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不凭藉中国史料，日本都没法研究汉字传入前的本国史

中国26 部正史持续千余年而不间断地为周边国家书写史传，涉及国家或民族近百，堪称世界文明史上的一大奇迹。其中，列有“倭”、“倭人”、“倭国”、“日本”、“日本国”专条共16 种17 篇，主要记载了日本列岛上的地理环境、社会概况、政治情况、风俗习惯以及各个朝代中日通交往来的情况。

这些传记无疑是研究古代中日关系史和古代日本史的珍贵史料，却因资料庞大、版本繁多而向来缺少系统研究。近日，历经13 年艰辛工作，由日本古代史研究专家王勇领衔主编的《历代正史日本传考注》（5 卷本）出版，成为国内单就正史中的日本传进行全面校注、考证的第一书。

这是一项跨学科的巨大工程，为深入了解其学术价值与编撰的艰辛，解放日报·上观新闻记者专访了主编王勇。

►对日研究确实存在问题

解放日报·上观新闻记者：有个叫戴季陶的人曾言：“中国这个题目，日本人也不晓得放在解剖台上解剖了几千百次，装在试验管里化验了几千百次。我们中国人却只是一味地排斥反对，再不肯做研究工夫，几乎连日本字都不愿意看，日本话都不愿意听，日本人都不愿意见。这真叫做思想上闭关自守，智识上的义和团了。”您同意这种观点吗？

王勇：这显然有违历史事实。中国历史上出现的几次日本研究高潮，也是把日本“放在解剖台上解剖”、“装在试管里化验”过无数次了。

且不说较远的明代，为抗击倭寇曾出现了《日本考》（李言恭、郝杰）《日本一鉴》（郑舜功）《日本风土记》（侯继高）等一批优秀著述，就戴氏而言，他自己就曾提及黄遵宪的《日本国志》。与黄遵宪同期，还有大量知识分子的东游日记，也为时人多角度呈现了日本的社会风貌。而姚文栋的《日本地理兵要》（1884年）、叶庆颐的《策鳌杂摭》（1884年）、陈家麟的《东槎闻见录》（1884年）、顾厚焜的《日本新政考》（1888年）等对日本百科全书式的介绍，对朝野正确认知日本功不可没。此外，该时期外交官们向政府提交的日本报告，质量也较高。

但中国对日本的研究，也确实存在着问题。

解放日报·上观新闻记者：什么问题？

王勇：总体来说都是被动的、临时应对性质的，缺乏主动和长期的研究。我国历史上兴起过几次研究日本的热潮。第一波热潮兴起于明朝，倭寇光着脚、拿着刀来劫掠，浑然不怕死，我们觉得很奇怪，就去研究他们；第二波是甲午战争后，我们一个泱泱大国竟败给了一个岛国，不甘心，又开始了研究；第三波是抗日战争时期。你看，都是被迫应对，带有很强的功利性。

这些研究者中很多并不懂日语，研究也缺乏学科支持。

解放日报·上观新闻记者：但中国也是世界上最早记载和研究日本的国度，日本若要研究汉字传入前的本国史，如不凭藉中国史料而仅凭考古发掘等手段，研究极易沦为无源之水。

王勇：确实如此。1000多年里不间断地立传记录日本的，只有中国官方正史，即二十六史。从最早问世的《魏志·倭人传》，到最晚成书的《清史稿·日本志》，各朝史官、学者续写不辍，集国家之力，为周边国家书写史传，持续千余年而未曾间断，涉及的国家或民族近百，历史之悠久、影响之深远、体例之完备、内涵之丰赡，堪称世界文明史上一大奇迹。它是中国人为世界文明发展史书写的弥足珍贵的文字实录，填补了许多国家早期文明的“成文史”空白，充分显示了中国的大国担当与国际贡献。这其中就包含了日本。

这些关于日本的记载，有繁有简，有主有次，现在读来，尽管免不了猎奇、传闻甚至谬误之成分，但在交通往来限山隔海之时，信息传递迟缓落后之世，这些记载显示了当时中国人认识日本的最高水准，既呈现了中国在外交方面的经验得失，也实录了日本的文明进程。

但是，长期以来，这批珍贵史料一直未被很好地开发、利用。因为校注、考证这些史料，既需要中日两国的史学知识，又要具备语言能力，还要掌握文献研究方法，史料内容又涉及政治经济、文化艺术、军事地理等诸多方面，是一项跨学科的巨大工程。

►堪为建构未来之镜鉴

解放日报·上观新闻记者：时间上的久远，数量上的浩瀚，梳理这批传记是一项艰巨工程，梳理之后用何种形式呈现以使体例清晰、方便阅读，亦非易事。

王勇：综合出版后的反馈信息，大家认为这套书还是比较易读和可读的。整套书共5卷，分别为《汉魏两晋南北朝卷》《隋唐卷》《宋元卷》《明代卷》《清代卷》，每卷都由“题解”、“正文”、“注释”、“杂考”、“研究余录”5部分构成。

