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入2020年，日本在筹谋国家安全战略方面显示出新的动向。6月，安倍政府决定着手修改2013年制定的《国家安全保障战略》。国家安全保障会议（NSC）负责具体推进讨论和规划，讨论方向有三：代替陆基“宙斯盾”的导弹防御系统；强化经济安全保障，防止先进技术外流等；新冠肺炎疫情结束后的“后疫情”形势对策。安倍政府急于谋划新安全战略，动因是其认为依靠原有的“专守”方式和手段，已无法应对包括“导弹威胁”在内的周边险恶环境；同时，新冠肺炎疫情重新定义了国家安全的内容和性质，凸显出经济安全的重要性。新安全战略整合外交、安全、经济等领域，具有国家战略即大战略特性。从种种动向研判，此次修改显露的两大政策指向——军事安全的“正常化”与“攻击转型”、经济安全的“政治化”与“战略化”，即便形式与程度可能有所调整变化，在安倍辞职后的新政权时代得到继承和延续将是大概率事件。

一、安全防卫政策的转型与升级

安倍政府在2020年春夏之交开始着手修改2013年版《国家安全保障战略》中的传统内容部分，对外表示将于9月前后拿出文本并力争年内完工。日本急于调整安全防卫政策方向，理由是近年中国、朝鲜的导弹技术已取得大幅进步或突破，光靠“专守”及导弹防御系统，已不足以保障日本的安全。这也是保守政治势力和防卫族议员的共识。在当今复杂国际形势下，日本此举可能带来系列重要影响。从种种动向研判，日本将谋求军事安全政策的“正常化”与“攻击转型”。

2020年6月，日本防卫大臣河野太郎代表政府宣布，因技术问题取消部署美国两套陆基“宙斯盾”导弹防御系统的计划。随后，安倍迅速宣布有意修改日本的国家安全战略及防卫指导方针，据此，日本NSC将就新的导弹防御方式等领域进行重点讨论。安倍政府推动战略修订的具体指向是，以陆基“宙斯盾”系统部署计划停止为由，考虑拥有攻击敌方基地能力即远程打击力量。其思路是，建立强大的常规威慑武力，以攻代守，以高效的进攻性手段达成新形势下的有效威慑和反击军力。近年，日本政府要人及安倍本人已在多个场合表达了这种愿望。实际上，日本自卫队已拥有相当的打击力量及精锐攻势作战能力，安倍二次执政以来在防卫领域不但大力解禁或松绑“软件”，还大胆发展高精尖武器装备等“硬件”。日本2018年版《防卫计划大纲》提出“多域联合作战能力”构想，打造陆海空天电网“跨域作战”，其追求目标已接近于“正常大国”水准。在此基础上谋求更上一层的“攻击能力”，其可能选项将有三种：巡航导弹、对地战术弹道导弹、中远程轰炸机加精确制导炸弹等。其中，巡航导弹（例如引进美国陆基版“战斧”、空射版联合防区外空地导弹等）的实现可能性较大，到位时间也可能较快。

可以看到，在军事安全方面，正在讨论的新战略意图实现重要禁忌事项的明文化、政策化与“正常”化，正面突破“专守防卫”国策。在美国对华战略竞争与打压持续发力背景下，美国可能会允许日本超越日美同盟框架下的常规防御角色，包括讨论获得先发制人打击能力的可能性。为了巩固这一发展方向、敦促新政府就此进行推动，安倍在8月底宣布辞职后即对外流露有意发布“安保谈话”的预告，有可能主张将拥有“对敌基地攻击能力”以及陆基“宙斯盾”替代方案等纳入新的安全防卫方针。截至9月上旬，在安倍接班人竞争中明显处于优势的是内阁官房长官菅义伟，其在多个场合已表示要继承安倍“衣钵”。所以，以上安倍路线的延续具有很大的现实性。

二、经济安全保障的强化与走实

此次疫情，某种程度上确实重新定义了国家安全的范围和意义，日本认识到，国家安全和经济利益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经济问题在国家安全思维中也极为重要。在疫情导致部分供应链紊乱和医疗卫生商品短缺的刺激下，日本内部加速展开关于减少对中国经济依赖的政策辩论。尽管近年来日本与中国的关系逐步改善，但安倍政府仍认为需要“进一步采取措施，增强我们供应链的坚固性和韧性”。同时，中美战略竞争加剧的背景、应对中美“脱钩”的长远考虑也是重要的刺激因素。2020年5月，特朗普政府出台了一系列对华消极政策和措施，对日本国内的政策辩论走向也产生了重大影响：东京仍需与华盛顿站在同一阵线，将新的综合安全战略重点放在与中国的经济竞争上。从当前的动向看，在经济安保方面，需要注意日本有调整战略并将经贸事务战略化、政治化与安全化的倾向。

