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同于北京、上海等地都市空间作为独立的城市区域有着明确的地理边界和空间范围，江南的地理范围自古以来一直处在一个不断变化的动态过程当中。杨念群在《何处是江南》一书中，具体考察了地理上江南在不同历史时期的具体指涉范围：“在秦汉时期，江南主要指的是今长江中游以南地区，即今湖北南部和湖南南部。……今天属江南地区的皖南、苏南一带在秦汉时期 以‘江东’著称。唐代江南的范围更大，韩愈所说‘赋出天下，而江南居十之八九’的江南，指的其实是江淮以南，南岭以北的整个东南地区。两宋时期，镇江以东的江苏南部及浙江全境被划为两浙路，这是江南地区的核心，也是狭义的江南地区的范围。……明代以后，‘江南’的地域范围开始趋于固定，按照钱泳的说法：最狭义的‘江南’范围应包括苏、松、常、镇、杭、 嘉、湖七府之地。”（杨念群，2010:11-12）可见，地理江南从来就不是一个确定的，有明确边界的固定空间。如果着眼于本文设定的“中日近代”这一时间范围，“江南”显然指向上文所谓明末以后趋于固定的最狭义的江南，即以苏、杭为轴心，辐射现今江苏南部和浙江北部的地域范围。当我们试图去探寻日本近代知识分子笔下的“江南”时，会发现上海被不少近代日本知识分子有意识地排除在了“江南”之外。比如芥川龙之介曾分别撰写《上海游记》与《江南游记》，明确地将上海独立于江南之外。而作为芥川龙之介江南旅行重要参考的《江南的名胜史迹》一书，也仅将苏州、南京、 镇江、扬州、杭州作为江南的重要地域加以介绍，并未将上海纳入其中。青木正儿则在创作于1922年的《江南 春》的开头写到：“为逃避上海的喧闹，清醒头脑，昨天我来到了西湖。”（青木正児，1972:3）这篇以《江南春》为名的游记，同样未将上海列入其中。不难发现，日本近代知识分子眼中的江南与上海似乎并不存在于同一频道之上，它们有着不同的频率。

毋庸讳言，上海是“地理江南”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在鸦片战争之后，上海开始在近代化的浪潮中激流 勇进，并最终取代明清时期更为发达的苏州、杭州等江南传统城市，一跃成为中国乃至整个东亚范围内近代化程度最高、甚至被称为“东方巴黎”的近代都市。因此可以说，近代上海已成为中国乃至亚洲范围内极具特殊意义的城市，难以再用江南的小桥流水、黑瓦白墙、庭园楼阁、以及文人山水式的想象去定义。正如池田桃川在《江南的名胜史迹》中所说:“近代上海已是彻底西化的大都市，完全没有传统中国的影子”（池田桃川， 1928:2）;而江南则是“未受文明之俗尘沾染的仙乡”（池田桃川，1928:7），“无论是老旧的街道、房屋的构造，还是质朴的江南人，都满溢传统中国的味道”（池田桃川，1928:6）。可见，江南这一物产丰富、文人荟萃的浪漫水乡，尽管作为上海的腹地，为近代上海的腾飞提供了源源不断的资源支撑，并受到上海经济的辐射，与上海有着无法割裂的密切联系，然而无论在地理位置还是近代化程度上，它却始终与上海保持着一幅 “边缘”与“中心”、“传统”与“近代”的对比格局。

本文出自《东北亚外语研究》

作者：何荷，太湖学院讲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