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疫情全球蔓延犹如一场没有硝烟的“世界大战”，不仅威胁人类生存、重创世界经济，也对世界秩序产生重大影响，深刻改变冷战结束以来的全球政治、经济与安全图景。大变局下，每个国家都在以各自的视角看待世界的变化、评估自身所受影响并力图更好地维护自身利益。

2020年3月底以来，俄罗斯疫情形势急剧恶化，政府被迫改变原来比较松弛的心态，进一步强化防疫力度。与此同时，俄罗斯领导人和重要战略智库的顶级专家对“后疫情时代”的国际格局、世界秩序、世界经济与全球化进程、大国关系特别是俄中美三角关系等重大问题进行了深度思考，对俄罗斯在国际大变局下的战略选择做出了细致谋划，总体认为在其他大国严重受损、国际格局与世界秩序加速重塑之际，俄罗斯迎来了自克里米亚危机甚至冷战结束以来最大的战略机遇。

知其然，方知其所以然。国际问题研究的首要前提,是要切实了解世界正在发生怎样的变化，洞悉研究对象的所思所想，而不是陷入空洞的理论推导和自娱自乐式的闭门造车。风起于青蘋之末，俄罗斯战略界的思考是战略制定和政策调整的重要先导。及时跟踪和全面总结俄罗斯战略界的分析与思考，有助于准确地把握“后疫情时代”的俄罗斯战略走向。

一、国际格局与世界秩序

近年来，国际社会各种矛盾深度交织，新冠疫情全球蔓延成为其进一步激化的催化剂，促使国际与地区秩序陷入紊乱和动荡。

俄罗斯战略界敏锐地观察到，这种紊乱表现在诸多方面：一是疫情之下人类的共同利益被置于政治和经济利益之后，疫情本身也被视为各国提升地缘政治和经济地位的有利条件，世界各国仍在围绕暂时的利益得失争吵不休；二是民粹主义势力借机抬头，社会团结受到严重冲击，全球政治呈现民族主义、排他主义、仇外心理、漠视国际法等特征；三是人类在应对共同挑战方面采取集体行动的意愿持续下降，包括世界卫生组织在内的国际组织的脆弱性凸显，许多国家政府面临严重的信任危机，国际社会形成了互不信任的循环。

与此同时，新冠疫情引发的危机也正在加速世界格局的转型进程，“美国的全球领导地位遭受冲击且转向关注国内发展，欧盟无力应对危机且内部矛盾加深，中国积极推行全球外交且民族主义持续高涨”。未来，“世界将主要存在两种相互竞争的政治经济模式：一种是以西方为代表的自由主义，另一种是以中国和俄罗斯为代表的国家资本主义。而中国和美国将成为世界政治的两大联盟的中心，其不断加深的冲突将对整个国际关系体系以及各国政治进程产生巨大影响”。

俄罗斯前外长、国际事务委员会会长伊戈尔·伊万诺夫认为：“新冠疫情使全球安全体系迅速发生变化，安全问题从传统军事安全向流行病、气候变化、移民问题等领域延伸……新冠疫情危机或将成为国际政治的分水岭。面对疫情的全球挑战，一方面，多方政治力量呼吁在世界范围内暂停冲突，集中力量抗击肺炎；但另一方面，部分国家企图通过危机获得相对于传统竞争对手的比较优势，围绕信息战、疫情扩散的责任、威权国家和民主国家抗击病毒能力以及经济模式等问题争论不休。这充分表明，人类正面临着建立新世界秩序的政治斗争。这场斗争的结果将取决于政治家是否能将全球安全置于个人政治抱负之上，以及是否能将国际利益置于传统国家利益之上。”

围绕疫情之后世界是否会形成类似冷战的两极格局，俄罗斯战略界存在不同看法。

一种观点以瓦尔代俱乐部项目主管、高等经济大学欧洲与国际综合研究中心主任季莫菲·博尔达切夫为代表。其核心观点是,以中国和美国为中心的新两极格局将是国际政治在2020年以后面临的最大风险。他同时强调:“与冷战时期的两极格局相比，正在形成的新两极格局或将成为世界大战的前提。如果说苏联的存在刺激了美国和欧洲的发展，那么中国的崛起则是对西方直接的威胁。在新两极的竞争中，作为改变格局主要因素的中国力量还不够强大，需要其他盟友支持,而美国也将采取同样的措施拉拢盟友。”

另一种观点的代表人物，是俄罗斯科学院欧洲研究所所长阿列克谢·葛罗米柯。他强调当前国际形势与冷战时期有本质区别，以中美为核心的两极格局难以形成：（1）美苏两极格局不仅是两个全球权力中心的竞争，双方还共同致力于消除大规模武力对抗并稳定了国际关系。可以说，美苏格局稳定了国际体系，是“稳定的两极”。而中美对抗将触发诸多不稳定因素，导致国际关系混乱甚至引发战争。（2）冷战期间美国和苏联领导下的国际社会几乎分裂为两个相互独立的部分,反观当下，尽管中美两国无法建立完全符合双方共同利益的相互依存关系，但在全球化影响下，两国在各个领域的密切联系无法切断，难以独立成为相互隔离的两极。（3）美苏对抗的背后是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个阵营,但如今，美国的传统盟友纷纷企图摆脱其控制，所谓“西方”已不复存在。而中国只有俄罗斯一个战略伙伴，且由于两国对彼此实力的忌惮及地缘利益的不同，俄中结成同盟抵抗美国的可能性微乎其微。（4）意识形态对抗已成过去式。虽然中美的政治制度与意识形态有着本质差别，但中国既没有像苏联一样依赖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思想彰显优越性，也没有表现出任何形式的救世主义。仅仅基于地缘政治的矛盾,不足以升级为以集团为单位的两极竞争。

