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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界研究动态:中法战争前后日本的对华政策(邱帆)
( 发布日期:2020-07-16 阅读:次)

中法战争是中国与列强之间发生的第三次战争,也是日本明治政府成立之后,东亚地区发生的第一次战争。第一次和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日本处于闭关锁国的幕府统治时期,对于周边发生的战争只是耳闻。但时至中法战争时期,日本已走上资本主义道路,对于世界大势尤其是东亚局势尤为关注,面对再次发生在家门口的战争时,再也不是被动听闻战争结果,而是主动去“目睹”战争的整个过程。

对于中法战争期间日本的对华态度问题,多数学者认为日本政府有直接或间接联合法国对付中国的意向。对此有学者提出相反观点表示:日本政府对战争是持中立态度,且更注重对华关系,并否认日本政府有趁乱插手朝鲜内政的意图。进而有学者折衷两派观点表示,日本政府巧妙运用日法联合论,既牵制中国也限制法国,为日本文明开化的改革事业赢得了一个安定的国际环境。此后又有研究指出:日本政府虽然没有与法国同盟的意思,但是有乘中国因法患无暇东顾之机,在朝鲜策动政变以铲除朝鲜亲华势力的企图。另外,还有学者特别强调:中国在马尾海战的失败是日本政府放弃中立立场,决意在朝鲜挑起事端,以挑战“中国东亚霸权”的转折点;并且日本海军在马尾海战时,仔细观察法军战略战术,从而确立了以优化日本军舰的炮速、舰速来对抗北洋水师重甲巨舰的作战方针,并在甲午战争中付诸实践。

然而,上述研究对于日本政府在中法战争期间的态度立场把握并不完全准确。如果结合当时日本政府在内政外交上所面临的种种问题,以及日本对其他西方国家态度的考察则会发现,对于日本来说,如何应对中法战争并非仅有支持交战国任意一方或保持中立这两种选择。另外,日本希望通过中法战争谋求的利益也不仅限于军事方面,其目的也决非单纯是为了争取一个和平的改革环境。因此有必要对中法战争前后的日本对华政策进行重新梳理。

本文着重运用既往研究未曾利用到的太政大臣三条实美、参议伊藤博文、外务卿井上馨、外务大辅吉田清成等政治家的个人相关史料,还原中法战争期间日本政府对华政策的演变过程,再结合对日本政府如何利用中法战争的探讨,揭示出中法战争与甲午中日战争的内在联系。

一、 中法战争爆发前的日本对华政策

1883年法国为实现对越南的殖民统治,对越发动第三次侵略战争。同年8月,法国强迫越南签订《顺化条约》,取得对越“保护权”。为彻底断绝越南与中国的传统朝贡关系,并企图打开中国西南门户,法国于同年12月将战争矛头指向中国。此时的中日关系在历经日本征台之役、日本吞并琉球及壬午兵变等事件之后跌至低谷。再加上朝鲜问题与越南问题都牵涉与中国的朝贡关系问题,于是法国政府意图拉拢日本共同对付中国。

在法国正式向日本提出同盟案之前的1883年4月,日本政府通过驻法公使馆的外籍雇员打探到法国政府内有日法同盟的提议。此时参议伊藤博文正好在德国柏林研究欧洲宪法,收到驻法公使馆的电报后,伊藤在致外务卿井上馨的私函中表示:“法国的合作内容及其意向究竟为何?若不打探清楚就应允的话则容易被利用,因此我将于近期赴巴黎探知详情后,电报告知阁下。”在伊藤启程赴巴黎前,驻日法国公使德里固就向井上馨正式提出此案,但却遭到井上拒绝。不过,法国政府并未就此放弃,于是寄希望于拉拢深受井上信赖的日本驻德公使青木周藏,企图通过青木来说服井上馨同意结盟。然而青木本人并不支持同盟,他在致井上的电报中表示,希望井上再次拒绝法方的提议。据青木回忆,伊藤博文在得知井上拒绝法国的提议后大为不满,埋怨井上不与其商量就轻易拒绝法国,并主张欣然接受法国提出的联合攻击中国的要求。而井上馨则对青木说:“请转告伊藤,我认为没有对华开战的必要。若强烈希望开战的话,请他回国亲自主持。”

