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言

在探讨美国的亚太或印太安全政策的时候，显然不能忽视其涉及台海安全的政策。台海安全不仅是美国亚太或印太政策的重要关切点，亦直接牵涉中国的核心利益，乃是关系东亚地区和平稳定的一个极其敏感且重要的现实问题。冷战以来，美国的台海安全政策长期存在直接与间接的两手面向，在直接通过军售、条约等直接介入台海安全之外，美国还尤其强调间接干预，暨以美日同盟为中介，通过美日安保体制来表达对台海安全的关切，既不过分挑衅中国政府，又期望达到一定的威慑作用。在美国通过美日安保体制干涉台湾问题的过程中，不仅直接影响美国与日本、台湾地区之间的安全关系，同时也直接作用于台湾地区与日本安全关系。在台海安全的范畴内，台湾地区与日本安全关系是其中一个较为特殊的面向，由于冷战以来台湾与日本的安全保障主要都依赖美国，台湾地区与日本安全关系很大程度上受到美国的影响。另外，不同于美日安全与美台安全，冷战以来的台湾地区与日本安全关系长期以来都较为隐蔽和低调，对其专门研究也不多。但是从地缘政治安全角度来看，毫无疑问台湾地区与日本安全是台海安全问题的核心内容之一，值得展开专门分析。

鉴于此，本文的核心问题在于冷战以来美日安保体制如何介入台湾问题？美日安保体制中涉台问题的调整又是如何影响台湾地区与日本安全关系的变化？旨在于深入考察美日安保体制与台湾地区与日本安全关系之间的特殊联结，以及美日安保体制涉台问题演变背后美国关于台海安全的战略考量。从现实意义来看，对于冷战以来美日安保体制涉台问题的台湾地区与日本安全关系的专门研究，亦将有助于加深对当前特朗普政府涉及台海的安全政策认知与理解，从而更好地把握美国亚太或印太安全政策与美国及日本、台湾地区安全关系的基本走向。进而，本文亦期待此研究能够对于大陆应对美国的台海安全异动，从而维护台海地区和平稳定提供一定参考价值。

二、美日安保体制的外延性特征与台湾问题

美日安保体制最早是冷战时期美国为了在东亚地区对抗前苏联为首的共产主义集团，而联合日本所建立的一种安保协同机制，其主要内容是美国经日本同意有在日本国内及其周边驻扎军队以及必要时采取军事行动之权利和义务，以维护日本本土安全及美国在亚太地区的安全利益。20世纪90年代冷战结束以来，随着国际环境、地区局势以及美日相互关系的转变，美日安保体制开始慢慢突破所谓的“反共抗苏”的范围，逐渐发展成美日两国关系的重要框架，是美日基于共同的利益追求尤其是安全利益所确立的重要同盟合作架构，其典型特征是“美主日从”。总体来看，美日安保体制主要是通过美日之间签订的安保协议或发布的共同宣言等一系列相关文件所确立与发展起来的。其中1951年的《美日安保条约》、1960 的新《美日安保条约》、1978年的《美日防务指针》、1997年的修正版《美日防务指针》以及2015年的再修正版《美日防务指针》五份文件构建了美日安保体制的主要框架。

可以看到，除了牵涉美日之外，美日安保体制还具有典型的外延性特征，它并非一组纯粹的双边同盟关系，而是美日关切东亚乃至亚太区域安全利益的重要复合机制，其主要任务在于处理美国与日本以及东亚其他各国家、地区之间的安全互动关系。早在初版《美日安保条约》（1951）中，第一条就明确指出美国驻军的任务不仅包括保障日本本土安全，还有 “维护远东地区的国际和平与安全”。冷战结束后，维护区域安全主导权，保障美日地区安全利益仍是美日安保体制的重要任务。正如美国国防部长佩里所声称，“我坚信美日安保关系就像我们称之为中枢一样，将成为地域安全保障的关键。因此，美日安保关系不仅对美国与日本重要，对于区域内所有国家都很重要。”简言之，除了美国与日本以外，美日安保体制也与东亚其他国家或地区的安全密切相关，直接牵动整个东亚地区的安全局势。实际上自20世纪50年代开始，美日安保体制对于台湾问题的关注兴趣就异常明显，美国一直企图利用美日安保体制来干涉台湾问题，因而台湾问题长期都是美日安保体制框架中的一个焦点问题。

