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全国日本研究机构和研究人员呈持续增长的趋势。对照三次调查结果来看，全国日本研究机构数量增长非常明显，1996年调查时有98个（73个研究类、25个语言教学类）；2009年的调查显示，日本研究机构为86个（62个研究类、24个语言教学类）；2018年的调查显示，日本研究机构为１49个（96个研究类、53个语言教学类）。可以看出，机构数量增长明显的推动力，更多是语言教学类，20多年时间里增加了一倍多。根据2019年６月南开大学日本研究院的最新调查，中华日本学会拥有77个团体会员，1500名个人会员。可见，接近一半的研究机构没有正式申请中华日本学会的团体会员，包括西藏、新疆自治区在内全国各个省市自治区直辖市，属地大学中全部设有日语教育。这与改革开放之初的情况相比发生了重大变化，当时中国的日本研究机构、日语教育主要集中在东部一线地区，尤其是长春、沈阳、天津、北京、上海等几个主要城市。根据日本国际交流基金2018年的调查，中国涉及日语教育的机构高达2435 个，日语教师人数有 2.022万人，学习日语的人数超过100万人。在这样一个庞大的群体基础上，中国的日本研究人员数量不断提高，而且学历程度（拥有博士学位人数）不断提高。1996 年，1260名研究者中拥有博士学位有52人，仅占4%；2009年， 1040名研究者中拥有博士学位370人；2018年，3450名研究者中博士学位拥有者占到1044 人，超过30% 。

博士毕业生的数量和比例迅速增加，这当然和改革开放后赴日留学人员数量不断增长有一定关联，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提高，很多学者在日本获得博士学位后纷纷归国任教。与此同时，中国国内培养的与日本研究有关的博士、硕士论文数量的变化也很能说明问题（参见图２ ）。这种变化的意义重大：其一，中国日本研究的基础面不断扩大，各个学科中选择日本作为自己的直接研究对象或者个案比较样本的论文数量增长很快，这将极大丰富日本研究不同领域内，不同方法、不同视角多样性的增加，有助于产生更优秀的日本研究成果；其二，硕士、博士阶段，尤其是博士论文，往往是一个学者学术道路的重要开端，考虑到学者学术道路发展的一般规律，进入21世纪以后的十多年时间里大批年轻学者的出现，预示着未来20年左右的时间里，我们将迎来中国日本研究不断发展的收获期；其三，应该引起关注的是与日本研究相关毕业论文数量的剧烈变动。2000年之前与日本相关研究的毕业论文数量非常少，其中1986、1988、1999年各为１篇，1997年为３篇，2004年突破100篇，2014年达到顶峰544篇，然后呈现出断崖式下跌，2018年和2019年又回到了2004年的水平，这不能不让人担忧，为什么数量变化会如此剧烈？这仅仅是博士、硕士毕业论文独有的变化，还是整个中国日本研究总体状况的一个缩影？

第二，中国的日本研究成果数量变化比较剧烈。由于在中国涉外研究图书出版的周期比较长，不同时期出版社的总体数量、严重的地区不均衡及出版经费的差异等因素，出版图书数量的变化不如以学术杂志论文的数量变化更迅速、也更能准确地体现出中国日本研究数量的趋势变化。

按照同样标准，通过对1979年至今中国日本研究界学术论文变化的统计分析（参见图３），可以发现，硕士、博士与日本相关论文数量的变化，还是略优于中国日本研究论文总体数量的变化，后者从1979年达到1024篇之后，到2011年，增长近八倍达8172篇，开始断崖式下跌，到2019年，仅仅有1014篇，甚至少于1979年的论文数量。

为确保统计结果可靠，在更换检索方式，将关键词检索改为主题检索、内容提要检索、全文检索后基本上呈现出类似先扬后抑的状态，变化趋势区别比较大的是按照文章题目检索，没有按照关键词检索的结果那样变化剧烈（参见图４）。同样是从1979年开始到2011年，增长至大约八倍达到顶峰，然后迅速下降，到2019年，大约又回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的水平。

