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为了积极培育中日文化比较、中日文学比较、中日文化交流史、日本文化等领域的研究人才，努力构建研究方向特色鲜明、研究队伍结构合理、研究课题前瞻务实、研究成果国内领先的研究机构，同时也为了促进中外学术交流，自2018年3月开始至今，浙江工商大学东方语言文化学院、教育部区域国别研究基地日本研究中心、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东亚研究院共同举办的东亚研究沙龙已成功举办15期（详见附件）。沙龙活动主要围绕日本研究中心成员和来杭访学的中外学者的最新研究成果展开阐述和讨论。自16期开始，将陆续推出每期沙龙活动实录（纪要），以飨读者。但限于整理者的学识和能力，可能无法准确把握沙龙主讲人的报告精髓，敬希主讲人和读者谅解。

5月29日下午，中国社会科学院徐建新教授应邀为东亚研究学术沙龙做了题为“日本文明研究的意义”的学术报告，内容主要包括作为研究对象的日本、日本文明研究的意义、日本文明的分析视角等三方面。本文根据徐教授的现场发言整理而成，内容经本人审阅并修订。在徐教授的报告之后，徐寤、郭万平、姚琼等老师围绕报告内容进行交流，徐教授对相关问题进行了积极回应和深入探讨，但限于篇幅，此不赘述。

【嘉宾简介】 徐建新，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世界史系教授、博导，日本明治大学史学博士，曾任世界历史研究所古代中世纪史研究室主任、首都师范大学兼职教授；现任浙江工商大学兼职特聘教授，中国世界古代中世纪史学会法人、副理事长，中国日本史学会副会长，曾多次到日本、韩国、台湾地区进行学术访问，日本关西大学、明治大学、国学院大学、御茶之水女子大学访问学者。主要著作有《好太王碑拓本の研究》（独著，日文）、《古代国家的等级制度》（第二主编）、《世界历史》第9卷《古代国家的起源和早期发展》（分册主编）。主要论文有《台湾郑氏商船降清始末》、《试论日本早期王权的形成过程》、《日本古代国家形成史研究中的几个问题》、《從律令制度看日本奈良時代的社會等級結構》、《30年來中國大陸學術界日本古代中世紀史的研究》。

主讲人   | 徐建新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研究员、博导

主持人   | 郭万平  浙江工商大学东方语言文化学院 副教授

整理者   | 郭万平

今天演讲的题目并非我以往特别擅长的领域，以往我主要参与了一些专题或个案研究，如王权与专制主义、古代国家的等级制度、日本古代国家起源、好太王碑史料整理与研究等。但临近退休之年时，我开始有了较多时间和精力来思考这些更为宏观的问题。1978年以来，我们在研究日本时总会纠结一个问题：为什么要研究日本？以往中国不同时代的日本研究常常会带有不同的时代背景和时代特征，日本学者的相关研究也是这样。那么，在改革开放四十周年、“一带一路”战略逐步实施的新形势下，日本文明研究到底有何意义呢？

一、作为研究对象国的日本

中国的一部分日本史、日本文化史学者常常会忘记了自己是搞世界史的，好像日本史是独立的存在，事实上它应该是相对于中国史之外的世界史（外国史）的一部分。这一认识非常重要。日本只是我们的一个研究对象国。在日本史研究方面，中日学者存在不小的差异，原因之一是观察问题的角度不一样，从比较文明论的角度观察日本的话，日本文明只是世界史上的各种文明之一。在这个意义上，日本并非有什么特殊性。

“亚洲文明对话”是最近国际政治中经常提及的一个新词汇，“亚洲文明对话”也是一种研究视角，为我们研究日本文明乃至东亚文明提供了一个抓手，比“一带一路”视角更容易接近我们的研究。另外，中国学者研究日本时，应该有中国的立场。年轻学者有语言优势，可以与日本史料和日本学界零距离接触，基本知识水平大大提高，但易于站在日本立场上思考和研究问题。这一点需要修正。中国学者的日本史研究应该有自己的学术认知体系。

