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倍政府实施的“战败束缚总清算”，其内涵不同于“摆脱战后体制”。2012—2016年安倍政府通过立法和修改法律，建立了法律和制度保障，大力清除战败束缚，相当程度上架空了宪法第九条。主要举措包括：制定安保领域的最高纲领《国家安全保障战略》，划定了推行印太安保战略的地理界线及实施路径；全面展开防务、太空、海洋、网络及日美同盟等领域的战略重构；用内阁决议替换了束缚日本海外派兵作战的宪法解释，解禁集体自卫权，修订《日美防卫合作指针》，重构新安保法制，确定了日美同盟升级的方向和领域。

一、战败束缚总清算顺利推进的原因

战败束缚总清算之所以能顺利推进，既有日本媒体持续炒作中日钓鱼岛争议的影响，也有执政党占据国会多数议席、在野党难以形成合力的因素。本文认为还有以下原因值得关注。一是安倍再次掌权后驾轻就熟，建立了实施战败束缚总清算的法制保障，不能低估2017年7月生效的《处罚有组织犯罪以及规制犯罪收益等的法律修正案》（2017年6月21日法律第67号）和《刑法修正案》（2017年6月23日法律第72号），改头换面为“准备恐怖主义活动等罪”的“共谋罪”的寒蝉效应。二是国内外环境空前有利。日本防卫省高官频繁出入首相官邸献计献策，警界精英位高权重大力相助，国内民众希望政权稳定，美国支持日本承担更多同盟义务等，都为安倍推进战败束缚总清算创造了条件。三是日本国民对民主党三届政府渐次与自民党政策“同质化”倍感失望，难觅可寄予厚望的有力政党。因此，安倍除了支持率下跌引发党内派系争权以外几乎未受掣肘。还有学者主张，安倍的时机选择也很关键，他避开因提交敏感法案和政策引发支持率下跌的时间段，选择年头岁尾的假期及暑假，或者先通过经济政策拉高支持率再择机调整国会与选举日程，以保证不被民众和媒体认可的安保政策得以通过。可以说，在多种因素的作用下，战后日本安保体制几近崩塌。

二、战败束缚总清算对日本的影响

解禁集体自卫权为日本创造了战略机遇。安倍为解决自卫队兵员有限、国家体量相对不足等难题，选择了有偿搭车的“捷径”——日美共用军力，构建日美多域联合作战体系，以达到借美国太空、网络、军事装备等领域的优势补齐短板，迅速壮大自卫队的目的。时至今日，不但日美、“日美+”战时集体自卫合法化，日本自卫队为美军提供警卫和后勤支援等法制保障也调整到位。两国部队在印太安保战略区域频繁演练“互操作”实战能力等事实表明，解禁集体自卫权为从平时到战时的日美全天候军事协作清除了障碍，强化了美军远海作战特别是在台海、东海及南海等中国周边海空域作战的能力。另一方面，日美集体自卫权惠及日本，自卫队在日本周边海空域进行主体作战伴随美军支援，同盟关系趋向相互依存、取长补短、利益置换、务实合作和义务对等。更重要的是，安倍政府充分利用这一战略机遇，在顶层设计中统筹规划美国为提高自卫队联合作战能力提供的共享资源，明确日本战略扩张的地理范围、推进路线、安全合作伙伴及遏制对象，推出了印太安保战略，并且通过新安保法促使自卫队能够离开承担主体作战任务的日本周边海空域，开赴发生危及其生存发展事态的国家参战，达到既能排除危及日本生存发展的危机，也能相对保全日本战力，掌握印太地区安全主导权的目的。

解禁集体自卫权拉升了日本被卷入战争的概率。日本在现行安保法制下，如果拒绝美方提出的集体自卫要求，将导致同盟解体。因此，来自美国的变数将对日本未来发展产生决定性影响。新指针和新安保法将日本自卫队与美军捆绑在一起，提高了日本被卷入涉美军事冲突乃至战争的概率。反之，在理论上，美军也不无被日本拉入军事冲突的可能，特别是在日本自卫队承担主体作战的海域。不过，美军与日本自卫队同盟义务对等，并不能改变美主日从的实际地位。对日本而言，真正实现日美关系平等化依旧任重道远。

