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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界研究动态:“自由开放的印度太平洋战略”视阈下的日本对印度外交(毕世鸿)
( 发布日期:2020-09-16 阅读:次)

引 言

自21世纪以来,与东南亚、东北亚、东亚或亚洲太平洋等地区概念并列,“印度太平洋” (印太)这一新的地区概念日渐流行。印太概念的意义在于,将内涵自亚太地区向西拓展并包括了印度等南亚国家,使印度的重要性凸显。印度太平洋地区 (印太地区)也是中国倡建 “一带一路”的必经之地,这一地缘政治空间的出现,反映了全球经济和政治重心不断东移的趋势。就日本而言,这一自中东经印度洋至太平洋的海上航线可谓其生命线。随着美国影响力的相对衰弱,中国、印度等新兴国家逐渐崛起,日本担心崛起国会破坏既有的国际秩序,从而引起印太地区局势动荡。从地缘政治的视角来看,印太地区作为中美日印竞合的关键地区,其重要性日益提升,日本有必要在该地区维持独自的伙伴关系网和影响力,以构建有利于本国的地区秩序。据此,日本开始频繁使用印太或印太地区概念,继而推出了 “自由开放的印度太平洋战略” (FOIP),其中尤其重视发展日印关系。日印关系之所以从20世纪90年代的 “摸索期”过渡到21世纪初的“加速期”,再到目前的 “飞跃期”,正是源于日本的上述考量。

关于日本印太战略以及日印关系的研究,学界已经取得了一些成果。例如,吴兆礼认为 “印太”概念是印度洋和太平洋地缘经济和地缘政治发展的产物,反映了全球经济重心转移的现实。铃木美胜认为 FOIP发端于“自由与繁荣之弧”,是安倍晋三政府 “价值观外交”和 “俯瞰地球仪外交”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夏亚姆萨兰 (ShyamSaran)认为近年来 “印太”一词在印度外交战略中的重要性在增强,将不可避免地扩大印度地缘政治和地缘经济的空间。王丽娜指出印度莫迪政府上台后推出的 “东向行动政策”,外交重点覆盖印度洋和太平洋,“印太”战略全面铺开。师学伟认为印度的战略选择在于印度洋优先、积极参与和融合战略。苗吉强调 “印太”概念是日印战略协调与融合的产物,也是两国对变动的国际权势格局重估的结果。托马斯林奇 (Thomas FLynch Ⅲ)等认为日印合作很有可能取代美国在印太地区的领导地位。维奈卡乌拉 (Vinay Kaura)认为日印两国有意密切双边关系以降低因权力转移导致的区域格局的危险性和脆弱性,共同制衡中国。潘成鑫 (Chengxin Pna )认为日本与印度均依赖于海上安全,双方利益诉求类似,所以保持密切接触是自然的。孙现朴则指出在 “印太”语境下,印日借防务合作进行战略对接以实现各自的大国抱负。冯立冰强调印日基建合作推动印太地缘格局的调整,对中国 “一带一路”倡议形成竞争。张力指出 “印太”构想是亚洲安全战略话语的一个重大跃进,是对已过时的亚太战略版图的扩展。凌胜利和王彦飞继而指出,印度和澳大利亚关系薄弱,将会对印太合作产生 “木桶效应”。

在印太战略视阈下,日本如何强化对印关系值得深入研究。上述成果为本文的研究提供了有益的启发。本文试图在厘清日本印太战略及其对印外交的目标、内涵和动因的基础上,论述日本强化对印外交的相关举措,继而阐明印度对日本印太战略的因应以及日印关系所面临的挑战。

1、印太战略框架下日本强化对印外交的考量、目标及其动因

日本为有效应对印太地区的地缘政治和地缘经济形势的变化,需要采取综合性、长期性和多角度的策略,并对印度给予特别考虑,以实现其相应的战略目标。

(一)日本强化对印外交的战略考量

早在第一次安倍政府时期,安倍就提出了 “自由与繁荣之弧”概念,开展价值观外交。安倍政府将 “自由与繁荣之弧”定义为 “沿着欧亚大陆扩展自由之轮,以普遍价值观为基础构建稳定繁荣的地区”,试图在 “从北欧各国开始,经过波罗的海沿岸各国、中东欧、中亚和高加索、中东、南亚次大陆,并通过东南亚直至东北亚”的弧形地带,以自由、民主、人权、法治、市场经济等普遍价值观为基础,构建繁荣稳定的地区,并提出了连接太平洋和印度洋的 “扩大的亚洲”倡议。