那么,伊藤博文为什么会支持日法结盟呢?据日本外务省外交史料馆所藏的中法战争相关档案显示:1883年5月4日伊藤博文曾给井上馨发过一封电报,并且伊藤在电报中阐述了他对日法同盟的看法。但遗憾的是这份电报的原件已遗失,无法得知其详细内容。不过,笔者认为伊藤同意结盟的主要原因还是在于同盟案牵扯到了日本修改不平等条约的进程。明治维新以后,修约是日本外交的首要目标。历届政要都为之付出了很多心血,井上馨自从就任外务卿之后也一直致力于修约之事。1882年井上馨在东京与各国驻日公使举行了一次修约预备会议,但西方各国依旧百般阻挠对现行条约的修改。伊藤博文在柏林研究宪法的同时,也在为修约的事积极奔走。1883年1月伊藤在致井上馨的信函中说:“要想英法两国同意修约是十分困难的,德国似乎有些许支持我国的意思……现德国外交部里一位叫‘郝雷本’的官员能够接受修约。我想能否先从德国入手,让德国掌握西方对日修约的主导权,当下也只有这一个办法了。”由此可见,伊藤博文希望能有一个西方大国率先站出来支持日本修约。然而数月后,在伊藤看来不可能同意修约的法国却率先向日本投来橄榄枝,表示只要两国就越南问题合作,修约一事可以适当让步。伊藤起初对待日法联合的问题还是比较慎重的,但法国开出修约让步的条件正是伊藤梦寐以求的,故伊藤倾向于日法结盟。

不过,外务省中却有不少人反对与法国结盟。例如,驻德公使青木周藏认为法国政局动荡,内阁更换频繁,出于对同盟条约可持续性的担忧,因此反对结盟。驻华公使榎本武扬则因怀疑法国的合作诚意而反对结盟,他认为法国与日本结盟无非就是想节省战争成本。

而作为日本政局掌舵者之一的井上馨,则必须要考虑各方面因素来做出决定。1877年日本政府为应对本国士族叛乱而诱发的“西南战争”,大量印发不兑现纸币,以解军饷之急,这导致战后出现通货膨胀。为解决财政危机,井上与伊藤博文及大藏卿松方正义决定采取财政紧缩政策并极力削减各部门开支。中法战争时期,日本政府正好处于节衣缩食的状态,其财政无法支撑日本发动对外战争。除去财政问题,此时期日本的海军实力也不足以对抗中国。正如井上馨在壬午兵变后向伊藤博文坦言:“经过此次朝鲜事件,深感扩建海军的必要性……余以为以今日之形势,若不扩充海军实力,则不能保障我国主权独立,也无法维持东洋和平。”从字里行间能够看出井上对现有海军实力无法自保现状的担忧。可以说财政问题和海军实力问题是客观制约井上馨决策的两大重要因素。

此外,井上不同意日法同盟还在于担心中日两国关系因结盟问题继续恶化。井上在写给驻法公使蜂须贺茂韶的机密信中提到:“自琉球、朝鲜事件之后,中国对我国之憎恶怨气与日俱增……如果因越南问题公然与法国联合的话,则无异于火上浇油……我政府不希望与日法联合之事有任何牵扯,此点交涉时须注意。”

此时井上馨为何如此看重对华关系呢?明治政府将修改不平等条约一事称之为“条约改正”。但现今日本史学界在对此名词进行定义时却限定了范围,即修改与西方各国签订的不平等条约及其过程才算作“条约改正”。这无疑将中日修约一事排除在外,并且日本学界大多数关于“条约改正”的研究也都未将中日修约问题纳入探讨范围。但翻阅当时明治政府相关档案,不难发现《中日修好条规》的修改交涉过程也被称之为“条约改正”。并且根据1884年井上馨上奏明治天皇的《议定外交政略之标准》一文中所述:“现今我国外交最紧要之事乃是修改我国与缔约国间所签订之条约,因为现行条约着实侵害我国主权。”由此可见,明治政府的外交重心是修改所有损害日本主权的条约,而并非只修改对欧美条约。《中日修好条规》虽然具有一定的“平等性”,但却是建立在两国相互损害主权基础之上的相对平等,从条约性质上来说依然属于不平等条约,因此也在井上所定义的待修改条约范围之内。

