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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里山”1的认识,在过去的日本史研究中常常作为历史的脉络、空间加以描述,其生成和维持的社会条件成为研究日本史无法绕开的问题,并作为日本历史进程中的“地域共同体”为学界所熟知。20世纪七八十年代以来,随着环境问题研究日益受到关注,日本学界对“里山”的研究也从中世2史料中作为人们生产、生活的“空间概念”,发展成为日本环境史学的重要研究路径与学术创新领域。日本学界基本形成了大致认识,“共同使用里山的传统惯例,被认为是实现了构筑人和自然环境可持续发展关系的自然共生社会。这种既非公有又非私有,其共同所有、利用的状态被定位为‘公有’(commons),而使用的共同性恰好是实现资源可持续利用的关键。这一‘公有论’还被引入日本史研究当中,特别是对资源的共同管理和利用”。3里山概念在21世纪,从日本环境史研究的一个专业术语跨越为日本现代国家治理中的重要理念,反映了日本的史学理论研究与时俱进,对现代国家治理理念产生了重要影响。2002年,千叶县制定了《里山条例》后,迅速成为日本地方社会治理的重要规则。2010年10月,联合国《生物多样性条约》第十次缔约国会议在名古屋召开,日本借此机会提出了“SATOYAMA Initiative”(里山倡议),不仅使里山一词成为日本在保护生物多样性领域的重要知识贡献,更让该理念成为国际通用名词。4
随着里山概念在现实环境保护、社会治理中发挥的功用日益突出,日本学界关于里山的环境史研究成果日益丰富,涵盖了中世的庄园史与生业史、5近世的生活史、近代的民俗史、现当代的环境生态多样性与可持续发展问题,特别是将其视为“突破了生态系或环境问题,上升为重新思考人类价值观的问题”,6进行了各种创新性研究。不过,中国学界对日本环境史研究中的里山问题缺乏足够关注与探讨,只是将里山问题研究限定于当前乡村治理借鉴。7鉴于此,笔者尝试对日本首倡的里山问题研究情况加以梳理,希望从里山的学术研究成果中管窥一豹,掌握日本学界在环境史研究领域的努力及学科未来的发展方向,以供中国学界参考。
一、从里山概念看日本环境史研究的趋向
“日本的环境史学发展不同于美国及欧洲,它从一开始就分散在各个学科领域下”,8而且在其发展路径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个学术来源就是日本传统史学研究中的灾害史、土地开发史。里山概念因为与日本中世、近世环境史研究中的灾害、土地开发、民俗等问题研究存在着密切关联,这样的学术背景为里山概念成为日本环境史学界重要的研究对象提供了坚实的学术基础,其概念也随着日本环境史研究的不断深化而发展。
(一)作为资源的里山
根据日本学者研究,日语的“里山”最早可以追溯到1661年,当时佐贺的“山方付申渡条”中记有“里山方”;91663年,加贺藩的“改作所旧记”中有“里山廻”和“奥山廻”的记述;101713年,秋田藩的“林取立役定书”中对役员管理林场范围记有“深山、里山、野场”。11由此可见,环境史研究中广被提及的里山概念,最初只是作为地方林业史料记载、用以区别“深山”(相对远离人类社会的山林)的地理概念表述,其主要功能体现于人类对索取不同自然资源的区分,当然这其中也蕴含着距离村落远近的界定。这种表述此后散见于日本一些地方志史,尚未与现代环境问题产生直接关联。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日本为迅速恢复经济,于1947年12月成立了经济安定本部资源委员会,内设第四分科会的“内地林分科会”对里山有过描述:“开发内地森林,利用好沉睡着的未加利用的林业资源,减轻里山过量的负担并使其休养生息,必须让其恢复生产力……防止里山的荒废以求保护不安定的国土,为重建经济能够顺利地提供必要的建设材料、生活材料,需要紧急开发内地森林。”