俄罗斯外交学院院长亚历山大·雅科文科与葛罗米柯的观点相近，他认为中美矛盾将会升级，但是双方并没有将其他国家拉入其对抗的潜力。一是中国没有建立世界霸权的企图，也不存在拉拢军事盟友的想法。俄中关系虽然紧密，但双方不可能结盟；二是多边外交机制将持续存在，没有国家会拒绝已经形成的联合国和二十国集团等传统多边外交机制，即便美国可能从中退出；三是各国将更加关注本国利益，新两极结构及其对全球政治影响的基础非常脆弱。

苏联解体以来，俄罗斯基本上是以“华盛顿共识”为核心的自由主义世界秩序的失利者，超级大国地位不复存在、国际影响迅速下滑、参与全球治理能力明显不足，这一切都使俄罗斯对既有世界秩序充满了愤懑，希望其加速重构甚至早日崩塌。与其他国家的忧心忡忡不同，俄罗斯战略界对新冠疫情带来的变化表现出按捺不住的兴奋。俄罗斯外交与国防政策委员会名誉会长谢尔盖·卡拉加诺夫坦言：“现代世界政治的本质依旧：这是一场为建立新秩序而展开的斗争，以取代正在迅速瓦解的现有秩序。单极世界和长达五百年的西方统治的时代即将终结。”

瓦尔代俱乐部发表研究报告，从国际无政府状态抬升、国家主义回归、自由主义世界秩序崩溃等多个层面,论证了国际关系的深刻变化。报告看到了新冠疫情使国际社会分崩离析，多边合作正逐渐收缩。国际制度的危机导致无政府状态加剧——每个国家都将依靠自己去解决生存问题。主权国家仍然是能够实现组织化且以高效方式行事的唯一机制。当经济已真正变成全球性之际，政治仍然是国家间的，甚至国家在经济领域的作用也在增强……由国家而非市场提供的应对非经济冲击的稳定性，正在变成最重要的国家能力指标。

更为重要的是，不同国家为应对疫情而采取的临时性管控措施成为俄罗斯论证其威权制度合理性的重要依据。报告称，多数曾被指责为集权国家使用的社会管控措施，如今在民主国家中也非常流行。“现代技术强化下的隔离措施为政府开发管控社会的工具提供了更多可能……‘专制—民主’二元论再次被证明是虚假的。建立在自由民主与市场经济相结合基础上的社会组织模式尚未证明自身具有绝对道德伦理正当性和普适性，国家依赖于自己的社会文化经验走出危机。每个国家都是基于自己的道德伦理观念来制定政策，以‘对错’的标尺来审视它们是错误的，它们只是不同而已。”

无独有偶。谢尔盖·卡拉加诺夫也强调：“除了主权国家以外，没有人能够提供公共物品。主权的作用被强化，国家拒绝外部统治，其自由选择政治、文化道路、发展模式和外交政策取向的要求日益迫切。”

可以看到，这种对国际变化的解读，与俄罗斯多年宣扬的“主权民主”“主权高于人权”“国家主义高于国际主义”等政治理念一脉相承，俄罗斯战略界似乎为论证俄式国家治理观和国际政治观的正确性找到了重要佐证。

在世界秩序方面，瓦尔代俱乐部报告断言，“从20世纪80年代末至21世纪10年代中期的自由主义世界秩序时代已经结束”，国际社会未来面临两种选择：要么维护既有最重要的组织（联合国），并在此基础上构建新的功能性组织；要么出现另一种两极对立，即美国和中国两大巨头之间的搏斗。而且，美中对抗是在完全不同国际条件下、不同类型玩家之间的不可调和的冲突，将不会再现20世纪下半叶美苏之间的稳定模式。其结果是，“我们完全不是回到幸福且相当稳定的冷战年代，而是一战之前的帝国主义竞争阶段。更何况，在道德吸引力方面，无论中国还是美国，今天都不能与冷战时期的苏联和西方相提并论，这两个国家都没有给世界提供明显的替代性选择”。

从瓦尔代俱乐部报告的表述中，我们可以看到俄罗斯对当年美苏“冷战”的留恋、赞美，仿佛那时是给人类带来稳定、祥和、幸福的美好时光。而对中美两极格局，俄罗斯则充满了忧虑、担心甚至不屑，一面抱怨中美两极可能会给世界带来类似一战的灾难，一面耻笑今天的中美没有当初美苏那样的“道德水准”。报告的另一段表述耐人寻味：“美国重新思考自己的世界角色，正加速退回孤立主义。中国则恰恰相反，雄心勃勃。两者背道而驰，对国际安全构成主要威胁。”

对于疫情之后世界的发展趋势，俄罗斯战略界也进行了相应展望。谢尔盖·卡拉加诺夫认为，在国际社会长期积累的矛盾和新冠疫情共同作用下，世界发展将呈现以下几种趋势：（1）国际力量重新分配，世界将在新一轮全球化的背景下恢复传统的多中心性，大多数国际机制失去效力，军事力量的重要性再度凸显；（2）美国创造的全球经济体系将会崩溃，全球经济将呈现零散化、区域化和政治化的特点；（3）环境污染、气候变化将成为国际社会关注的重点，但相关问题将基于国家或区域层次的决策，而非通过全球合作解决；（4）中小国家的政治主观性及其精英的独立性加强，或将拒绝盲目跟随大国且在中美之间摇摆博弈；（5）国际社会呈现再意识形态化，随着思想真空的产生，民族主义、不满情绪和环保激进主义或将蔓延；（6）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和核武器扩散的危险增大，但长久以来的和平环境会降低人们对战争的恐惧。