《中日修好条规》规定十年后可商议修改,恰巧修约期爆发中法战争,日本政府则决定避开敏感时期来重修中日条约。中法战争结束后,井上馨委派有着丰富修约经验的盐田三郎为全权公使来华重开修约谈判。井上在给盐田的训令中说道:“两国关系自建交以来可谓每况愈下,昔日台湾、琉球争端,明治十五、十七年朝鲜的两次动乱,清政府时常以为我国有侵略其领土或觊觎朝鲜之心,疑神疑鬼,常常质疑我国的一举一动。去年伊藤大使借赴津谈判之际,向其当面表明我国的态度立场。其虽有改观,但防我之心也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完全化解的。阁下在与当局官员接触时,要向其恳切地表明我国的外交政策皆以保障东洋和平为目的。……修约一事大致按照附件草案来谈判即可,其中法权问题与当下对欧美修约草案紧密相关,若不能修改成与该草案一致,将有碍新条约的实施。”

综上可推断,井上馨十分重视对华条约的修改,并希望通过营造一个良好的中日关系来促使对华修约成功。其实早在1882朝鲜爆发壬午兵变之后,日本政府就有意向修复中日关系。首先日本政府起用兴亚会会长榎本武扬为驻华公使。榎本在写给好友花房义质的信函中表示,此次赴华的使命之一就是修复两国关系。此外,日本政府还酝酿两国高层会晤计划。井上馨希望伊藤博文赴欧洲研究宪法途经广东时,顺道拜访两广总督张树声,而伊藤抵达香港后回信井上说:“拜晤张树声有些麻烦,还是取消拜访计划。” 1883年6月,内阁书记官井上毅向参议山县有朋建议:“伊藤从欧洲回国之时,途经上海或天津拜会李鸿章,二人就世界局势交换意见,借此机会开创两国永远亲密交谊之路。”不过此事也因右大臣岩仓具视的突然去世,伊藤须迅速回国以稳政局而作罢。

日本政府虽然拒绝了法国同盟的邀请,但世间仍然散漫着两国同盟的流言,阻碍着中日关系的恢复。为了澄清日本政府无意与法国同盟,证明日本对外始终奉行“和平主义”,井上馨除了命令驻华各地使节向清政府各级官员澄清误会,还以实际行动等其他方法来证明日本实际是向着中国的。例如:井上馨委托昔日格兰特总统的副官,时任驻华美国公使杨约翰调解中日关系。杨约翰在拜晤李鸿章时替日本说了不少好话。此外,外务省还指示榎本武扬将日本收集到有关法国动向的情报,择其部分秘密提供给清政府。这些情报具有一定的独家性和准确性,李鸿章通常会将各处情报进行对比,对日方提供的情报则用过“他处无报”或“与他电稍异”等语来评价,而“与他电稍异”的内容后来也被证实情况确如日方情报所言。详见李鸿章与总署及张树声的往来电报。

对于朝鲜问题,日本政府在壬午兵变妥善解决之后也一改常态。首先内阁商议决定:不与清政府就朝鲜宗属问题发生争执。其次向清政府释放友好信号,外务省特别指示驻华公使馆向总理衙门发出一份感谢函,感谢中方赴朝将领在壬午兵变善后时对日本使节的关照。此外,新上任的驻朝公使竹添进一郎也采取优先改善中日关系的路线,加强与吴长庆等驻朝中方官员的往来,同时故意疏远金玉均等朝鲜政府亲日派官员。

另外,悬而未决的琉球问题也是阻隔中日关系修复的关键因素。日本政府本想避而不谈,但榎本赴华后发现“清政府对琉球问题难以释怀”。井上馨对此也是束手无策,在给前外务卿寺岛宗则的私信中袒露了对此问题的担忧。寺岛回信建议井上不要错过中法争端中任何一个细节,伺机将此问题解决。井上馨写给寺岛的信函已无法找到。1883年寺岛宗则在华盛顿,且此信函为二人私人信件,东京华盛顿间书信往来需数月之久,加上寺岛回信中有提及井上所述该年2月的情况,可大致推断井上写信的时间为同年2月至4月。正当井上一筹莫展时,美国表示愿意斡旋此事。驻华美国公使杨约翰向榎本武扬承诺,会私下建议李鸿章重启谈判。不过,杨约翰并未履行诺言,事后他向榎本解释说,由于李鸿章忙于越南问题,无暇过问他事,故未敢提及,并再次承诺待越南问题解决之后会尽力斡旋。

