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日本研究有非常悠久的历史，已经培养出一大批优秀的研究人员，并且获得累累硕果。随着中国经济社会的发展，越来越多的学者意识到，日本是中国重要的邻国，虽然在经济总量上被中国赶超，但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内，在世界尤其是在亚洲将仍然发挥举足轻重的作用。认真研究日本不仅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而且将一如既往地为中国提供重要的借鉴。结合中国对日本研究的历史和现状，可以对未来中国的日本研究进行一些展望。

第一，要进一步梳理中国的日本研究传统，总结中国日本研究的优势和特色。

古代中国的日本研究更多是对日本相关信息的想象、收集和记录，近代以来的研究者则出于救国图存的紧迫感，更多是对日本的学习、译介和批判，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真正奠定了日本学研究基础的先行者，他们既有强烈研究日本的动力、非常扎实的中国文化底蕴，同时也受过非常严格的现代学术训练。周一良、吴廷璆、邹有恒三位老前辈的经历很有代表性。周一良出身书香世家，从小受到了良好的传统文化教育和外语训练，大学时代受到邓之诚、洪业、陈寅恪等名师的耳提面命，在哈佛大学主修日本语言文学时师从被称为“西方日本学之父”的叶理绥（Serge Elisseeff，日本名字是英利世夫），而叶理绥本人在 1908-1914年曾留学现在的东京大学，师从日本文献学奠基人芳贺矢一。值得说明的是，后来世界范围内鼎鼎大名的日本学研究大家赖世和（Ed-win O Reischauer ，国内一般翻译为赖肖尔）也是叶理绥的弟子，是周一良的师兄。建国后，周一良先后在清华大学、北京大学任教。按照周先生自己的说法，“六十年来，我可说是经历了乾嘉朴学、西方近代史学和马克思主义史学三个不同阶段的训练。我的看法是，这三种类型的训练有一共同之点，即要求历史必须真实或尽量接近于真实，不可弄虚作假，编造篡改。只有真实的历史，才能成为‘后事之师＇ ，起参考、借鉴以至教育的作用。而研究历史最根本的态度和方法只有四个字：实事求是。如何才能实事求是呢？一个合格的历史学家应当既见树木，又见森林；能由此而及彼，由小以见大；看到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等不同领域之间的关联，看到纷纭错杂历史现象之间的内在联系，看到历史是辩证地发展”。吴廷璆先生少年时代受叔父影响，博闻强识，外语功底很好，1929年进入北京大学师从许德珩、陈启修先生，1933年进入现在的日本京都大学史学科，师从日本东方学会首任会长羽田亨，先后在四川大学、武汉大学、南开大学任教。吴先生早在1961年就敏锐地意识到世界史研究中的“欧洲中心主义”倾向，主张坚持整体的世界史研究，更难能可贵的是，吴先生认为，“有人因为反对欧洲中心论而主张建议以亚洲为中心的世界史体系，我看也没有必要。”他主张“世界史是要把人类社会作为有规律的统一过程来进行具体研究”。吴先生领衔编写的《日本史》历时20年，洋洋百万字，体现出了中国学者对日本历史研究的立场和观点。

邹有恒先生是1932年赴日留学，1936年进入现在东京大学文学部主修西洋史科，师从今井登志喜、平田澄与羽仁五郎，远山茂树是邹先生的师兄，而井上清则是先生的同窗。回国后先后任教于东北大学、东北师范大学。邹先生认为，中国的外国研究当然包括日本研究，“一直存在着一种倾向掩盖着另一种倾向的问题。过去是不能讲资本主义国家有什么好的东西，而近几年来对于资本主义国家的现代化，又出现多讲优点，不顾消极面的倾向，这里虽然有研究者的问题，但最主要的是过去的方针、路线上的和人为的禁忌还在起作用”。邹先生结合自己的研究体会，针对当时日本史学研究领域受到苏联史观和日本史观影响比较大的状况发出呼吁，“我们要搞中国特点的日本史研究，要走自己的路子，其前提是实事求是。不管是谁的主张，只要是合理的，有根据的就应当肯定，而不是盲目地跟着什么人，什么学派跑。要有自己的研究和总结出自己的看法，夸张一点说，要建立自己的体系，创中国的日本史学派，这些都应当是长远目标”。

从这些日本研究前辈的经历和思考中可以看到，中国日本研究的渊源和一路走来的艰辛，他们都强调了实事求是的作风和对研究方法的宽容态度。要建立自己的研究体系和方法，前提是要清楚知道别人做了什么，并且知道各种体系和方法的利弊得失。引入或者使用一种研究方法或者分析工具，需要对其有全面系统的准确把握，需要从逻辑上去梳理，需要用不同时代的大量个案去验证，需要通过异质对象之间差异去比较。一个新概念提出、一种新分析方法的确立非常艰辛，希望中国能在短期内建立在世界日本学研究领域的话语权谈何容易？正如李薇所言，我们“距离构建中国的日本研究范式还有相当长的路程要走”。