俄罗斯国际事务委员会执行会长安德烈·科尔图诺夫跳出传统的“东西方”视角，沿“南北轴心”审视后疫情时代的世界秩序。他认为，危机减缓了权力和资源从北方国家向南方国家的转移，从而增强了南方对北方的依赖，并导致后危机时代全球不稳定因素主要集中于南方。随之而来的将是地区冲突局势加剧，南方国家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危机此起彼伏，南方大多数国家被排除在世界技术链和新经济体系之外。南北之间发展、安全和治理鸿沟的扩大，将对国际体系的稳定构成巨大挑战。为克服这一挑战，必须实现南北之间新的“大交易”，弥合南北之间的文明鸿沟，提升全球治理水平。

可以看到，俄罗斯战略界的主流观点断定疫情使美国、中国、欧洲等各大力量中心都遭受重创，但在疫情面前，国际社会不仅未能携手合作，反而陷入了更深刻的矛盾与冲突。特别是中美对抗日益显现，将对世界安全构成严重威胁。但同时，美国和中国之间不会形成美苏冷战时期两大阵营全面对抗的两极格局，俄罗斯不会与中国结盟对抗美国。在国际制度的危机导致无政府状态加剧的背景下，国家的作用进一步凸显，这对于奉行国家主义的俄罗斯来说无疑是巨大利好：一方面俄罗斯国内体制的合法性因此而进一步巩固；另一方面，俄罗斯可以在一个国际制度弱化的世界里纵横捭阖。

二、世界经济、全球化与地区一体化

新冠疫情严重冲击世界经济，可能导致类似20世纪20、30年代之交的大萧条。世界经济下行，无疑将恶化俄罗斯的外部经济环境，但由于俄经济素来具有自给自足的特点且参与世界经济一体化程度不高，因而所受冲击较小。在俄罗斯人的世界观里，国际政治从来都是零和博弈，他国所失就是俄之所得。因此，俄罗斯战略界人士踌躇满志：“全球经济衰退将引发世界经济体系深度调整。危机条件下，各国竞争的实质不是控制全球生产链中最重要的技术部门和短期内最具发展前景的公司，而是实现生产和技术的相对自给自足，以确保本国优先利益。”

围绕疫情对世界经济及全球化进程的影响，瓦尔代俱乐部报告强调，与以住的危机不同，疫情割裂了国家与地区间的交通往来和经贸联系，令整个世界经济体系在瞬间轰然倒塌，全球与地区的价值链也随之发生变化，给多边机制与国际协作造成了剧烈的冲击与震荡。而在这些表象的背后，全球化的世界正从“无限机遇的社会”转变为“无限风险的社会”，“无论从行为实践还是道德准则上，全球化时代的大规模跨界流动都可能成为过去，实现可持续发展、对生活品质的追求将成为无法企及的奢侈品”。

在全球经济陷入衰退之际，有俄罗斯专家认为世界经济体系将具有五个主要特征：(1)全球经济体系崩溃、去全球化进程加速，未来的再全球化将十分缓慢；(2)全球能源市场管理体系因疫情而崩溃，其稳定结构短期内不会恢复；(3)民众生活水平普遍降低，不同社会发展模式均面临严峻挑战；(4)缺乏实体经济基础的“后工业社会”危机涌现；(5)金融投资活动的区域化及其与美国的全球金融霸权相抗衡。

安德烈·科尔图诺夫不同意全球化在可预见的将来可能扭转或大幅减缓的看法，他强调全球化浪潮与未来世界秩序深刻交织，并将在根本上保持不平衡的特点，失败国家甚至成功国家内部的失败地区都将被排除在外。未来世界秩序的最大分歧，将发生在全球化进程的赢家和输家之间，向新全球治理体系过渡期间世界秩序将持续动荡。

围绕疫情后的全球化走向，俄罗斯科学院院士、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校长阿纳托利·托尔库诺夫描绘了四种可能情境：(1)中美基于共同经济利益实现平衡，全球化的主体实现从跨国公司扩张到民族国家广泛合作的改变，共同推动基于资源富足的高度合作；(2)中美关系陷入危机,各国合作水平低下,世界经济陷入停滞，民族主义蔓延并严重冲击传统一体化结构；(3)各国精英专注于国内政治问题，不再推行激进的外交政策并能保持国家间高度合作；(4)全球经济复苏相对较快，但国际竞争继续加剧，中美意识到“全球化已经崩溃”，出现新的多中心世界的体系结构。

在全球化遭遇重创的同时，新冠疫情对俄罗斯主导的欧亚一体化进程以及原苏联国家的社会、经济和政治都产生严重影响。俄罗斯战略界对此的主流观点是，新冠疫情使欧洲再遭重创，欧洲一体化模式可能被冲撞得支离破碎，欧盟进一步东扩遥遥无期，欧盟东部伙伴关系计划基本已胎死腹中。在此情况下，乌克兰等原苏联国家融入欧洲遥不可及。尽管欧亚一体化进程也困难重重，但俄仍有能力稳盘控局。

俄罗斯科学院东方学研究所学者亚历山大·沃罗比约夫的看法相对悲观。他认为,疫情可能使欧亚经济联盟成员的大量中小企业破产，经济负担将落在国家的肩上，但并非所有成员国都拥有足够的资源以及采取扶持措施的愿望，这可能会增长社会不满情绪。与此同时，作为欧亚经济联盟“火车头”的俄罗斯和哈萨克斯坦遭受经济衰退和油价跳水双重打击，财政出现大规模赤字。俄罗斯进口下降将直接造成原苏联国家外部需求和从俄所获侨汇减少，势必增加其社会紧张局势。可以肯定，“中短期内，欧亚经济联盟对成员国的影响力将会降低，联盟本身的发展也会降速。疫情之后，成员国可能已适应无联盟的临时状态，很难完全回归原状”。