进一步来分析，美日安保体制框架中的涉台问题反映了美日处理台湾问题的明确考量，当然主要还是美国的安全考量。相比之下，尽管存在自身安全利益的考量，但美日安保体制下被动的日本在台海安全上的态度更多还是追随美国。长期以来，台海地区都是美国亚洲安全战略的重要关注点，可是由于台湾地区的特殊性，在美国与台湾地区安全关系上美国有时并不愿也不能过于直接地表达介入台海安全的态度。鉴于此，美国热衷于通过美日安保体制来委婉地介入台海安全事务，在美国与台湾地区安全关系以外利用美日安保体制以日本为媒介来间接表示对台湾地区的安全关切或其他态度，而这也直接影响了台湾地区与日本安全关系。简言之，冷战以来在美国利用美日安保体制关切或所谓“规范”台湾问题的过程中，美国与日本、台湾地区三方之间的安全关系也随之发生一定变化，进而台湾地区与日本安全关系也逐渐凸显出来，或者受到激励，或者受到限制。

三、冷战以来美日安保体制涉台条款的变化

在探讨美日安保体制对台湾地区与日本安全关系的特殊作用之前，有必要先来考察下冷战以来美日安保体制涉台问题的基本情况。下面将通过剖析冷战以来美日安保体制主要文件中涉台条款的变化，来厘清冷战以来美日安保体制与台湾问题的关联状况及其演变脉络。

（一）“远东”条款

20世纪50年代初期，随着朝鲜战争爆发揭开亚洲冷战的序幕，在美苏争霸日益突出的局势下，美国为首的西方势力急于在东亚构建远东地区的所谓的“防共”前线。1951年9月8日，在《旧金山和约》签署的同时，美国与日本达成《美日安保条约》，就此美国主导的以美日安保体制为支柱的所谓“东亚反共同盟”战线逐步确立起来。在《美日安保条约》中，美国主要是通过“远东条款”来串联台湾地区。根据《美日安保条约》第一条规定，日本允许美军部署于日本本土及其附近地区，而驻日美军则除了负责日本安全防卫之外，也可以以维护 “远东 地区的国际和平与安全”之名义采取行动。“远东”条款虽未明确指出“远东”所涵盖之地理范围，但是依照当时美国在东亚地区积极推动所谓“防共连线”的背景来看，台湾地区作为美国的重点扶持对象，当然属于“远东”范围内。换言之，依据“远东条款”，驻日美军可以依托日本基地与设施协防台湾地区直接介入台海安全事务。

1960年1月19日，因应情势变化美日双方在华盛顿签署修正的《美日安保条约》（即新《美日安保条约》）。与旧安保条约相比，新安保条约完善了“远东”条款的内容，进一步确认了美日安保对远东地区的安全关切。除了在前言表明：“考虑到两国对远东地区国际和平与安全之共同关心，相互合作并订立此安保条约”之外，第六条亦承袭旧条约“远东”条款，规定：“为了维持远东地区国际和平与安全，美国得以使用其在日本的陆海空军设施与基地。”对于“远东”是否包括台湾地区、韩国等的问题，在当时也引起激烈争论。为此，1960年2月26日，日本政府发表有关 “远东的范围”的“政府统一见解”，而这项官方见解也成为之后日本政府对于相关问 题的统一看法。据该“统一见解”， “美日两国基于条约，共同关心远东的国际和平与安全的维持”，“一般而言，该区域包括菲律宾以北的日本本土及其周边地区，韩国及‘中华民国’所辖区域也包含在内”，并且在之后注解“中华民国所辖区域”就是“台湾区域”。同时，时任日本首相的岸信介也曾就“远东”范围做出说明，“这一区域大体包括菲律宾以北及日本周边地区，也包括韩国及‘中华民国’统治下的地区。”。

由此来看，虽然新旧安保条约中均没有明确“远东”范围包含台湾在内，但从美日安保体制的实际行动与一系列表态来 看，美日所认知的“远东”条款显然适用于台海安全，其将台湾地区纳入美日安保 体制之意图异常明显。总体而言，通过《美日安保条约》中的“远东”条款的串联，美国主导下的美国与日本、台湾地区的安全产生了密切的联系，在此背景下台湾地区与日本之间的安全联结也凸显出来。

