冷战后至今，日本区域主义战略的发展演变经历了四个阶段，体现为以经济中心与合作导向、政经合流与政略上扬、政略优先与秩序拼争、政经并重与“回归”亚洲为路径的递进性演变。实际上，这也是一个由经济区域主义演进到包含政治安全在内的复合区域主义乃至综合型广域地缘战略的进程。目前，第四个阶段仍在发展演化，并可能持续较长时期。

可以看到，2018年前后，日本区域主义战略面临着重要的策略调整和重组。除了日美同盟与中日力量对比这两大重要自变量发生很大变化外，被作为先验条件的单极国际体系这一结构因素也发生了微妙的震动，并且地区合作进程也发生了若干积极趋向，日本的身份归属随着这些变化而潜移默化地发生位移。在这些因素的合力作用下，日本区域主义战略正经历一些明显的调整，虽然这仅限于一种策略性的变动，但日本开始更多关注地区经济的内部一体化以及自主多边广域构想，这多少给亚洲区域融合与广域协作带来了契机和助力。 

迄今，国际体系的基本结构尚未发生动摇，美国仍是体系中唯一超级大国并为日本提供安全保障，但某种深刻变动的前兆，尤其自由主义国际秩序与国际权力格局动摇，对日本区域主义战略设计的冲击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显得剧烈。这可以从以下两个方面进行解读和证明。

第一，单极体系及国际秩序的震动，促进日本“入亚”。世界体系与国际格局对日本区域主义战略的影响，可导致一种相对开放或收缩的区域主义。日本的系统性脆弱源自对美国霸权即单极体系以及全球市场与资源的依赖，这也限制了日本面向一个内向型亚洲集团的志向与努力。在贸易、援助、投资和技术转让等许多方面，相比处于一体化程度较高的英法德等欧洲大国，日本同全球的经济贸易联系更为广泛。然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的国际环境变化，包括当下热议中的世界走向两极、多极抑或无极的各种趋向，使得此前以单极体系即美国霸权治世为前提展开的日本区域主义战略遭遇前所未有的挑战和难题。这就使得对日本来说等同于美国霸权的体系结构，开始作为独立的自变量因素隐约发挥作用。

在外交、安全和经济领域拥有巨大权力的美国，作为体系主导国在维持自由主义国际秩序方面发挥着关键作用。然而，自特朗普政府上台以来，其“退约退群”行为造成了国际制度失效受限的严重后果，成为制约国际制度与规则发挥作用的最大负面因素。特朗普一直倡导“美国优先”政策并迅速降低和淡化维护世界秩序的意愿与角色，世界体系及秩序经历了冷战后近30年里最大的震动，世界秩序的维护与稳定愈显困难。欧盟、中国、日本等国际社会的其他主要参与者并不能真正补充美国所承担的角色，而数量有限的国家集团，比如日本非常看重并依赖的七国集团（G7）内部也很难达成共识，更难形成一份联合声明。

国际制度与治理从未像现在这样虚弱，国际社会已无法制定有效的共有规则，更糟糕的是即使是既定规则也经常被践踏。如果目前的形势继续下去，体系结构与格局秩序将会变得更加不稳定与不透明。一句话，日本所仰仗的全球主义以及国际体系出了大问题，这给日本的宏观对外战略设计带来了很大影响。

第二，全球主义的区域化与区域主义的全球化，推动日本“回归”亚洲。亚洲“区域建设”既构成于非正式的“自下而上”的“区域化”所带来的贸易和生产的全球化和网络化进程，也需要被正式的国家主导的行动例如“区域主义”进程所推动。国际形势与世界战略态势正发生戏剧性转变，全球化进程面临重大新局面，此时特朗普政府遂行“美国第一”，挑战的不只是中国，也牵动了其主要盟友包括日本在内的国家的神经。美国的“退群”行为及其挑动的贸易争端，和由此造成的全球经济政策的不确定性，给日本造成相当大的困惑和麻烦，也给日本对地区主义的认知带来了调整的契机。

在当今世界大变局形势下，超级区域主义是日本（其实也是亚太各国）应对特朗普保护主义的第一道防线，第二道防线则是加强区域间经济合作尤其互联互通和基础设施建设一体化。与美国推行贸易保护主义相反，日本在一定程度上赞同与中国共同维护世界贸易秩序。中日立场相同或相近的是，都认为亚洲不能容忍贸易保护主义和单边主义的蔓延，需要在一定程度上共同应对挑战，就加强多边自由贸易体制保持合作，就WTO改革举行协商（虽然立场不尽相同）。东京在与亚洲关系中开始重点强调区域主义与互联互通这两个宏观经济工具，经贸目标将继续在日本对地区政策中占据重要地位，这客观上给亚洲区域主义再次发力和整合带来了经济合作契机和起跳板。

