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10月27日至28日，“东亚视域下的中日文化关系——以往来人物为中心”国际学术研讨会在浙江工商大学隆重举行。本次学术研讨会由浙江工商大学东方语言文化学院主办，浙江工商大学东亚研究院、日本研究中心承办，浙江省中日关系史学会协办，日本国际交流基金会提供后援。来自中国、日本、韩国以及台湾等国家或地区的60余名学者参加会议并发表论文，这些学者分别来自国内外47所高校、研究机构与学术团体。会议期间，与会代表依据详实史料，围绕各个历史时期文化交流中的人物往来发表最新成果并展开讨论，可以说本次会议是近年来东亚文化交流人物往来研究成果的一次集中展示。

 “文以载道，汇则兴邦。世界各国文化都是在人物往来中相互促进、发展繁荣的。”浙江工商大学校长陈寿灿教授在会议开幕式致辞中特别提到，浙江自古以来与海外特别是东亚各国交流非常频繁。浙江的宁波、天台、径山等地，因日本的遣唐使节和僧侣的屡屡到访，与日本结下了深厚的渊源；浙江余姚出身的王阳明的“知行合一”思想对日韩等国近代思想影响深远；流亡日本的朱舜水对儒学在日本的传播以及日本儒学“水户学派”的形成和发展功不可没；日本京都宇治茶和静冈县的茶叶，也是通过僧侣从浙江传入。从人物往来的角度出发对文化交流开展研究意义重大。陈校长希望通过此次会议，加深各国学者之间的学术交流，进而取得更加丰硕的成果。来自日本福冈国际大学的海村惟一教授在致辞中则引用元末明初在杭州旅居访学的日本禅师绝海中津“京口云开春树绿，海门潮落夕阳空。英雄一去江山在，白发残僧立晚风”之汉诗，来表达古往今来人物交流中的文化换位思维与博大胸襟的崇敬。

  在随后的主题演讲中，北京大学王晓秋教授以“中日交流史人物研究漫谈”为题，从自身的研究经历出发，分享了研究心得。王教授指出如果我们想要完整全面地了解历史，描述出历史的真相和全貌，在研究中就不仅要关注大人物，也要同时关注处于历史舞台的边缘、角落甚至幕后的小人物，因为他们都在一定时代条件下，对历史的进程起过一定的影响和作用。其次，对于历史人物的研究我们也应该放开视野，广开门路，锲而不舍，大海捞针般地去努力搜集发掘与人物相关的史料，如相关著作、日记、笔记、书信、笔谈记录以及民间收藏的文物等，都应该纳入我们的研究视野。王教授提到的最后一点就是要注重更直观的人物图象。对于同一历史人物，不同的画家在不同的场合，从不同的角度，往往会有不一样的描绘。这些画像有助于我们更深入地认识和考察某个人物的面貌、性格和活动，使人物的形象更加丰富多彩。

浙江大学王勇教授则以“从‘求法’到‘巡礼’”为题，通过对日本人求法中国历程的变化，生动描绘了一幅东亚文化传播变化的画卷：飞鸟奈良时期，借唐人之名拷贝中国的宗派；平安时期，日本人通过入唐问学创立自己的宗派。“天台法华宗”与“真言宗”，虽以中国宗派为源头，但包涵本土的诉求、日本的创意；随后圆仁在《入唐求法巡礼行记》中记叙表达其目的：虽然“求法”依然是主业，但增加“巡礼”。日本自创宗派形成自我“小中心”。通过以上分析，王勇教授指出：“文化之源头，乃祖先遗产、与生俱来；文化之中心，时过境迁、靠后天争取。”

日本早稻田大学吉原浩人教授则以“奝然将来栴檀瑞像の思想・宗教的影響”为题，对日本东大寺僧人奝然在公元983年入宋模求回栴檀瑞像的来龙去脉进行了梳理，優塡王思慕像（栴檀瑞像的原型）作为世界上最初的供奉佛像在佛教徒中广被膜拜，奝然将其带回日本国内后，对当时的日本宗教乃至一般民众所带来的思想冲击非常巨大，随后此佛像又在镰仓时代被大量刻画成绘卷，在普通民众间广泛传播，由奝然传播佛像引发的中日间文化交流意义深远。

浙江工商大学江静教授以“日本禅宗史上的南宋高僧无准师范：正续嫡传之祖”为题，通过对五山诗文中相关记载，考察一代名僧无准师范在日本的法脉传承。江静教授指出：日本禅宗早期形成的24流派中有三分之一是无准师范的弟子及其法孙们创建。《五山禅林宗派图》共列僧人6700余名中5100余名出自无准师范的法脉。五山诗文中，也多处可见作者对无准师范正统祖师地位的强调。南宋高僧无准师范超越了时空束缚，成为日本禅宗史上正统法脉的祖师。韩国蔚山大学鲁成焕教授以“朝鮮の蔚山で倭軍の捕虜になった中国人”（在朝鲜蔚山被倭军俘虏的中国人）为题，以对一篇“日本最大的陶艺村山口县萩焼最初是由韩国蔚山陶工李良子所制”新闻报道为线索，通过实地田野考察以及文献资料的分析，得出“朝鲜的李良子”实为中国杭州武林郡的“李郎子”，其与同乡孟二宽在万历朝鲜战争中作为明朝援兵来到蔚山，被当时的倭军俘获并带至日本，此后凭其高超的技术开始一系列的制陶事业并世代流传。

