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肺炎疫情是2020年的一次全球性“黑天鹅”事件，目前还在不断蔓延。笔者认为，新冠肺炎疫情已经成为全球治理领域最显著的危机，甚至可以称之为第一次非传统安全领域的“世界大战”。它给中国人民造成了令人痛心的生命和财产损失，也给世界各国带来了严重的负面影响，甚至很可能会对全球化产生结构性影响。当前，我国疫情防控阻击战取得重大战略成果，赢得了大多数国家的肯定。但随着疫情在部分国家的快速蔓延，我国不仅要做好与疫情长期共存的准备，而且要针对正在发生的以及疫情过后的世界巨变作出相应预案。

世界经济图景：世界经济遭受的冲击是全方面的，不仅包括衍生经济影响，还包括金融和债务风险以及并发性灾难

新冠肺炎疫情阻断人员、货运甚至金融往来，造成多国生产活动停止、失业率激增、财政负担加重，对世界经济发展影响巨大。世界银行发布的《全球经济展望》报告指出，新冠肺炎疫情可能造成2020年全球经济下滑5.2%，是二战以来最严重的经济衰退。当前的中国经济带有外向型经济特征，部分沿海地区的产业集群高度依赖海外贸易，因而新冠肺炎疫情的暴发无疑会影响许多企业的生存。

新冠肺炎疫情对世界经济的打击是全方面的。第一是公共卫生灾难本身带来的冲击。应对新冠肺炎疫情需要大量财政拨款购置相关医疗资源，对我国而言，政府承担了治疗新冠肺炎患者的大部分费用，同时也承受了封城造成的经济损失。而随着疫情长期化，暂时性的、局部性的封锁时有发生，给国家以及地方政府造成了一定的财政压力。

第二是新冠肺炎疫情造成的衍生经济影响。新冠肺炎疫情造成全球经济活动较为普遍的、长时间的停顿，国际产业链、供应链上的企业受到重创。与此同时，由于多国采取封城、限制聚众活动等政策，对现金流要求较大的零售业和服务业遭到沉重打击，以航空业为代表的运输产业更是如此。美国《华盛顿邮报》援引多家大学的研究，称美国自2020年3月以来已经有10万家以上的小型企业倒闭；尼曼百货、杰西潘尼等多家大型企业也申请破产。在中国、日本以及欧洲，疫情同样使得多个行业受损。额外的防疫成本、停滞的现金流以及工资、场地租金等刚需冲击着大量中小企业。由于受损的服务业、零售业、制造业等恰恰是低收入人群聚集的产业，高失业率又要求政府进行相应救济，因而大大增加了财政压力。

第三是金融和债务风险。新冠肺炎疫情快速蔓延的初期曾引发股市多次熔断，显示了国际资本对疫情负面影响的焦虑情绪。随后，美联储开始实施无上限的量化宽松政策，产生了恶劣的示范效应，并且很可能引发新一轮的通货膨胀。针对美国许多公司即将面对的公司债问题，美联储通过二级市场企业信贷工具购入公司债，资产负债急剧扩张。美国不负责任的大水漫灌政策给美债持有国以及贸易伙伴带来了一定的风险。

第四是并发性灾难。2020年可谓多灾多难，例如东非蝗灾等“天灾”、美国种族危机等“人祸”，接踵而至。东非蝗灾波及范围巨大，目前已经殃及人口大国印度，很有可能造成世界粮食危机。与此同时，世界经济停顿与沙特阿拉伯、俄罗斯、美国等国家的石油价格战同时发生，石油市场的供需两端同时受到冲击。除此之外，部分国家剑拔弩张，冲突蓄势待发，令跨国生产、物流运输等充满不确定性。事实上，即使世界粮食与能源储备充足，货运中断也可能导致部分地区资源短缺。

全球化图景：疫情使反全球化风潮愈演愈烈，但对东亚区域化具有一定促进作用

新冠肺炎疫情在全球化时代大暴发，凸显了现代全球化国际体系的弱点和弊端。第一，各国人员流动频繁，便捷的交通有利于病毒的传播。尽管俄罗斯等国家在中国出现疫情的初期切断了与中国的联系，但却没有阻止疫情从其他国家输入。第二，各国产业高度联结，全球制造业与中国联系紧密。当中国企业因为抗疫停工，其他国家也会面临生产链断裂的困境，反之，中国的出口企业在他国需求不足时也会受损。第三，国家之间难以有效协调。部分国家在中国抗疫之初便采取停航、禁运等极端手段，加剧了国际恐慌；还有一些国家因为国内原因无法有效开展抗疫工作，进而成为国际疫情输出国。第四，并发性灾害、国际政治事件等给抗疫工作增加了难度。新冠病毒具有潜伏期长、传染途径多样等特点，专家以及民众对其了解有限；有限的信息、抗疫初期地方政府的不透明以及网络谣言的恶意传播等，加剧了危机感和恐慌情绪。在恐慌情绪的影响下，世界多国的反全球化风潮呈现愈演愈烈之势。