井上馨对美国的介入也是充满期待。1883年10月,美国《波士顿邮报》记者沃德斯游访亚洲抵达日本,井上鉴于其在美国有较高的声望,于是设宴款待之,并特意在席上谈及琉球问题。沃德斯表示自己与杨约翰是好友,且在琉球问题上持相同意见,到北京时将与杨约翰一同调停此事。宴会结束后,井上立即要求榎本在沃德斯到访北京时,要对其盛情款待,并指示榎本嘱托沃德斯以个人身份劝说李鸿章速与日本了结此案。井上乐观认为,沃德斯出面调解会有“奇效”产生,并同时要求榎本继续与总署大臣亲密往来以促使两国冰释前嫌。

综上所述,日本政府自1882年的壬午兵变之后,就有改善中日关系的打算。中法战争正式爆发前,法国向日本发出同盟邀请。基于财政、海军以及修约等问题的考虑,日本政府最终选择了优先改善中日关系路线,从而拒绝了与法国的同盟。

二、中法战争爆发后的日本对华政策 

1883年12月,法军进攻驻越南山西的清军,中法战争正式爆发。英国为维护其在华利益,提议局外各国同盟。这对于日本来说是一次与列强并肩展开行动的好机会,并且该案又是由影响日本修约成败的最关键国家——英国提出。因此,日本政府迫切希望能够加入其中。不过,井上馨与驻日德国公使埃森德彻谈及此事时却被泼了冷水。埃森德彻以《中日修好条规》第十五条明确规定“嗣后两国倘有与别国用兵情事,应防各口岸一经布知便应暂停贸易及船只出入免致误伤”为由,认定日本无资格加入同盟。井上馨被反驳得哑口无言,于是向伊藤博文求教应对办法。伊藤回复说:若再遇到同样的问题则可以反问对方,是将中国各口岸视为中国领地还是局外中立之地。并且伊藤相信列强应该会认定各口岸为中立之地,如此则与条约不相矛盾。

此时英国的对日政策也在悄然发生改变,1883年英国政府替换掉驻日长达18年之久的巴夏礼,委任亲日派的普伦基特为新任驻日公使。日本对此次人事变动表示十分欢迎。普伦基特向英国政府建议转变以往的对日强硬态度,在可允许的范围之内做出让步以拉拢日本,这既可以避免英国因日本问题陷入外交孤立境地,也有益于英国的对中、俄战略的实施及对日贸易的扩大。因此,英国不仅没有拿中日条约的条款来拒绝日本的加盟,反而积极邀请日本参与各国的联合行动。同年12月31日,驻日英国公使馆致函日本外务省,邀请日本派遣军舰赴华共同保护各国在华商民的安全。伊藤博文回函称“愿意与贵国政府合作……决定派遣一艘或数艘军舰停泊于上海”。此后,日本政府在给担当此次联合行动任务的海军少将仁礼景范的训令中明确强调,必须与各局外国“进退同辙”,凡事须与各国军舰长官协商后再付诸行动。另外,日本政府也考虑到此次行动会受中日条约条款的限制(例如:第二条规定若他国有不公及轻藐之事一经知照必须彼此相助等),因此指示仁礼,如遇清政府援相关条款责令日本出兵援助等情况,只回答本官奉令行事,相关事宜请外交照会日本政府处理即可。

此后,日本在外交上也是以与局外国同进退为原则,凡事不率先表态。1884年8月,驻华公使榎本武扬企图插手中法调停之事,他致函两江总督曾国荃要求会晤。遭到曾国荃拒绝后,榎本又命令上海领事安藤太郎拜访中国驻法公使许景澄。安藤对许景澄说:“听闻美国公使杨约翰有调停仲裁中法之事的意向,榎本公使听闻后欣喜不已。杨约翰与榎本公使本是旧交,且交情甚密,此关系总理衙门也知晓。因此,榎本公使私下对鄙人说,若杨约翰来沪调停时,榎本公使极愿参与其中一同出力。”由于杨约翰迟迟无动静,榎本又萌生以个人名义调停中法战争的想法。井上馨得知后立即指示外务大辅吉田清成电令榎本:“虽然以个人身份出面调停无可厚非”,但仍然希望榎本能“万事与英德美三国使节协商后再行动”。