《全球政治中的俄罗斯》主编费奥多尔·卢基扬诺夫则强调，新冠疫情将激化欧美矛盾,加剧欧盟内部分裂，对世界政治的力量分布和国家间关系产生重要影响，而这将弱化欧盟对原苏联国家的吸引力,减轻俄罗斯主导的欧亚一体化进程面临的外部压力。他认为，欧亚经济联盟没有单一货币、中央银行和与欧盟等量的结构性基金，这在一定程度上能避免欧盟因资金自由流动而可能导致的问题。他呼吁欧亚经济联盟成员国降低对直接援助的期待，避免因公众舆论压力而将责任推卸给他者，通过相互协调更好应对疫情。他特别提醒欧亚国家，“中国或将因较成功应对新冠疫情和欧美陷入困境中而斗志激昂，这对于中国的欧亚邻国既带来机遇也带来风险：一方面，中国感兴趣的许多基础设施项目覆盖欧亚大陆，将使所有人受益，处于经济危机中的欧亚国家乐意同中国这一强大经济体密切互动；另一方面，中美间的隐性竞争将公开化，争取潜在合作伙伴的斗争也将白热化，不断升级的地缘政治斗争将带来风险。因此，欧亚国家有必要加强共同行动，为中美竞争激化作准备” 。

综上所述，新冠疫情尽管给俄罗斯经济也构成了冲击，但俄罗斯认为美中日欧等主要经济体遭受的伤害更大，一个去全球化的世界对俄罗斯意味着更多的机遇。在此情况下，俄罗斯将加大欧亚一体化力度，进一步恢复在“后苏联空间”的战略影响。

三、大国关系与俄中美三角

2014年克里米亚危机之后，俄罗斯遭受西方强力制裁，国际环境明显恶化。因此，寻求与西方特别是俄美关系的转圜、减轻自身所受战略压力,是俄罗斯外交的重要任务。而中美贸易战特别是新冠疫情以来大国关系的变化,为俄罗斯提供了重要的战略机遇。

俄罗斯战略界主流观点突出强调，中美两国在疫情面前不仅未能有效管控分歧，共担责任、携手应对，反而相互指责，敌视有增无减。中美关系已进入持续下行轨道，有可能不受控制地滑向“次冷战”。新条件下，美俄对抗并非核心，中美才是塑造新秩序的首要因素。中国已成美国首要对手和潜在敌人，中美关系进一步恶化将为俄带来巨大战略运筹空间。

对于中美关系的性质和发展趋势，俄罗斯战略界有不同的评估。

高等经济大学研究员瓦西里·卡申指出：“自中美爆发贸易战之后，台湾和南海等传统热点地区的紧张局势日益加剧。新冠疫情成为加剧中美竞争的催化剂，中美关系极有可能很快变得比俄美关系更差。美国两党在遏制中国问题上达成了共识，中美关系发生了不可逆转的变化，将演化为第二次冷战。”

俄罗斯国际事务委员会副会长格列布·伊瓦申佐夫则认为:“如今的中美对抗，与冷战时期的美苏对抗存在深刻差异。美苏对抗不仅涉及两个超级大国，还涉及两个体系。与美苏不同，中国无意担任世界秩序的重建者……中国对打破当前体系和建立新的体系并没有兴趣，它只是打算在一定程度上对现有体系进行改革，从而使自己能够分得一杯羹，获得更大市场。实际上，中国已做好随时进入美国和西方经济体系的准备，前提是这能为其带来足够利益。因此，根本谈不上中美之间有两极化的可能性。”

中美对抗毫无疑问将对俄罗斯产生深刻影响，俄罗斯在此情况下应如何作为？费奥多尔·卢基扬诺夫认为,在外交层面，俄不能支持中美对抗，但也不可保持完全中立。鉴于中国是俄重要的邻国和美对俄实施制裁的现状，正确的态度应是追求与中国的共同利益，同时理性看待俄中关系；在内政方面，俄罗斯在渴望“欧洲性”与对否定欧洲之间的摇摆不定，对身份认同的追寻呈现出周期性特点……中美带有“冷战”色彩的对抗激起人们对旧话题的热情——俄罗斯如何在欧洲和亚洲之间进行选择。东方落后性和西方优越性如今已经不再是判断标准，与欧洲文化的亲密性和亚洲文化的异质性、西方的敌意与东方的包容成为俄选择的新论据。俄罗斯不应以“文明选择”作为其政治基础，而应通过增强国家力量和提高对外关系灵活性创造参与国际议程的机会，在文化和意识形态上的异质环境中实现发展。

阿列克谢·阿尔巴托夫则表示，应利用俄美间的文明联系为克服现实矛盾创造氛围。他认为，普京与特朗普交好并不能解决俄美深层矛盾，未来俄美关系发生重大变化的可能性很小，但俄美之间有着深厚的文化联系——俄是欧洲文化的组成部分，美国也与欧洲文化密不可分。他强调:“这一联系尤为独特且十分重要，因为决定文明最终形态的不是经济，也不是国家政策，而是无数先辈代代相传下来的文化。”新形势下，俄美在技术层面如新药开发和微生物学领域的合作十分必要。