（二）“周边事态”条款

进入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之后，随着美苏两极争霸格局的瓦解，国际环境与东亚地区情势都发生剧烈变化。在此背景下，服务于冷战格局的美日安保体制也亟待进行调整与再定义。美日安保体制调整的重心是稳固美日之间的安保合作关系，维持日本对美国安保承诺的信任，同时进一步明确对日本周边地区的安全关切，加强对中国的防范与戒备。1995年11月28日，日本发布新的《防卫计划大纲》表明：“美日安保体制对于确保我国安全不可或缺。但为了确保我国周边地区的和平安定，构建更安定的周边安保环境，要进一步考虑发挥美日安保体制更重要的作用。”相比于1976年的旧版大纲，新防卫大纲最大特征就是突出日本周边地区的防卫重心。1997年9月23日，美日在纽约召开美日安全保障磋商委员会会议暨 “２＋２”会议，公布新的《美日防务指针》。新指针的核心内容就是将美日安保合作内容从应对“日本有事”为中心（1978年的旧防务指针）扩展到处理日本“周边事态”的范围，从而把日本本土防卫与“周边事态”相联结起来。

关于“周边事态”的定义。根据新指针第五部分内容规定，“周边事态是指对日本和平安全构成重大影响的事态。周边事态的概念，并非地理上的，而是着眼于事态的性质。”同时，参与新防务指针制定的日本外务省北美局田中均副局长又指出不能故意忽视地理范围对于日本安全的影响。由此可见，美日在“周边事态”的定义上显示出典型的模糊姿态。至于 “周边事态”是否包括台湾问题在内，可以分别从“周边”与“事态”两层意涵来进行探讨。首先，从地理范围来分析，美日默认“周边”涵盖台湾地区。田中均在解释新防务指针中的“周边”的范围时，就将“周边”类比作“远东”的概念。而依据1960年日本政府关于“远东范围”的 “统一见解”，一般而言台湾地区包含于“远东”范围内。1978年《美日防务指针》签署后，日本政府虽然有意模糊地理范围的意涵，但却未曾修正或改变“统一见解”观点。1997年8月，时任日本政府的内阁官房长官梶山静六在接受电视采访时谈到“周边事态”的地理范围时亦公开表示，台湾海峡当然包括在内。总之，只要日本政府不就此问题发布新的官方见解，可 以默认“周边”的地理范围也包括台湾地区在内。

其次，相比于“周边”的地理范围，美日明显更为强调“事态”层面的意涵，亦即“对日本和平与安全具有重要影响的事态”，而何谓对日本安全有重要影响，则主要根据实际状况与美日两国利益而定。正如日本政府做出的官方解释，“是 否属于‘周边事态’，依美日两国政府各自的主观判断而确定。”通过对“事态”性质的灵活解释，美日期望可以因应情势有效把控介入台湾问题的力度与范围。这充分体现了美日安保体制的一种“战略暧昧”，既想要维持一种安全威慑，又 力图不引起有关国家尤其是中国政府的激烈反应以免台海安全局势失控。台湾学者杨永明就分析指出，“这一套机制本身就是一种吓阻，如果明确列出事态种类 和周边范围，则一方面将引起周边国家的紧张，另一方面则将丧失维持战略安全机制的效益。”需要指出的是，鉴于美日安保体制中 “美主日从” 的不对称性 特征，所以对于“事态”性质的认定基本上亦是由美国主导。

简言之，依据1997年新防务指针中的“周边事态”，美日安保同盟对于台海安全的介入，主要端视美国的需求而定。在美日默认“周边”范围包含台湾地区之后，“周边”成为仅是一个地理范围的形式考量，而进一步认定周边是否发生“事态”，则将由美国决定和主导。与之前相比，“周边事态”条款的出现，显示出美日安保同盟在关切台湾问题的操作上更为精细化，美日安保体制中台湾地区的角色进一步突出。

（三）2005年“２＋２共同声明”21世纪初期，国际局势与东亚政治生态进一步发生变化，东亚区域安全环境也日益走向复杂化与严峻化。除了朝核问题 的不断发酵之外，台海地区随着陈水扁大搞 “台独”分裂活动安全局势亦异常紧张。陈水扁上台后，为了拉拢美日为其“台独”站台，一直积极鼓动台湾地区加入美日同盟的集体安全体系暨美日安保体制，幻想建立美国与日本、台湾地区安全同盟机制。同时，美日内部政治保守化的倾向，也使得美日对中国大陆崛起 的担忧不断加重，故而有意在安全领域加强对中国大陆的防范与戒备。在此背景下，美日安保体制在台湾问题上也呈现新的动向，主要体现为2005年美日“２＋２”联合声明中的涉台条款。

