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贸易战实际上是日美贸易摩擦的翻版，美国是在用过去打压日本的方法打压中国。日美虽是同盟关系，但两国安全利益与经济利益经常不一致，经济摩擦一直不断。纺织品摩擦，即纺织品贸易摩擦是日美同盟悖论的最初表现形式。20世纪50—60年代，日本通过战后恢复，经济获得了高速发展。尤其是碳素纤维的研发成功，日本在纺织品贸易方面竞争力加强，凭借低成本的价格优势，其纺织品打入美国市场，导致美国同行业受到巨大冲击。由于经济缺乏互补性，日美两个同盟国之间出现了经济利益的对立。最后，美国利用“归还冲绳”问题作为筹码向日本施加政治压力，日本被迫在贸易问题上让步，自主限制对美出口，形成了日本“被抛弃”，亦即牺牲日本利益的“摩擦与自主限制”模式。   

一、日美贸易摩擦的起源    

日美经济摩擦主要表现在贸易领域。这种摩擦起源于上世纪60年代的日美纺织品贸易的争端，是两国经济不互补的必然结果。吉田内阁推行“轻武装、重经济”的政策，日本经济恢复得很快，对美出口迅速增加。起初，日本对美出口的拳头产品是纺织品、杂货以及金属餐具等，尤其是纺织品占据重要地位。在日本廉价产品的冲击下，美国的纺织品产业首当其冲受到了严重打击。日本的所谓“1美元女衬衫”，给美国的服装业造成巨大冲击。从50年代中期开始，日本不得不在美国的压力下实行出口自主限制，但效果并不明显。60年代后期，日本的对美贸易出超已成常态，贸易摩擦的商品逐渐由棉线制品向棉毛制品、化学纤维制品转移。昔日的被援助国日本，出现了经济的高速增长，出口越来越强劲，外汇储备从1965年的21亿美元，到1970年达到44亿美元，翻了一倍。日美纺织品贸易摩擦越演越烈，美国开始要求日本自主限制出口量，“压力与自主限制”成了解决两国贸易摩擦的基本模式。    

二、“归还冲绳”与贸易谈判    

日美之间的纺织品贸易摩擦直到1972年在美国的压力下日本让步，两国签订《纺织品贸易协定》，摩擦才告结束。美国的压力手段主要是“归还冲绳”谈判，日本“以线换绳”，被迫承诺“自主限制”纺织品的出口，这种摩擦终于得到解决。所谓“线”，指纤维即纺织品，“绳”指冲绳，日美两国之间的纺织品贸易摩擦是借助“归还冲绳”谈判得以解决的。日本为了获得冲绳施政权，不得不在纺织品贸易问题上做了让步。    

“归还冲绳”问题，给与美国施压日本在贸易问题上让步的强有力筹码。美国鉴于当时的越战和冷战态势的变化，不得不推行收缩政策，曾于1969年签署美日联合声明承诺将冲绳施政权归还给日本，满足了日本多年来的要求。但是，尼克松政府并不想顺利把冲绳交给日本，他要求日本限制纺织品对美出口，也了却了佐藤荣作所说的“冲绳不归还，日本的战后就不能算结束”的心愿。尼克松在1968年的选举中承诺过为了挽救一蹶不振的美国南部服装业，他将要求日本限制对美出口。为了达到目的，他把纺织品谈判作为“归还”冲绳条件，如果日本在纺织品贸易问题上不向美国让步，那么冲绳的“归还”进程也就不能进入实施阶段。    

当然，对于美国提出的条件，佐藤政府为了避免政敌的攻击并不想让国内舆论知道日本政府是通过牺牲经济利益换取冲绳施政权，美国也不想让媒体知道冲绳“归还”问题与贸易两者之间的关联性，所以日美之间的冲绳“归还”谈判和纺织品贸易谈判是分别进行的。当时，佐藤首相的政治目标是实现冲绳“归还”，结束战后状态，而尼克松对美国国内的政治承诺则是阻止日本廉价的“1美元女衬衫”涌入美国，振兴美国服装业。    

佐藤为了获得冲绳施政权，虽然愿意接受美国提出的限制出口要求，但由于日本服装业和通商产业省坚决反对，佐藤不敢轻易对美做出让步，纺织品贸易谈判开始后三年都没能取得实质性进展。日方谈判代表由大平正芳到宫泽喜一，二人都受到国内纺织业界的压力，没有解决“纺织品摩擦”问题的魄力，因此谈判一直久拖不决。到了1970年1月，日本服装产业联盟成立，目的是向日本政府施加政治压力，阻止政府向美国做出让步。从此，日本在对美贸易谈判中让步更加困难。这年6月22日，通商产业大臣宫泽喜一与美国之间的贸易谈判宣告破裂。贸易谈判没有结果，“归还冲绳”谈判也不可能有结果。    