中美关系恶化毫无疑问会在国际关系领域产生广泛的影响。俄罗斯战略界特别感兴趣的是俄中美三角关系被再次盘活，而俄罗斯在其中占据着左右逢源的主动地位。

莫斯科卡内基中心主任德米特里·特列宁看到了新冠疫情背景下俄美“利用共同威胁改善关系、在共同利益基础上谋求合作”的可能性。他强调，对特朗普而言，美国的头号对手是中国，而非俄罗斯。近来美加强了与俄对话，普京则迅速回应，俄美政治高层接触频繁。俄欲借助重大危机与白宫接触，以实现俄美协作度过危机。但考虑到疫情危机无法促成俄美关系迅速重启，因此，俄罗斯的首要任务是在中美关系中维持平衡，同时应降低对欧洲国家的威胁，与持更加开放态度的欧盟国家加强合作。

特列宁也清楚地知道，“虽然中国的崛起抵消了美国对俄罗斯的关注，但美俄对抗是系统性的，两国关系将无法得到根本改善”。因此,他强调，“面对这种情况，俄罗斯应打消从外部影响美国国内政治的企图，避免可能导致武装冲突的矛盾，并为实现两国共同利益创造互动机会”。与此同时，他也提出：“为了缓解来自美国的压力，俄罗斯力图联合中国打破西方为中心的世界秩序，中国已经成为俄罗斯最重要的合作伙伴，尽管如此，出于对国家利益和国家安全的考虑，双方都没有建立军事政治联盟的意愿。面对经济和发展机遇的不对称性，虽然俄罗斯已经在经济、技术和金融领域无意中遵循了中国的游戏规则，但始终坚持平衡中国力量的策略，拒绝加入以中国为中心的政治集团。在这种情况下，俄罗斯会更加谨慎地处理与中美两国关系，扮演三方对话倡导者的角色，以加强战略稳定。”

与一些中国学者在中美冲突加剧之际寄希望与俄结盟不同，俄罗斯战略界人士对俄中联手抗衡美国基本上持否定态度。不仅如此，他们还提出了进一步平衡中国的设想。格列布·伊瓦申佐夫就强调：“中国对与俄罗斯发展友好关系很感兴趣，尤其是在当前与美国发生冲突的背景下，但中国试图在中俄双边关系中掌握主动权。保持多中心的国际平衡局面，对于俄罗斯至关重要。为此，俄罗斯的当务之急是发起一种新的不结盟运动，而不是调解中美争端。这种不结盟运动的主要参与者，可能是印度、东盟国家或其他地区强国。对俄而言，将与印度的关系提高到与中国关系的水平并确保促进大欧亚伙伴关系的倡议，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但归根结底，俄的首要任务是发展独立和有效的创新型经济。只有在此基础上，俄罗斯才能维持独立地位，并在与西方和中国的关系中发挥重要作用。”

安德烈·科尔图诺夫回顾了苏美对抗期间中国用“坐山观虎斗”概括其外交哲学的历史，认为面对如今日益加剧的中美对抗新现实，莫斯科的角色正逐渐转变成“聪明的猴子”。但他表示，不同之处在于俄无法仅静观中美两虎相争并在其中保持平衡，将被迫直接或间接卷入中美抗争。一方面，美将中国视为挑战其领导地位的战略竞争对手，而认为俄将抓住一切机会损害美国利益，因此美会抓住机会削弱俄罗斯以集中力量对付中国；另一方面，当前国家之间相互联系日益紧密，奉行孤立主义会付出太多代价。

除俄中美三边关系外，俄罗斯战略界也关注到中美关系恶化对其他国际行为体的影响。季莫菲·博尔达切夫认为，中美在新的世界秩序基础上展开的对抗将不是营垒分明的传统冷战，欧洲在中美对抗中也将根据具体情况作出不同选择。他特别强调：“在这件事情上，俄罗斯将与欧洲保持同一阵线。”

对疫情背景下的俄中双边关系，俄罗斯学者也进行了阐述。俄罗斯科学院远东分院亚太研究中心研究员伊万·祖延科注意到，新冠疫情初起之际，俄罗斯就迅速关闭了与中国的边界，但对欧洲疫情反应迟缓，最终导致新冠病毒在俄雪崩式传播。他评论称，这反映出“俄罗斯社会大多数人，包括精英阶层固有的以西方为中心的世界观仍未改变，2014年莫斯科宣布的‘向东转’在意识变化方面没有通过考验”。但他同时认为，疫情并不会影响俄中关系，俄中关系依旧稳定。这是由于：一则华盛顿的反华言论、不断下跌的油价以及俄对中国能源消费的日益依赖使两国之间的联系更加紧密；二则面对疫情，两国领导人交流非常迅速；三则俄中边境地区也并没有出现仇外心理。

俄罗斯高等经济大学国际关系学部主任亚历山大·卢金指出：“自21世纪头十年以来，中国‘自信’有所提高，其外交政策风格的改变可能损害俄中两国的互信程度，加剧了俄中双边关系中的不平衡，使得莫斯科对北京的态度极为矛盾，俄担心中国强大的军事和经济实力进一步加大两国差距。”他强调：“俄中关系的高峰已过，两国都没有将双边关系发展为政治同盟的需求，莫斯科不会与北京建立更紧密的关系，两国将表现出更多实用主义的取向。”

综合俄罗斯战略人士的论述，他们认为，新冠疫情条件下大国关系的进一步复杂特别是中美关系的恶化对俄罗斯来说是重要的战略机遇。尽管俄美关系不会迅速改善，但中美矛盾上升甚至走向公开冲突，无疑将极大减轻俄罗斯在乌克兰危机之后所受来自西方的压力。俄罗斯将充分利用这一机会改善国际环境、谋求战略利益。

四、俄罗斯的战略选择

新冠疫情及其催化的国际关系剧变，对俄罗斯的内政、经济、外交都产生了深刻而重大的影响。俄罗斯战略界在对这些影响进行全方位思考的同时，加紧为后疫情时代的俄罗斯战略出谋划策。