日本关西大学松浦章教授以“清代日本貿易に長崎へ来航した中国商人”（清代日本贸易中前来长崎的中国商人）为题，考察了清代长崎贸易时期前来日本的三位中国商人。这其中有多次前来长崎，归途中遭遇风暴漂流至普陀山在中日两国的史料中都被记载的广东洋商麦灿宇；也有应日本的需求，运载大量中国书籍前往长崎的文化商人俞枚吉；更有痴爱日本物品，跨三十多年持续投入长崎贸易，并且与日本文人频繁交流的清商程赤城。这些研究，对于考察清代中日长崎贸易的实态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中山大学孙宏云教授以“松平康国的中国经历与中国认识”为题，对于受聘为直隶学校司编译处主笔和湖广总督张之洞的政治法律顾问的早稻田大学讲师松平康国的生平、受聘的缘由与经历做了详细的史料分析。又通过对其诗文的检阅，剖析其思想特征与对华认识的大致脉络。神户学院大学胡士云教授以“新时期的旅日华侨华人”为题，对改革开放四十年来旅居日本的新华侨的情况做了较为细致的介绍与分析。胡教授长年旅居日本，广泛联系当地华人社会，其研究数据详实可靠，为研究当代民间中日交往提供了非常可贵的第一手研究资料。八名嘉宾分别以各个时期中日文化交流的历史为背景，选取代表性的人物，依据可靠的史料，围绕各自的主题作了精彩的演讲，给全体与会代表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在10月27日下午与28日上午举行的分科会上，与会代表大致按所发表内容的时间顺序，发表了各自的研究成果。

   在唐宋时代分科会上，郑州大学葛继勇教授基于先行研究成果，对散见于诸日记、传记、跋文、经典注疏等中有关圆仁、圆珍的记载进行梳理，聚焦考察圆载在唐活动情况；上海大学赵莹波教授聚焦宋朝与高丽的外交关系，指出宋商代表宋、丽、日三国的使者，或传递政府情报、或携带皇帝密旨国书，为东亚关系开辟了新的思路；四川大学的张维薇副教授围绕阿倍仲麻吕赴任安南的缘由展开论述；宁波大学李广志副教授阐述来华的真如亲王的生平事迹。

在元明时代分科会上福冈国际大学海村惟一教授以留明僧绝海中津为例，探讨他们在日明外交中所发挥的重要作用；屏东大学简光明教授以江户时代小野一《庄子口义栈航》和渡边操《庄子口义愚解》为题材，通过文本分析说明林希逸《庄子口义》在日本江户时代的接受情况；九州大学伊藤幸司教授与顾明源博士考察了万历朝鲜战争中的从军僧、支援日明外交的被掳人（魏天和龙室道渊）在对外交流中所起到的作用；江原韩国学研究所辛炫承教授就日本武士道和中国阳明学的关系进行了考察；大阪大学康昊博士从入元僧、元朝东渡僧的视角，考察了战后秩序重建的过程与元代江南禅林的关系。 

在近代分科会上，南开大学刘雨珍教授在对《使东采风录》的诗作进行初步整理的基础上，将其与何如璋的《使东杂咏》、黄遵宪的《日本杂事诗》进行比较，明确其形式与内容上的特色，考察其观察明治日本的独特视角；华东师范大学唐权副教授就清代中日文化交流舞台上最为活跃的群体“来舶清人”展开论述；新潟大学柴田干夫教授概观了与中国有密切关系的大谷光瑞的生涯；浙江工商大学吕顺长教授通过对俞樾等7人致嘉纳治五郎的信札进行考释，探究清末中日两国间的人员往来和教育交流；神户孙文纪念馆蒋海波研究员梳理了“东游日记”中关于神户社会风貌的记录，进一步展示了当时的日本社会和华侨社会的情况；浙江工商大学张明杰教授对近代中日书画鉴藏家林熊光进行考察研究；中山大学叶磊博士对日本侨民胜间田善作在海南岛的活动进行研究；贵州大学李炯里副教授梳理了刘庆汾在日以及归国后的活动轨迹，及其外交生涯的活动情况；鹿儿岛大学景德博士以《曾氏家系记碑》和《曾氏家牒》为例，探明了曾槃及其家族关系。

   在28日上午的分科总结会上，各分科会主持人做了总结发言，归纳了各组的主要研究成果，也指出了存在的不足。浙江工商大学东语学院院长江静主持了闭幕式。本次会议共发表论文60余篇，除了参会代表以外，来自省内其他高校的师生、浙江工商大学出版社、浙江工商大学杂志社、以及东方语言文化学院的研究生也旁听了会议，整个会场座无虚席，气氛热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