导致中国的日本研究在快速增长了30多年后，突然出现论文数量下降的原因非常复杂，至少应该包括几个方面：首先，中国学科发展的大背景发生变化，此前的区域国别研究开始向学科发展倾斜，导致很多区域国别研究学者发生了学术方向的转型。一个重要的例证是，如果按照上述研究方法对中国的美国研究学术论文进行统计，可以发现近乎同样情况的发生。从改革开放之后平稳发展，到2010年前后进入平台，2013年后同样发生迅速滑坡，2019年的论文数量几乎跌到2013年前后总数的一半；其次，这与中国日本学研究界的代际转换也有一定的联系。2010年前后，中国建国后培养的第一代日本研究学者大部分已经开始颐养天年，“文革”期间培养的第二代研究学者本来人数就不多，也逐渐开始退休，这些不受专业方向调整的、专心致力于纯粹日本研学者的减少，加剧了上述现象；再次，改革开放以后，中国在科学技术、经济发展、社会治理等各个方面都掀起了向日本学习的高潮，但伴随着日本进入“泡沫经济”和随后的“平成不振”之后，特别是 2008年北京奥运会后，日本逐渐减少并最终停止对华政府开发援助（ ODA ），与此前相比，对中国日本研究的支持重点也由学术研究开始向基础日语教育倾斜。尤其是中国“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后，国内学界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研究，就出现了井喷式发展。按照上述统计方法对中国的非洲研究学术论文进行统计，可以发现与中国的日本研究、美国研究趋势截然不同。改革开放之后一直发展低迷，到2000年开始缓慢上升，2014年之后出现井喷，2019年的论文数量几乎是2009年论文数量的一倍。

第三，中国的日本研究与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客观需要息息相关。改革开放之初，尤其是邓小平成功访日时候那句一语双关的“仿佛在推着我们走”，迎来了中国全面学习日本的高潮。大量日文书籍被翻译成中文，各个领域的中国代表团纷纷赴日本访问取经。但这时候，中国的日本研究并没有做好充分准备，国家层面甚至都没有具体的规划和统筹。现在国内日本研究的重镇———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的成立就是很好的例证。按照研究所成立之初代所长何方的回忆，他本来是准备去筹建苏联东欧所的，但因为从中联部成建制地接收了一个完整的研究所而作罢。1980年1月，他陪同时任中国社会科学副院长宦乡去美国进行学术交流，宦乡在布鲁金斯协会开会的时候突然宣布中国社会科学院成立美国研究所与日本研究所，分别由李慎之和何方担任所长。此前既没有中国社会科学院党组的讨论批准，更没有中央组织部的备案，就这样匆促决定。因为户口等问题的限制，日本所研究人员的招募非常困难，何方只能从中联部请来“文革”前北大日语专业毕业的刘映春，甚至不得已找来了四位毕业于伪满建国大学的老干部，经过两年努力才算建立起科研队伍。

当时国家领导人胡耀邦对日本研究非常关注，甚至亲笔致信《中日关系史》作者张声振，叮嘱要引导研究历史的人们和读者多关注邦交正常化以后十多年中日两国友好关系的恢复和发展对两国带来的极大利益。这无疑进一步推动了中国的日本研究发展。但是，这是否意味着中国的日本研究深受政治影响呢？很多日本和西方学者都诟病中国学术研究缺乏独立性。我们可以从《人民日报》涉及日本的报道数量的变化（参见图5），来与此前谈及中国日本研究学术论文变化发展的趋势进行对比，观察一下是否有相关性。

显而易见，二者绝大多数时间几乎没有相关性。当然，任何一个国家的涉外研究，不可能和这个国家政策走向和民众关注毫无关系，关键是这种相关性的大小与紧密程度。为此，选择过去40年间对中日关系造成重要影响的靖国神社问题为例，通过《人民日报》中关于靖国神社问题的报道（其中压倒性的部分是中国政府对日本领导人参拜靖国神社的表态和批判，但的确也包括对部分日本领导人表态不参拜靖国神社的肯定，以及部分日本政党和民众对靖国神社的批评态度）频率和趋势，同时统计同一时间段内中国日本研究界与靖国神社有关研究发表的频率和趋势，尝试进行二者之间的对比（参见图6 ）。

从上述统计中可以清楚看到，《人民日报》中相关靖国神社的报道变化幅度非常大，在日本出现首相参拜靖国神社的年份普遍非常高。中国日本研究学术界对靖国神社的研究同样存在着波动，但变化幅度与政府表态来比较相对稳定。在40年间，有10年左右的时间学术界没有发表任何关于靖国神社的专门文章，远远低于政府的表态次数；还有10年政府表态比较少的年份里，学者发表关于靖国神社研究的文章数量超过了政府表态次数。这种统计结果表明，中国学术界关于靖国神社的研究相对比较稳定，严格来说一直都不是中国的日本研究领域内的学术热点，这也表明在这个问题上，很难说政府通过各种手段鼓励或者要求中国的日本研究学者对政府政策亦步亦趋。

初晓波：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党委书记、教授，北京大学中外人文交流研究基地学术委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