反全球化是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之前就已经出现的现象。自里根时代以来的当代全球化鼓吹私有化、自由贸易以及开放市场，提倡国家之间通过贸易提高生产效率。全球化在创造财富的同时也制造了巨大的贫富差距，20世纪90年代的信息革命更是加大了金融业、先进服务业以及高科技企业与其他行业的回报差距。在美国等发达国家，制造业不断萎缩，国内蓝领工人对金融等产业造成的“空心化”备感不满，认为是外国制造业竞争者“偷走”了自己的工作；民粹主义政客趁机宣称是政府和大企业里的所谓“全球主义者”“建制派精英”与外国勾结，损害本国国民利益。在发展中国家，经济民族主义者强调产业保护的重要性，部分国家的政客将跨国公司称为“新殖民主义者”，煽动民众反对跨国经济合作。

总之，新冠肺炎疫情从几个方面加重了反全球化现象。首先，部分国家因为新冠肺炎疫情和其他灾害面临财政困境（许多发展中国家本身就具有严重的债务问题），对全球化的排斥情绪加重。其次，美国等国家鼓吹的“中国有罪论”以及种族主义言论，加剧了部分国家的排外情绪。最后，新冠肺炎疫情使得部分国家呼吁战略物资“自给自足”，因此在危机过后，一些国家可能会主动减少对国际贸易的依赖。

需要注意的是，新冠肺炎疫情对东亚区域化具有促进作用，疫情过后的世界经济存在新的希望。如前所述，疫情降低了国际市场对出口型企业的需求，而东亚、东南亚国家以及地区大多是出口导向型发展模式，即面向世界出口商品。在这种发展模式的引导下，区域内国家覆盖了不少领域的高、中、低端产业，在劳工素质和制造业完备性上具有优势。如今欧美等国家深受疫情困扰，其国内市场的消费能力下降，生产能力下降同样明显，而从疫情中恢复较快的东亚、东南亚各国则能够从相互贸易中寻找经济恢复的新引擎，为国内出口型企业创造商机。

世界政治图景：美国威信被削弱，欧盟离心离德，世界多国面临复杂考验，亚太政治相对稳定

许多科学家都认为新冠肺炎疫情是一场自然灾害，各国都是新冠肺炎疫情的受害者。但仍有一些国家将病毒政治化，使其成为政治斗争的工具。新冠肺炎疫情造成国家之间的物理隔绝以及资源争夺，迫使一些国家在大国政治斗争中站队，已经对世界政治造成了一定影响，甚至加剧了中国与西方国家在意识形态领域的对抗。笔者由此预料，疫情之后的世界政治形势可能会产生如下几方面的变化。

第一，世界霸主威信受损。美国是二战后西方阵营的领袖，也是许多国际组织的主导国。冷战结束后，美国成为在军事、科技、金融、舆论等领域拥有全球霸权的超级大国。然而截至今日，美国新冠肺炎感染病例和死亡病例数量远超其他国家。在处理新冠肺炎疫情上的反应迟缓、低效，削弱了美国的威信地位。

特朗普上台执政后，美国的外交政策体现出两项原则——遏制中国的冷战式零和思维以及以“美国优先”为口号的单边霸权主义。疫情原本可以成为中美关系缓和的契机，但部分美国政客依然保持对抗思维。在新冠肺炎疫情在中国扩散、蔓延时，美国商务部长威尔伯·罗斯幸灾乐祸地宣称处于扩散期的肺炎疫情有助于工作岗位回流美国。面对国内抗疫不力、疫情快速蔓延的现状，特朗普政府通过指责中国转移矛盾，频繁抛出“中国有罪论”，企图以此转移国内外的注意力；美国部分政客和民间团体炒作“起诉中国”，甚至威胁拒绝偿还中国所持美国国债。指责中国当然对于美国抗疫毫无助益，但却能够迎合支持特朗普的保守派选民，也能够迎合意图使中美彻底“脱钩”的鹰派战略家。美国“指鹿为马”的伎俩引来了少数国家的附和，但大多数国家都拒绝在美国的威逼下站队。比如，在七国集团外长视频会议、世界卫生大会等场合，美国宣传“中国有罪论”并未成功，反而被大多数国家孤立。