任职于该委员会土地部会的法学家平野义太郎,已经意识到里山环境资源与人类社会的密切关系,主张:“荒废山地、滥伐里山必然与社会经济构成相联系,这关系到山民和村民的阶级分化、山林所有权、山林管理形态(国有、共有、地主所有、贫中农共有),现在如果滥伐里山必然导致通货膨胀或农业再生产的缩小。”12这种认识是基于马克思主义和地域住民角度对里山的分析,虽然涉及人类生活环境的问题,但总体上认为里山周边的农民只是从经济利益出发植树,因此主张对土地进行综合利用,制定合理的植树造林计划,促进里山农民形成自主性等。日本在战后的一段时间,深受这种认识的影响,从经济利益视角出发将里山单纯地视作人类生产、生活的资源来源地之一。
(二)景观和空间里的里山
20世纪60年代开始,随着日本经济进入高速增长时期,严重的生态环境问题相伴而生,此后里山作为环境史研究的重要对象登上历史舞台。生态学者四手井纲英在2000年回顾了自己对里山问题的研究史,认为里山一词早期主要指“农用林”,且限于林学专家使用,对于普通民众而言是一个难以理解的词语,这种状况在20世纪70年代发生了变化,之后不再用“农用林”加以表述,指的是相比内陆山林而言的村落旁边的山林,通过地理的远近让人们更好的理解该词。13在此基础上,再从造林技术和林业政策方面吸收森林生态学,重新思考包括里山在内的林业所应具有的状态。他在20世纪70年代尝试对里山加以定义:“作为可以伐薪烧炭、采集野草的场地为人们所利用,且距离村落近的农用林就是里山。”14这个定义超越了单纯从地理远近理解的里山,而将里山与人类的生产、生活紧密结合起来。此后,随着日本城市化进程加速,人们身边的农村自然景观逐步消失,带来人们保护自然意识的提升。到80年代出现了从生活空间视角对里山的研究,樋口忠彦根据日本在多样性地形环境与风水思想基础上的土地使用状态,将日本村落的景观进行划分,其中日本大多数的村落属于“山边”的景观,即“藏风得水……背后有山,左右有丘陵,前方为开阔地”;15福田从日本村落的构造入手,勾勒日本人生活村落的功能是一种同心圆结构:“村落(居住)—旷野(耕地)—山(采草、林木)。”16他们对里山的解释,进一步突破了70年代认为里山作为伐薪烧炭、采集野草的资源功能意识,更加注重植根于里山的人类生活空间和景观的认识。
进入20世纪90年代,日本学界在空间、景观意识的基础上,开始从生态学视角探讨人的管理与生物群体之间的关系,即对里山的环境要素进行具体的界定与探讨。犬井正以关东平原地区的里山平地林作为研究对象,探讨人与自然之间实现循环共生的关键,在于使里山的人工次生林形成可持续、循环的地区。17藤井英二朗以农村生态系统作为指标,对村落社会的堆肥利用、能源使用等进行了详细调查,从循环型社会的工学技术体系分析,认为里山在村落社会的循环结构与功能中发挥了重要作用。18十代田朗、安岛博幸、武井之以武藏野为研究对象,将里山作为一个整体空间,探讨了里山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的分布和土地利用情况;19中村俊彦将“传统农村、里山”理解为传统农村自然环境的丰饶体现在资源、能源的自给自足,村落、水田、杂树林等与人类之间形成了相互镶嵌、相互搭配的空间,20在此基础上形成了以人为中心的人、自然、文化为一体空间领域的“景相单位”。21正是基于日本学界对里山环境史的探讨,里山因此成为“人与自然共生”的典型,大致可以理解为其土地利用是依靠人们对林地的定期砍伐和恢复、农业活动、水路和池塘等进行管理与维持,然后形成了人与自然密切相关的地方文化。日本社会对里山环境史的认可也迅速增强,“里山运动”日益兴盛起来。据2000年日本自然保护协会的“里或亲近自然的活动”报告统计,组建与里山活动相关的市民团体在20世纪60年代平均每年1个,70年代年均5个,80年代增至年均15个,90年后达年均61个,特别是1995年以来更是年均82个。22