日本深知,要打造日本版的印太概念和印太地区,没有印度的赞同和积极参与是无法实现的。2011 年日本内阁府发布预测 (见表 1),认为到2030年中国GDP将超过美国,但美国、日本和欧盟主要国家 GDP总量超过中国约9%。在日本、美国和欧盟国家能够达成充分的政策协调的背景下,中国的 GDP无法超越维持现有国际秩序的西方发达国家集团。但在印太地区,情况 却 大 相 径 庭。在 2030 年,日 本 和 美 国 GDP 总 量 低 于 中 国GDP。如果这种权力转移变成现实,则日本和美国在印太地区苦心经营的地区秩序将会受到巨大影响。因此,印度的动向值得关注。到2030年,印度GDP占世界GDP总量的4%,如果日本、美国和印度成功联合,则日美印三国的GDP总量将超过中国。反过来说,如果中国和印度联合,则中印GDP总量将大大超过美日两国。因此,印度是与日美加强合作,还是与中国加强合作,将对全球的大国权力平衡带来深刻影响,特别是对印太地区的大国平衡产生决定性影响。

安倍2012年9月再次担任首相后,日本重启新一轮印太战略。2012年12月,安倍发表论文 «亚洲民主安全菱形»,强调 “太平洋与印度洋的和平、稳定和航行自由密不可分,日本在维护这两个海域的公共产品方面应发挥重要作用”。这种公共产品即 “太平洋和印度洋的航行自由”,日本需在捍卫以上两个地区共同利益方面发挥更大的作用。其中的 “亚洲民主安全菱形”构想体现了安倍政府试图与美国、澳大利亚及印度打造民主安全联盟的战略考量。2013年,安倍政府提出了首个国家安全战略,把印度定位成关键合作伙伴和印度洋的经济枢纽,明确表示将加强对印合作,与之共享普遍的价值观和战略利益。2016年8月,安倍在肯尼亚举行的东京非洲发展国际会议 (TICAD)上正式提出FOIP,倡议共享法治和市场经济等价值观的印太国家在经济和海上安保等方面展开合作。其中,印度自然成为日本重要的合作对象。

(二)日本强化对印关系的主要目标

在印太战略的指引下,全面深化对印关系成为安倍政府亚洲外交政策之要,其中心目标是在政治、安全和经济等领域与印度等国组成广泛的伙伴关系网络,通 过 塑 造 规 范、维 持 秩 序,来 保 持 印 太 地 区 的 “自 由 与 开放”,具体如下。

其一,有效提升日本在印太地区的地位和作用。安倍政府认为,构建基于法治的自由开放的海洋秩序,是维护国际社会稳定和繁荣的基石。印太地区拥有世界总人口的一半以上,是全球发展活力的核心。日本要与印度等国紧密联合,维持和加强印太地区自由开放秩序,继而将印度纳入以美日为首的西方阵营,并借此提升其国际地位和影响力。

其二,建立有利于日本的印太地区秩序。在安全方面,日本以维护印太海上通道的开放性和稳定性为原则,与印度等国构建相互信任的关系,提升沿岸国家的警戒监视能力。其中,印度洋是 “国际贸易的高速公路”,运往东亚地区的75%的商品经由该通道运输,但如果特定国家试图控制该海域,将使其丧失公共产品的开放性和稳定性。而维护连接印度洋的南海和东海的稳定,也有利于维护印太地区海上航线的稳定,日本正和印度等国就维护印太海域的稳定和航行自由等规则商讨签署相关协议。同时,印度洋地区的大国博弈进一步加剧,日本也需要与印度进一步加强合作。

其三,“官民并举”争夺投资项目以获取高额收益。2015年5月,安倍宣布实施 “高质量基础设施合作伙伴关系”计划,在2016~2020年向印度等亚洲新兴国家提供基建贷款1100亿美元,加快直接投资和发展援助的一体化。在2016年5月的七国集团 (G7)伊势志摩峰会上,日本公布了针对印太国家的大规模基础设施建设计划,宣布将贷款金额提升到2000亿美元。2017年的日本 «官方发展援助 (ODA)白皮书»强调要 “动员所有经济合作资源,以扩大和加速对外援助”。日本不断扩大对向海外出口基建项目的资金支持,包括运用 ODA 贷款支持印度等国的重点基建项目,利用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 (PPP)等模式扩大资本来源,解禁高风险基建项目融资等。