田中角荣在日本纺织品贸易谈判中发挥了重要作用。1971年7月5日，佐藤改组内阁更换了谈判失败的宫泽喜一，由田中角荣任通商产业大臣，继续与美国周旋。佐藤荣作让自民党的实力政治家田中担任这一角色有其政治考量，他要为福田赳夫接班开道。福田是佐藤的胞兄岸信介的亲信，佐藤内心已经决定由福田接替自己成为下一届自民党总裁，为此要抑制一下福田的政治对手田中。佐藤的考量是任命福田为外相，这个职位距离首相最近，而田中任通商产业相，这一职位不但距离首相很远，而且还要负责与美国谈判非常棘手的纺织品贸易摩擦问题，如果谈判破裂，田更无望问鼎首相宝座。    

田中对此心知肚明，但还是迎难而上，积极与美国谈判。他对通产省的官僚说，“这个问题不能通过常套的办法解决”，于是，凭借其担任过大藏大臣的经验，特别是与官僚之间广泛人脉，与大藏省官僚“密谋”出了解决办法。即，日本同意自主限制，减少对美出口，日本政府向国内纺织业者支付救济补贴贷款，其中包括：由于自主限制闲置起来的3.9万台纺织机械损失全部由日本政府买单，价值377亿日元。这样，在田中主持下，1971年10月15日，日美纺织品贸易谈判在他就职不到三个月就达成协议。虽然日本做了让步，承诺自主限制对美出口数量，却未受到国内纺织业界和舆论的激烈反弹，因为日本政府为中小企业提供了包括产业转型、金融贷款等在内的总计1278亿日元救济补助，从而为冲绳的顺利“归还”扫清了障碍，也为佐藤内阁立了一大功，日美纺织品贸易摩擦暂时告一段落。田中角荣在自民党内人气大增，为他后来超越福田成为首相奠定了政治基础。    

三、“广场协议”与资本转移    

纺织品贸易摩擦只是日美贸易摩擦的一个片段。20世纪80年代日美贸易摩擦又激烈起来。当时摩擦的主要战场已由纺织品转变为钢铁、彩电、汽车、半导体和农产品等领域。70年代后期（福田—卡特）贸易摩擦以钢铁、彩电为主，80年代（中曾根—里根）以汽车、农产品为主，两国在这些领域都是互相对立、缺乏互补的。    在美国压力下，日本采取迂回战略继续进入美国市场。日本的具体做法是：先从同盟大局考虑向美国让步，然后把工厂转移到成本低廉的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向美国迂回出口。比如，日本在台湾地区的高雄设立自由贸易港，日企业在高雄设立加工厂，生产的产品向美国出口，因为这些产品是“台湾制造”，所以减轻了美国对日本的压力。但是，这并不能解决根本问题，美国对日贸易赤字仍然只升不降，1985年美国对日本的贸易赤字达到500亿美元。   

1985年，美国鉴于日本的“自主限制”仍然不能解决贸易摩擦问题，开始引导日元升值，逼迫日本签署“广场协议”。尽管近来有人认为“广场协议”未必是日本经济衰退的根本原因，但是日元急速升值，严重打击了日本企业的出口势头，日本向美国的出口暂时受到了抑制却是不争的事实。之后，日本像“拧湿抹布”一样继续挖掘潜力，通过合理化产业调整和持续海外转移，扩大在亚洲其他国家设立加工厂，利用廉价劳动力，降低成本，很快恢复了竞争力。日本对美贸易顺差经过短暂的减缓之后，很快开始又强劲增加，继续向美国出口，两国贸易摩擦继续扩大。    

在自主限制和日元升值之后仍然无法降低对日贸易逆差的背景下，美国提出日美两国贸易摩擦的原因在于日本国内需求过少，于是要求日本扩大内需。1986年，日本发表“前川报告”，提议扩大内需，开放市场，日本还被迫将央行贴现率降低到2.5%，实行了前所未有的金融缓和政策，结果导致了日本“泡沫经济”的发生。“泡沫经济”期间日本企业向美国的房地产业进行渗透。对于美国以不公正贸易为由，要求日本对汽车出口实行自主限制，日本开始在美国当地设立工厂生产汽车，这样在贸易统计上，日本的出口有所减缓。对此，美国国会通过了包括“超级301”报复性条款在内的《新贸易法》，要求美国政府对日本采取强制措施，就是对于所谓因不公正贸易导致美国产业的损害，美国可以采取适当方式进行报复。    

1989年，美国又指责日本的贸易结构不合理。在美国压力下，两国签署《结构协议》，要求日本进行结构改革并开放市场，包括农产品市场的开放。1993年，日美《结构协议》改成一揽子经济协议，美国进一步要求日本开放市场。在美国压力下，日本在乌拉圭回合谈判答应开放部分大米市场，2000年日本废除了大规模零售商店法。在克林顿时代，两国汽车贸易摩擦进入白热化。美国除了要求日本改变宏观贸易不平衡之外，还在汽车谈判中向日本提出承诺在个别领域实现“数值目标”，但遭到日本的强烈抵制。日本认为美国提出的“数值目标”是不公平的，当时的通商产业大臣桥本龙太郎，联合欧盟与东盟对付美国，迫使美国放弃了“数值目标”要求。最后，双方在这轮谈判中达成协议，日本也做出让步，日本的自主限制达到了极限。

本文出自《亚太安全与海洋研究》2020年第1期

作者：廉德瑰，上海外国语大学日本文化经济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