(三)强调生物多样性的里山
对于里山在保护生物多样性方面的探讨,日本学界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有过一些尝试。浜荣一、石井实等已经提及随着里山被开发为城市用地变成城市区域,或由于人口过疏而停止对里山的植物进行管理后,以及包括农业形态发生变化带来了生物物种栖息地的剧烈变动,导致那些被人们视为害虫和杂草的生物濒临灭绝的境地,由此提出为保护特定的生物物种或种群,需要对里山的植物、动物、昆虫等加以人工干预和管理。231998年版的《国语辞典》(第五版)中,里山被定义为:与生活有联系的山、森林。就整体而言,21世纪以来,日本学界对环境问题的重视日渐兴起,先后对共生社会、循环型社会、低碳社会、环境再生等问题进行过诸多讨论。日本环境史学界对里山问题的探讨基本形成共识,应该将里山和人的关系定义为生活周边环境的整体,且需要从多样性的环境联系视角对里山进行更为细致的研究,认为里山体现了多样性土地利用的马赛克式结构,并让不同种类的动植物能够在此繁衍生息,实现普遍高水平环境的生物多样性。正如鹫谷指出,特别对那些需要多种不同栖息地的蜻蜓类种群而言,这种马赛克式的生态构造能够为他们提供合适的空间与栖息地。24学界的研究动向还推动了日本政府就里山环境问题采取前瞻性姿态,先是在2010年提出以强调生物多样性为主要论点的“里山倡议”;接着又在2012年8月制定了《生物多样性国家战略2012—2020》,指出里山是该战略中极为重要的一部分,“需要形成一个包括水田、水路、蓄水池、杂木林、镇守神祗的森林、树篱笆、人类适当的维持与管理在内的多样性环境网络,通过可持续的农林业经营,维持多样的野生生物生息、繁育的生物多样性丰富的空间”。25
今村彰生、汤本贵和、辻野亮在《环境史是什么》一文中,就生物多样性展开讨论之际也是以里山为例进行了论述,他们将里山的多样性通过食物链图加以描述,认为里山的网络状食物链在其他生态系中亦是如此,从而强调生态系就是多样性生物共同编织出多样联系和孕育丰富多彩生物的世界。26此后,汤本贵和还将生态多样性、生态系的概念用于探讨里山的“人和植物的历史”,指出“现实世界中到处都是人为自然占据了绝大多数的比重,保护仅有的原生自然从保存生物多样性视角来看十分有必要,今后要更加注意里山生态多样性的重要性,正是有了人类身边的自然才使我们能够获得大自然的恩惠并培育我们自然观”。27日本环境史的研究视角和方法通过多样性研究得到极大扩展和细化。日本学界在研究里山的物种和栖息地之际,不仅考虑人类从事农业生产所引起的环境变化,更关注整个环境系统的时空变化。这就有了生活史视角的诸多成果,如有研究蝌蚪、田龟、昆虫、淡水鱼等是如何在人类农业生产活动形成的水塘、水田之间繁衍、生息、移动;研究用于烧炭的森林在定期砍伐后,对某些具体的动植物(鸟类、蝴蝶等)栖息造成的影响等。
上述不同时期的里山研究表明,日本学界尝试从环境史视角对里山研究进行多维度探讨,并持续不断地尝试对里山研究进行范式创新,从中可见越来越多的日本学者认为里山的理念体现为:人与自然的共生和循环、传统知识和现代知识的融合、创造出新的共同体。
二、日本中世环境史研究中的里山
日本学界从历史学的视角对里山进行了较多梳理,特别是对中世山林利用与管理的史料进行了广泛搜集与整理,对表现里山空间的历史学概念进行了整理与讨论。这种尝试不仅深化了中世史研究,还将枯燥的史料与现代日本人的生活空间、百姓生业之间构建了现实联系,使环境史强烈的现实关照直接为现代生态文明建设提供深厚的历史经验和思想文化。因此,近年来日本环境史学界在中世史研究方面成果颇多,“具体表现在开发史、村落史的研究力度得到加强……历史学者通过科技考古的手段对古环境进行复原,进而从宏观角度还原人类发展史上的环境变迁”。28