其四,制衡中国地区影响力的扩大。一直以来,日本以亚太为中心开展亚洲外交。尽管中日关系自2017年以来有所转圜,但仍处于 “战术式休战”状态,且随着 “一带一路”建设的加快,日本认为其在南海和环印度洋地区面临中国的巨大压力。这就需要日本在既有的亚太基础上加入印太框架,以改善其外交和安全环境,并成为加强对印外交的催化剂。安倍政府的对华立场是,如果中国试图改变现行印太秩序,日本就与印度等国加强合作给予制衡,以维护 “自由开放”的印太地区秩序。

(三)日本强化对印关系的动因

日本之所以 在 印 太 战 略 框 架 内 不 断 加 强 对 印 关 系,主 要 是 出 于 以 下动因。

第一,印太地区在地缘政治和安全领域的重要性不断提升。近年来,日本与印度在维护海上通道安全领域面对共同的课题和诉求。加之印度正在大力实施 “东向行动政策”,其涉及范围延伸至西太平洋地区,日印两国可以借此开展战略协调,提高防范和应对各类风险的效率和水平。

第二,印太地区在经贸合作领域成为一个经济圈的可能性不断提升。作为新兴发展中国家,印度和印尼、越南等国经济近年来增长迅速,其地位和影响力不断提升。印度虽然不是亚太经合组织和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 (CPTPP)成员国,但日本试图通过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 (RCEP)实现与印度合作构建新型经济合作伙伴关系,继而促进东亚和南亚之间的互联互通。

第三,印太国家在构建新的地区秩序方面能够发挥主导作用。印度等印太国家在自由开放的地区和国际秩序、法治、民主主义、人权等方面与日本拥有共同的价值观,这符合安倍政府早在2006年就提出的 “自由与繁荣之弧”的战略构想,继而主导实现本地区自由开放的新秩序。

第四,日本国内各界对加强对印关系拥有高度共识。自21世纪初以来,即便日本政权频繁更迭,但各届政府均致力于加强对印关系,这种现象在国际政治中实属罕见。加强日印关系并非单纯的象征或领导人关系亲密化,这反映出两国关系进入稳定轨道,两国对维护双边关系具有广泛共识。双方互认对方为重要合作伙伴的政治共识,在两国国内拥有巨大的影响力,其根基在于被称为 “亚洲世纪”的印太地缘政治,今后仍将继续推动日印关系向前发展。

第五,中国因素成为日本加强对印合作的主要变量。日本认为,中国从发出 “一带一路”倡议到主导成立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 (AIIB),意在构建以中国为中心的亚洲新秩序。在对华关系尚未完全转暖的情况下,由于印度有实力协助日本制衡中国,日本自然将印度视为新的战略伙伴。但是,日本只通过中国变量这个棱镜来改变其对印度的认知,并不必然导致日印关系的跨越式发展。

第六,日本借打印度牌以维系日美同盟关系。2017年特朗普上台后主张 “美国优先”,日美裂痕扩大。这促使安倍政府急需找到一个有助于建立符合日本利益的印太地区秩序的切入点,而印度自然成为其最佳合作对象。这反过来又促使特朗普政府对日部分妥协,在2017年11月访日期间,日美同意共同实施FOIP。2018年9月,特朗普政府公布了日美两国在FOIP框架下加强合作的文件,规定日美在能源、基础设施、网络安全、海洋安保与防灾减灾等领域合作支援印太国家。

2、印太战略框架下日本强化对印外交的举措

日本将印度作为其印太战略主要的合作伙伴,在政治、安全和经济等领域采取多种措施,不断加强双边关系,甚至有学者认为印度已成为日本仅次于美国和澳大利亚的重要战略伙伴。

(一)加强日印双边互动以夯实战略伙伴关系

早在2007年8月安倍访印期间,两国就宣布建立 “战略全球伙伴关系”。其间,安倍在印度国会发表演讲 «两洋交汇»,这使得印太概念开始流传。安倍强调:“作为自由之海和繁荣之海,印度洋和太平洋是一个绝佳的组合。” 安倍认为日印关系是 “尊重自由、民主、基本人权等基本价值观,共同享受战略利益的组合”,也是日本构建 “自由与繁荣之弧”的重要节点。安倍强调日印两国同为民主国家和海洋国家,“海上通道的安全对两国必不可缺”,提议要通力协作,保障海上通道的安全。通过日印合作形成“扩大的亚洲”,将有可能把欧美包括其中并形成更大的网络。价值观外交是发展合作加上多边安全合作的混合物,也是安倍政府其后一系列外交战略的发端,FOIP的基本构想即起源于此。