曾国荃与巴德诺的谈判破裂后,法军大举进攻马尾。早在二人谈判前,日本政府就预料到中法两国会再次兵戎相见,吉田清成希望井上馨立即返回东京为局外中立做准备。井上回信指示吉田说:“英国政府会颁布何等性质的中立公告?烦请英公使电询本国政府意见之后告知。”此后日本内阁审议决定,两国一旦宣战,则实行局外中立政策。伊藤博文的秘书伊东巳代治认为:“以法国进攻福州之举则可认定为已宣战”,并向伊藤建议说:“应对外公开我国局外中立立场,应向我国人民公示局外国臣民的权利和义务。……近来民办报纸争相报道中法之事,然而具有权威地位的官报却一直未报道相关内容。开战前尚属外交机密不宜报道,但时至今日应该通过官报来引导舆论,遏制民办报纸散布各种谣言。……向国民公布局外中立条例看似不必要,但国民毕竟不熟悉此等条例,应当告之以防他日横生枝节。”而然从此后的《官报》所刊内容来看,虽然增加了中法战争的相关内容,但大多是三言两语且不涉及外交机密的战况等报道,并且所刊载的政令公告中无一条涉及中立之事。不过,日本政府确实制定了详细的中立条例,日本外务省外交史料馆,太政大臣三条实美以及伊藤博文的相关档案中均保存了中立条例文本(包括英译文本)及传达给地方官的训令。然而意外的是,所有的中立条例文本中的日期一栏均为空白。结合以上看来,日本政府并不愿意率先公开表明中立立场。

日本政府密令驻华代理公使吉田二郎逐个访问驻华英美德三国公使,询问各国对中立的态度。美国公使表示“若两国开战,美国必然恪守中立,但在中法任意一方颁发宣战公告前,则视作未开战”。英国公使亦表示“当下(8月22日——笔者注)还不能视作已开战”。另外,德国公使因事外出,未能与吉田会面。8月26日清廷颁布上谕正式对法宣战,然而各国驻华使节却纷纷拒绝承认已宣战。27日,李鸿章在私下会晤榎本武扬时,多次要求日本禁止向法国出售石炭等军用物资。29日,总理衙门向各国驻华公使馆发出照会,30日,驻日公使黎庶昌照会日本外务省,通报中法开战并要求日本恪守中立。

驻日法国公使在得知黎庶昌照会日本政府之后,于9月2日致函井上馨表示,日本政府可发布中立公告,但不希望禁止两国的石炭贸易。井上馨回信表示“我政府既不会偏袒任何一方,也不会干涉正当贸易,相关特殊物品贸易日本有权根据实际情况来定夺”。法国公使回函反驳称:普法战争时期日本公布的中立条例中并未包括禁止石炭买卖一项,如今若改前规则难以称得上公正。井上回函称石炭是否属于战时禁运品,会根据实际情况来认定,并无偏袒的意思。历经两个月,法公使一直围绕中立之事纠缠不休,井上馨于10月22日回函严正声明:中立公告发布之前,细节恕难相告。其实,所谓的“根据实际情况来定夺”也就是根据其他列强的态度来决定。

11月,日本探明英国政府意向,英国决定不公开宣布中立,仅仅只履行中立政策。日本政府也效仿英国的做法,自始至终也未公开宣布中立。因此,日方学者仅依据日本内阁决议实行中立政策一事,来说明日本在中法战争中采取中立态度是不妥当的。不对外公布中立公告和条例,何等行为符合中立?何等行为又属偏袒?日本政府可自由解释。而这种暧昧不清的“中立态度”又会使得日本商人摸不清政府意向,见有利可图则与法国交易。这样的神秘态度,还给民办报纸的蛊惑挑唆提供了温床,使得朝鲜亲日派官员对日本政府支援自己发动政变抱有一定幻想,从而使得朝鲜政治斗争白热化。

被誉为“国民教师”的福泽谕吉在中法战争爆发后发表多篇评论文章,这对于朝鲜甲申政变的爆发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福泽首先将法国发动的侵华战争美化成是一场促进中国文明开化的正义战争,甚至宣扬法国就是中国的“大恩人”。随后又强烈抗议日本政府将驻朝公使竹添进一郎召回国内的行为,并要求政府要时刻盯紧朝鲜局势,为日本谋求利益。在法国出兵侵犯台湾后,福泽随即发表《东洋的波兰》一文,将中国比喻成东方的波兰,并预言中法战争会引发列强共同侵华。社论中还将法国外务大臣撰写的分割案公布于众,且分割案中将福建和台湾划分给了日本。此意则是为让民众相信,侵略中国已获得国际认可,而且日本也有权利分得中国的领土。而在甲申政变爆发后,福泽更是煽动对华开战,向民众鼓吹“我们的目标是以支那为敌”,甚至扬言要“直陷北京城”。在福泽谕吉的煽动下,日本民众和军队群情鼎沸。广岛县平民上书伊藤博文,强烈请求政府要“扬国威于世界”,并“吞清朝邦土以果腹”。军队中的骨干将领桦山资纪等人也联名上书太政大臣三条实美说,切莫错过对华开战的“千载难逢的大好时机”。