2005年 2 月 19 日，美国国务卿赖斯、国防部长拉姆斯菲尔德以及日本外务大臣町村信孝与防卫厅长官大野功统在华盛顿举行美日安全保障磋商委员会会议暨 “２＋２”会议，双方主要协商探讨了新形势下美日所面 临的安保问题，以及美日安保同盟的战略目标及其应对策略。在会后双方联合发布了共同声明，其中列出了12项美日在亚太地区的共同战略目标，除了点明朝鲜问题之外，其中还专门单列一项涉及台湾问题的共同战略目标：“推动通过对话方式和平解决台湾海峡相关议题”。世纪之交之际，因应局势变化美日围绕安保合作问题不断进行会谈探讨，而该共同声明实际上可以视为1997年以来美日长期安保协商成果的总结。作为确定新时期美日安保体制基本方针之重要指示文件，该项声明最大的特点在于美日安全同盟首次在共同声明或共同文件中公开表达对台湾问题的关切。正如法新社引用一名不愿具名的美国国务院官员表达，“台湾问题是我们不常—几乎不曾—在正式声明中提及的一项议题”。

21世纪以前，虽然通过“远东”条款与“周边事态”条款的操作，美日安保同盟基本默认了对台湾地区的安全关切，但关于美日安保体制是否适用于台湾地区应该说美 日安保同盟始终未有明确公开的正式表态，一直采取暧昧态度。而2005年“２＋２”共同声明中涉台战略目标的确立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美日安保体制涉台条 款清晰化的走向，亦反映了美日安保同盟介入台湾问题态度日益明确化的倾向。这对美国与日本、台湾地区之间的三方安全关系以及台湾地区与日本安全关系也产生了重要影响。

四、美日安保体制涉台问题演变与台湾地区与日本安全关系

台湾地区与日本安全关系进一步来分析，美日安保体制涉台条款的变化反映了美日介入台湾问题的明确考量。对于美国来说，冷战期间通过美日安保体制关切台湾地区主要是串联加密东亚地区的所谓“防共阵线”，巩固强化其所谓“远东反共同盟”；而冷战后的对台安全关注则很大程度上是基于牵制中国大陆的需要，施行一种“以台制华”的策略。相比之下， 尽管也存在一定自身安全利益的考量，但美日安保体制下被动的日本在台湾问题上主要还是追随美国。同时，冷战以来在美国利用美日安保体制关切台湾问题的过程中，美国与日本、台湾地 区安全关系也随之发生一定变化，进而台湾地区与日本安全关系也逐渐凸显出来。简言之，冷战以来美日安保体制涉台问题的演变直接作用于台湾地区与日本 安全关系的变化。接下来，基于美日安保体制的演变脉络，主要分三个阶段来探 讨美日安保体制涉台问题调整下的台湾地区与日本之间特殊的安全关系状况。

（一）冷战时期所谓“反共安全同盟”下台湾地区与日本安全关系的紧密 （２０世纪５０年代初至 ７０年代末）

２０世纪５０年 代 至７０年代的冷战前期，美苏两大阵营在东亚地区的竞争对抗异常激烈。１９５０年朝鲜战争爆发后，美 国加紧部署远东地区“围堵”共产主义的防御链条。１９５１年，在主导完成对日媾和之后，美国迅速与日本缔结了《美日安保条约》，谋求以日本为中心建立美国在西太平洋地区的远东防线。如前文所述，《美日安保条约》中的“远东”条款，将美国的防御范围从日本辐射到包括台湾地区、韩国、菲律宾在内的广阔 东亚区域。为了巩固强化远东防御体系，在《美日安保条约》之外，美国还分别与韩国、台湾地区、菲律宾等盟友单独订立了安保条约，组建了严密的东亚防御网，进而处于美国远东防御链上的远东各个国家与地区之间也产生了紧密的双边 安全联系。同时，这一时期由于中国政府“一边倒”的对外政策，中国大陆成为美国东亚“围堵”政策的重点目标，因此美国尤其注重日本与台湾地区的安全防卫状况。《美日安保条约》签订不久，１９５４年１２月第一次台海危机期间，美国就与台湾当局签订“美台共同防御条约”，强调美国负有协助防卫台湾岛与 澎湖之义务。由此，通过《美日安保条约》与“美台共同防御条约”的连带关系， 美国力图建立“美国与日本、台湾地区三角安全同盟”封锁中国大陆。在此背景 下，台湾地区与日本之间的安全联结凸显出来，对于台海安全而言日本的角色作 用也逐渐显化。简言之，冷战前期在美国利用美日安保体制积极关切台海安全问题的过程中，台湾地区与日本基于美国所谓“反共安全同盟”的需要而维持较为紧密的安全联系。