2013年,日本明仁天皇和皇后成功访印,这体现了日本高度重视对印关系。特别是自2014年5月莫迪担任印度总理以来,日印关系迅速升温。2014年8~9月莫迪访日期间,两国领导人宣布将双边关系提升为 “特别战略全球伙伴关系”。安倍政府通过与印度的伙伴关系来增强日本在印太地区的战略地位的考量,意识形态占有相当分量。2015年1月,日本外长岸田文雄在印度发 表演讲表示,要与印度共 同建 设 “印 太 时 代 的 特 别 伙 伴 关系”,认为 “印太地区成为世界繁荣中心的时代正在到来”。 2015年12月安倍访印期间,两国领导人宣布要携手共建地区和世界秩序,日方同意向印度出口核电技术,并提供新干线技术和防务装备。2018年10月莫迪访日期间,两国领导人同意在印太地区进一步加强合作。

(二)密切多边合作以协调战略伙伴关系

为在印太战略框架内推进双边关系,日本在小多边框架内也在不断加强对印关系,并试图构建新的准同盟网络。日美印三边会议、日印澳三方会议、日美澳印 “四方安全对话” (QUAD)即属此例。2012年,日美印启动三边会议,并于2018年由部长级升格为领导人级别。2018年11月和2019年6月,日美印先后举行第一次和第二次三边领导人会议,不断强调“日美印三边合作对于维护印太地区的稳定与繁荣具有重要意义”。此外,日印澳三边于2015年首次举行副部长级对话会,就三国如何在印度洋、太平洋和南海相关问题上展开协调与合作交换了意见。以上述三边合作为基础,2017年11月,日美澳印四国举行了 QUAD 高官会议,就 “确保基于印太地区法治的自由开放的国际秩序举行了讨论,确认按照共同的价值观和原则深化合作”。2019年9月,日美澳印举行了四国外长会议,强调要“共同构建自由开放和包容的印太地区,在海上安全、高质量基础设施建设、互联互通等领域密切相互合作”。日美印和日美澳这两个三边会议以QUAD的形式实现了四方融合,也意味着日美澳印四边合作机制实现了重要突破,并在基础设施建设、能源安全、网络安全等领域取得了不少实质性成果。

其次,日印两国在东亚峰会、东盟地区论坛、东盟防长扩大会议、东盟海事扩大论坛,以及环印度洋区域合作联盟和联合国等区域和多边合作机制中积极开展战略协调。2016年9月,日本和印度等国共同发表了 «东亚峰会促 进 东 亚 基 础 设 施 发 展 合 作 万 象 宣 言»,旨 在 利 用 亚 洲 开 发 银 行(ADB)、AIIB、日本高质量基础设施合作伙伴关系的金融和技术援助,以及印度10亿美元的信用额度实施区域性基础设施建设合作项目。此外,日本和印度在东盟防长扩大会议上共同强调航行和飞行自由、不受阻碍的商贸活动以及遵循国际法获取资源的重要性。2017年12月,印度举办首届东盟—印度互联互通峰会,邀请日本作为唯一域外国家参会,以加强与日本和东盟国家的第三方合作。印度还把日本列为环印度洋区域合作联盟的对话伙伴,与日本协调应对恐怖主义和极端主义等安全挑战,发展海洋经济,共建安全畅通的海上通道。此外,印度也愿意在 RCEP 谈判进程中与日本合作。

(三)强化安全合作以保持海上航行自由和开放

日本和印度意识到,美国对提供国际多边安全保障的意愿正在降低,这要求印太国家增强自身的海上安全能力。印太地区虽已成为日印两国外交战略的重心,但两国无力单独维护印太地区的和平与安全,日本为此需要在维护海上通道安全方面与印度开展协调、合作与互补,从而维护海上航行自由和开放性。目前,日印两国每年举行领导人互访、外长战略对话以及副外长对话等活动,并建立起 “2+2”对话机制。其中,双方高度重视在安全领域开展各种合作。2015年9月,日本通过新安保法案,允许自卫队与伙伴国一同派遣至海外纠纷多发地区执行维和任务。同年12月,日印两国发表 «日印愿景2025»,并签署了有关防卫装备和技术转移、情报保护的协议,宣布扩大防卫合作,包括共同开发防卫装备、转让防卫技术等。2017年3月,日印两国举行副部长级 “2+2”对话会,强调 “将 FOIP 和印度的 ‘东向行动政策’联结起来,共同构建开放稳定的海洋”秩序。根据2018年莫迪访日期间达成的共识,两国启动了 «相互提供物资与劳务协定»(ACSA)谈判,以实现日本自卫队和印度军队在燃油、弹药等物资补给方面的互补,并为两国在联合训练、抗灾救灾等方面提供便利。2019年11月,日印两国举行首次部长级 “2+2”对话会,强调这 “象征着日印关系在印太地区的重要性越来越高”,并表示 “将就如何实现 FOIP与印度‘印度太平洋倡议’之间的具体合作展开讨论”。为应对海盗、海上恐怖主义等威胁,日本和印度根据 «亚洲打击海盗及武装抢劫船只的地区合作协定»展开反海盗合作。日本海上保安厅和印度海岸警卫队也每年开展联合训练,以便加强在搜救、减少海洋污染和海事执法等领域的能力建设。