2020年春夏之交，日本NSC开始讨论新的国家安全战略，其中的重头戏就是经济安全战略，具体由国家安保局下设的“经济班”负责制定，目标是整合对外战略中的各种经济举措，以确保国家经济安全施策的一致性、统筹性和最大效力。安倍政府设想的经济安全战略五大支柱是：发展科学技术和保护敏感信息、保护领海和专属经济区的海洋权益、消除5G等下一代电信标准的潜在威胁以及打击网络袭击、外商在日投资的出口管制制度和措施、开展基础设施建设合作。当今的大国竞争是一种综合博弈，其中最重要的是经济与科技领域，因为国家安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经济成功和科技领先。许多国家已经意识到，需要改进政府治理能力，实施更明智的经济治国之道，其中，日本可能是工业化国家中第一个实际改变其核心安全决策部门机能、使其专门关注经济安全战略和政策协调的国家。

日本政府在这方面已展示了很多的具体政策举措。仅以2020年8月为例，就有：自民党税制调查会会长甘利明担任本部长的政策小组“新国际秩序创造战略本部”向政府建议，应强化对经济、科技、教育的相关职能，加强与美英的情报交换；文部科学省意图在国立大学设置管理出口的专业部门，以防止可用于军事的尖端技术外泄；等等。除了政策文件修订外，日本政府还加快修法以配合这一战略调整进程，如2020年6月7日《外汇与外贸法》修正案生效，旨在进一步构建围绕外国投资的经济安全措施。同时，日本政府也正在继续推进生产链、供应链回归国内，并逐步降低对华经济依赖度，确保经济上的战略“自立性”。

9月5日，菅义伟在表明有意参选自民党总裁后接受采访时表示，“要重新认识依存于特定国家的产业链体制”，强调他本人一直参与决策的经济安全保障将保持现状，以国家安全保障局为中心继续研究对策。这也意味着，获胜概率较大的菅如果当选，将继承安倍政府推进包括产业链重组、对外技术管控等在内的经济安保强化路线。

三、影响评估与趋势前瞻

9月8日，日本自民党发表总裁选举公告，菅义伟、自民党前干事长石破茂和政策调查会会长岸田文雄三人正式提交参选申请。日本各界普遍认为，菅已得到五大派系的支持承诺，有望斩获70%左右的选票。如果菅当选，其更多的是对安倍的继承和延续，日本将总体呈现一种“没有安倍的安倍时代”。当然，在内外因素作用下，其执政也不排除一些特色和新意，对安倍路线采取总体继承、部分修正的做法。

菅如果当选执政，正如其本人所称，将更加重视经济安全。除产业链重组外，未来日本将可能在高科技领域追随美国加强对中国的牵制，在涉及“国家安全”保障基础的技术领域将采取严格管控政策。为此，日本政府未来可能出台更具体、更严苛的相关政策与法律措施。实际上，作为全球主要经济体，日本自2019年秋以来一直在加强经济安全保障措施，例如对电力、军事装备、软件等关键领域的投资与合作进行审查制度等，疫情则促使其进一步加大相关资源投入。这种新定义的安保及限制措施，揭示了日本在疫情大流行下对商业贸易的一种态度，容易使正常经贸交流产生障碍和挫败感，也可能成为其他国家的负面仿效模板。其中，对华高科技的部分脱钩、战略产业转移及供应链重组、规则和标准的竞争，也将持续影响中日经贸合作关系。当然，菅已表示要构筑稳定的中日关系，对中日一般性的经济合作、互利互惠的经贸往来持积极赞成态度。对以恢复经济为要务的新政府而言，恐怕只能在经济的自我安全保障与对外正常往来之间取得一定平衡，而不是走得过远。

在美国日益强硬的要求及自身需求的推动下，后安倍时代的日本安全防卫政策进一步发生重大改变，应该是可以预见的结果。结合近期的动向看，日本安全防卫战略调整的特征将表现为进一步加强“自主防卫”这种加强自主防卫的强烈冲动，相当一部分来自当前美国靠不住、中国是“威胁”的危机意识。近期，曾担任安倍政府安全保障部门高官的河野克行、兼原信克等，在著述中皆流露出此种意识。、强化日美同盟、施行安保站位“西移”（例如意图加入“五眼联盟”等）、组建中等强国和伙伴国合作网等，具体操作方向则体现在发展远程打击力量、高新边疆安保能力建设、推动“中导”入日、积极介入地区安全事务（包括印太沿线、南海周边）、夯实东海前沿战场营设与部署要塞化等方面。当然，其实施进程并不会一马平川，安倍所称2020年底前确定新安全防卫战略方略的目标未必能如期实现，这主要取决于形势变化和两种政治势力的博弈结果。一方面，无论下任首相是谁，其面临的最重要课题是控制新冠肺炎疫情和恢复经济，再加上自民党执政盟友公明党的牵制，在安全防卫领域提出过于大胆突进的新方针的政治条件并不成熟；另一方面，如果菅上台，由于其在党内缺乏强力固定的支持基础，为选举或执政，向急于变更政策的少壮鹰派及保守势力做出让步或无法“按住”这股势力的图谋及作祟，也不是没有可能。因而，综合而言，新政府对待上述安倍路线，进行一种折中或部分实施的可能性更大一些。例如，在2020年底前，只对《防卫计划大纲》而不是全面的安保战略进行修订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