具体来分析，这一阶段美日安保体制所谓“反共同盟”框架下台湾地区与日本安全关系的紧密性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首先，“远东”条款出台后，日本视台湾地区为日本安全的重要一部分，高调宣扬护卫台湾地区的立场，并积极为美军防卫台湾地区提供后勤保障。在１９６９年美日共同发表的“佐 藤———尼克森联合声明”中，佐藤明确表示 “维持台湾地区的和平与安全，也是日本安全的一个极为重要的因素”，提出所谓的“台湾条款”。之后佐藤在国会发言中更是直接说到：“如果发生韩国和‘中华民国’受到侵犯的事态，对我国安全来说是非常严重的事态。彼时要适当运用美日新安保条约事前协商的条款（即“韩国条款”与“台湾条款”），采取强硬的态度进行处 理。”同时，日本亦明确支持驻日美军（例如驻扎在冲绳的美军）使用日本的军事基地，来防卫台湾地区。实际上，在１９５４年与１９５８年的两次台海危机中，美国粗暴吓阻中国人民解放军解放台湾地区所部署于台湾海峡之美军第七舰队舰艇，系来自于日本横须贺海军基地。其次，基于政治安全上所谓“反共防共”的一致目标，台湾地区与日本高层政要之间围绕安全问题展开密切交流互动。１９５７年６月，岸信介在当选首相后不久访问台湾地区，并与蒋介石就国际安全形势、反攻大陆等问题举行多次会谈。作为战后首个到访台湾的日本首相，岸信介的访台标志台湾地区与日本政治安全关系的新高度。继岸信介之后，１９６７年日本首相佐藤荣作再次率团访问台湾地区，并与蒋介石会谈后发表所谓“联合公报”，其中也强调要深化双方在政治安全等领域的合作。１９６７年１１月，时任台湾当局所 谓 “国防部长”的蒋经国应邀访日，与佐藤、防卫厅长官等政府首脑关于台湾地区与日本合作反共等议题达成一定共识。最后，作为台湾地区与日本关系史上一次重要的秘密军事合作，“白团”无疑也反映了该时期台湾地区与日本安全关系的紧密状况。战后初期，在日本政府的默许与支持下，一批二战期间的日本旧军官组建“白团”来到台湾地区秘密协助蒋介石当局训练军官将领、制定军事计划以及作战指挥等。基于“白团”所确立起来的蒋介石政权与日本右翼军人群体的特殊关系，奠定了后期台湾地区与日本之间军事交流、情报合作等的基石。

整体来看，冷战前期在美国积极构建东亚防御链“围堵”中国大陆的体系中，台湾地区与日本之间虽然没有订立任何直接的安保协定，但双方共同服务于美国的东亚“围堵”战略，在安保关系方面具有反共抗苏的一致大方向，因而在《美日安保条约》与“美台共同防御条约”的串联作用下产生了密切的安全联系。

（二）中美和解背景下台湾地区与日本安全关系的淡化（２０世纪７０年代末至９０年代初）

在２０世纪７０年代至９０年代初的冷战中后期，建构在中美对立框架下之台湾地区与日本关系，由于受到中美和解的影响，出现了巨大转折，相应来看台湾地区与日本安全关系随着美日安保体制的调整也发生了一定转变。

２０世纪７０年代，随着中美建交与 “美台共同防御条约”的废除，美日安保体制中“反中”与“护台”的意涵都有所淡化。在冷战前期，美国致力于以 美日安保体制为支柱，通过《美日安保条约》与“美台共同防御条约”来建构一种美国与日本、台湾地区三角安全同盟来围堵中国大陆，竭力遏制中国大陆在东南海域的军事行动。进入２０世 纪 ７０年代之后，伴随着中美走向和解的趋势，美国对中国大陆的合作需求逐渐超过防范需求，中国大陆日益成为美国亚洲政策的重心，相比之下台湾地区在美国亚太战略的地位则显著下降。同时，中美和解还直接牵动了台湾地区与日本关系的剧变。１９７２年，受 “尼克松访华”的冲击作用，日本政府加紧推动中日关系正常化步调。同年９月２９日，中日共同签署《中日联合声明》恢复正式外交关系并宣告日本与台湾当局“断交”。由此，台湾地区在日本国家安全战略中的地位发生微妙变化，日本在美日安保体制下拉拢台湾地区抵御中国大陆安全威胁的意愿明显降低。