在小多边合作方面,日本还通过美国和东盟主导的框架,与印度重点加强在海上军事外交、安全以及能力建设方面的合作。日本2013年 «国家防卫计划指南»(NDPG)明确指出, “日本将通过联合训练和演习,以及联合实施联合国维和活动,加强与印度在包括海上安全在内的广泛领域的关系。”2015年10月,日本作为正式成员参加美印等国举行的 “马拉巴尔”多国联合军演,其对印度军事合作态度 得以明确。在 2016 年的 “马拉巴尔”多国联合军演期间,日美印三国以扩大在不稳定地区的军事合作为借口,在西太平洋举行了联合军演。2018年12月,日印两国与美国还专门举行了 “对抗印度2018”联合军演。

(四)经贸援助多头并进以实现双赢

莫迪在担任古吉拉特邦首席部长期间,曾访日并大规模引进日资企业,对日本有一种天然的亲近感。日本也存在将印度作为东亚国家看待的倾向,不断扩大其在印度市场的份额。2011年2月,日印签署 «全面经济伙伴关系»(CEPA),日本对印度免除87%的应税产品关税。如表2所示,日本对印贸易和直接投资虽然不像安全合作那样耀眼,但也日渐密切。特别是受中日领土领海争端、中美贸易摩擦等影响,日本认为应降低所谓 “中国风险”,这使得印度成为替代中国的极富潜力的大市场。自莫迪政府上台以来,日本对印直接投资逐年增加。2014年莫迪访日期间,两国领导人同意在2019年年底前将日本对印投资金额和日资企业数量翻番,日本今后五年对印投资350亿美元以建设智慧城市、开发清洁能源、建设公路和高速公路等。莫迪还同意在印度商工部内设立 “日本+”(Japan Pusl )特别小组,以进一步加强印日经济合作关系。在2018年莫迪访日期间,两国同意在数字经济领域开展深度合作,联合研发人工智能 (AI)、机器人、5G、物联网、自动驾驶等技术,以实现日印在硬件和软件领域的优势互补。

在对印援助方面,自2003年开始,日本最大援助对象国由中国变成印度,ODA 成为密切日印关系的重要介质。在 “以日印共同价值观为基础,实现更早、更加包容的可持续发展”这一方针指引下,围绕加强互联互通、提升产业竞争力、实现可持续增长等领域,日本不断加强对印援助。在2018年莫迪访日期间,日本同意向孟买—艾哈迈达巴德高速铁路、印度东北部公路网 等 基 础 设 施 建 设 提 供 总 额3164亿 日 元 的ODA,以 打 造 象 征“日印新时代”的旗舰合作项目,并夯实日印特殊全球战略伙伴关系的内涵。截至目前,日本长期保持对印援助第一大国的地位。

日本不断加强与印度的区域性互联互通,连接印太增长极。日本印太战略及建立 “高质量基础设施合作伙伴关系”的目标与印度的区域互联互通目标趋同,它为 “协调两国与其他伙伴合作,更好地实现区域一体化、改善互联互通和工业网络”提供了条件。推进印度内外区域的相互连通是日印关系的核心支柱之一,而连接东南亚增长极则是莫迪 “东向行动政策”的重点之一。印度欢迎日本参与印度东北部与缅甸、印度南部至东盟国家的海上互联互通项目,这体现了日印两国共同的战略考量。2017年,日印两国与东盟建立了对话机制。印度加强了对建设泰国—缅甸—印度三国公路的投资,使其作为经济走廊延伸至柬埔寨、老挝和越南,这将增加日印两国与东盟国家合作的机会。

