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60年代末开始到90年代中期，美日之间爆发了一场旷日持久的经济摩擦。美国先对日本发动激烈的贸易战，后来发展到金融摩擦、投资摩擦，乃至 “经济体制摩擦”。面对美国的高压攻势，日本始终坚持协调磋商的姿态，以经济对策应对经济要求，借此提高本国的产业结构和经济结构，并利用 “外压” 推进国内的结构性改革。

面对美国的压力，日本基本上一直采取协调的低调姿态。而实质性的应对措施，则是就事论事，或拖延战术。针对美国来势凶猛的指责和要求 ，日本逐步调整应对解决日美经济摩擦的方法。

（1） 实行 “自主限制出口”

所谓 “自主限制出口”，是指出口国为了防止其他形式的贸易限制，应进口国要求而对本国出口产品实行限制。自主限制出口，是配额的一种特殊形式，它不是由进口国对进口产品实行的配额，而是由出口国对出口产品实行的配额。为了缓解日美贸易摩擦，日本最常使用的手段就是自主限制出口，如20世纪50年代纺织品的出口自主限制。1972 年，日本接受尼克松政权的要求再次实行纺织品的对美出口自主限制。接着1977 年，在钢铁摩擦和彩色电视机摩擦中也采用了自主限制出口的办法。日本钢铁业在70年代的10年内被迫三次自主限制对美出口。1977年3月， 日本自主限制对美彩电出口。1981年5月，开始限制汽车的出口。1984年再次实行钢铁出口自主限制。1985年实行数控机床的出口自主限制等。由于战后《关税及贸易总协定》禁止提高关税和限制进口数量，而由出口方提出限制出口数量不违反 《关税及贸易总协定》规则，属于《关税及贸易总协定》管理范围之外的灰色区域，日本采取自主限制出口的办法，力图防止美国实行贸易报复，并保证一定量的出口。在长期的贸易摩擦中，日本屡次实行“自主限制出口”，这样一来，自主限制出口的产品确实减少了对美出口。但是其他产品却不断增加，对美出口产品本身发生变化，结果是日本对美贸易结构也不断优化。从结果而言，这并没有改变美日之间的贸易逆差。

（2） 扩大对外直接投资

所谓 “自主限制出口”，是指出口国为了防止其他形式的贸易限制，应进口国要求而对本国出口产品实行限制。自主限制出口，是配额的一种特殊形式，它不是由进口国对进口产品实行的配额，而是由出口国对出口产品实行的配额。为了缓解日美贸易摩擦，日本最常使用的手段就是自主限制出口，如20世纪50年代纺织品的出口自主限制。1972 年，日本接受尼克松政权的要求再次实行纺织品的对美出口自主限制。接着1977 年，在钢铁摩擦和彩色电视机摩擦中也采用了自主限制出口的办法。日本钢铁业在70年代的10年内被迫三次自主限制对美出口。1977年3月， 日本自主限制对美彩电出口。1981年5月，开始限制汽车的出口。1984年再次实行钢铁出口自主限制。1985年实行数控机床的出口自主限制等。由于战后《关税及贸易总协定》禁止提高关税和限制进口数量，而由出口方提出限制出口数量不违反 《关税及贸易总协定》规则，属于《关税及贸易总协定》管理范围之外的灰色区域，日本采取自主限制出口的办法，力图防止美国实行贸易报复，并保证一定量的出口。在长期的贸易摩擦中，日本屡次实行“自主限制出口”，这样一来，自主限制出口的产品确实减少了对美出口。但是其他产品却不断增加，对美出口产品本身发生变化，结果是日本对美贸易结构也不断优化。从结果而言，这并没有改变美日之间的贸易逆差。

（3） 调整汇率，促使日元升值

针对美国要求日本调整汇率，1984 年美国成立了美日 “美元日元委员会” 后，日本也成立了 “日元美元委员会”。1985 年9月西方五个发达国家达成 “广场协议”，决定对汇率进行联合干预。各国央行用102亿美元介入外汇市场，日本是继美国（32亿美元）之后介入货币（30亿美元）最多的国家，其后美元迅速贬值，日元大幅升值。“广场协议” 达成一年零五个月之后，日元对美元升值了55%。到1988年初，与协议达成之前相比，日元升值幅度接近100%。日本虽然回应美国，大幅度促进了日元升值，但是这并没有取得减少美国对日贸易逆差的效果。“广场协议” 后，1986—1988年，日本的贸易黑字不减反升，1985年日本对美贸易顺差已经达到465亿美元，1986年和1987年分别上升为553亿美元和568亿美元。

（4）开放市场，扩大内需

针对美国督促日本开放国内市场、 扩大内需以减少贸易顺差，日本采取了一系列措施。1985年7月，日本政府发表了《市场开放行动计划》，其主要内容包括：（1）降低、 废除1853个品种的关税；（2）减少进口限制；（3）简化进口检验检疫流程，在进口手续方面减少政府的干预；（4）放开政府采购商品的限制；（5）金融资本市场自由化、 服务自由化和促进进口。1986年4月，中曾根康弘首相的私人咨询机构“为了国际协调的经济结构调整研究会” 发表了一个旨在解决日本国际收支顺差过大问题的报告书 《前川报告》（因研究会会长为日本银行原总裁前川春雄而得名）。该报告认为，日本的国际收支顺差持续扩大是一种 “危机状况”，其主要原因在于日本的出口主导型经济结构（即所谓的“日本责任论”），提出日本应该通过转变经济结构和产业结构来使收支顺差逐步缩小，把经济结构调整为内需主导型，为此应该扩大进口市场并改善市场准入环境，加快金融自由化和国际化。同年9月，中曾根首相在国会施政演说中强调以《前川报告》为根据，把调整产业结构和扩大内需作为两项重大 “紧急课题” 提交国会讨论。日本政府自行宣扬为了国际协调而自主实行经济政策转型，主张将出口主导型的日本经济转换为内需主导型经济，提倡缓和各种限制，力求提高国民生活质量。