进一步来分析，冷战中后期在中美关系缓和的背景框架下，随着中美建交及其所引发的中日建交的发生，冷战前期通过《美日安保条约》与“美台共同防御条约”串联起来的台湾地区与日本安全关系有所松动，明显不如冷战前期紧密。该时期原先通过《美日安保条约》与“美台共同防御条约”所串联的台湾地区与日本安全关系亦转化为了通过《美日安保条约》与“与台湾关系法”串联的台湾地区与日本安全关系。显然，依靠“与台湾关系法”与《美日安保条约》连接的台湾地区与日本安全联结不如“美台共同防御条约”时紧密。因为 “美台共同防御条约”中具有明确的安保合作意涵，其内容就是以军事安全为基础，强调美国及美日安保体制对台湾地区的安全防御援助。而１９７９年的 “与台湾关系法”虽然也有指出美国对台湾地区安全的关切，但其表面基调则是申明 “继续维持美国人民及台湾人民间的商务、文化及其他各种关系”的立法目的。换言之，“与台湾关系法”中美国对台湾地区安全防卫义务的表达存在一定隐晦性。总之，这一阶段在中美和解的背景下，美日安保体制框架下的台湾地区与日本安全关系也随着美日对台态度的大转折而有所淡化。

可以发现，１９７２年 “断交”至２０世纪９０年代期间，台湾地区与日本之间虽然通过互设办事机构仍维持着一定的实质交往，但这种交往都是以经济、文化等内容为核心（暨“七二体制”）。而在政治安全领域，台湾地区与日本关系基本处于“冷却”状态。鉴于台湾地区对于美日安保同盟的重要性下降，日本政府严格遵守“一中”原则，在涉台政治安全问题上表现得极为谨慎低调，严格限制双方的政治安全交流。该时期，双方高层互动在频度与层级上都呈现出战后以来的最低谷状态，日本始终限制访台官员级别在课长以下，而台湾地区直到１９９０年所谓 “立法院副院长”刘松藩访日才才突破“副院长”级别。另外，虽然１９７３年自民党内“亲台派”议员成立“日华关系议员恳谈会”，力图推动台湾地区与日本政治安全交流的“准官方”渠道，拉近台湾地区与美日安保体制的距离，但在当时美日官方对台湾地区不甚重视的大背景下，其作用也有限。１９７８年５月，台湾地区“三军大学战争学院”院长葛敦华赴日访问，当时担任防卫厅长官之“日华恳”元老金丸信与之会晤，双方达成协议，将由台湾地区与日本、韩国三方代表共组“东北亚安全保障会议”。６月８、９日，该会议首次在日本召开，台湾当局派出５位现役军人与会，日韩双方则是由具有国防背景之国会议员出席。不过，不久后该会议在１９８０年第四次召开完就划下句点，其产生的影响也不明显。

（三）冷战结束后台湾地区与日本安全关系的再度凸显

２０世纪９０年代冷战结束后，国际格局与东亚局势都发生了重大变化。随着两极格局的坍塌，前苏联已不再是美国在远东的主要威胁，相比之下改革开放以来迅速崛起的中国大陆日益引起美国的关注担忧，美国逐渐把中国大陆视为妨碍其亚洲主导权的主要威胁。因此，冷战结束后，基于在亚太地区维持主导权谋求最大利益的考量，在促进扩大中美之间互惠性交往的同时，美国也有意加强对中国大陆的牵制和防范，尤其是在军事安全方面。在此背景下，台湾地区与日本的关系也发生了一定转变， 相互间的安全联结相比“断交”时期有明显加强。正如台湾学者所分析，“面对中国崛起可能带来的威胁，台湾地区与日本需要借重美国力量加以 ‘平衡’，同样地，美国为吓阻中国危害其在亚太区域之主导权，也需要台湾地区与日本之配合。”

从安全方面来看，冷战结束后美日安保体制涉台的新调整是美国串联台湾地区与日本防范牵制中国大陆的重要手段。如上所述，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以来，美日安保体制的涉台调整主要包括１９９７年新 《美日防务指针》中的 “周边事 态” 概念，以及２００５年美日共同声明中将台湾问题列入“共同战略目标”。从“远东”条款到“周边事态”再到“共同战略目标”，反映了美日安保纳入台湾问题的态度逐步走向明朗化和清晰化。进一步来分析，美国主导美日安保体制增加对台湾地区的安全关切，旨在于将把对台防御承诺与美日安保体制联结起 来，密切台湾地区与日本之间的安全联结，进而期望构建一定程度的“美国与日本、台湾地区安全同盟”来有效牵制中国大陆，尤其是针对中国政府在台海地区的安全行动。在１９９７年美日防务新指针发布之后，时任美国国防部副部长助理坎贝尔就表示，“美国基于 ‘与台湾关系法’，对台湾的威胁负有责任，美国采取各种手段确保台湾的安全，为了对应台湾紧急事态有必要维持亚太的兵力。”坎贝尔提到的维持亚太的兵力，主要指的就是美国在日军队。总体来看，冷战结束后，基于一种“以台制华”的政策考虑，在《美日安保条约》与“与台湾关系法”的基础上，美日通过新防务指针中的“周边事态”条款以及２００５年的“２＋２共同声明”，进一步明确美日安保体制介入台海安全的态势。在此背景下，台湾地区与日本安全关系又再度凸显出来。相 比于冷战后期，以《美日安保条约》、“与台湾关系法”、美日防务新指针以及 “２＋２共同声明”串联起来的台湾地区与日本安全关系呈现更为紧密化的态势。

