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肺炎不仅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最为严重的一次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也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世界所经历的最为严重公共卫生事件。新冠疫情给中国、日本、韩国及其他东亚国家的生命财产和经贸合作带来巨大损失，同时也凸显出东亚地区区域合作的重要性。

一、推进中日韩三国区域经济合作

本次疫情再次凸显中日韩三国加快区域经济合作的必要性。中日韩三国体量很大，“当前，三国占了全球人口的20.９%，全球国内生产总值（GDP）的23.1％，全球贸易量的18.5％”。但与此同时，开启于2003年的三国区域经济合作步履蹒跚。中日韩三国2008年开始举行的领导人峰会更是时断时续，2013-2017年间仅召开一次。中日韩三国的主要出口市场也过分集中于亚洲外经济体，“三国间经济相互依存度指标只有19.4％，而北美国家是40.2％，欧盟国家更是高达63.8％”，这是亚洲经济容易受到欧美波及的重要原因之一。过去，中日韩区域经济合作步履蹒跚的主要原因在于三国围绕将本国利益最大化争执不下，而2018年以来三国合作得以顺利推进，主要动力在于面对国际社会特别是美国的贸易保护主义，所采取的“止损”举措。

三国合作的这一动力在新冠疫情背景下更为紧迫。一方面，目前来看，疫情短期内难以被彻底扑灭，相关国家所采取的限制措施可能长期化，这会导致全球商品、服务和人员跨境流动的壁垒进一步上升。即使在疫情结束后，某些西方国家发起的所谓企业“本土化”趋势也有可能延续下去；另一方面，受疫情影响，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将2020年全球经济增长预期从3.3%下调至2.9%，经济合作组织将预期从疫情前的2.9％下调至2.4％。2020年4月1日，联合国经济和社会事务部发布的《世界经济形势与展望》报告预测，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2020年全球国内生产总值将萎缩近1％。同时，本次疫情受到打击最大的可能是欧美国家，其经济下滑短期内不可避免，是否陷入长期衰退也面临不确定性，中日韩三国加强区域经济合作可减小对欧美国家的进出口依赖。

由此可见，面对因疫情导致国际贸易保护主义加剧以及世界经济发展低迷，中日韩分别作为亚洲第一、第二和第五大经济体通过加强区域经济合作不仅能实现止损，而且可以引领东亚区域经济合作，这对于稳定东亚经济也至关重要。

二、加强非传统安全领域的合作

本次疫情还凸显非传统安全对三国关系的影响之大。比如，2020年正值中日和中韩政治关系发展的关键时刻，但因疫情影响，拟定中的中国领导人访日与访韩不得不推迟。在近几年中日关系趋暖背景下，中日两国就中国领导人2020年春天访日已达成共识。这将是中国最高领导人继2008年5月访日后时隔12年的又一次重要访问。韩国各界高度期待中国领导人2020年访韩。一方面，韩国总统文在寅于2017年和2019年已访问中国两次，其他高层领导人也接连访问中国，仅2019年，韩国总理、副总理、国会议长相继访华，中国领导人回访时机正在成熟；另一方面，2019年，中国的国家领导人对朝鲜进行了国事访问，而文在寅政府上台后中国最高领导人还没有访韩。同时，自文在寅政府上台以来，中韩克服“萨德问题”障碍，两国关系正在恢复中，韩国各界普遍期待借助中国的领导人访韩契机能全面恢复双边关系。考虑到韩日竞争关系，不少韩国民众还期望中国的国家领导人能在访日之前先访问韩国。为了实现这两次重要访问，中日韩三国都做出了巨大努力，但因为疫情暴发，访问充满变数。

再比如，三国紧密的联系深受疫情影响。疫情暴发后，中日韩三国均采取了不同程度的入境管理限制措施，人们也自我隔离避免不必要往来，这大大限制了三国间联系。比如，2020年4月6日，入境韩国的中国人数竟然为“零”，而此前入境韩国的中国人数日均近２万人。近几年来，中韩两国围绕因“‘萨德’入韩”导致中国游客赴韩减少而争执不下，双方为解决这一问题均付出巨大努力，但这些努力因为疫情更加复杂化。