此外，特朗普政府向来推行单边主义政策，屡次退出国际合作框架，在疫情期间更是变本加厉。在世界各国携手抗击病毒的时刻，美国将世界卫生组织当作政治工具，多次指责世界卫生组织“偏袒”中国。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声称世界卫生组织拿了美国纳税人的钱，却“没有完成应该完成的任务”；特朗普甚至宣布由于世界卫生组织“拒绝执行美方所要求的改革”，美国将终止与世界卫生组织的关系，并将向该组织缴纳的会费调配至别处。在双边关系上，美国同样自私自利，在欧洲疫情暴发之际，单方面发布美欧禁航令，扣押多国抗疫物资并截胡订单；在本国疫情严重之际，向拉美国家遣返可能被感染的非法移民；在盟友因抗疫背负沉重财政压力之际，以撤出美军为要挟，要求欧洲盟友增加国防开支，承担更多驻军费用。美国在全球危机中的自私举动，不仅不利于全球合作抗疫，也将损害其作为世界大国的信誉。

第二，欧盟离心离德，其内部问题在疫后将继续存在。除美国外，西方世界的大多数国家在疫情期间的表现都差强人意，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是种族主义。以挪威、丹麦为代表的部分国家，在中国疫情严重时放任国内辱华言论，民间出现针对华侨华人的攻击，甚至其他亚裔群体也成为受害者。种族主义的加剧使西方国家在疫情面前进退失据。日本财务相麻生太郎曾表示，某些欧洲国家对新冠肺炎疫情反应冷淡，甚至某些国家的代表认为“那是黄种人的病，不是我们的病”；一些欧洲媒体也多次暗示，新冠肺炎疫情是中国“不卫生”生活习惯的产物。这种自大的情绪令欧洲错失了防疫的最佳时机。其次是欧盟内斗。近年来，德国经常以欧洲领袖自居，其前外长加布里尔甚至要求中国尊重“一个欧洲”原则，但在疫情面前，德国抢夺瑞士等邻国的医疗物资，从低收入国家抢夺医护人员，其形象从欧洲的“武林盟主”变成了不讲道义的“山贼盗匪”。与此同时，欧盟对意大利等国家的疫情无所作为，反而是中国伸出援手。欧盟在疫情稳定后试图进行一些补救，在国际上积极呼吁合作抗疫；但欧盟的问题在疫后还可能会继续存在，欧洲一体化任重道远。最后是“群体免疫论”。一些国家对疫情采取拖延甚至放任的态度，最终导致疫情扩大化。英国在本土疫情暴发初期一度采取消极防疫的态度，招致了社会各界的批评，最终被迫转变策略，积极抗疫。瑞典明确采取“群体免疫”策略，导致新冠肺炎死亡率高居欧洲第二，累计死亡人数达到三个邻国总和的四倍以上。事实上，巴西、美国的低效率抗疫都或多或少地受“群体免疫论”的影响。可以说，部分西方国家的“群体免疫论”大大增加了其他国家的风险，促使抗疫成为持久战。

第三，世界多国面临复杂考验。除欧美国家以外，俄罗斯、巴西、印度等国家也已经成为疫情的重灾区，非洲和拉美地区的国家也面临考验。首先是俄罗斯。俄罗斯在疫情初期对中国边境严加防范，却未能对欧洲方向输入的病毒提高警惕。虽然俄罗斯学习中国经验，建立方舱医院，但抗疫效率不如人意。俄罗斯在疫情期间仍然面临西方国家的经济制裁，虽然目前疫情已经逐渐得到控制，但政府的经济压力仍然沉重；对于正在推动修宪和“任期清零”、试图长期执政的普京而言，新冠肺炎疫情后的经济复苏将是俄罗斯面对的首要挑战。其次是巴西。目前，巴西新冠肺炎感染和死亡人数快速增加，已经成为世界疫情的“震中地带”。巴西部分地区经济发展水平较低，疫情之下大批贫民被感染。巴西总统博索纳罗自上台以来主打经济牌，如今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国家经济衰退，但其仍然顶着疫情压力主张复产复工，在国内引发很大争议。博索纳罗在抗疫过程中进退失据，遭到多方批评，可以预料，疫情过后的巴西很可能会面临政治危机。再次是印度。印度存在着规模巨大的贫民窟，部分地区公共卫生水平落后，近期还面临蝗灾的压力。作为人口大国，印度的沦陷可能导致全球抗疫难度骤升。不可否认，当前印度同时与中国、巴基斯坦以及尼泊尔发生边境冲突，有一定的转移矛盾的意味，但这并不足以解决疫情等问题。对以煽动民族主义情绪见长的莫迪政府而言，新冠肺炎疫情可能是对其治理水平的一次重大考验。最后，非洲和拉美的许多国家。这些国家在疫情之下处境艰难，虽然世界卫生组织和多国积极对其予以援助，但仍然可能出现人道主义危机。