安德烈·科尔图诺夫认为，新冠疫情为俄罗斯带来的机遇是战术性和情景性的，而挑战却是战略性和系统性的。机遇主要表现在：（1）新冠疫情印证了俄罗斯领导人坚持的“威斯特伐利亚”国际关系图景，凸显了国际组织的无助，强调了民族国家的优先地位和主权的重要性，从而有力支撑了俄罗斯的世界观并引发了对西方团结稳定性和西方多边外交的强烈质疑，这有利于俄罗斯的国内外宣传与俄参与危机后世界秩序重建；（2）新冠疫情迫使西方调整国际优先事项，改变视俄罗斯为主要威胁的认知，避免了俄罗斯与西方对抗的进一步升级；（3）新冠疫情将减少对全球发展中国家的经济援助计划以及军事和政治承诺，由此产生的“权力真空”将为俄罗斯外交政策创造更多机会。挑战主要表现在：（1）俄罗斯经历疫情和油价暴跌的双重打击，在全球经济体系中的地位将进一步下降；（2）疫情将降低俄公众本就不甚积极的对外援助意愿，助推俄罗斯孤立主义的兴起；（3）中美对抗削弱了现有国际机制效力，使全球面临系统性风险。而中俄关系的不对称性日益增长，又给俄罗斯同中国的潜在对手——印度、越南甚至日本的合作带来障碍。

在机遇与挑战面前，俄罗斯战略界人士宣称，提出新的对外政策思想至关重要。

谢尔盖·卡拉加诺夫特别强调，当今世界存在着意识形态真空，为填补真空，一场激烈的斗争正在展开。时至今日，多极化仍是俄外交话语体系的核心。然而，对世界大多数国家而言，多极化已失去吸引力。俄罗斯外交政策的意识形态已经落后于全球发展的趋势和俄罗斯社会的需求，因此，提出面向自身和世界发展的新思路对俄罗斯而言至关重要。他强调，俄罗斯外交必须保留其实用主义，并以以下三种思想作为基础：（1）坚持维护国际和平；（2）支持各国自由选择发展模式，维护各国主权和多样性，抵制任何意识形态和政治霸权，将俄罗斯定位为“新不结盟运动”的捍卫者；（3）加强环境保护合作，与包括新冠疫情在内的新的全球挑战作斗争，倡导一种基于爱护人类环境的新发展理念，重视人的身心健康，而不是无休止的消费增长。

针对当前全球治理体系失效的现实，俄罗斯战略界人士也提出了相应思路，当然其根本出发点是维护和提升俄罗斯在其中的地位和影响。

伊戈尔·伊万诺夫表示，面对国际关系的深刻转变，“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也许可以发起联合倡议，在全球范围内就调整国际关系体系进行谈判。这种全球倡议，既可以使人类社会联合起来共同应对疫情，也将使国际社会对疫情后的世界充满信心” 。

安德烈·科尔图诺夫提出，在向新全球治理体系过渡期间，世界秩序将持续动荡，为此需要建立更具包容性的全球治理体系：（1）大国之间直接军事对抗的风险不会消失，对竞争对手的误判或政治危机的无意升级，以及大国关切的国家发生国内冲突或代理人冲突，都可能引发大国直接军事对抗，因此需要管理大国之间的战争风险。（2）共同安全挑战的规模和数量将会增加，将成为公认的主要大国外交政策的优先事项并破坏传统的外交政策议程，因此大国需要应对常见的安全挑战，遵循从20世纪和21世纪初继承下来的平行外交政策轨道。（3）地区性危机和冲突将沿着全球核心与全球边缘地区的边界继续存在，并因为国际极端主义抬头、气候变化等全球性问题以及主要大国竞争而加剧，因此需要管理地区性冲突。（4）要充分发挥国际和区域组织的作用，短期内联合国难以被替代，但也难以弥合分裂、扩大职能，改革仍很艰巨。联合国在军备控制、防扩散和地区危机中的作用将继续受到限制，《联合国宪章》也很难被有效执行。联合国可在制定新的国际议程方面发挥更积极的作用，包括制定应对新挑战和威胁的交战规则。理想情况下，联合国的全球安全作用应在区域一级由适当的集体安全组织加以补充，并通过管理现有的分歧建立区域集体安全体系。

对于俄罗斯来说，最容易被接受的重构方案，是重振联合国安理会在国家生存最重要的和平与战争问题方面的“世界政府”角色，特别是巩固自联合国成立以来就享有特权的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对全世界负有的特殊责任。瓦尔代俱乐部报告强调，尽管联合国的各项活动与工作中存在着不可避免的瑕疵，而且联合国也为此付出了代价，但其作为协调国际关系的世界性组织，在国际社会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所以，国际社会目前要做的选择很简单：要么巩固联合国这一制度，要么退回到不是由理性而是由本能所主导的激烈斗争中。

瓦尔代俱乐部项目主任、俄罗斯联邦储蓄银行市场分析部主任雅罗斯拉夫·利索沃里克批评过去十年国际组织在维持国际日常事务方面陷入僵局，表示世界迫切需要建立国际机制新架构并实现以发展为中心的优先事项。（1）联合国必须在建立新国际组织、重组国际机构方面发挥作用，以推动加强国际合作。联合国与区域机构之间的相互联系应不断增强，并且形成职能分层，通过不同职能层面的措施，降低健康、网络安全和环境领域的风险。（2）要对联合国安理会进行改革，扩大其参与基础。一种方式是以区域组织的形式参与联合国安理会的工作，另一种解决方案是根据大洲和世界主要地区划分安理会席位。（3）联合国安理会不仅结构陈旧，而且军事力量因素占主导地位。而新冠危机表明非核和非军事安全问题在国际舞台上的重要性日益增长。因此，安理会的旧核心将逐渐被区域和大洲之间更开放的互动所取代，这种互动将能处理更广泛的国际安全问题。