“题解”是对传记作者、成书经过、主要内容及版本、史料价值的介绍。“注释”是对文中难解字词和专有名词的解释和说明。“杂考”是对文中许多重要内容，如事件、遣使背景、年份以及句读等问题的考释和交代。“研究余录”是针对文中学术界尚存争议或需要廓清的一些问题，撰写的研究论文及资料汇编，一般都是国内外的最新研究成果。

解放日报·上观新闻记者：也就是说，这套书不仅仅是对史料的汇编与考证，更有编者的学术观点和研究成果在里面，体现了今人的史观。

王勇：是的。“研究余录”的比例甚至占到了一半，我们是站在今天的历史时点上回看历史，所做的工作，一半是还原文本，让这些厚重、晦涩的文献变得可靠、可读，一半是阐发我们自己的思考及研究成果。

正因如此，这套书就具备了以下特点：首先是“新”，史料新、内容新、观点新；其次是“全”，覆盖内容全、涉及面广；第三是“精”。

解放日报·上观新闻记者：当今东亚局势复杂，中日之间围绕历史认识、领土纷争、海洋冲突等存在诸多问题，这套书对我们厘清和理解这些关系有什么帮助？

王勇：纵观中日1000多年的关系轨迹，岂能不对未来有所裨益？中国历代政府与日本开展外交的智慧、经验与教训，堪为建构面向未来之国际关系之镜鉴。

希望这套书不仅能为专家、学者提供研究的基础史料和学界动向，也能为外交工作者及一般读者加深对日本的了解提供帮助。

►有责任拿出准确的东西

解放日报·上观新闻记者：听说这套书的出版，源于一场持续了十年之久的读书会？

王勇：1995年，我任杭州大学日本文化研究所所长（1998年后更名为浙江大学日本文化研究所），成立了“中国正史日本传读书会”，参加者有研究所的老师和研究生、博士生，以及来访的专家学者，主要是在充分吸收中日学界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对与中日关系有关的史料进行解读，重点是对正史日本传的解读。

读书会每周举行一次，学生毕业了一批又一批，日本传也是读了一遍又一遍，研读稿更是改了无数回，诞生了许多硕士、博士毕业论文。直至2004年，因人事变动，读书会停了。

2005年，我领衔申报“中国正史中的日本传校注和研究”，获批为全国高校古籍整理研究工作委员会重点科研项目，此后便开始着手这套丛书的编纂工作。

本书的参与者，除一人之外，其余全部是我带过的博士生，他们既有古典文献学的专业背景，且有长期在日本留学和工作的经历，国学基础和国际视野的有机结合，是这套书能顺利出版的学术基础。

解放日报·上观新闻记者：这套丛书开创了国内单就正史中的外国传记进行全面校注、考证的第一例，在国际上，尤其对日本学界，将会带来哪些影响？

王勇：这套书的出版，相信能帮助学界，不管是中国学界还是日本学界，正确利用正史中的日本传，推动有关古代日本史及中日关系史研究的深入进行。

坦白说，这批价值极高的文化遗产，虽然在我国尚未被充分发掘、宣扬和激活，但在日本，很早就开始了对这些传记的研究，不仅有顶尖学者的精深个案研究，更有多种版本的现代日语译本，起到了社会普及的作用。一个我们不得不承认的严酷事实是———中华民族祖先创造的文化遗产，“话语权”却在日本方面。

但日本行使其“话语权”所发出的声音，并不全然正确。研究“日本传”的学者主体是日本史专家，他们往往基于本国的历史知识和历史观，在注释史料、翻译文本时未充分考虑中国因素，因而对字词的解释不够精准，陈述见解偏于主观。更有部分受“皇国史观”影响的学者，带着政治倾向与抵触情绪，他们的研究多有误读乃至故意歪曲之处。如右翼学者编撰的历史教科书《国民之历史》，狂言约2000字的《三国志·魏志·倭人传》是“历史废墟”，“作为历史资料不屑一顾”，幻想3世纪的日本已经拥有很高的文明程度。这些不正确的声音，不仅在日本广为流传，而且欧美等国的日本史研究者，多以日本的版本为研究基础，结果导致了以讹传讹。

我们才是这些史料的合法继承人，我们有责任拿出准确的东西来。

解放日报·上观新闻记者：中华民族原创的辉煌文化，曾远播海外、惠及四邻。如果我们不能薪火相传、发扬光大，很可能出现“源远流短”的现象。

王勇：中国历代正史中丰富的外国传史料，是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我国千余年来外交智慧的宝库，积极继承这份遗产、正确解读文本内涵、讲述其中故事、发出中国声音，可为未来国际关系的千年大计提供过往千年的历史镜鉴，这是作为我们这代学者责无旁贷的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