相比之下，亚太地区在疫情期间的表现总体不错。中国和韩国都采取了封城等措施，有效遏制了疫情的蔓延。在韩国，面对“新天地教会”对防疫工作的抵抗，文在寅总统采取了坚决快速的处置措施，在政治上扭转了韩国左翼的不利态势。日本疫情时有发生，虽然为了奥运会的顺利举办耽误了一些抗疫时机，但社会运行基本稳定，民众自发隔离、自觉戴口罩。东盟国家在新冠肺炎疫情中总体损失较小。疫情过后，东亚、东南亚各国的优异表现有助于消除民众对西方国家的盲目崇拜，区域内的经济一体化也有利于亚太地区的政治稳定。

新冠肺炎疫情过后，更多的人或将走出“唯西方论”的盲目崇拜

新冠肺炎疫情将给世界带来意识形态上的冲击。长期以来，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将物质财富与自由主义意识形态挂钩，将现代化与西方民主制度挂钩，鼓吹自由市场在效率和创新方面的优势。对于政治制度不同的国家，西方舆论则致力于宣传其落后、腐败和低效的一面。在美国霍普金斯大学2019年发布的《全球卫生安全指数》中，美国以83.5的得分（满分100分）位列第一，而中国则以48.2分排在第51位。在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初期，部分西方媒体和亲西方舆论格外兴奋，《明镜周刊》声称中国需要的药方是“自由和民主”，多家媒体认为新冠肺炎疫情将成为中国的“切尔诺贝利时刻”。但最终结果是，以中韩为代表的“举国体制”在抗疫效率上远高于西方国家，反倒是美国至今未能控制住疫情。

当疫情在发达国家和地区肆虐时，种种打着“自由”旗号的蠢行得以暴露：民众无视政府禁令聚众活动，年轻人以“年轻人死亡率低”为由肆意狂欢；政客将不戴口罩与“捍卫自由”相联系；部分媒体在传播虚假谣言和种族主义言论方面肆无忌惮；部分西方发达国家政府应对失当，频繁出现抢夺物资、数据造假、忙于党争等丑闻，面对国内不断升级的公共危机仍然坚持推卸责任。此次疫情令更多的旁观者尤其是我国民众看清了西方制度的内在不足。可以预料，疫情过后，更多的人将走出“唯西方论”的盲目崇拜。

事实上，应对突发性公共事件往往需要各方面作出牺牲。新冠肺炎疫情面前，我国的医疗工作者、一线工人、军人以及大量的服务业劳动者超负荷工作，甚至付出生命的代价。普通民众牺牲出行自由，通过规模巨大的隔离行动阻断疫情蔓延；企业和政府承担经济停转损失和公共卫生支出，为防控疫情奠定基础。而部分西方国家不具备这些条件，也不愿作出牺牲：政府在防控疫情和发展经济两方面举棋不定，民众更是执迷于“个人自由”，全然不顾自己的行为对社会的危害。正是在医疗资源和人力资源严重不足的情况下，一些国家才寄望于“群体免疫”，然而却导致疫情更加难以控制。

政府力量强大、科研水平世界领先的美国或许拥有控制疫情的能力，但却陷入了内政危机（联邦政府和州政府以及不同党派的民众不愿意协力抗疫）。美国社会存在着几种难以弥合而且愈演愈烈的矛盾，包括贫富差距、种族矛盾、左右意识形态、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全球化与反全球化等。重大社会危机会促进极端群体的涌现，而这些群体之间无法沟通，社会对立因此加剧。例如，2008年次贷危机之后，美国民众对肆意妄为、向国家和社会转嫁风险的华尔街金融家深感不满。美国左派要求强化监管、完善社会保障机制，极端右派“茶党”则要求削减赤字、限制政府权力，两者的诉求存在根本矛盾。在2010年后，凭借新型社交媒体和“茶党运动”，另类右翼运动在美国崛起，种族主义大有死灰复燃之势；左翼则相应产生了反法西斯运动、“黑人的命也是命”运动等，主张以暴力对抗另类右翼。传统的美国社会拥有大量的“温和派”中产阶级，因此在美国的竞选机制下，两党推选上台的政客都会温和持中。但随着社交平台日益发达以及中间派选民投票意愿下降，特朗普凭借高效的网络动员能力、独树一帜的话题制造能力，获得了美国右翼分子的支持，在2016年的总统大选中胜出，带着另类右翼战略家班农、军事鹰派博尔顿、基督教保守人士彭斯、经济民族主义者纳瓦罗等入主白宫。特朗普及其内阁成员采取了与前任截然不同的选举策略，即重点争取“死忠”选民，因而出台了大量的激进内外政策，甚至不惜激化国内和国际冲突。与此同时，民主党和一些利益受损群体也开始以激进手段对抗特朗普政府，此次疫情期间东西海岸各州“抱团自救”对抗联邦政府就是典型例子。