日本国内对华开战浪潮的愈演愈烈,使得伊藤博文等执政者也尝到了放纵舆论的苦果。伊藤希望和平解决朝鲜问题,但这显然与民意相矛盾。对此日本政府一方面加强对舆论的监管,出台《关于朝鲜问题新闻审查条例》,禁止民办报纸刊登煽动人心、鼓吹开战,肆意谩骂中、朝两国,妄议国家外交方针等内容。并要求凡涉及朝鲜问题的评论文章、诗歌、插图、广告等须经外务省审查后才可刊印。另一方面,面对已经狂热化的军心、民心,伊藤博文奏请明治天皇下旨进行安抚,以保障中日间就甲申政变善后问题所展开的磋商会议(即李鸿章与伊藤博文在天津的会谈)顺利进行。

综上所述,日本政府在中法开战后主要倾向于与英德美保持步调一致。不过值得注意的是,开战前所制定的缓和中日关系的政策也依然在执行。从《李鸿章全集》(安徽教育出版社2008年版)所收录的李鸿章致总署的电报中可以发现,日本秘密向清政府提供情报的行为一直持续到了战争结束。天津机器局希望大量从日本进口作为武器原料的铜,日本政府也同意以“铸钱之用”的名义出口,且出口量是往年的近五倍。榎本武扬还将自创的冬季制盐法赠送给李鸿章,以提高太沽制盐业的年产量,从而帮助中国增加军饷收入。

三、 日本借中法战争谋取的利益

面对对岸突如其来的大火,日本政府并非静观其变。虽然日本政府决策层没有乘中国无暇两顾之机策动甲申政变的计划,但正如以下所述,日本政府巧妙地利用中法战争以及因战争所带来的国际和国内形势的变化,为自身谋得了不少利益。

首先,日本政府借助中法战争提高日本国际地位。幕末时期的日本同中国一样饱受西方列强的欺凌。明治维新之后,日本努力向西方看齐,甚至不惜全盘西化来博得列强的认可。但从明治初期列强百般阻挠日本修约一事来看,列强并不愿意与日本平起平坐。而中法战争却无意间给了日本一次提升国际地位的机会。战争使得西方主要大国开始逐渐转变对日政策,一改以往的强硬态度,转而拉拢日本。日本也借助派遣军舰保护局外国商民的行动,首次实现了与列强为伍的目标。不仅如此,日本政府还想方设法挤进战争调停者的行列,以争取一定的国际话语权。这些做法都给人以“日本不是列强,却胜似列强”的感觉。

其次,日本政府巧妙利用中法战争,促进日本内政外交难题的解决。第一,在内政方面,战争缓和了官民矛盾。“明治十四年政变”后,大藏卿松方正义为抑制通货膨胀,采取财政紧缩政策。然而严重的通货紧缩又使得农民、中小企业主纷纷破产,他们联合民权人士在日本各地展开颠覆政府的活动。1882至1884年期间,日本国内爆发福岛事件、高田事件、群马事件、加波山事件、秩父事件等多起群体性暴动事件。而中法战争为日本政府提供了一个转嫁国内矛盾的机会。日本政府通过放纵舆论,任凭民办报纸大肆鼓吹“中国威胁论”“列强瓜分中国论”等言论,以转移民众注意力,让其积蓄已久的反政府情绪宣泄到“假想敌”中国身上。虽然1885年1月日本政府出台了管制舆论的措施,但值得注意的是,管制条例中的“禁止肆意谩骂中、朝两国”一项后面,特别标有“批判、反驳性的文章除外”的注释。由此可以看出,日本政府内心还是希望舆论中包含批判中国言论的,只要言辞不过激,不影响中日磋商会议进程即可。福泽谕吉的《脱亚论》就是在这样一个背景下问世的。该文强词夺理地批判了中朝两国,结论以“根据西洋人对待他们的方式来处理中朝问题”这样隐晦的叙述方式来表达侵略之意。依据条例,文章在印刷前必须接受日本外务省审核。而该文之所以被审核通过,也是因为它既不会给当前外交政策造成困扰,同时又委婉地向国民传达了日本政府的长远战略目标。第二,在外交方面,战争推动了日本修改不平等条约的进程。日本修约谈判在中法战争前就已进入瓶颈期,但战争先使法国做出政策调整,在修约问题上均表示可向日本做出一些让步。而后英国在重新评估欧洲各国在对日修约问题态度后,也同意在部分条款上做出让步,这使得日本修约谈判重新迎来一丝曙光。这也是1886年日本政府主导的修约会议在东京得以顺利召开的重要原因之一。此后的修约进程虽非一帆风顺,但在1894年7月时取得了突破性的成果。日本与英国签订《日英通商航海条约》,废除了领事裁判权,收回了部分关税自主权。时任英国外交大臣约翰·伍德霍斯曾说:“英日间对等条约的签订,提高了日本国际地位,其影响比日军在战场上歼灭数万清军还要巨大。” 