2020年6月19日，普京总统在美国《国家利益》杂志发表万字长文，回顾了苏联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的卓越贡献，痛陈苏联解体后西方对俄罗斯的不公对待，最终把落脚点放在如何在后疫情时代维护世界秩序之上。他表示，尽管有时联合国的工作效果不如预期，但联合国仍然履行其主要职能。联合国安全理事会是防止重大战争或全球冲突的独特机制。他对近年来美国经常发出的取消否决权、剥夺安全理事会常任理事国席位的要求表示担心，称这将使联合国重蹈国际联盟覆辙，对世界进程丧失影响力。他重申俄罗斯有关召开安理会五个常任理事国首脑会议的倡议，认为会议的主要议程应包括：讨论在世界事务中制定集体原则的步骤；讨论关于维护世界和平，加强全球和区域安全，战略军备控制，共同努力打击恐怖主义、极端主义和其他主要挑战和威胁；探讨全球经济形势及克服经济危机的办法，反对把经济变成施压和对抗的工具；讨论环境保护和应对气候变化以及确保全球信息空间安全等问题。

从普京和俄罗斯相关专家有关联合国的表述中，可以看到俄罗斯对二战后曾使苏联与美国并驾齐驱、让俄罗斯能够对国际事务发挥关键性影响的联合国特别是安理会高度重视，同时也反映了他们对一些国家由于联合国功能退化表现出强烈不满并要求深度改革从而有可能使俄罗斯丧失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地位的强烈担心。但他们并没有反思，是什么因素导致联合国功能的退化和安理会在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方面信誉的下降。

除了联合国外，有俄罗斯专家还在继续寄希望于“金砖机制”的作用。季莫菲·博尔达切夫等认为，随着美国和欧洲维持世界秩序的能力下降以及新冠疫情对国际矛盾的激化，地区性大国在全球治理中的作用日益突出，推动“金砖国家”转型并将其发展为全球治理机制的问题已迫在眉睫。对于俄罗斯来说，“金砖国家”身份进一步强调了其非西方国家属性，为其更公开地抵抗西方中心主义规则、重建世界秩序提供机会。同时，“金砖国家”也是俄罗斯重要的经济伙伴，对其减少西方制裁影响具有重要意义。此外，俄罗斯可以借助“金砖”平台与西方国家开展安全领域的对话。博尔达切夫等呼吁，在世界范围冲突不断加剧、众多国际组织和论坛作用下降的情况下，“金砖国家”首先应加强内部和平对话，通过多边谈判填补全球治理真空。其次，有必要加速建立新金融体系，在双边贸易中实行本币结算，削弱美元在国际金融系统中的主导作用。再次，应在“金砖国家+”框架下发展与其他合作伙伴的关系，与解决全球和区域特定问题扮演重要角色的国家持续对话。最后，应当关注气候变化、环境恶化、生物多样性减少、流行病等非传统安全议题，创造激励措施以发展人道主义联系。

而亚历山大·卢金则继续宣扬“大欧亚”思想。他认为，从全球趋势来看，“大欧亚”进程不可逆转，更重要的是为俄罗斯提供了许多优势：（1）成为世界政治中的独立一极，符合俄罗斯的历史角色；（2）“大欧亚”与俄罗斯的经济体系非常接近，要求国家在经济中发挥积极作用；（3）“大欧亚”可以发展俄罗斯的西伯利亚和远东地区；（4）从安全利益来说，“大欧亚”在某种程度上填补了苏联解体后出现的真空状态，回应了对多极世界的需求，能够为和平的政治和经济发展建立友好的外部环境。

俄罗斯高等经济大学教授德米特里·叶甫斯塔菲耶夫，看到了新冠疫情对欧亚地区国家的政治和经济模式构成的挑战，并就欧亚一体化的未来发展提出了五项战略建议：（1）当前危机已使政治、经济和社会风险相混合，各国仅在经济领域的一体化不可行，需要采取紧急措施来协调社会，并将安全领域的协作引入欧亚一体化体系；（2）后苏联国家利用资源开发和再分配来维持社会稳定的发展模式已不可行，实现再工业化是最有前景的发展模式，可以使多国产生协同效应；（3）单个国家发展燃料和能源综合体不现实，也会危害经济可持续性，有必要加快制定欧亚共同能源政策和运输政策；（4）欧亚国家必须提高金融体系、投资与结算体系的安全性并加强管理和协调；（5）欧亚国家需要形成防止信息操纵的数字管理和公共信息体系。

