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8月28日，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宣布由于健康原因将辞去首相职务，自2012年12月以来连续长期执政的安倍内阁即将终止。这意味着日本政局正进入“安倍之后”的新发展阶段。

从历史经验来看，在日本战后政治史上，从未有过两个长期执政内阁相互连接的情况，在某内阁长期执政结束之后，日本政局演变均表现为进入内阁更迭频繁阶段。虽然目前尚难以断言“安倍之后”的日本必将出现内阁更迭频繁的状况，但在制度规定、政治生态及政策路线层面上，诱发内阁再次更迭的各种潜在因素“滋长”，从而导致日本政局走向的不确定性增加。

一、继任首相将面临多重选举考验

在安倍宣布辞职后，执政的自民党决定通过党总裁选举的方式来确定继任首相人选，将于9月14日召开参众两院议员总会进行党总裁选举投票。随后，新的党总裁将被执政党占据多数议席的国会指名为首相。但是，对继任首相而言，此次党总裁选举仅仅是其面临多重选举考验的一个开端。在未来两年里，继任首相将面临密集的多重选举考验，且均事关其去留。首先，继任首相将面临日期待定的众议院选举的考验。根据日本宪法相关规定，众议院选举结果将直接决定内阁的进退，且首相可决定提前解散众议院举行选举。由于本届众议院议员任期至2021年10月届满，这意味着继任首相将面临或任期届满、或提前解散众议院进行选举的考验。其次，继任首相将面临2021年9月再次进行党总裁选举的考验。由于执政的自民党实行“党总裁首相一体制”，继任首相作为自民党总裁，其任期为安倍总裁任期的剩余部分，至2021年9月期满，仅仅一年时间。届时，自民党将再次通过党总裁选举来确定首相人选。最后，继任首相将面临2022年7月参议院选举的考验。与众议院选举不同，参议院选举虽在宪法层面上不“直接”决定内阁的进退，但其投票结果仍对自民党政权的稳定性产生重大影响。在自民党的执政实践中，党内已形成了总裁（即首相）应承担参议院选举惨败的责任而辞职的惯例。在上述各种选举中，自民党总裁选举与参议院选举的日期是确定的，唯有众议院选举尚有赖于继任首相的政治决断。在日本，由于2021年上半年例行国会需要完成年度预算案等国会立法，加之考虑到举办夏季奥运会与实施9月自民党总裁选举等政治议程，继任首相在2020年下半年选择有利时机提前解散众议院并举行选举，将是大概率事件。对执政党而言，这或许是日本举行众议院选举的“时间窗口”与机遇期，不仅符合以往通常在下半年举行众议院选举的政治惯例，也可有效利用广大选民对继任首相刚上台的“政策期待”，趁重组的在野党势力尚立足未稳之际，力争取得更好的选举业绩。自民党的众议院选举业绩如何，将对继任内阁执政的稳定性产生直接影响。

二、党内权力斗争与朝野抗争均将加剧

而且，党总裁与首相的位置由现年65岁的安倍传给71岁的菅，导致自民党内年轻一代实力政治家继续“积压”，并未能在世代交替的意义上实现真正的权力“交接班”。毋庸置疑，从安倍时期就已“积压”多年的年轻一代实力政治家，为了“轮流坐庄”以实现个人的首相任职志向，必将合纵连横而展开新一轮权力斗争。并且，与归属或统率某一派系的岸田文雄、石破茂等实力政治家相比，菅此前在自民党内属于无派系，因此在缺乏自身所属派系强力支持的背景下，菅作为党总裁对党内权力斗争的掌控是颇为困难的。在自民党外部，以实现“政权交替”为目标，在野党势力也正在重新集结。就在自民党展开党总裁竞选之际，两大在野党——立宪民主党与国民民主党计划于9月10日进行投票，决定合并后的新党党名与党首人选。新组建的政党作为第一大在野党，将致力于通过国政选举来不断扩充党势，以期重现类似2009年自民党下台、民主党上台的“政权交替”愿景。尽管在朝野政党之间能否实现“政权交替”的愿景尚无法预测，但随着在野党势力的重新集结与安倍的辞职，自民党与在野党势力对比的“一强多弱”政党格局恐将发生改变，朝野政党在国会立法层面上的抗争力度亦将不断加大。

三、安倍路线的继承及其限度

在安倍内阁执政时期，作为官房长官的菅义伟是安倍的“大管家”。在安倍辞职后，作为首相候选者的菅又以安倍路线的“继承者”自居。在长期执政过程中，安倍内阁形成了以“安倍经济学”、“印太构想”、安保法制建设、积极主张修宪以及官邸主导决策等为核心内涵的所谓“安倍路线”。在安倍卸任首相之际，如何认知安倍路线的功与过，在自民党政权内部存有分歧。例如，在党总裁选举过程中，菅表现出对安倍路线的全面继承姿态，岸田倾向于进行局部调整，而石破则采取了一种批判立场，他们也分别代表了三种不同的认知。显然，如若石破当选，安倍内阁的许多政策都将改弦易辙。应当承认，菅义伟提前锁定“胜出”，与其作为安倍路线继承者的政治姿态密切相关。对于以安倍为首的自民党高层而言，将总裁之位稳妥地传给菅，是为了最大限度地保护安倍内阁的政治遗产。对于菅个人而言，只要其强调继承安倍路线，就可暂时获得安倍系的党内势力支持。保持政策的连续性，既是菅赢得选票的“招牌措施”，也有利于消除党内外在权力交接过程中可能出现的不安感。问题的关键在于，仅仅依靠继承安倍路线，是否就能满足日本国家发展及自民党执政的战略需求？2020年初以来，日本政府对内面临着抗击新冠肺炎疫情与恢复经济增长的困境，对外面临着中美战略博弈与国际秩序重构的课题挑战，恐难以完全依赖安倍路线进行应对。并且，根据最近的舆论调查，日本国内半数以上受访者均主张修正“安倍经济学”，且认为没必要继承积极修宪姿态。因此，若菅在竞选中胜出，随着身份定位由内阁的“大管家”转为“首脑”，他必须在施政过程中提出自身的政策主张，完成从“安倍路线”向“菅路线”的转变，否则难以维系执政地位。某种程度上讲，“继承”或许只是一种谋求权力平稳交接的策略，而“调整”则将是菅执政后的必然选择。

总之，关于“安倍之后”，由于上述制度规定、政治生态及政策路线层面上的动荡诱因相互叠加，继任内阁的执政难度加大，政局走向的不确定性增强。需要指出的是，由于内阁组建之初将调整内外政策，加之2020年下半年日本国内或将举行众议院选举，以及抗击新冠肺炎疫情、党内政见分歧等因素相互交织，这可能对通过领导人访日来进一步稳定中日关系发展的“时间窗口”造成牵制性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