此外,日印两国还大力加强第三方合作。2017年,日本同意和印度共同构建 “亚非增长走廊”,旨在打造从日本到东南亚和南亚并延伸至非洲的产业走廊和产业网络,并将日本的资金技术和印度的经验与对非洲市场的理解相结合,促进日印企业在非洲的第三方合作,继而打造促进非洲可持续发展的共赢模式。根据2018年10月日印领导人达成的共识,两国共同发起成立 “日印亚非商业合作平台”,积极支持日印企业在非洲国家开展第三方合作。

3、印度对日本的战略因应及日印关系面临的挑战

日本积极实施印太战略,并对印度实施全方位、深层次的外交举措,这对印度是一个宝贵的外交资源,印度自然投桃报李,积极给予回应。

(一)印度对于日本的战略因应

自2014年5月莫迪政府上台后,在半年内就提出了 “莫迪主义”,主张 “印太安全新概念正在吹入一股新风”,要加强与 “本地区其他海洋国家”的合作,增强印度的海洋实力,扩大印度的政治影响力。2016年6月,印度国防部部长帕里卡尔在香格里拉对话会上多次提及印太,“莫迪总理关于印度洋的愿景即为了该地区所有国家的安全和发展,这包含了广阔的印太地区”。

当前,印度外交战略由表3所示的三个层级组成,即全球层面、地区层面 (印太地区)和次区域层面 (南亚次大陆)。在全球层面印度虽然期待成为大国,但在初期为了实现国际秩序的多极化,需要与各大国保持协调同时富国强兵。在地区层面,为了成为具有一定影响力的海洋大国,需要与日本、美国、澳大利亚保持协调在政治和经济领域采取实质性的“东向行动政策”。在次区域层面,需要推动南亚地区经济一体化,继而制衡中国在南亚地区的影响力。长期而言,印度试图成为全球意义上的大国,而在中短期内则需要特别关注地区层面 (中国)和次区域层面 (巴基斯坦)的国际关系。中国和巴基斯坦是全天候友好关系,正在大力共建中巴经济走廊,印度为了不过多地刺激中国并对其进行牵制,只能在外交层面选择因应日本的印太战略。

印度认为日本在地缘政治上不会对印度造成威胁,且在对华认知和政策上与印度类似,因而维持对日紧密合作关系就显得必要且重要。印度虽然不会成为日本的同盟国,但视对日关系为 “在全世界最具发展潜能的双边关系”,明确把日本作为战略合作伙伴。从20世纪90年代的 “东向”政策到现在的 “东向行动政策”,印度不断深化对日关系。为建设自由开放的印太地区,印度也愿意和日本建立起一种基于相互战略利益、共享普遍价值观和共同愿景的行动导向型伙伴关系。

2014年1月,印度举行共和国日阅兵仪式,专门邀请安倍作为主宾出席。2014年莫迪在就任印度总理后首次访问南亚以外的国家时,即选择了日本,两国领导 人 同 意 将 印 日 关 系 升 级 为 “特 别 战 略 全 球 伙 伴 关 系”。2015年10月,印度海军公布 «确保海洋安全:印 度的海洋安全战略»,首次正式使用印太概念,并主张为了在印太地区制衡中国,印度必须与日本、美国和澳大利亚开展军事合作。同年12月,印度和日本共同发布 «印日愿景2025»,强调要维护普遍价值观和国际准则,推进法治和航行自由原则,确保在印太地区建立开放、公平、以规则为基础的秩序。在2016年11月访日期间,莫迪赞同安倍提出的 FOIP,认为日本的 FOIP 和印度的“东向行动政策”能够实现 “1+1>2”的效果。在2018年访日期间,莫迪同意与日方在FOIP框架内开展密切协调。2019年11月,莫迪在第14届东亚峰会上正式提出 “印度太平洋倡议”,包括加强海上安全,促进自由、公平和互利的贸易和海运,减少灾害风险,保护海洋资源,加强科技合作和能力建设等七大支柱,以构建促进自由、开放、包容、透明、基于规则、和平、繁荣的印太地区。莫迪强调印日关系已成为具有重要实质性内容和高远目标的战略伙伴关系,且是印度 “东向行动政策”的基石。莫迪政府的这一系列表态,意味着印度外交战略出现重大转变,并为因应日本印太战略构建了基本框架。

