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高义教授首先就汉字传入日本的确切年代提出了疑问，王勇教授认为确切年代不明，日本的历史教科书以五世纪前后为准，然而据史学界最新考证，早在弥生时代，青铜陶器等器物上就已刻有汉字，虽然当时的弥生人还不懂其意义，汉字确实是以物理传播的形式登入日本。4~5世纪东亚处于移民高潮期，大批的汉族人民将水稻的种植技术以及蚕桑养殖的技术带到日本，更为重要的汉字也随之传入。至此以后，汉字被使用在日本的外交文书以及账簿之上，可见那时汉字是真正地连同字义和功能传入日本。

傅高义教授的第二问为佛教对日本影响。王勇教授认为，儒学和中国化的佛教都曾传入日本，然而影响力却存在巨大差别。儒学作为一项技能被日本吸收，然而较之佛教，其影响未能同日而语。佛教后来发展成为了日本的主流文化。从佛教的传入可以窥见日本民族强烈的问题意识。这里便涉及到遣唐使的概念。汉字的传入给日本汲取中华文化提供了土壤，遣唐使带回的汉籍在此基础上被消化和吸收。王勇教授提出，文化的交流需要推出去的动力和吸引的动力，历史就是在这引力和动力的推拉中不断重演和发展的。

傅高义教授的两问结束之后，王勇教授询问了美方对东亚学这一概念的定义和理解。傅高义教授认为东亚指的是使用汉字，文化元素中包括佛教、儒学等的圈子，地域上包括中国、日本、韩国以及越南等。最后傅高义教授详细介绍了哈佛大学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的沿革。

此外，中华日本学会会长李薇、浙江工商大学东亚研究院副院长陈小法、张新朋等老师参与对谈，东亚研究院全体师生进行了观摩。

最后，傅高义先生欣然接受了出任“浙江工商大学东亚研究院名誉院长”和“《中日文化交流史文库》学术顾问”之请，这将成为东亚研究院发展史上重要的里程碑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