二、日本文明研究的意义——从文明的维度看日本

（一）两种文明观

日本学界关于文明的研究主要有两个角度，或者说是从两种涵义上来研究文明。一是把文明看做是在一定的历史阶段上发生的历史现象，这一意义上的文明与我们今天常说的文明社会和古代社会大致同义。文明社会是相对于落后的、原始的、不发达的社会而言的，这里强调的是文明社会的进步性、先进性、优越性。

二是从哲学思想史、比较文明论（比较文化论）和文化史角度的日本文明研究。这种场合下的文明概念与“文化”一词相近，主要是研究日本人的精神文化，包括知识、哲学思想、艺术、宗教信仰、道德、法律、习俗；思维模式和行为方式等。比如，在日本近代化研究中，往往将近代以前的日本社会称作传统社会，将十九世纪日本发生明治维新以后的社会称作文明社会。应当说，上述两种文明概念和含义在研究中有时划分得并不明确，常常混淆在一起使用。

（二）日本学者的研究

日本学者主要从文化史、比较文明论的角度研究日本文明，这是日本学界的主流。这类研究受到西方学者，如汤因比、艾森斯塔特、亨廷顿、雅斯贝斯等人观点的影响较大，成果也较多。如中根千枝《纵向社会的人际关系》，柳田国男《风土》、《日本人的心理》等。以下简要介绍日本文明研究的部分成果：

l  安田喜憲『縄文文明の環境』吉川弘文館、1997年。

l  梅原猛・安田喜憲編著『縄文文明の発見』PHP研究所、1995年。

l  新日本歴史教科書編纂会（中西輝政等人執筆）『国民の文明史』扶桑社、2003年。

l  梅棹忠夫『日本とは何か―近代日本文明の形成と発展』日本放送協会出版会、1986年。

l  工藤庸子『ヨーロッパ文明批判序説―植民地・共和国・オリエンタリズム』東京大学出版会、2003年。

l  川勝平太『日本文明と近代西洋―「鎖国」再考』日本放送協会出版会、1991年。

l  清水馨八郎『「日本文明」の真価——今、世界が注目する』祥伝社、2002年。

l  山折哲雄『日本文明とは何か』角川書店、2004年。

l  中西輝政『日本文明の興廃 いま岐路に立つこの国』PHP研究所、2006年。

l  西嶋定生『古代東アジア世界と日本』岩波現代文庫、2000年。

l  濱下武志『朝貢システムと近代アジア』岩波書店、1997年。

中西辉政是日本右翼学者（“新历史教科书”编纂会原理事），但他对日本文明的认识，从研究的角度来说，还是有一定启发性的。关于日本文明的特征、模式和发展机制，中西辉政指出，日本文明的特征有五点：①日本属于一个国家，一种文明（也就是说，不是一种文明包含了数个国家，或一个国家中存在数种文明）；②绳文时代和弥生时代之间的社会文化转换是一种超级转换体制；③在文化上的脱胎换骨的超级体制；④自然环境中的大深度的地下水系；⑤同时代有多重文明并存（“重层文明”）。关于日本文明的模式，他认为，从无变化状态与静寂中瞬间产生的强韧的适应力和自我革新能力以及这种过程的周期性的循环，是日本文明发展史的模式。关于日本文明的发展机制，他认为，在周期性的停滞与危机中瞬间爆发的适应力的交互作用这一特征，是日本文明变动的核心机制。应当说中西輝政看到了日本文明的一些表象和特点，或者说是日本历史发展的结果，但他还不能正确地、历史地说明这些结果产生的背景和原因。

立足于古代史学研究的学者，如已故历史学家西岛定生教授，一般强调日本文明与中国文明的渊源关系，将日本文明视为在中国文明强烈影响下产生的一个“子文明”。构成中国文明主要要素的汉字文化、儒教、汉译佛教、律令法律制度等在汉唐时期传播到日本、朝鲜半岛、越南等地，形成中国文化圈。当时的日本（最早称“倭”，八世纪以后定国号为“日本”）遵循和利用中国式的政治原则（古代中国“天下观”），加入到以中国为中心的东亚国际政治秩序中（古代中国的“册封体制”），并在这样的国际背景下建立起自己的古代国家。