(二)日印关系面临的挑战

虽然日印两国的价值观相似,但两国在构建印太地区新秩序、发展双边关系和对大国关系方面却属同床异梦,面临诸多挑战。

第一,印度并非完全赞同日本倡导的印太地区新秩序。与美国的霸权统治相比,印度更加青睐全球化时代的 “多极化”,并努力成为其中的一极。在2017年11月 QUAD 高官会议的联合声明中,印度在日美澳强调的“自由、开放、繁荣”之外,加上了 “包容”。2018年1月,莫迪在世界经济论坛发表演讲及其后与中俄领导人会晤时,均强调国际秩序 “多极化”的重要性。在同年6月的香格里拉对话会上,莫迪表示印度不把印太地区视作一个 “成员有限的俱乐部”,强调 “印太”是一个地理概念而不是一个战略概念。“印度不把印太地区视为一个战略、一个排他性的俱乐部或者一个寻求主导权的集团。我们也绝不会认为它是针对任何一个国家的。”莫迪连续四次使用了 “包容性 (inclusive)”,强调印度赞成建成 “自由、开放、包容的印度太平洋地区”。莫迪虽然认同与日本开展合作以及建立法治秩序的重要性,但却没有提及 FOIP 和 QUAD,这凸显了日印分歧。在前述2019年日印首次部长级 “2+2”对话会发表的联合声明中,印度再次在日本所主张的 “自由、开放”修饰词上为印太战略添加了 “包容”。对于日美澳印四边机制,印度也一直避免使用 “四边” (quadrilateral),而以 “多边” (plurilateral)代替。由此可见,印度的印太秩序观与日本大相径庭,更担心QUAD影响印度的国家利益和独立自主。

第二,日印政治安全关系难以亲密无间。日印两国在加强战略性伙伴关系的同时,两国的双边关系网络也在不断扩大。印度基于促进世界多极化及降低美国霸权优势、提升本国战略自主性的目的,在政治安全领域支持日本实现 “普通国家化”,但日印伙伴关系离日本所期待的 “准同盟”关系还有很大距离。这是因为,印度基于其不结盟外交政策的传统,对于和日本缔结 “准同盟国”关系并不赞同。 “对于不缔结同盟关系这一点而言,印度对任何国家都是一样的”。伊拉克战争后,印度与日本均认为 “维护既有国际秩序有利于国家利益”。但日印两国围绕国际秩序的理解大相径庭,特别是日本在日美同盟中处于从属地位,日本为了维护美国主导的国际秩序的做法,印度方面不能苟同。此外,迄今为止,日本倡导的印太概念大多偏向于以太平洋和印度洋为中心的海洋部分,而对南亚次大陆关注不多。如果把印太概念作为对印外交政策的支柱,日本需要针对印巴核开发、克什米尔和中印边界争端等南亚次大陆相关问题明确其政策主张,但日本显然没有做好准备。在促进日本和印度的安全合作方面,如果只是前者单方面享受后者所带来的利益的话,不可能长久持续。如何让印度接受日本的印太战略理念并 获得相应 收 益,日 方 的 说 辞 尚 不 能 打 动 印 度。尽 管 安 倍2006年曾在其著作 «迈向美丽之国»中指出,要在10年内把日印关系提升至日美关系以上的双边关系,然而这显然是空中楼阁。

第三,日印经济合作远落后于政治安全合作。日印贸易虽自21世纪以来取得了巨大进步,但与中印贸易、印度—东盟贸易相比仍然存在巨大差距,远未达到反映两国经济互补关系的水平。2011年8月,日印自贸协议生效,但日本和印度企业为了自身利益以及维护其竞争力,并未全力参与双边经济合作,日印贸易额增长率不高。日本企业对于印度的投资潜力评价虽然较高,但由于印度基础设施建设落后、税收体系复杂、政府限制过多、投资信息不足等因素,导致日本对印投资停滞不前,远低于对华投资,与对韩国和对印尼投资相比也处于较低水平。根据表2统计,2019年,日印贸易额 仅 相 当 于 中 日 贸 易 额 (3150.33 亿 美 元) 的 5%、 中 印 贸 易 额(928.15亿美元)的18%。同年,日本对印直接投资额也只相当于日本对华直接投资额 (143.71亿美元)的35%。