第二，由于技术进步和更全面的语言、理论训练，中国年轻一代日本研究者是有可能在原典解读和方法运用两个方面取得更大成绩。以前说使用一手资料，主要指的是去图书馆、资料库里阅读原著手稿、传统档案文献、不同时代的报刊杂志等纸质材料或者胶片，由于大规模的电子数据化及传输速度的不断提高，通过网络在千里之外就可以便利地利用各种数据库与电子资源。例如，研究日本政治、法律、经济、社会等等各个方面，离不开对日本国家政策形成过程的全面考察，日本已经公开的海量原始资料应该得到更多重视。日本已经开放了三个完整的与议会有关的数据库：一个是帝国议会会议录数据库，主要收录战前议会记录，从明治23年(1890)11月开始到昭和22年(1947)3月所有讨论的文字和图像都可以检索阅览； 另外一个是日本国会会议录数据库，收录战后议会记录，从昭和22年(1947)5月开始的第一次国会直到现在日本议会所有讨论的文字和图像都可以检索阅览。这两个数据库资料翔实真实，甚至包括不同时代议员的口头禅、会场上的掌声都有记录，而且无需任何密码、完全免费，随时都可以登录随意下载。第三个是日本法令索引，包括明治19年(1866)2月开始向日本历代议会提出的法案及关于法令的修改废止经过、所有法案的审议过程等等。

如此便利、权威的资料，此前中国日本学术界总体利用的数量还是非常少，如华中师范大学教授孙立祥在研究战后赔偿、中国传媒大学教授刘建平在钓鱼岛问题研究中都很好地利用了这些资料，完成了高质量的学术论文。新一代青年学者更迅速地接受和更积极地利用这些数据库。以上述三个资料库为例，如吉林大学田野（刘徳斌教授指导）的博士毕业论文《战后日本赔偿外交研究(1945-1977)》、中国社会科学院舒方鸿（崔世广研究员指导）的博士毕业论文《战后日本和平主义思想研究》、华东师范大学张建伟（崔丕教授指导）的博士毕业论文《美日“冲绳密约”研究：围绕军用土地问题的外交、政治与地方政策》，以及中国社会科学院刘骥跃（吴怀中研究员指导）的硕士毕业论文《安倍晋三对华认知研究：以国会议事录(2013-2018)为中心的考察》等都有利用，为论文提供了扎实的论据，而且近几年来有不断增加的趋势，着实令人高兴。在传统的研究习惯中，原典与一手资料的潜心解读与直接引用是学术研究的基础，也是根本。但原典和一手资料是不是会“其义自见”？即便是当事人的著作或者记录，由于时间差异和种种禁忌，无法保证其叙述就是历史的真实。同样，面对同样的文字，不同时代、不同国家甚至同一个解读者在自己学术生涯的不同时期解释都不尽相同。正如自然科学研究一样，面对着同一个研究对象，需要不同科学家用不同仪器、通过不同方式去进行研究，通过人眼观察描述的物体状态和通过电子显微镜观察描述的物体构成肯定大相径庭，但由此来争论孰对孰错是毫无意义的，人眼和电子显微镜其实就可以理解为研究方法，在不同层面上需要更有解释力的工具来完成我们对这个世界和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约瑟夫·奈曾提醒我们：“单靠理论或者历史是不足以解释问题的。那些主张通过叙述事实来理解问题的历史学家，没有告诉我们他们在选择事实的时候所遵循和隐藏着的原则。政治学家也犯了同样的错误，他们孤立和沉迷于抽象要领的迷津之中，把自己头脑中的构想当做现实。我们只有往返于历史和理论之间才能够避免这样的错误。”

