影响?


王勇:这套书的出版,相信能帮助学界,不管是中国学界还是日本学界,正确利用正史中的日本传,推动有关古代日本史及中日关系史研究的深入进行。

坦白说,这批价值极高的文化遗产,虽然在我国尚未被充分发掘、宣扬和激活,但在日本,很早就开始了对这些传记的研究,不仅有顶尖学者的精深个案研究,更有多种版本的现代日语译本,起到了社会普及的作用。一个我们不得不承认的严酷事实是———中华民族祖先创造的文化遗产,“话语权”却在日本方面。

但日本行使其“话语权”所发出的声音,并不全然正确。研究“日本传”的学者主体是日本史专家,他们往往基于本国的历史知识和历史观,在注释史料、翻译文本时未充分考虑中国因素,因而对字词的解释不够精准,陈述见解偏于主观。更有部分受“皇国史观”影响的学者,带着政治倾向与抵触情绪,他们的研究多有误读乃至故意歪曲之处。如右翼学者编撰的历史教科书《国民之历史》,狂言约2000字的《三国志·魏志·倭人传》是“历史废墟”,“作为历史资料不屑一顾”,幻想3世纪的日本已经拥有很高的文明程度。这些不正确的声音,不仅在日本广为流传,而且欧美等国的日本史研究者,多以日本的版本为研究基础,结果导致了以讹传讹。

我们才是这些史料的合法继承人,我们有责任拿出准确的东西来。

 

解放日报·上观新闻记者:中华民族原创的辉煌文化,曾远播海外、惠及四邻。如果我们不能薪火相传、发扬光大,很可能出现“源远流短”的现象。


王勇:中国历代正史中丰富的外国传史料,是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我国千余年来外交智慧的宝库,积极继承这份遗产、正确解读文本内涵、讲述其中故事、发出中国声音,可为未来国际关系的千年大计提供过往千年的历史镜鉴,这是作为我们这代学者责无旁贷的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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