面对社会危机，美国部分精英拒绝反思自身制度，反而将矛盾外引，执着于意识形态斗争。自奥巴马时代以来，美国对中国的战略敌意与日俱增；美国精英阶层因未能对中国“和平演变”感到失望，在商业上对来自中国科技企业的竞争感到不满，在军事上对日益成熟的解放军军力感到担忧。特朗普上任后，美国在反华路上越走越远。在这种大环境下，美国政府在贸易、科技、金融、司法、军事、外交、人权、国际组织等领域动作频频，毫不掩饰扼制中国发展的意图，甚至将新冠肺炎疫情当作敲诈中国的武器；反华成为美国两党的政治共识，对华“温和派”丧失话语权；一些议员和社会团体甚至比总统特朗普更加激进。事实上，即使特朗普在2020年大选中失利，民主党也很有可能会延续反华的外交政策基调，继续就新冠肺炎疫情向中国“索赔”。

疫情之后，我国面临的“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或将更为复杂，需要做好持久战准备

突如其来的危机反映了世界各国民间与政府对于中国的真实态度。大多数国家都在危机关头力所能及地提供援助，国际组织也表达了对中国的支持，但仍有部分国家出现了排华现象，美国及其盟友趁机兴风作浪。

总体而言，中国围绕防疫的内政外交取得了不错的成效。第一，中国作出封城的艰难决定，有效限制了病毒传播，至少保证了世界五分之一人口的安全。世界卫生组织专家艾尔沃德称赞“中国方法是唯一事实证明成功的方法”，并感谢武汉人民为控制疫情作出的牺牲。第二，中国在国际抗疫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比如，中国主动减免77国债务，在疫情期间对多国进行人力、物力援助，积极支持世界卫生组织的工作。第三，中国的抗疫行动向世界展现了其强大的治理能力以及领导人以民为本的决心。虽然本次疫情也暴露出了地方主义、官僚主义等问题，但我国集中力量办大事、不惜代价控制危机的治理模式获得了国内外的肯定。

新冠肺炎疫情给我国带来了一系列新挑战。首先，中美关系持续恶化。疫情给美国社会带来了一系列危机，种族矛盾、贫富矛盾都在激化，这使得美国战略家更加狂躁，甚至非理性。可以预料，在不远的未来，美国及其盟友的反华政策将更加激烈，甚至有擦枪走火的可能。其次，“中国有罪论”不断发展。以英美为首的西方国家将在国际上不断煽风点火，鼓动世界各国向中国“索赔”，部分经济困难的国家可能与西方反华势力一拍即合。再次，部分周边国家如印度等，出于转移内部矛盾以及迎合美国战略的需要，有意挑起与我国的边境冲突。最后，反全球化浪潮严峻。反全球化将给跨国危机治理造成巨大障碍，甚至直接危及我国的海外利益。当前，人类已经处于命运共同体，全球性的新冠肺炎疫情证明了全球治理的必要性。因而，哪怕中国控制住了疫情，但只要外界疫情不断蔓延，我国的经济就仍旧背负抗疫的高压。可以说，疫情过后的全球治理符合中国利益，也是中国无法逃避的责任。

我国的当务之急仍然是恢复经济生产，缓解国内中小企业、低收入劳动者的生存压力。在外来输入压力巨大、内部疫情时有复发、科学家对病毒缺乏全面了解的当下，我国需要做好持久战准备，制定出快速、有效的有限封锁机制，在与病毒共存的大前提下，有序维持经济机器的运转。总之，新冠肺炎疫情使我国面临的“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更加复杂，向决策者和研究者提出了一系列新挑战。我国只有尽快从疫情中恢复，才能更有底气地应对挑战，从而谋求更加长远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