针对俄中美三边关系，德米特里·特列宁强调，在可预见的未来，俄罗斯的主要地缘政治问题不是与美国对抗，而是与中国保持平衡。为避免成为以中国为核心的权力集团的一部分并维持国际平衡，莫斯科必须改善与欧洲主要国家的关系，以此减少对中国的依赖。争取平衡必须成为俄罗斯未来几十年外交政策的关键原则，俄需要从两方面来推进“平衡外交”：一方面，俄需管理与更强大合作伙伴——中国的平等关系。他承认，当俄罗斯与西方交恶之时，与中国的紧密合作加强了俄的地缘政治和地缘经济地位，与中国密切合作符合莫斯科的利益。但他同时强调，即便如此，莫斯科也不应刻意去满足北京的所有愿望。北京没有加入华盛顿制裁莫斯科的行列，但在开展与俄经济合作时，中方始终把对美利益放在首位。中国的经济实力远胜于俄，俄应在不过度依赖中国的情况下与其开展合作。俄绝对无法接受其成为中国势力范围的一部分。另一方面，出于在新两极体系中维持国际平衡的考虑，俄应寻找全球均衡，发展与欧洲、印度和日本等地区和国家的关系。在俄欧关系方面，需要放弃从内部破坏欧盟和北约的想法，积极与德国、法国、意大利等国家开展对话，改变针对欧盟的宣传政策，从而扭转欧洲精英对俄罗斯的态度，使欧洲逐渐恢复成为俄罗斯经济现代化的主要外部来源；日本和印度同样重要，莫斯科不应将其视为美国的附属品，而应与东京和新德里谋求合作，在毗邻欧亚大陆的海上区域谋求发展。俄罗斯的地缘政治思想历来集中在大陆，应加入海洋因素的考量。加强与这些国家的紧密联系，有助于俄维持欧亚大陆地缘政治的平衡。 尽管特列宁的论述中没有提及“印太”，但可以看到其核心思想和美国提出的“印太战略”如出一辙。

与特列宁不谋而合，安德烈·科尔图诺夫提出了俄罗斯应对中美对抗的三原则：（1）俄不仅要避免挑衅中美两国，还要防止中美互相挑衅。如果中美关系继续恶化，俄将在国际稳定、区域危机、核不扩散、世界经济、技术发展等方面面临风险；（2）要理性看待俄中关系，俄中利益既有一致性又存在分歧，加强两国合作不意味着建立正式的军事政治联盟；（3）面对新两极格局的趋势，俄应积极与欧盟开展合作，以抵消两极分化的力量。 他表示：“由于人口和文化背景的差异，俄无法复制中国模式，其唯一的选择是与文化相近的西方合作。俄未来领导人只有以实现社会和经济现代化为目标，才能与西方建立更紧密的关系。”

远东联邦大学国际与地区研究院副院长阿尔焦姆?卢金，就未来的中俄关系阐述了自s己的观点。他认为，未来几年俄中战略关系走向将有以下几个可能：（1）俄中战略伙伴关系将延续下去，俄中轴心的力量保持原状甚至加强。由于意识形态的分歧，俄中与美国之间的竞争或将变得更加尖锐。（2）俄美和解。尽管俄美关系目前处于低谷，不太可能在近期迅速恢复，但从长远来看，两国关系正常化并非不可能。随着中国不断“崛起”，美国将面临越来越大的结构性压力，这是迄今为止对其在国际体系中地位的最大威胁。因此，美或将被迫寻求与俄合作来应对来自中国的巨大挑战。（3）俄中政治体制分道扬镳。普京卸任后，俄罗斯或将从自由专制政体向与西方价值观更加兼容的自由民主政体过渡，这将削弱中俄间的政治联系。（4）俄中在经济和技术上的不平衡或将危及政治平等，后一种情境对俄罗斯是最危险的，因为它涉及俄的地位、荣誉、国家尊严，尤其是身份认同问题。（5）俄中友好关系可能会长期维持下去，也可能不会，但可以肯定，俄中均不愿意陷入敌对关系，因为历史已经证明，对抗的代价是高昂的。

五、结语

可以看到，俄罗斯战略界对新冠疫情的全方位影响进行了深入思考，并得出了一些重要结论。

在国际格局层面，美欧的综合实力都将因新冠疫情遭受重创，跨大西洋联盟有可能日益松动，这无疑将减轻俄长期面临的战略压力。中国遇到全球产业链重组、外部市场萎缩、与西方关系恶化等多重挑战，延续多年的快速发展可能面临拐点。东西两面战略重压的相对缓解，将使俄的国际环境大为改善。世界秩序正从美国主导加速走向失序，既有国际机制内部矛盾重重、行为能力减弱、发展前途未卜，为俄实现自身战略目标提供了巨大可能。对俄来说，一个更加“碎片化”的世界，更可凸显其大国地位，更有利于其在国际上纵横捭阖。此外，曾一度占据国际思潮中心地位的西方自由主义价值观不断遭到侵蚀，俄罗斯保守主义意识形态获得了前所未有的扩展空间。

在全球化层面，继中美贸易战凸显全球化分歧后，已经遇阻的全球化进程因新冠疫情再次“急刹车”，已运转多年的全球供应链、产业链、价值链将逐渐断裂重组，生产的本土化、地区化趋势将相应加强。俄是冷战后全球化大潮的失利者，对全球化始终若即若离甚至心存憎怨。新冠疫情暴发进一步增强了俄作为“被围困堡垒”的自我认知，全球主义消亡的思维也将在俄继续蔓延。对俄而言，全球化的弱化甚至中断可以更好地凸显其自身优势。

基于上述判断，俄罗斯战略界提出利用新冠疫情效应改变不利国际环境、为“后疫情时代”布局的新思路：重回1856年克里米亚战争后的韬光养晦路线，丰富强国思想内涵；宣扬西方应对疫情措施不力，预言自由主义秩序即将崩溃，为俄式保守主义赢得更多思想与舆论空间；努力维护联合国在全球治理体系中的核心作用，维系俄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地位。同时，继续深化欧亚一体化进程，利用欧亚国家面临的多重压力，采取紧急措施协调抗疫行动，将安全协作引入欧亚一体化进程。巧妙运筹俄中美三角关系，保持独立、多面平衡、坐观虎斗。防止成为中国附庸并与之建立平衡关系。逐步减少并最终结束与美对抗，强化传统文明联系，寻找新的合作支点，共同应对新的全球威胁。（注释略）

本文源自：《亚太安全与海洋研究》2020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