当前，中日韩三国尤其应加强公共卫生领域的合作。新冠病毒作为三国在公共卫生领域面临的重大共同挑战，三国理应携手应对。中日韩作为对亚洲和平与稳定负有重要责任的三个国家，更应首先加强合作为本地区公共卫生安全做出贡献。中日韩三国卫生部门已建立了定期交流机制，2019年12月15日，在韩国举行了第十二届三国卫生部长会议并续签了《中日韩关于共同防范和应对流感大流行和新发再发传染病的联合行动计划》，三国合作具有良好基础。新冠疫情暴发至今，对于病毒传染源、中间宿主、传染性强等还存在许多未知，尤其是在疫情可能常态化背景下对疫苗的需求迫在眉睫，中日韩三国卫生部门与科研单位应就此建立固定的合作机制联合攻关。如果三方能就此取得突破，这也将是亚洲对世界做出的贡献。

在卫生健康安全领域合作基础上，三国应推动其他领域的科技合作。从历史长周期看，18世纪发生的蒸汽机和机械革命、19世纪发生的电力和运输革命、20世纪发生的电子和信息革命，均是欧美国家在领跑，亚洲国家只是使用者。但当前正在酝酿的以人工智能、物联网、能源互联网、生命创制等为核心的新科技革命，中日韩三国都表现出一定优势，存在引领潜力。如果三国能通过合作在新科技革命上有所贡献，那将是对整个人类的贡献。当前，三国应就人工智能、工业物联网等新兴产业领域建立产学研战略联盟，联合参与国际标准制定，并创造条件尽快将三国的优势产品纳入各自政府采购清单。

三国还应借机加快建立国际突发公共事件合作应对机制，这包括公共卫生、社会安全、自然灾害、事故灾难等领域，使合作应对危机常态化。这些机制一旦建立，可以解决国际公共领域突发事件往往合作乏力的问题，将是对国际制度文明做出的贡献。在这次新冠疫情应对上，中日韩已举行多次视频会，旨在解决疫情联防联控，以及重要和急需的商务、物流、生产和技术服务人员往来等问题。这些做法可进一步完善与扩展，并予以机制化。

三、东西方的身份分野有所显现

这次疫情还使得东亚与西方的身份分野有所显现。比如，面对欧美某些国家将疫情纷纷“甩锅”给中国，韩国和日本被习惯上称为“西方国家”的两个国家不仅没有“甩锅”，而且在中国疫情暴发后提供了大量援助。2020年1月28日，文在寅致函中国的国家领导人表示愿意协助中国防控疫情。同一天，韩国政府宣布向中国捐赠口罩等防护物资。2020年2月20日，文在寅给中国的国家领导人打电话表达慰问和支持，表示“中国的困难就是我们的困难”。实际上，疫情发生后韩国驻华大使馆就挂出这幅写有“中国的困难就是我们的困难”标语。2020年2月20日，韩国新任驻武汉总领事姜承锡搭乘韩国运输包机抵达武汉履新，在西方国家纷纷撤馆的背景下，姜承锡“逆行”举动弥足珍贵。2020年1月23日，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公开表示将全力支持中国抗击疫情。2020年1月27日，，日本外相茂木敏充表示遇到困难时倾力相助的朋友才是真朋友，日本将全力协助中国。2020年2月10日，日本执政的自民党在干部会议上决定，将从该党所属每位国会议员三月经费中扣除5000日元捐赠给中国。

日韩两国疫情暴发后，中国也投桃报李，向其提供了大量帮助。2020年3月6日，中国政府开始向韩方提供物资援助。2020年2月20日，中方向日本捐赠新冠病毒核酸检测试剂。中国还积极与韩国和日本政府分享抗疫经验，提供信息帮助。可以说，中日韩三国面对疫情呈现出的温情互动是近年来乃至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少有的，体现出三国同属儒家文化圈重感情和守望相助的传统。

再比如，相较于欧美国家，中日韩三国对本次疫情的应对相对较好，深层次原因与文化因素也不无关系。如果说中国的体制和西方国家不同，但意大利、英国等欧洲国家不仅在体制上与韩国相似，而且人口、面积，以及疫情暴发时间和韩国也均极为接近。但相对于欧美国家面对疫情在纠结生命安全与正常经济运行孰轻孰重、并因此迟迟不愿采取严格社会管控措施，中日韩三国将生命安全置于首位，面对疫情毫不犹豫采取了严格管控举措。在采取严格社会管控措施后，不同于欧美某些国家屡屡爆发抗议，中日韩三国人民表现出自律与团结。

