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2017年以来，美国的国家安全战略一直聚焦于大国竞争，今天华盛顿的大部分人都忙于将中美关系描绘成一场“NEW COLD WAR”。显然，大国竞争仍然是当前美国外交政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但我们不能由此掩盖日益增长的、正在提上议事日程的跨国技术安全威胁因素。

国家之间的权力转移在世界政治中是司空见惯的，但由技术推动的从国家行为体向跨国行为体和全球权力转移具有着一种全新且陌生的复杂性。技术变革正将一系列问题——包括金融稳定、气候变化、恐怖主义、网络犯罪和大流行病等等——提上全球议程，同时它的存在也往往削弱了世界各国政府的应对能力。

世界各国政府控制之外的跨国关系领域包括了例如大流行病和气候变化等生态威胁。例如，新型冠状病毒杀死的美国人已经超过了在朝鲜战争、越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中的死亡总人数，然而美国几乎没有为此做什么准备。新冠肺炎或许也不会是最后或最严重的流行病。
个人和私人组织——从WikiLeaks、 Facebook、各种基金会到恐怖分子和自发的社会运动——都被授权在世界政治中发挥直接的作用。信息的传播意味着国际政治权力的分布将更加广泛，非正式沟通网络可以削弱传统的官僚垄断。

孤立不再是一种选择。与过去相比，美国的两洋优势对安全的保障，不再那么有效。当美国在20世纪90年代轰炸塞尔维亚和伊拉克时，斯洛博丹·米洛舍维奇和萨达姆无法对美国本土做出有效的反应。这种情况很快就改变了。1998年，美国总统比尔 · 克林顿向基地组织在苏丹和阿富汗的目标发射巡航导弹；三年后，基地组织将美国的民用飞机改装成巨型巡航导弹，在美国杀死了3000人(比珍珠港事件还多)。

但威胁不一定都是物质上的。美国的电网、空中交通管制系统和银行都很容易受到来自美国境内外任何地方的电子攻击。海洋不再是绝对的屏障。网络攻击可能来自十英里或一万英里之外.....

许多观察人士认为，由于 Facebook、Google和 Twitter 等大型科技公司都起源于美国，因此它们是美国软实力的重要工具。但在2016年美国总统大选中，俄罗斯得以利用这些公司作为武器来影响选举结果。使得他者的效仿成为可能。

信息革命和全球化正在以特定的方式改变着世界政治，这意味着即使美国在大国竞争中获胜，它也无法单边实现其诸多目标。（例如，不管经济全球化可能遭遇什么挫折，气候变化的影响——包括极端天气事件、农作物歉收和海平面上升——都将影响到每个人的生活质量。）美国不能单独应对所有问题。当今世界，各国必须利用其软实力建立相应的网络机制，以应对诸如上述这些全新的国际安全威胁。
在这个“新封建主义”（作者观点）的世界里，呼唤世界领导力量的重要性，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充分。但是2017年，美国国家安全战略却对这些威胁只字未提，而退出巴黎气候协议和世界卫生组织等行动则是朝着错误的方向迈进。

正如技术专家理查德 · 丹齐格总结的那样：“21世纪的技术是全球性的，不仅在于它们的分布，还在于它们的后果。病原体、人工智能系统、计算机病毒以及其他偶然释放的辐射，都可能成为全球的共同议题。协商制度、共同控制、共同应急、规范条约，必须作为全球减轻共同风险的手段。”而事实证明，关税和高墙并不能解决这些问题。

在一些军事和经济的公共产品领域，大国的单边领导能够提供很大一部分的答案。但在其它问题上，成功需要多边合作。正如我在《道德重要吗》中所说的那样：在这个新的世界里，国际政治权力在某些方面是一个正和博弈的结果。仅仅考虑美国对其他国家的影响力是不够的。我们还必须从实现共同目标的权力角度去进行更广泛的思考，这包括尊重并赋予他者行使权力的可能。在当前美国的战略辩论中，这种类型的思维实际是缺失的。例如，在许多跨国问题上，授权他人可以帮助美国实现自己的目标。

网络与连通成为当今国际政治权力和安全的重要来源。在一个日益复杂的世界里，结构联系最紧密的国家行为体，将是最为强大的。在过去，美国的开放性增强了其建立网络、维持机制和塑造联盟的能力。而现在的问题是，这种与世界接触的开放和意愿，在美国的国内政治环境中是否能够幸存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