再次,日本将中法战争当作一次“培训”。相关人员或学习到殖民、作战等经验,或使自身思想发生改变,这些都对甲午战争的发动及其战后殖民地管理产生了影响。第一,日本政府不仅收集战地各类公文及战况,还着重要求武官注意观察法军的作战策略,文官注意研究法国在占领地所实施的统治政策,并派委员赴实地考察后编纂成册供日后参考。甲午战争时活跃在战斗第一线的海军高级军官东乡平八郎就亲赴福建、台湾观察法军作战。不仅如此,他还借“保护局外国商民计划”的名义,率领军舰沿长江逆流而上,考察中下游沿岸设防情况。基隆沦陷后,在法军的默许下,东乡还组织人员登岛考察炮台构造。此外,著名间谍曾根俊虎与其徒弟仁礼敬之也被派往越南战场和中国战场进行考察,回国后分别著有《法越交兵记》和《清法战争日记》。尤其后者原本无意公开出版,但甲午战争期间,民众迫切希望听到前线战胜的消息,甚至在孩童间还流行着一种模拟“清帝蒙尘”的游戏。为满足民众的狂热心理,让他们通过阅读法军侵略中国的细节来幻想现实战况,在时任农商务大臣榎本武扬的支持下,此书出版发行。第二,从列强的态度中去判断台湾附属岛屿的战略价值。例如:中法战争时期的日本驻英国公使河濑真孝在甲午战争期间致函伊藤博文,建议日军在攻取台湾的同时,务必将其附属岛屿一并夺取,所列理由中就提及中法战争期间英国对澎湖岛被法军所占,以至危及香港之事十分担忧。第三,使部分倡导中日提携之人动摇其主张。1880年日本国内成立兴亚会,其倡导的亚洲主义在日本产生很大的影响,该会的各项活动也是办得风生水起,但1885年后兴亚会陷入杂志停刊,活动停办的低迷期。直至1887年10月清朝游历使到访日本,兴亚会高层才勉强重启各项事业,但此时的影响力却远不如从前。“亚洲主义”之所以会受到排挤,很大程度上是受福泽谕吉“脱亚论”的影响。但也有部分“亚洲主义者”是因为自身对华观的改变,而自主放弃原有主张的。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大鸟圭介。大鸟在其文稿中说:“与中国结盟,共同维护东亚安全,无论从地理角度还是历史角度都是理所应当,且不容分说之事,然而仔细观察现今清朝的人心国情后,发现结盟一说百害而无利。”理由之一是中国人不团结。紧接着大鸟列举马尾海战时福建水师苦战,北洋水师竟然持观望态度,拒发一兵一卒救援,以至福建水师全军覆没的例子佐证。而大鸟圭介就是点燃甲午战争导火索之人。大鸟原本作为兴亚会的一员,倡导的是中日提携对抗西方,然而一场中法战争使得大鸟动摇中日提携的主张,并最终倒向侵略主义。