另一方面，立足于比较文明论和文化史的日本文明（或者说是广义上的日本文化）研究，其分析理论主要是社会学-结构主义的理论和文化人类学的理论，前者重视日本社会组织和制度的分析，后者重视日本人的行为方式和文化取向的分析。后者在分析日本社会的特殊性时往往是引用“日本人论”（主要指战后日本和西方学者对日本人的群体特征和日本的国民性的研究）的研究成果。

从研究结论来看，西方和日本国内的研究日本文明的学者强调近代以来的文明社会与之前的传统社会的对立，关注日本文明社会的文化结构的两面性，认为日本社会的政治结构既有复古主义的一面，如天皇制；又有近代合理主义的一面，如依据近代法典的近代国家体制。在意识形态方面，实用主义与理想主义并存，前者来源于西方的近代文明，后者则是鼓吹背离西方的物质主义的道德观，强调集团主义和日本特有的国家意识。一些学者还将日本文明的特质的形成追溯到10000年前—2500年前的绳纹时代（即日本的新石器时代），认为日本文明的“根”发生在绳纹时代。

三、日本文明的分析视角

（一）以上提到的日本学界对文明研究的两种视角、两层含义，我以往关注的主要是前一种视角，即复原和说明日本原始社会瓦解，古代文明形成（或称“文明化”、“古代化” ）的过程。这个历史过程大约经历了1000年—1200年，即公元前5世纪至公元7—8世纪前后。这个过程的主要内容包括古代日本水稻农耕文化的确立、青铜祭器和铁制工具等金属器的使用、人口的增长和社会结构、社会组织的进化演变、城市的产生、中央集权官僚制国家的形成、文字（中国汉字）的传入和本土化，儒教、佛教的传入、日本列岛上自然环境和人文环境的改变，等等。日本文明的形成过程与东亚大陆上的文明，特别是中国华夏文明有密切的渊源关系，朝鲜半岛传入日本的许多文化要素，从源头来说也主要是来自中原文化。因此，日本古代文明不是一个独自发生的文明，支撑这个文明的主要文化要素不是在日本列岛内部创造出来的。所以说至少在古代，它不是一个独立形成（独立完成）的文明。

今天多数西方学者所说的日本文明在多数情况下是以十九世纪以后的日本社会为研究对象的。就是说，研究的是近代以来的日本文明。实现了近代化以后的日本社会实际上还包含（残留）了许多日本传统社会的要素，如天皇制、武士精神文化、家族式的社会和企业的管理模式、社会组织中的集团主义倾向等，这些被西方学者视为日本文明（日本文化）的特质。于是人们又进一步去追寻这些特质的发生发展过程。这实际上也就是在追寻日本传统社会和传统文化的发生、发展的过程。以上这种文化人类学式的研究角度，显然与前一种研究视角不同。最显而易见的是对日本文明形成的起点和分期上的不同。我认为应当清楚地认识到上述两种对日本文明的分析视角和分析方法的差异，不能将两者混为一谈。

（二）以日本学者梅原猛的“绳文文明论”为代表的把日本文明的源头追溯到原始社会的绳纹时代的观点没有多少说服力。绳纹人对自然环境的关注、对自然美的追求以及相信万物有灵等文化取向虽然被后世的日本人继承，但这些文化因子并不是日本文明独有的文化特质。今天人们强调的日本文明的文化特质都不是在绳纹时代形成的，而是在弥生时代水稻农耕社会形成之后才出现的。今天的部分日本文化史学者——这些文化史学者的观点大多带有国粹主义倾向——为了淡化东亚大陆文明（特别是中国古代文明）对日本早期社会的影响，宣扬“绳纹文明论”，把受外来文化影响较少的新石器时代的绳纹文化捧为后世日本文化的“原点”，这种学术倾向可以看作是一种文化民族主义。总之，“绳纹文明论”过度美化了日本的原始社会文化，拔高了绳纹文化对后世的影响，是不足取的。