中国的日本研究界年轻一代的努力很让人振奋，他们在立足原典和一手资料的基础上，大胆尝试采取更为科学的研究手段，为我们揭示了很多此前通过局部的、简单的原始文本阅读很难得到的启示，提出有趣的问题，给出非常有说服力的回答。如上海外国语大学副教授曾婧通过运用文本数据建模的政治语言学的研究方法，使用基于统计学原理对政策相关文本进行文本数据抽样和数据挖掘。样本选择了日本首相官邸的《历代总理的时政方针与所信表明演讲》数据库，施政方针演说概述该年度政府的基本方针和政策，所信表明演说则全面表明首相个人的政治抱负和治国方略，是日本政府治国理念和政策偏好的最重要体现，同时演讲场合相对一致，演讲频次分布均匀，特别适于分析日本政府的意识形态变化。样本包括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70年内（1945年9月至2015年2月）发表的172次国会演讲。在通过软件进行词频统计分析、政策关键词相关性分析，然后以实际国民生产总值（GDP）增长率为因变量，以同一时期所有政策关键词的年平均频次为自变量建立回归模型，得到了很多有启发的结论，“日本的安全政策偏好和经济政策偏好总体上呈负相关趋势，当经济手段能够有效促进经济增长时，安全政策变动趋于缓和；当经济手段对经济状况的改善效果并不明显时，日本政府倾向于上调安全防卫等级”。

如果仅仅通过传统的原典分析，单个学者是无法处理如此庞大的资料，更难找到长期性的规律特征。类似这种努力还可以从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研究员张建立关于日本大国意识的研究中得到了体现。他选择的一手史料是日本内阁府发布的“外交舆论调查”数据库和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田中明彦研究室的《日本政治与国际关系数据库》，研究方法则借鉴了心理文化学中“情感性地位”需求，结论同样让人耳目一新。

再比如，中国学术界讨论了多年关于日本人的战争道歉问题，从两国政府的新闻公报、中日外交解密档案、两国外交官回忆录等一手资料出发的研究成果斐然。大连外国语大学博士生张婷婷的研究则别出心裁，她使用了日本国立国语研究所开发的《现代日语书写语言均衡语料库》和《日本政治交际语料库》，其中包括了历届总理大臣、内阁官房长官及外务大臣的演说、谈话文本，以及日本四大报纸（朝日、每日、读卖、产经）中的相关采访、社评等丰富的内容。文章区分了四种致歉方式并分别在庞大的资料库中统计使用状况，同时进行语用实例分析，作者发现“在日本的政治交际活动中，情感表白型致歉表达方式较之其他三种类型（直接道歉型、请求原谅型、承认过错型）而言使用率略高”，其背后的考量是“情感表白型不仅巧妙地摆脱了被动的立场，且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了因复述冒犯行为（有失偏颇、不够完整等）所引发的再度争议、武力冲突等问题发生的可能”。大数据总结出日本政治交际活动的总体特征，有助于我们更深刻理解中日之间在这个过程中出现的矛盾。

第三，随着全球化的发展，中国的日本研究也面临国际化的问题。这个国际化包括两个层面的含义：一个层面是中国的日本研究不能闭门造车、自说自话，必须要与包括日本在内的世界各国日本研究学者进行交流，在学术探讨中互相启发、共同提高。这集中体现在多年来大批欧美、亚洲其他国家和地区学者的日本研究作品翻译成中文。其中，商务印书馆着力甚多，在其推出的“日本丛书”中，包括学界熟悉的很多欧美学者的日本研究名著，如诺曼的《日本维新史》、本尼迪克特的《菊与刀》、赖肖尔的《当代日本人》、弗洛伊斯的《日欧比较文化》等等。中国读者熟悉的美国学者傅高义（Ezra Feivel Vogel）的多部日本研究著作都被翻译成了中文，如《日本名列第一：对美国的教训》《日本的成功与美国的复兴 再论日本名列第一》《日本新中产阶级》，以及即将出版的《中日关系史》等。此外，约翰逊的《通产省与日本奇迹》、比克斯的《真相：裕仁天皇与侵华战争》、塞缪尔斯的《日本大战略与东亚的未来》、道尔的《拥抱战败：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日本》等等都是中国日本研究者的必读作品。复旦大学教授贺平将这些西方日本学研究成果译介的意义，上升到了中国日本研究在国际学术体系中的地位与本土学术主体性建构的高度来认识。

与此同时，中国日本学界还积极走出去、请进来，通过设立论坛，举行国际会议等方式与各个国家、地区的同行进行交流。比较稳定和成功的如北京日本学研究中心、南开大学等国内高校与日本、韩国、中国台湾地区的高校举办的“东亚日本研究论坛”，已经坚持了10年，与会国家、地区轮流主办，就共同关心的研究课题展开坦诚交流。北京日本学研究中心与韩国高丽大学、日本筑波大学多年来一直在举办“东亚青年学者共同研究论坛”，2017年的主题是“日本研究的多样性”，2019年的主题是“令和时代的日本研究”，都是非常精彩的选题。北京大学则参加了亚洲区域整合的东亚大学院（East Asian University Institute: EAUI），这是由日本早稻田大学亚太研究科发起，是以欧盟的伊拉斯谟世界项目为范本的一项高等教育交流计划，对标的是欧盟的欧洲大学院。合作成员包括北京大学、韩国高丽大学、泰国法政大学、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等五所学校。从2012年至今，五校轮流举办了十多次暑期班（冬季班）活动，其中，与日本相关的研究非常多。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作为中国方面实施单位，每次派出约2-3名教师和5名硕士、博士研究生参加。类似这样的活动，对于加强国际合作、拓展我们的研究范围、培养未来更加具有世界视野的年轻一代日本研究学者具有重要意义。