最后,日本加速军备扩张。参议山县有朋不希望中法快速和解,认为中法一旦和解,中国则有可能会转向对付日本,因此向内阁建议迅速整备海军,加强海防建设。不过,日本政府内也有人希望中法迅速和解。他们主要担心中国若在对法战争中一败涂地,则会卧薪尝胆,不出十年中国就会国富兵强,届时对日本则是大患。无论哪种见解,都是将中国视作假想敌,在这种“危机感”之下,日本唯有不断地进行军备扩张。1885年海军卿川村纯义向内阁递交意见书称:有必要更改1881年所决议的60艘军舰的制造计划,并依据当前形势建议日本须建设一支有铁甲舰、巡洋舰等共计108艘军舰的舰队。川村希望日本海军无论是从数量上还是质量上都能超越中国,但捉襟见肘的财政无法支持这一庞大的计划。因此,日本政府又不得不另辟蹊径,聘请法国海军专家白劳易为海军省顾问兼海军工厂总监督官,专门针对北洋水师来设计军舰。甲午黄海海战结束后,联合舰队司令官伊东祐亨特意致函白劳易说:“阁下所设计的诸舰,设计精良,使我方在进攻北洋舰队时取得了光辉的胜利,对此深表感谢。”中法战争结束后,日本大力发展海军的现状更是让李鸿章感到担忧,他在写给驻日公使汪凤藻的信中说:“东洋蕞尔小邦,而岁能增铁舰,闻所制造专与华局比较。我铁舰行十五海里,彼则行十六海里。定镇大炮口径三十零半生特,彼松岛等四舰则配三十四特大炮并放快炮,处处胜我一筹。现在英订购之头等铁甲船,又是何项新式,盖以全国之力,专注海军,故能如此,其国未可量也。”

结语

日本政府在许多场合都表示其对中法战争是持中立态度。但需要明确的是,这种中立立场缺乏自主性。是否中立,采取何等的方式中立实际上都是依照其他列强的态度来决定的。因此,中立并不能代表日本政府的真实态度。通过对中法战争前后的日本对华外交政策的梳理可知:中法战争爆发前,日本政府基于本国财政、海军以及修约等问题的考虑,采取的是拒绝与法结盟,并积极改善对华关系的路线。而战争爆发后,日本政府实际采取的是两手政策,一方面积极响应英国提出的“局外国同盟案”,在中法问题上亦步亦趋地追随局外各国(英德美);另一方面,通过秘密提供法方情报等方式继续向中国示好。

日本政府之所以采取两手政策,是为了应对中法战争所导致的不同结果。从战争的实际结果来看,虽未出现列强瓜分中国的局面,但并不代表不存在这样的可能性。日本政府在加入“局外国同盟”之初就考虑到了这一点,在给执行军舰联合行动的海军少将仁礼景范的密令中,就表示:“如果各国舰队决议共同进攻中国的话,请立即报告。”如果局势朝着列强共同瓜分中国的方向演变,日本最终则能凭借列强同盟国的身份分得一杯羹。若只与法国联合,日本既要冒风险还要出资出力。而相比之下,日本与多数列强联合则是以低成本、低风险,就可换来很高的回报。反之,假设中法战争平稳结束,中日两国照旧往来。日本政府又能凭借着战争期间给中国的一些小恩惠,迫使清政府在一些问题上对日让步。这样的两手策略既反映了当时日本羽翼尚未丰满,不足以侵略他国的现状,同时又体现出日本始终觊觎中国领土的野心。

甲午中日战争爆发前夕的日本,是一个国际地位与列强几近对等,国内上下一心,军队整装待发的状态。相比之下,中法战争开战前夕的日本,却是一个不受列强重视,国内矛盾尖锐,海军无法自保的状态。从国际地位的角度来说,若无中法战争,列强则可能继续保持强硬的对日态度。如此,日本修约之路道阻且长,大幅提高日本国际地位的《日英通商航海条约》的签订也会遥遥无期。从日本对内政策上来看,日本政府利用中法战争,确立假想敌目标,转移国内矛盾,同时利用舆论打压国内亚洲主义思潮,引导全体国民走向“脱亚”。从海军发展历程上来看,西南战争结束后至中法战争开战前的五年间,日本仅向英国购入一艘巡洋舰,本国造船厂也只是开始制造两艘“铁骨木皮式”军舰,海军的发展极其缓慢。而中法开战当年,日本就向英法两国订购了三艘巡洋舰。战争结束后更是掀起军备竞赛,倾全国之力发展海军。可以说,日本的这些改变都得益于日本政府把握住了中法战争所带来的各种机会。从另一个角度来说,中法战争就是甲午战争的一次预警,同时它也是甲午战争的催化剂,加速了日本大举侵华的步伐。此外,日本从中法战争中观察到的法国对华作战策略及其对殖民地的统治政策也对日本赢得甲午战争,蜕变成列强一员产生了重大影响。

本文出自《世界历史》2020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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