日本使用武力解决国际争端的门槛降低。危及生存发展事态作为日本自卫队出国参战的法律依据，留有操作空间。尚未发生实际危害的危险预测，如“国民的生命、自由以及追求幸福权利”存在危险的情形，也可以被国安会认定为“事态成立”。2015年5月26日安倍在国会问询中举例称，因战乱导致生活物资及电力不足时，也应该被列入“危及生存发展事态”的范畴并可行使集体自卫权。笔者认为，新安保法保留的操作空间与首相及国安会的“人治”因素，是日本自卫队出国参战决策中最大的不确定性。加之，日美联合作战为自卫队打气壮胆，也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日本使用武力的门槛。

解禁集体自卫权对“后安倍”政府的制约。鉴于日本朝野政治力量的消长趋势，中日之间的结构性矛盾、中美之间的战略博弈在短期内不会发生逆转，在可预见时期内，安倍政府建立的法制保障和安保法制将会延续较长时期。尽管至少两部法律规定，首相下令自卫队“防卫出动”必须获得国会承认，但在自民党及联合执政党掌握国会多数议席的状况下，限制首相掌握的“出兵参战权”希望渺茫。所以，无论修宪这一安倍和自民党的政治夙愿能否实现，宪法第九条对安保领域几乎丧失了实际约束力。

三、对中日关系前景的影响

战败束缚总清算恶化中国周边安全环境，拉升“擦枪走火”的概率。

安倍政府将中日战略博弈从东海扩大到印太安保战略区域，力图通过增加战略博弈领域、拉长博弈战线、拉拢战略利益攸关国投入博弈等路径，达到多方牵制和弱化中国对日战略优势的目的。日本海上自卫队和海上保安厅舰艇将在南海海域频繁出现、构建海空一体化多边监视网为目标，或为美军舰机保驾护航，或与沿岸国海军联合训演，或集结多国海警演练“海上执法”，合纵连横与中国展开多种方式的战略博弈。

日本自卫队使用武力的门槛降低，或将与美军进一步提高使用武力威胁手段的频率和烈度，加剧台海、东海和南海紧张局势，恶化中国周边安全环境，拉高中国与日美之间在海空域“擦枪走火”的概率。日美任何一方挑起的局部摩擦都有可能被迅速扩大升级。日本从“和平国家”蜕变为能战国家，自卫队从美军的后勤支援晋升为具备“互操作”能力的战友，成为美军在印太地区最可靠的盟友。在具备法制保障之后，日本使用武力的可能性，与自卫队军事实力的增长成正比。这些都不利于改善中日、中美及中日美关系。当然，不可忽视，在非传统安全、经济领域，中日仍存在互利合作空间，对于稳定双方关系具有重要作用。

宪法、国会、体现宪法原则的安保法制，是支撑日本战后体制的主要基石。在宪法第九条相当程度上被架空、安保法制脱胎换骨、执政党拥有国会议席多数的现状下，战后体制的主要基石岌岌可危。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战后体制几近名存实亡。日本国民也期盼“后安倍政府”改弦易辙，反对下届首相“继承安倍政府的路线”的受访者多达57%（34%赞成），反对修改自民党党章让安倍第四次连任党总裁的受访者高达66%（26%赞成）。但是，民意能否如实反映到议会政治制度上，拭目以待。

“后安倍政府”能否对安倍政府战败束缚总清算所留下的法制、体制、顶层设计及同盟军力建设等“遗产”进行再清算？过去20年间，尽管自民党与民主党为夺取政权竭力厮杀，但无论谁上台，在制衡中国的安保政策上都会把安保政策的稳定性和同盟利益置于中日关系之上。更何况目前的态势是自民党在政坛格局中一党独大。所以，对日本内阁更替也不宜寄予过高希望甚至抱有幻想。以上观点是笔者对安倍政执政前三年实施战败束缚总清算的阶段性看法，对日本未来和中日关系发展前景做出全面判断，还有待于综合分析2016年以后安倍政府在印太战略框架下实施的战略设计，解读日美在印太地区的战略对接及其践行效果。

本文出自《日本学刊》2020年第 3期，作者李秀石，上海国际问题研究所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