（三）日本文明与中国古代文明有着千丝万缕的源流关系。我认为日本文明是在充分吸收东亚大陆文明（特别是中国古代文明）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是一种相对于东亚地区核心文明而言的“子文明”。具有日本特色的传统文化的产生时间大致是在奈良时代至平安时代前期，即公元八世纪至十世纪。这以后到十九世纪前期，特别是江户时代的锁国时期，是日本传统文化要素逐渐涵化（涵化：在与异质文化交流的过程中，自身的文化模式发生相应的变化）、强化的过程。如果我们今天把日本文明视为一种拥有有别于他者的文化特质的文明的话，那么就必须搞清其文化特质是怎样形成发展起来的，其发展模式是怎样的。换句话说，就是要揭示出日本文明的文化特质是怎样在吸收、消化、融合、改造、异化东亚大陆文明、特别是中国古代文明的基础上形成的。如果说日本文明的发展机制具有中西輝政所说的“在周期性的停滞与危机中瞬间爆发的适应力的交互作用”这一特征的话，那么，这种“危机中瞬间爆发的适应力的交互作用”正是日本在古代至前近代与东亚大陆的文化交往过程中培养起来的。这个过程在历史上留下了大量的文本史料和遗址遗物。复原这个过程，是今天日本史研究者的重要工作之一。

（四）日本文明的产生与发展过程有其特点，但在历史上并不是独一无二的。过去有学者从比较文明论的角度，将古埃及文明与古希腊文明的关系与中国文明与日本文明的关系相比较，认为上述两种关系存在可比性。例如美国的马丁·贝尔纳（Martin Bernal）著《黑色雅典娜——古典文明的亚非之根》（郝田虎、程英译，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11年）一书的《序言》中指出，“日本为古希腊提供了有用模式。毫无疑问，最早的日本文化的一些基本要素完全不同于中国，而且两种语言根本上不相联系。但另一方面，忽视、贬低或否认中国对日本文明各个方面的影响，包括服饰、建筑、艺术、音乐、写作和词汇，将是荒谬可笑的。然而，西方古典学家就是这样对待他们的‘日本’，即希腊的。”“如果日本模式与古希腊模式相似，那么，中国的明显的西方祖先平行物就是埃及。古埃及吸取了其他非洲和西南亚民族的精华，但它有着延续了许多个千年的文化统一，发展出了独具特色、自成一体的文明，这一文明对相邻社会的文明有重大影响。同样，中国文化的一些侧面来自中亚和印度。但是，这些借用被完全整合进了本土的基础。中华文明对整个东亚具有中心意义，它给予的比它得到的要多得多。18世纪欧洲作家赞许地看到古埃及和中国之间的相似：官僚统治，对仪式和理性的强调，平民控制军队，重视稳定而非变化，书面符号有语音和语义内容等；相似性还表现在两个国家与周围社会相对位置的结构等同性。”可以说，在后现代史学的背景下，一些西方学者正在重新评价西方文明，将西方文明的源头追溯到西亚北非的埃及文明，并对西方文明的特殊性和先进性进行重新“解构”。《黑色雅典娜》的作者将希腊文明的形成过程与日本文明的形成过程相比较，追述世界上典型文明（希腊文明）的“特化”过程，我认为是富有启发意义的。

（五）过去在总结2000年来的中日关系时，往往从后进者追赶先进文明的角度，对日本历史给予了充分评价。实际上对这种“追赶型文明”的研究，需要“后发优势”的研究视角，也需要有“后发劣势”的研究视角。以前的研究多重视前者，对后者的关注不够。

结 语

前面提到了日本文明研究的两种视角、两层含义，我想对日本文明的研究来说，两者都是需要的，应当把着两种研究有机地结合起来进行思考。在世界文明发展史研究中，揭示世界历史上各个文明的文化特质和模式类型固然重要，但更重要的是，要总结出这些文明的形成过程和发展道路。历史研究需要横向比较，也需要纵向分析。揭示世界历史上各个文明的文化特质和模式类型属于横向比较，总结文明的形成过程、发展道路属于纵向分析。横向比较解决的是历史的结构问题，纵向分析解决的是历史的发展问题，两者对于历史研究来说都是必需的。

日本文明的研究价值和意义就在于，它是世界诸文明发展中的一种类型，一种发展模式，它起源于一种相对于东亚大陆核心文明（中国古代文明）而言的“子文明”，并经过漫长的演化过程（“文化特化”过程），最终发展成为一种拥有有别于他者的文化特质的、独立的、并且是独特的文明。

以上是我思考日本文明问题的一点体会，请各位老师批评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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