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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界研究动态:“国民国家论”评介(王新生)
( 发布日期:2020-07-28 阅读:次)


20世纪90年代,日本历史学界出现了一种新的研究视角——“国民国家论”。尽管学界对其质疑的声音较大,且随着最早提倡者西川长夫的去世,该学说的影响力骤然下降,甚至有学者认为在21世纪初围绕该学说的讨论就已经结束,但本文认为该学说提出的问题意识及其影响依然存在。 

一、西川长夫与“国民国家论”

西川长夫在《思想》杂志1973年1月号上发表论文《波拿巴主义概念的再探讨》,1975年在《思想》杂志10月号上再次发表题为“波拿巴主义与民主”的论文,1984年出版专著《法国近代与波拿巴主义》,均引起了较大的反响。因为在传统的“讲座派”马克思主义历史学者看来,法兰西第二帝国时期的拿破仑三世政权是立足于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均衡”之上的“非正常状态国家”。但上述西川的两篇论文及著作提出了颠覆性的观点,即认为波拿巴主义是近代国家的典型,强大的行政机构独裁是“近代中央集权国家(资产阶级)强化的最终形态”,因此不能将波拿巴主义看作“过渡期国家的例外”。

西川在1994年历史学研究会编纂出版的《论国民国家》中撰写了《法国型国民国家的特征》一文,首次提出国民国家拥有三个特征:(1)国民国家具有国民主权和国家主权,但“政体可以是君主制、共和制,也可以是民主制、独裁制”,“判断是否是国民国家的不是本国国民,而是他国,因而这是一种国际关系”,而且“唯一的判断标准是该国是否‘文明化’”。(2)“为整合国民需要强有力的意识形态,其自然是民族主义,但其中包括‘文明’‘文化’的概念,称为国家意识形态较为合适。”同时,“为整合国家而产生各种机构(从议会、政府、军队、警察等统治、暴力机构到家族、学校、新闻业、宗教等意识形态机构)”。(3)国民国家位于世界性的国民国家体系(国家之间体系)中,并非单独存在。

1995年,西川又提出了国民国家拥有的另外两个特征:一个是国民国家的矛盾性,即国民国家既有解放的侧面、也有压制的侧面,既有平等的侧面、也有差别的侧面,既有整合的侧面、也有排斥的侧面,既有普遍原理(文明)、也有个别主张(文化)。正因如此,国民国家本来就是矛盾性的存在,矛盾性正是其发展的动力所在。另一个特征是国民国家的模仿性。“不是自主的国民国家集合起来形成国家之间体系,而是世界体系或国家之间体系产生了国民国家,民族及固有的国家产生了民族及固有的文化。”

在有关“国民化”的问题上,西川认为:“一般在后发型国民国家形成过程中强加了十分突出的国民化,特别是日本这样的国民化,由于需要接受异文化,因而其变化更大。与法国人民相比,日本人民被强加于更大的变化,这是毫无疑问的。”“在缺乏西欧式宗教的我国,拒绝可能给本国独立带来危险的基督教,取而代之的只能是天皇制,这种明确的认识在岩仓使节之后制定帝国宪法过程中得到确立。”这就是“传统的创造(发明)”。对于模仿性近代化国家来说,这是一个最大的难点,日本在近代国民国家形成中恰恰克服了其困难,可以说天皇制是“依据传统家族意识,极其巧妙地发明的国民国家原理”。

西川晚年关心殖民地问题,尤其是“国内殖民地”问题。其最后的著作是《究明殖民地主义时代》,强调“国民国家论不分析殖民主义问题就不能成立”。

二、“国民国家论”引发的争论

1989年之后,接连出现了东欧剧变、冷战体制结束、苏联解体等一系列世界性大事件。在这一背景下,历史学需要重新审视过去的历史观,构筑新的历史观。“国民国家论”正是在这一过程中登场的,并引起了极大关注。但历史学界最初对西川的“国民国家论”进行批判的主要观点是:该学说是“没有结果的讨论”,并过高评价了国民国家的国民整合能力。尽管如此,由于西川的“国民国家论”批判了以西欧近代史为基础的理想型“近代史观”,因而不能过低评价其推动重新构建新世界史观氛围出现的作用。