具体来考察，冷战结束后，因应美国主导美日安保体制涉台调整，进而强化美国与日本、台湾地区安全联系的态势，日本也开始提升与台湾地区安全关系的重视，积极推动与台湾地区在安保领域的交流合作，主要涉及联合军事行动、军事人员互动、安全对话、情报共享合作等方面内容。第一，在联合军事行动上，第三次台海危机中美国与日本、台湾地区之间的军事协同行动充分体现出三者安全关系的紧密化。1995至1996年间，面对中国人民解放军在台海的军事演习，应李登辉当局的请求，日本桥本内阁紧急促请克林顿政府派出以两艘航空母舰（“独立号”和“尼米兹号”）为首的特混舰队驶近台海地区对大陆进行“军事威慑”。其中，“独立号”航空母舰是自日本横须贺港母港出发，其后勤补给则给冲绳美军嘉手纳空军基地提供；日本海上自卫队则派出护卫舰驶至台湾地区 近海，在中国大陆导弹试验区附近观察导弹溅落的全过程，与美国航母编队共同对中国军演进行监视与威慑。此外，日本与台湾地区双方还积极策划各类海上军事活动的“巧遇”、“对接”及“合作”，谋求实现变相的“联合军演”。第二，在军事人员互动上，日本与台湾地区相互派遣现役或退役军官开展军事交流或到对方办事处任职，加强双方安保对话的直接管道。２００３年，曾担任日本统合幕僚部企划部部长和日本驻华武官的陆上自卫队少将长野阳一以提前退役的方式出任交流协会台北办事处主任，成为“断交”以来第一位赴台任职的日本高级 军官；而作为回应台湾当局则派“现役中将”王伟先以“国安局特派员”名义到东京“台北经济文化代表事务处”任职。２００４年３－４月，台湾当局海军曾邀请日本海上自卫队退役少将随舰观察年度例行 “康平”水雷作战操演。２００５ 年，台当局所谓“陆军司令”胡镇埔以观光名义赴日并观摩日本陆上自卫队的实弹射击演习。第三，关于安全对话，冷战结束以来尤其是进入２１世纪后，台湾地区与日本的“准官方”安全智库围绕安全议题已经先后建立了一系列二轨对话平台，主要有“日台论坛”、“日台对话”、“台美日安全对话”、“台日战略对话”、“台湾有事”相关议题国际研讨会等，有效推动了双方安全对话的机制化发展。同时，在官方的加持下，双方安全对话的层次也在不断提升。２００５年９月，台湾当局所谓“总统府秘书长”游锡堃专门带团出席在东京举行的“台湾地区与日本论坛”。２０１８年５月蔡英文特别接见参加“台湾地区与日本战略对话”的日方访问团，表示台湾地区愿加入日美“印太战略”。不过，亦有学者认为即使背后有官方支持，这些安全对话的政治影响也有限，所探讨的台湾地区与日本安全合作议题多停留在理论层面，难以转化为政策执行。第四，在情报合作共享领域，冷战结束以来随着美国加大对台军售，台湾当局军队相继装备了美国研制的战术数据信息链、“爱国者”导弹拦截系统、预警机等武器或信息设备，由此台湾当局与美日安保同盟确立起联通的军事信息网络，通过美国中介台湾地区与日本一定程度上也实现了情报共享。在小布什（ＧｅｏｒｇｅＷａｌｋｅｒＢｕｓｈ）的第二任期内，美国主导下美、日与台湾当局三方联手打造了所谓的半月形信息“强链”，旨在监控东亚和台海风云，获取中国大陆潜艇活动和导弹的部署、试验等最有价值的情报，美、日与台湾当局及时互通掌控的中国大陆潜艇活动信息，俨然一个“准反潜联盟”。另据台媒报道，2017年美国与日本、台湾地区已相互开通“军机识别码”电子信号，而军机识别码一般是属于军事同盟国间才会彼此开通，因此有评论称美国与日本、台湾地区“实质军事交流已进入军事同盟的层级”。

