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校东亚研究院的陈小法教授、东语学院的吴玲教授、人文学院的沈珉副教授、郑南副教授以及多名研究生参加了本次大会。陈小法提交了论文《径山虚堂与中日禅茶文化》，并在大会上作了《径山茶礼与日本茶道研究中的几个问题》的主旨讲演，引起与会者共鸣。吴玲、江静教授提交了论文《试论道教文化对<吃茶养生记>的影响》，硕士研究生王洁提交了论文《密庵墨迹<法语·示璋禅人>与日本茶道》，得到大会与会者的好评。

研讨会取得了预期效果，与会者达成如下共识：

一、日韩两国首部茶叶经典都曾受陆羽《茶经》的影响而撰就

1191年，第二次入宋的日本临济禅始祖明庵荣西（1141-1215）在归国之际，据传带回了浙江茶籽先后在筑前背振山（今佐贺县神崎郡）和博多圣福寺种植。虽然荣西不是第一个将茶带到日本的人，但有禅宗背景的他与日本武士阶层来往密切，所以武士开始提倡喝茶、日本再兴饮茶之风应与荣西禅师直接相关。而有日本“茶经”之称的《吃茶养生记》，乃荣西在宋地受到以径山寺为代表的禅院茶礼之熏陶并得益陆羽《茶经》而有所发的第一部日本茶书。

同样，享有韩国“茶圣”之誉的草衣意恂(1786-1866)，其所撰写的《东茶颂》不仅参考了陆羽的《茶经》，而且在制茶和品茶的理论上进行了本土化的发展，提出“中正论”。因此，他也成为了韩国茶道的始祖。

研究表明，《茶经》中陆羽所列的二十四种茶道器具即使在今天的日本茶道中，仍有二十种在沿用，而且都是茶道中的主要应用器物。

鉴于此，中日韩三国的第一部茶书经典存在着因袭的血脉关联。因此可以说，《茶经》不仅赋予了日本茶道生命力，而且长久以来一直是日本茶道的根本所在。

    二、径山茶礼（茶式、茶会）孕育了日本茶道

百丈怀海禅师所创的《百丈清规》又称《古清规》，尽管其原本在南宋之后即已散佚不见，但宋史官杨亿的《古清规序》基本概括了《百丈清规》的内容与结构，被认为是可靠资料。之后宋宗赜编著的《禅苑清规》和元东阳德辉编纂的《敕修百丈清规》皆以《古清规》为蓝本，虽然在内容上有所损益，但三部清规一脉相承，大同小异。

《敕修百丈清规》中有“丛林以茶汤为盛礼”之言，而遍观《禅苑清规》和《敕修百丈清规》，有关茶汤的礼仪活动随处可见，足以证明丛林对茶汤仪轨之重视。

从密庵咸杰的《径山茶汤会首求颂二首》等文献表明，南宋时期径山禅寺的茶礼鼎盛，而这举止有方、茶禅融汇的径山茶礼应是《禅苑清规》中有关茶汤仪轨的高度体现。鉴于此，我们认为随着《禅苑清规》东传，并相继出现道元的《永平清规》、圆尔的《东福寺清规》，径山茶礼也随之远播日本，为日本茶道的萌发提供了思想基础、仪制保障。同时，经由兰溪道隆、无学祖元等径山法嗣的相继东渡弘法、径山留学僧南浦绍明携回茶典及台子等标志性事件的多重影响下，日本茶道渐趋成形，并储备了发展动能，径山茶礼由此扎根日本禅院。

三、径山禅寺高僧大德的墨迹、禅语在日韩两国的茶道史上占据重要地位

日本茶道的集大成者千利休曾言：“未有如挂物般如此重要的道具，它是帮助主客共修茶汤三昧，得道开悟之物。挂物中，又以墨迹最为重要。茶人们以恭敬之心研读墨迹文字，追忆书写者、道人、祖师之高德。俗人手书不能用于挂物。”而所有出自径山高僧之手的墨迹都被定为日本国宝和重要文化遗产，尤其是径山寺第四十代十方住持虚堂智愚，其墨迹曾是日本茶道界最受欢迎的挂物之一，这既与智愚在禅宗界的影响有关，也与他在日本茶道史上的地位分不开。因此可以说，通过墨迹、禅语等媒介，径山禅寺的人和物对日本茶道的纵深发展产生了不可低估的作用。

而在韩国，虽然茶道文化不及中日繁盛，但正如西山大师清虚休静(1520-1604)所言：“衲子一生业，烹茶献赵州。”即韩国丛林也崇尚赵州从谂禅师提倡的“吃茶去”这一修行的不二法门。然由于历史的多种原因，韩国饮茶文化曾一时衰落。到了18世纪中叶，一艘满载茶叶的浙江船只的偶然漂着，开启了18、19世纪韩国茶文化的中兴期。并以此为契机，茶山、草衣不仅发明了新的制茶技术，而且丰富了许多茶叶有关的理论，尤其是对赵州和尚禅茶一味的弘扬，使得“吃茶去”再次成为禅修的方便法门。

多种文献表明，由于径山禅寺对“吃茶去”的推崇，使得径山茶宴具有浓厚的悟禅风味，这种禅茶一昧的修行方式，直接或间接地影响了日韩茶道的萌芽与发展。

总之，陆羽的《茶经》不仅对日韩两国首部茶书产生了影响，而且对日韩的饮茶文化有过指导性作用。而道器相济的径山文化是日本茶道形成的基础，径山茶礼是日本茶道的源头。

但是我们知道，学界上对南浦绍明携茶台子及茶典归日等事件存在不同声音，但无论真相如何，这些史话的形成和传播，是建立在径山寺禅茶文化对日本的影响力和南浦绍明于日本禅茶界的崇高威望的基础之上而来的。

我们也发现，在中日韩三部茶书经典的纵横比较研究、径山茶礼与日本茶道之间关系的某些细节研究上，有待进一步的深化和补强。这也将是我们今后的工作任务和历史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