第四,印度在对华关系上并不跟随日本的指挥棒。日印两国对中国均抱有危机感,继而认识到建立战略伙伴关系并确立地区大国地位的重要性。印度虽对中国崛起持警惕立场,并借日本来增加制衡中国的砝码,但并不想让印太地区被 “与中国的对抗”所界定。对于印度而言,安全领域的问题并不仅限于中国,印巴克什米尔争端、南亚其他地区安全问题凸显。通过接纳日本的印太战略安排,能否为印度解决上述问题提供帮助,印度对此信心不足。而中印两国在多个多边合作机制或国际组织中也开展了诸多合作,如上海合作组织、金砖国家、AIIB、新开发银行等。就印度而言,印太和中国并非零和博弈。印度基于其 “战略自律”和 “多边同盟关系的战略考量,试图保持在中日之间的平衡。对于 QUAD,印度海军退休准将巴斯卡更强调印日美澳四国与中国均保持着开放的经济合作关系,不应将QUAD视作遏制中国的工具,而应与中国保持密切合作关系。换言之,印度不会与日本或中国组成排他性联盟,与日本可以利用制衡中国等因素实现联动,与中国可以在互利共赢中开展合作。

第五,日本如何协调与其他南亚国家关系且不引起印度的猜疑,也是一大挑战。印度在地区层面将印太地区视作外交主战场,而在次区域层面将孟加拉国、斯里兰卡和马尔代夫等南亚国家视为 “后院”,同时与巴基斯坦的关系龌龊不断。对于日本而言,孟加拉湾是其推行 FOIP 的重点地区之一,巴基斯坦的地缘政治地位非常重要,因而上述南亚国家也是日本的重要合作对象国。近年来,日印共同推动前述 “亚非增长走廊”计划和孟加拉湾多部门技术与经济合作倡议 (BIMSTEC)的落地,随着缅甸政治转型和对外开放政策的实施,日本试图将横跨中南半岛的东西经济走廊经缅甸延伸至孟加拉国和印度,以构建所谓的 “印日自由走廊”,从而实现南海、泰国湾和孟加拉湾的海陆互联互通。为了巩固与孟加拉国、斯里兰卡、马尔代夫和巴基斯坦的关系,日本不断加大援助力度。仅2017年,日本对上述四国的ODA分别达14.21亿美元、2.24亿美元、0.05亿美元、1.68亿美元,其合计金额与同年对印 ODA 相比也是不遑多让。日本的上述举措,即是其重视发展对其他南亚国家关系的具体体现,但无疑会遭到印度的猜忌。

结 论

自进入21世纪以来,印太地区的权力转移日益明显,各大国不断调整自身以塑造符合本国利益的印太秩序。日本认识到中国崛起和美国相对衰退不可避免,但从补充美国领导作用的立场出发,在印太战略框架下不断加强与印度的合作,试图在构建新的印太秩序中占据主导。但日本仓促上阵的FOIP并没有充分规划,且该战略要在太平洋、印度洋、亚洲及非洲这个极其广袤的空间实施,还必须寻求印度的支持,难度颇高。随着中国在印太地区的影响力越来越大,印度也认识到呼应日本印太战略并制衡中国的重要性。日印两国在如何应对中国方面拥有共同的战略需求,但单凭一国之力难以阻止中国的崛起,同时也无法完全依靠美国,只得在双边和多边之间选择 “小多边主义”合作机制来加以应对。

需要指出的是,在国际秩序多极化和权力转移的时代背景下,国际关系中已没有明确的敌友关系,新旧秩序的拥护者和挑战者之间的区别逐渐模糊。印度试图成为具有世界影响力的大国,通过在大国间开展合纵连横,以实现本国利益的最大化。当前的日印关系属于 “政治联姻”,表面上维持着紧密的双边关系,却在对外认知、战略考量和政策实施等层面存在巨大差异。印度虽然重视意识形态和原则,但显然是忠实于自身利益和意图来塑造印太地区秩序。因此,印度一方面与日本加强双多边关系以牵制中国的崛起,同时避免刺激中国,加强对华关系,实施全方位外交。考虑到这一因素,日本要求印度在印太战略框架内开展相同水平的合作无异于缘木求鱼。

印太地区不应划分势力范围,其秩序也不应由某个大国来主导。尽管中国构建地区新秩序的能力逐步增强,成为新的规则制定者,但在当前面临地缘政治变化和权力转移的大背景下,中国如何应对印太战略,使其符合本国利益或对此进行有效牵制,值得认真研究。中国在实现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构建周边命运共同体的过程中,“大国是关键,周边是首要”,中日与中印非敌我关系,唯有通过对话管控分歧、构建超越修昔底德陷阱的新型大国关系,才是中国周边外交的应有之意,也是周边命运共同体的目标所在。在中美关系矛盾凸显的情况下,中日和中印如能不断加强双多边对话与协商,推进开放与合作,这对印太地区所有国家都是利大于弊。

本文出自《南亚研究》2020年第03期

作者:毕世鸿,云南大学周边外交研究中心/国际关系研究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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