五、结语

综上来看，可以发现冷战以来美日安保体制与台湾问题一直紧密相关，同时也间接作用于台湾地区与日本安全关系。自２０世纪５０年代以来，美日安保体制涉台条款的演变直观地反映了美日安保同盟对台海安全问题的关注态度变化，同时也影响了台湾地区与日本安全关系的疏密走向。在美日安保体制涉台条款以及“美台防御条约”、“与台湾关系法”等相关条约的串联作用下，冷战以来台湾地区与日本安全关系长期维持着一定水平，在冷战前半期较为紧密，冷战后半期后则有所淡化，而冷战结束后又有凸显加强的趋势。同时，还应该认识到美日安保涉台问题调整下台湾地区与日本安全关系的天然限度。

其一，在中美日三边关系变化的新局势下，面对美国推动美日安保体制干涉台湾问题的积极态势，日本出于自身战略利益考量，在涉台安全上的自主意识将加强，其谨慎保留态度将日益凸显。随着中日相互依赖的利益关系不断深化，日本尽管存在追随美国遏制防范中国大陆的意图，但还是以强调中日友好合作为主，所以日本在处理美日安保体制框架下的台湾地区与日本安全关系时不会盲目跟从美国，而是会充分顾及 中国大陆，尽量注意不要因台湾地区与日本的安全关而损害中日合作交往大局。毕竟，对于日本而言，维护好中日关系是实现日本国家战略核心利益的关键保证。日本要想在亚太地区有所作为，就必须维持与中国大陆的友好合作关系；日本要实现其政治大国的宿愿，争当联合国常任理事国，就更需要中国政府的支持。

其二，从地缘安全来看，相比于美国，日本显然更关 切并紧张于台海地区的安全态势。日本将台湾岛视为 “海上生命线”，一方面不情愿两岸统一，唯恐出海通道被中国政府控制。但同时日本亦不期望台海动荡不安，因为台海动荡将会到直接危及日本本土安全。因此，在两岸关系敏感度升高与中国政府“反独促统”决心增强的背景下，日本会竭力避免在美日安保涉台安全问题上过度刺激中国政府，谨慎管控好台湾地区与日本安全关系的尺度，以免与中国政府发生直接安全冲突从而导致台海危机。２０１９年２月，蔡英文向日本政府表达直接进行“台湾地区与日本安保对话”的诉求，对此日本外务省回应称日本政府不考虑与台湾当局就安全保障领域进行对话。同时重申日本的对台基本立场遵守１９７２年签署的 《中日联合声明》，和台湾的关系是非政府间实务关系，并将自始至终维持这种关系。

其三，在美日安保体制框架下日本发展与台湾地区安全关系还受到日本国内因素尤其是法律因素的限制。近年来，安倍政府虽然努力推动“修 宪”企图加强军事安全扩张，但遭受诸多限制，“和平宪法”及其所代表的和平主义思潮在日本社会仍具有很大影响力。２０１５年，安倍领导的日本执政联盟 凭借多数议席在国会强行通过安保相关法案，之后便引发了日本社会持续的强烈抗议活动。也就是说，“和平宪法”的存在成为日本推动包含对台安全关系在内的对外安全关系的内在关键阻力。

另外，台湾社会主张“维持现状”并期求台海和平稳定的主流民意也会对台湾地区与日本安全关系的发展形成一定制约。２０１６年蔡英文上台后尽管一直想要突破台湾地区与日本安全关系的限制，但在泛蓝阵营以及主流民意的抵制下也始终不敢采取一些激进措施。当然，台湾地区与日本安全关系的最重要因素还是中国大陆。台湾问题本质上属于中国内政问题，面对美日安保体制介入台海安全干涉中国内政的无理行径，中国政府始终坚持坚决的维权斗争，并采取一系列强硬的反制措施。而随着中国大陆的不断崛起，在中国政府加快推动“一国两制、和平统一”的进程中，美日借美日安保体制干涉台湾问题的动作也必将受到有效制约。

总之，冷战结束以来虽然台湾地区与日本安全关系在美日安保体制涉台条款的串联下有一定加强，但在中美博弈与东亚复杂局势的作用下，台湾地区与日本之间的安全联结存在天然的限度。在中国大陆日益崛起的东亚复杂局势下，美国主导下的美日安保体制可能会继续保持对台湾问题的一定关注，但美国与日本、台湾地区安全关系以及台湾地区与日本安全关系都难有实质性突破，只能维持在相当有限的范围内。

作者：黄继朝，深圳大学社会科学学院助理教授

本文出自《台海研究》2020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