1999年历史研究大会是历史研究者自身探讨“战后历史学”的会议,是“战后历史学”影响下成长起来的历史学者进行的“战后历史学”送葬仪式。在大会上提出最激烈问题的自然是西川。当天的三个主题报告分别是石井宽治的“‘战后历史学’与世界史——从基本规律论到世界体系论”、西川长夫的“‘战后历史学’与‘国民国家论’”以及二宫弘之的“‘战后历史学’与社会史”,评论者是牧原宪夫。虽然在石井、二宫的报告中也批判了作为“战后历史学”基础——“世界史基本规律”的“一国史框架”和“生产力至上主义”,但西川的报告更是触及了“战后历史学”的核心问题,即“无论是体制内历史学,还是反体制历史学,历史学经常发挥强化国民国家的功能,以‘战后历史学’为基础的历史学研究会通常将历史意识作为问题,其是所有问题中相互批判、自我批判最强的领域,但今天想起来特别不可思议的是,几乎从来没有彻底批判历史学自身的基础,即国民国家基础。相反,基于反体制立场和面向社会主义的使命感而对历史学国民国家基础的疑问,有意识或无意识地受到了压制、隐蔽”。

另一方面,居于“战后历史学”主流位置的日本近代史研究者们强烈反对“国民国家论”。1998年日本史研究会大会的主题虽是“战后历史学的总结”,但会上仍有人呼吁“继承战后历史学的知识财产”,个别报告甚至提出共同主题是“‘国民国家论’及其批判”。该大会的策划者小路田泰直认为:“最近一段时期‘国民国家批判症候群’凸显,围绕历史学的思想状况(思潮)出现了‘麻烦’或‘危机感’。”“可以毫不在乎地说‘国民国家相对化’实际上意味着将《日本国宪法》前文的精神相对化吗?”小路田泰直认为,冷战的结束不是国民国家时代的结束,而是“真正国民主权”时代的开始,基于《日本国宪法》确立“真正国民国家”是最重要的课题,因而他率先提出继承“战后历史学”且批判“国民国家论”。 

三、“国民国家论”的影响 

有学者认为,牧原宪夫的《对“我”而言的“国民国家论”》等有关“国民国家论”回顾与展望的书籍出版可以看作是该学说告一段落的标志,但2014年10月立命馆大学国际语言文化研究所举行了带有西川追思会意义的“国民国家论”系列讲座,主张应批判性继承其问题意识。对“国民国家论”做过积极评介的今西一指出:“从民众史的视角看历史学,第一时期是从1945年到1960年‘讲座派’马克思主义社会经济史占据压倒性影响的时代,大冢久雄的经济史和丸山真男的政治史等‘市民派’社会科学也完全处在其影响之下。第二时期是20世纪60年代,色川大吉、安丸良夫、鹿野政直等提倡的民众思想史抬头。第三时期是从1975年开始,网野善彦、阿部谨也等提出的社会史登场。第四时期,西川长夫主导的‘国民国家论’具有较大影响力。”

吉田裕对“国民国家论”持肯定的评价。西川长夫的“国民国家论”“阐明了此类国民国家的人为性、虚构性、意识形态性,且努力主张其具有超越各个国家特殊性的普遍性,产生了很大影响。西川的观点之所以拥有较大的冲击力,是其关注创造国民一体性意识的政治文化问题,尖锐地指出‘历史学与历史记述是国家制度,是卓越的国家意识形态,其自身也是一种民族主义’”。吉田裕认为,正是因为“国民国家论”,历史学才发生视角性变化,即从利用比较史及发展阶段论方法、以批判落后日本为对象的“战后历史学”转向为在近代国民国家普遍存在的前提下来把握日本。

除宏观研究的影响外,今西一认为,在微观研究方面,“国民国家论”激发了对少数人的历史、社会性别史、殖民地史的研究,并由此诞生了新的学科,出现了许多优秀的相关研究成果。例如,主张部落歧视为前近代遗留者逐渐减少,探求近代性差别的差别论成为主流;“家族国家”不再被认为是前近代产物,而是近代国家的主流。西川祐子的《近代国家与家族模式》就认为“近代国家下的家族即近代家族”。在殖民地研究方面,驹込武的《殖民地帝国日本的文化整合》、松井滨子等人的《帝国的视线》均受到了“国民国家论”的影响,甚至出现了富山一郎、石原俊等人的“国内殖民地论”。

总而言之,“国民国家论”为重新思考明治维新及日本近代史提供了一个较为别致的视角。世界历史本来就是多线多元式发展,尽管具有一个大致的共同性方向,但如何认识传统在近代化中的作用以及日本近代化过程中的特殊性与普遍性,仍然是历史研究学术界的重要课题之一。

本文出自《日本学刊》2020年第3期;

作者:王新生,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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