（5） 进行 “结构性磋商”。

针对美国提出的要进行结构性障碍磋商，在1989年7月日美首脑会谈上，日本同意开始这一磋商，1990年4月提出了《中间报告书》，6月完成了《最终报告书》。这个 “结构性障碍磋商”，美国提出来的主要想法当然是消除日本方面的 “结构性障碍”。但有意思的是，日本反过来指出美方也存在 “结构性障碍”。日方提出的美方的问题在于: 储蓄投资模式，企业的投资活动与生产力，政府限制措施，出口振兴对策。美方提出的日方的问题在于: 储蓄投资模式，土地利用，流通机构，价格机制，企业系统，排他性交易习惯等。《最终报告书》要求日本: 一，通过扩大对公共事业的投资改善传统的储蓄和投资模式 （自1990年的随后10年中，对社会公共事业的投资总额将达到430兆日元）；二，从税制上促进土地的开发；三，修改 “大规模店铺法” (把开张审批时间控制在一年之内，把进口手续的完成时间缩短到24小时)，改善流通体系；四，在企业系统交易方面，由“公正交易委员会” 在两年之内对日本企业的系统交易行为进行调查；五，强化垄断禁止法，改善排他性交易习惯。实际上，日本方面提出的措施也仅是局部性、 暂时性的对策。而且，日本方面并不可能完全接受这些要求。1990年度日本《经济白皮书》专门辟出一章，从企业内系统和企业间系统这两个角度阐述了日本型产业系统的合理性，认为日本的产业系统绝非是特殊的系统，而是具有普遍性的系统。1993年，美国克林顿政府要求日本进行 “综合经济磋商”，把知识产权、 政府采购、 汽车、 保险、 金融服务等领域也设为磋商对象。1994年8月，知识产权领域达成协议。10月，政府采购及保险领域达成协议。1995 年1月，金融服务领域达成协议。6月，投资及企业间关系领域以及汽车及其零部件达成协议。这样，到了1996年底，日美综合经济磋商的所有领域都达成了协议。1997年，桥本龙太郎政府再次与美国达成 《日美规制缓和协议》，力图 “重振日本经济，创造一个向国际社会完全开放的、 以责任制和市场原则为基础的自由、 公平的社会经济体系”。之后，历届日本政府一直没有中断与美国的 “规制缓和对话”。

美日经济摩擦对中国处理中美贸易摩擦的启示

第一， 中美贸易摩擦估计会持续相当长的时间，而且可能会逐渐升级，最终是美国要求中国改变国内的经济运作体制，要与中国进行 “结构性磋商”，以对中国进行 “脱胎换骨” 的改造。美日经济摩擦的直接起因是美日贸易不平衡，但实际上种种协商解决的办法都并没有改变这种贸易逆差不断加大的状况。后来，美国更加着力要求日本开放市场和进行经济体制改革，这与当前美国对中国施压——敦促中国履行入世承诺、加快市场开放和体制改革非常相像。当年美国高喊 “日本异质论”，其核心目的并非排斥与遏制日本，而是要改造和同化日本。

第二，中美贸易摩擦在很大程度上也是中美经济相互依存关系的产物。如果是相互依存关系发展到一定程度的产物，那么就可能需要长期处于 “协调与对立” 并存的关系之中。在对立中协调，在协调中对立，这会成为长期交往的基本方式。这里始终坚持协调的姿态很重要，不可轻言 “经济冷战”。其理由是，美国不仅对中国挑起贸易争端，同时也向它的欧洲朋友和亚洲盟国日本等国发难。特朗普政权四面出击，对其主要贸易伙伴加拿大、 墨西哥和欧盟也附加征收25%的钢铁关税和10%的铝关税。特朗普政权也对日本扬言要加征汽车和农产品高关税。如今有人在高谈中美之间正在形成 “经济冷战”，实际上美国著名国际政治学者亨廷顿当年也曾经认为 “经济冷战正在美日之间形成”。但我们今天已经知道，后来事实的发展并非如此。

第三，利用 “外压” 来部分缓解国内的阻力以推进深化改革。有些评论一味批评日本。说是日本在美国的高压外交下采取 “道歉外交”，被动应对外来压力。我们不可忽视的是，日本利用 “外压”，实现了产业结构升级并深化了经济体制改革。中国也可以在应对美国贸易霸凌的同时，更多地关注和寻找解决本国经济内部结构性问题的办法。从消费者利益来看，对一些指责采取积极的应对措施可能不无裨益。

第四，中国国内各种行为体可分角色对付美国。日本在应对美国的压力时，政治家、 官员和学者显示出一种和谐的分工，政治家显示一种协调的姿态，而实际参与谈判的官员则坚持国家利益寸步不让，与美方交涉时争得面红耳赤。学者的立场则可以更为自由多面，向美国传递日本国内更加真实多面的实情，比如既有前述前川这样的 “日本责任论” 观点，又有东京大学教授小宫隆太郎的 “非日本责任论” 说辞。

第五，避免调动民族主义情绪卷入贸易摩擦乃至经济摩擦。因为贸易摩擦或者经济摩擦，终究是一种 “利益可交换” 的角斗，而一旦激烈的民族主义情绪被卷入其中，就很容易形成 “意识形态” 层面上不可调和的状况，使中国陷入更加被动的局面。

作者：徐显芬，华东师范大学冷战国际史研究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