三国在回应外界过度反应上也表现出一定默契。面对世界卫生组织不赞成甚至反对针对特定国家采取旅行或贸易禁令的呼吁，某些国家对中日韩三国国民做出过度反应。2020年2月22日，发生韩国游客已到达以色列却被遣返回韩的事情。对此，2020年2月24日，中日韩三国同时对以色列驻该国的外交官表示忧虑。美国政府一度将新冠病毒妖魔化为“中国病毒”后，受冲击的不仅有中国人，也有韩国人和日本人，因为在许多美国人眼中，中日韩三国人民在相貌上没有区别。

尽管疫情过后中日韩三国分歧还会在，韩美和日美同盟也将维持下去，但疫情的确再次促使中日韩三国重新思考“我们是谁？”的问题。不管实行什么样的政治制度和经济体制，也不管存在什么样的利益关系，本次疫情显示出中日韩三国同属亚洲人的身份现实，这是三国合作的天然优势。

四、东亚地区合作步伐可能加快

本次疫情还有望促进以东盟为主的东亚地区合作。2020年2月14日，东盟国家发表《关于共同应对新冠肺炎疫情的东盟主席声明》。2020年2月20日，中国—东盟关于新冠肺炎问题特别外长会举行。2020年4月14日，东盟与中日韩抗击新冠肺炎疫情领导人特别会议以视频方式召开，会后发表的《联合声明》出台了相关具体举措，比如，加强药物和疫苗研发合作、建立重要医疗物资储备机制、成立应对公共卫生突发事件特别基金等。在这次会议上，多个国家领导人还明确提出要努力在2020年年内达成《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这表明东亚国家从疫情防控、维护产业链稳定、到维护市场开放都有较强共识。

东亚区域合作加强的原因还在于在本次疫情防控和引导世界经济平稳发展上，西方国家及其主导的相关机制并没有发挥出领导作用。面对疫情，欧美国家各自应对，没有建立起较好的合作机制，甚至连共同“抗疫”的声音也很少发出。在应对世界经济下行压力上，西方国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建立的国际机制也处于失灵状态。回顾历史，东亚地区合作的每前进一步往往伴随着压力。冷战背景和东南亚地区动乱催生了东南亚联盟于20世纪60年代的成立，当时主要目标是应对内外部安全。1997年，首次东盟与中日韩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在马来西亚举行，正式启动东盟与中日韩合作进程，当时重要背景是席卷亚洲的金融危机爆发。面对当前疫情所导致的国际贸易保护主义和世界经济发展低迷，以及西方主导的国际机制失灵，如何走出困境同样应成为东亚地区加强区域合作的动力。

在西方工业革命影响下，过去一个多世纪中日韩三国及东亚其他国家普遍学习西方先进科学技术，普遍视西方为对外关系的重中之重，并在这一过程中对彼此合作的重视程度不够，这尤其体现在区域合作上。这次新冠疫情暴发不仅提醒中日韩三国和其他东亚国家加强区域合作的重要性与紧迫性，也再次显现出东亚国家的身份现实。对身份的分析不仅包括“我们是谁？”或者“我们来自哪里？”，还包括“我们可能变成谁？”和“我们如何代表我们自己？”，这实际上也是东亚区域合作的重要动力。同时，尽管中日韩三国和其他东亚国家近代以来有不愉快的历史以及仍然存在一些现实利益纠纷，但长达几千年山水相依中，彼此冲突的时间远少于互学互鉴与和平共处的时间。当前，中日韩三国和其他东亚各国又面临加强合作的重要关口。因此，面对百年罕见的新冠疫情，各国应守望相助加强合作，并在此基础上强化相关领域的合作，这不仅有利于东亚国家“抗疫”和经济发展需要，也是为国际社会走出困境以及国际制度文明所做出的贡献。

作者：王俊生（作者是中国社会科学院亚太与全球战略研究院研究员、中国周边与全球战略研究室主任）

原载于2020年第3期《国际政治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