另一方面，中国日本研究的国际化意味着要把日本研究放在东亚、放在亚洲、放在世界来思考，打破简单的区域研究隔阂、学科分野的隔阂，不断壮大比较研究和跨学科研究的学者队伍；同时，要充分利用目前我们综合国力提高后带来的诸多便利条件，扎扎实实地长期俯下身去做好田野调查。也真诚希望国内各个日本研究机构能够精诚合作，群策群力来推动中国的日本研究高质量地发展。

美国的日本研究代表性人物吉拉德·卡蒂斯（Gerald L. Curtis）教授的研究是很好的例证。1967年，他在读研究生的时候到日本进行调研，正赶上众议院第31次总选举，在中曾根康弘的介绍下，有机会加入大分县二区自民党众议员参选人佐藤文生的选举阵营，在一年的时间里他与佐藤文生及其后援会的支持者们一起食宿，贴近观察从佐藤参选开始到最终第一次当选整个选举活动的全过程。在掌握了选举所有细节之后，他运用自己熟悉的政治学理论进行归纳总结，很快就出版了《议员的产生：日本式选举运动的研究》， 随后还推出《日本政治的逻辑：领导者，制度和变革的局限》等一系列经典之作。他依靠在日本政、官、财、媒体等各界长期积累的人际关系网络，对日本社会不同层面发生的变化都能迅速找到核心人物访谈，也就能够拿出相对比较权威的解释和有针对性的预测。但卡蒂斯教授并不是只盯着日本一个国家，他年轻的时候对中国和东亚其他国家也很感兴趣，后来也发表了关于美韩关系的研究，2010年，他和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王缉思、日本庆应大学教授国分良成合编了中美日三边关系的著作。

显然只有扎根日本，然后再跳出日本、放在东亚乃至全球的视野下，才能更好理解日本。中国学者也有类似这种努力。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尚会鹏的日本人论研究就比较典型。他先后涉猎了本尼迪克特的文化与人格学派、土居健郎的娇宠理论、中根千枝的纵式社会论，许烺光的心理人类学研究， 在反复研判的基础上提出了心理文化学的研究视角，将日本人的基本人际状态称为“缘人”，相对应地把中国人的基本人际状态称为“伦人”，进而从自我认知模式、情感模式、交换模式、人与集团的关系等层面，勾勒出日本的“文化基因”。与此同时，他还是印度社会文化研究专家， 用心理文化学的分析框架将包括中国在内亚洲三个国家共同纳入自己的研究视野。

这时候的日本不再是一个孤立的研究对象，在三种不同社会文化的比较之中，更明确地凸显出了日本的特性。与此同时，尚会鹏提出新的研究方法不是简单地坐在书斋里进行逻辑推演，而是坚持在日本、印度和中国长期做有连续性的田野调查，并且将调查结果与大量文本资料进行比对和验证。经过几十年的努力，尚会鹏的研究方法和研究成果得到中日两国学界的承认，已经有多册日文版著作在日本出版，引起热烈讨论。2016年7月20日的《朝日新闻》的“东亚之窗”栏目专门刊登了对尚会鹏的专访。

记得在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建所30周年之际，时任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的陈奎元写下了这样的题词：“论往昔，中华东瀛为友为敌是非在；望前程，环宇生民是福是祸总相关。”回顾中国研究日本的漫长历史，可以发现，中日两国有过生生不息的文化交流，有过血与火的兵戈相见，全面研究那段历史是正确认识历史的前提；改革开放以后，中日之间有过“蜜月”时期的高潮，也有过双方民间好感度不断恶化的低谷。目前，中日两国都在共同应对新冠状肺炎病毒的肆虐，在一个世界命运共同体日渐形成的今天，中日之间有太多需要互相合作的领域。两个国家的关系不仅仅关系两国国民的福祉，对于整个亚洲乃至世界的繁荣和稳定都具有重大意义。因此，如何继承前贤的传统，在时代大潮激荡之中放眼世界，更加全面、更加冷静地剖析日本，是中国日本研究学者们责无旁贷的使命。

初晓波：  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党委书记、教授，北京大学中外人文交流研究基地学术委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