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首都从平城迁移到平安，古代有势力的氏与他们的出生地大和的社会基础脱离开来了，他们在朝廷的地位也降低到中下水准，获取了高级地位的是后来被称为“源平藤橘”的四氏。

藤原氏是天智天皇时赐予中臣镰足（614～669年）的氏，橘氏是奈良时代初期元明天皇（661～721年生卒，707～715年在位）赐予藤原不比等（659～720年）的后妻、光明皇后生母的县犬养三千代（生年不详，773年卒，奈良时代的女官）的氏。另外，源氏和平氏是桓武天皇以后的皇子降为臣籍时的氏，都是新的“氏”。不过，新的“氏”与七世纪以前的氏不同，他们是纯粹的都市贵族，与具有同样性质的天皇家一起形成了平安京的贵族社会。

其中藤原氏之所以能通过与天皇家的姻戚关系占据有利的地位，大概是因为在奈良时代，在前面提及过的藤原不比等通过让前妻之女宫子成为文武天皇（683～707年生卒，697～707年在位）之妃，使他们生的光明子（安宿媛）成了圣武天皇的皇后的缘故。不久，幼帝清和天皇即位，天皇的外祖父藤原良房（光明子的父亲）作为太政大臣就成为天皇的监护人，进而作为摄关被委以政治的全权。之后，良房的侄子藤原基经（836～891年）同样辅佐阳成（868～949年生卒，876～884年在位）、光孝（830～887年生卒，884～887年在位）、宇多（867～931年生卒，887～897年在位）三代天皇，被称为关白。在那以后，外戚在天皇幼小的时候作为摄政，在天皇成人后作为关白来掌握朝政的体制虽然有所中断和变化，但一直持续到十一世纪中叶，人们称那种政治体制为摄关政治。

以皇子以及皇女为代表的当时的贵族子弟都在母亲的娘家出生，与母方的家人一起成长。那使得他们与母方家人之间的关系密切，在皇子作为天皇即位以后，特别是外祖父被期待成为天皇的监护人。人们多以这种方式来说明摄关政治的成立。那么，为什么皇子们会在母方被抚养成人呢？高群逸枝认为那是原始时代母系制的残余，并在将男子作为女婿招入母系家族之中这一意义上将其称为招婿婚。天皇虽然不是被招上门的女婿或者走婚者，但事实上一般贵族并不与妻子同居，而是保持走婚的习俗。对于这种说法，鹫见等曜提出了异议。鹫见根据史料，对在母系制下被禁止的同一母系内的近亲结婚屡屡可见、母亲的大家族其实并不存在这些问题进行了论证，指出将那理解为既非母系也非父系的双系制大概比较妥当。在双系制的社会，女子也能继承财产，她们所继承的财产成为她们的所有物。因为平安时代的贵族一般都拥有许多房屋，所以继承了其中一部分的女性在那里迎来夫婿，养育子女。因为允许一夫多妻，所以即便妻子希望与丈夫同居，也很难实现。

《蜻蛉日记》的作者一边焦急地等待藤原兼家的到来，一边养育儿子道纲便是具体的事例。此外，将母方的亲戚称为外戚，将母亲的父亲称为外祖父，那些是基于中国父系制的称呼。在父系制的情况下，因为妻子以及母亲一方的亲戚不被视为正式的亲属，所以加上了“外”字。而在双系制的社会，则没有那样的区别，因为这些缘故，摄关政治才得以成立。

在摄关政治中，又可以分为起始于藤原良房、藤原基经的前期和从十世纪末的藤原兼家（929～990年）到藤原道长（960～1027年）、藤原赖通（992～1074年）的后期。吉川真司认为：前期的摄关政治派生于太政大臣的职务，依然处于律令制度的范围之内，而后期则与中世纪的国家制度有关联。如果从社会组织方来看待这种变化的话，那么是不是可以认为在那一段时期，有从以“氏”的组织为基本单位的社会向“家”的组织展开这样的过程呢？

摄关政治的时代也是所谓国风文化繁荣的时代。因为假名的发达，以日语创作诗歌、撰写文章变容易了，从而取代过去的汉诗文，编纂了最初的敕撰和歌集《古今和歌集》（905年）。之后，又出现了以《土佐日记》以及《竹取物语》为代表的各种文学作品，特别是《蜻蛉日记》、紫式部的《源氏物语》以及清少纳言的《枕草子》等在今天仍然拥有众多的读者。

值得关注的是：这些作品都出自女性之手。之所以会那样，大概是因为：第一，假名主要是女性使用的文字；第二，在摄关政治之下，有可能成为天皇之母的皇后以及贵妃等在政治上发挥重要作用，以她们的父辈摄关的权威为背景，形成了华丽的后宫社交世界。侍奉皇后等的宫女们也必须具有很好的教养。但是，这些都只不过是外在条件。

阿部秋生为了探寻《源氏物语》之所以成为优秀文学作品的缘由，对记载在“萤火虫”卷的物语论给予了关注。那不是作为紫式部自身的意见，而是以作品中的人物的语气说出来的。“小说所载，虽非史实，却是世间真人真事。作者自己知晓体会后犹觉不足，欲告之他人，遂执笔记录，流传开来，便成了小说。”总之，文学创作的目的在于表现人生的真实。与此相关，阿部还指出：在那种人生作为虚构的故事来表现这一点上，《法华经》中所说的“方便”（指接近彻悟的方法）的思想在发挥作用；另外，本居宣长将“幽情”（日语中写作“物哀”）视为这种物语的主要着眼点的观点是错误的。这种对人生的真实的强烈关注，与在《蜻蛉日记》的序言中所表明的撰写不同于“世上多见的空言”的古物语等的日记的观点是一脉相通的。

但是，人生的真实是多种多样的。紫式部以及道纲之母最关注的事情是什么呢？胁田晴子从女性的角度指出：出生于中级贵族、生活在形成“家族”的过渡期的她们希望不论自己的门第如何，都能通过与丈夫之间的纽带来获得安定的社会地位。胁田的这一观点引起了人们的关注。光源氏的爱妻紫之上因为没有强有力的后盾，所以被女三宫夺走了正妻的地位。那些命运悲惨的故事大概也表明了这一点。

（本文节选自笹川日中友好基金“阅读日本”书系之《日本文化的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