未来一段时期，日本区域主义战略调整的确定因素与不确定因素并存，主要受制于日美同盟状态与中日国力对比这两大自变量的演变态势，同时受到开始带有独立自变量性质的“体系”元素以及区域合作进程等干预变量的加持影响。

当今及未来一段时期，基本可预见或确定的趋势是：（1）两大自变量正在发生很大变化。首先，中日国力差距的趋势是只大不小，且两国关系在曲折演进中断续改善。对日本来说，与中国碰撞的代价极大，不搭中国发展便车的损失极大，已经是一种可预期的客观现象和常量系数。其次，“特朗普冲击”使得日本始终难以对美国的承诺和保障感到安心和放心，不管特朗普是否连任以及其政策是否被延续，心有余悸的日本在未来中短期内都要对日美同盟进行“再考察”和“净评估”，政策立足点会置于“日本第一”而非单纯的“同盟优先”，留出战略回旋余地与博弈资本。此两大因素叠加，已经使得日本在策略上部分“搭车”中国发展、依托地区一体化采取对冲战略的趋势不可避免。安倍一度强调中日关系要由“从竞争到协调”“从威胁到合作伙伴”等就是明证。

（2）除此之外，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国际体系、格局与秩序被认为正在发生系列重大变化——尤其日本赖以为生存之基的自由主义国际秩序、大国力量对比与国际权势格局、单极体系与霸权稳定合二为一的舒适环境，都发生了冷战后甚至二战后日本从未遭遇过的激变和不利局面。尤其2018年之后，日本在全球“非典型单极体系”以及区域“不对称两极格局”下对国际地区环境风险格外敏感“脆弱”，因而其追随霸权主导国的动力与意愿有所改变也并非异常。从这个角度看，日本对区域主义的投入并不单单是对同盟的一种补充，也正如亨廷顿早就指出的，“在国家和地区展开经济竞争的时代，日本的国家利益远比作为西方成员的‘身份’重要”。而基辛格近年针对日本的战略动向也曾指出：“日本采取何种同盟关系以实现自己的新角色，取决于其对全球力量均势的估计。”总之，复杂的国际变局及外部形势，使得日本必须以“区域化的全球化”、回归亚洲并推进“亚洲的亚洲化”，来应对全球化变异和国际大变局，对日本的外部资源进行“再平衡”以及对日本的涉外利益进行“再保证”。

当然，也需认清，这种调整是多向对冲的策略行为，处于战略调整的长期通道的端口或是一种战略行为的序曲，但还不是根本性的战略革命举措。这个过程较长且有曲折反复甚至倒退，最终取决于体系与格局演变尤其中美日的发展态势与战略取向，所以其持续性和后续效果还需审慎观察。

尤其在新冠肺炎疫情后国际变局加速演化、中美博弈前景不明并有加剧趋向的情况下，如果美国——不管特朗普是否连任——大幅调整“亚洲政策”并改进“同盟对策”，中日美格局及“东西”关系失去最低平衡、亚洲区域合作的宏观条件大幅恶化，则东京有可能发生“保守回潮”，在区域合作上更显政治化、安全化和权力志向。比如，不但在改善对华关系上动力不足、态度摇摆，而且附议美欧的相关消极动向及政策逆流，突出“价值观”色彩、强化规则与秩序竞争、转移供应链与生产链、设限科技交流等。这将使其区域主义战略采取更多的保守与对冲政策行为，对推动亚洲区域一体化及亚洲共同体建设失去应有的热情和积极性，主要政策着力点仍会置于CPTPP、日欧EPA等广域经贸合作构想以及“印太”地缘政治战略方向上。面对如此趋向，在国际大变局时代背景下，中国应抓住亚洲区域主义“回潮”并深化发展的窗口机遇期，主张包容而非排他、融合而非疏离，增强对日工作主动性和引导力，加大双方战略对接和互利共赢，以推进亚洲区域协调与合作、共同维护全球秩序。

对于中国而言，由于美国加强了将中国作为竞争对手的压制，为避免两国的战略竞争演变为集团对抗与阵营冲突，保持与大国、周边乃至全球伙伴关系的稳定与健康，促进区域融合与一体化建设进程，推进新型国际关系以及区域命运共同体的构建，无论从理论或现实来看都是必要的路径和选项。弗朗西斯·福山早在2010年就指出，21世纪初小布什政府曾有遏制中国的构想，但注定无法实现，因为东亚的经济融合过快过深，中日具有良好的经济伙伴关系。

作者：吴怀中，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研究员

本文摘自《日本学刊》2020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