水野章二是日本环境史学者中对中世里山问题研究取得突出成绩的学者,笔者拟以水野的里山研究为例进行分析,以期说明日本中世环境史学界在里山问题研究领域的创新与特点。
(一)水野章二的里山研究与日本中世环境史
日本中世环境史研究整体走向,呈现为从关注地球规模的气候变动到关注城市和农村“生业”细节的研究。从“生业”视角开展中世环境史研究可谓是日本环境史研究的重要学术脉络与特色,日本中世环境史研究学者鉴于环境史问题研究固有的多面性、包容性和关联性等,从各自的研究方法、问题意识出发,主要从“生业村落论”、山村生业多样性、生业与村落关系等展开研究。29水野章二所倡导的里山研究,是日本以“生业”为中心的村落、地方社会的中世环境史研究的重要一环。
20世纪70年代,日本中世史研究受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产业论的影响,开始从水田稻作中心批判史观、农民以外非水稻耕作的生业展开研究,由此网野善彦更关注古代日本村落社会中的“无缘”性,提出日本村落社会是由多种多样生业维系的观点。30网野阐述了非农民集体的“职人”组成了百姓的生业,为日本传统中世史研究提供了生业多样性的研究方向,并开启此后多样性的中世环境史研究。但是,直到80年代,日本中世史研究还是在传统水田稻作和开发论中展开研究,并未出现真正意义上的环境史转向。水野研究的重要性就在于,他吸收了生业与自然环境有着重要联系的观点,提出了从“人与自然关系”视角研究生业的思路,对日本中世村落研究的阶级论、构造论所不曾论及的部分展开历史分析。他根据村民生业与自然关系亲疏,将村落的领域划分为村、平原、山、里山等四个部分,勾勒一个与自然有着不同关系度的丰富多彩的村落。31水野的研究成果对日本中世环境史研究具有重要的推动作用。春田直纪沿着“人与自然关系”的研究思路,提出了生业村落论,从海村、山村的环境视角出发,研究生业变化与村民和统治权力变化的关系;提出不同的功用利益集团形成不同生活样式状态,并基于不同的“场”(空间)形成技术条件相对稳定的生业“场”,村落间围绕生业“场”而形成新的社会秩序。32因此,可以说水野为日本中世生业史研究提出了一个“人与自然关系”交织的空间概念。沿着这条研究脉络,佐野静代以日本的河流、湖泊作为生业“场”探讨周边人们的生活状况。33高木德郎从“人与自然的关系史”,指出庄园是具有多种资源、多种主体的系统,围绕生业冲突引起否定资源占有的多重性,由此诞生了对环境实施一元化管理的“惣村”。34
同时,“人与自然关系”的空间概念还带来日本中世环境史研究对山村所在“山”的研究日益兴盛。水野在上述四种村落领域研究基础上,将研究目光聚焦于与人最接近那部分的自然——里山,撰写了日本中世环境史颇具代表性的著作《里山的成立——中世的环境与资源》。35水野的研究体现了日本学界对里山研究日益兴盛的一个侧面,是环境史进行多样化研究的一种重要尝试,且水野视角中的里山已经超出中世环境史领域,并成为接近现实政治与国家治理的一个概念。
(二)《里山的成立——中世的环境与资源》的各章内容
该书共分为八章。序章“围绕里山的视角”从里山的定义、生态系统服务和保护生物多样性的角度,对里山所具有的价值与意义加以概述,明确指出其研究重点在于探讨村落生产、生活的人与里山自然环境的关系及里山的形成。第一章“中世的后山”,水野以中世的村落为中心,认为日本在中世之前的山林、野地是“公私共利”原则,成为国家公权力无法触及的地方,随着中世庄园的扩大,庄园领主和地头开始将山林、野地纳入其权力支配之下,能够以“公”的性质垄断同心圆状的村落领地(村落、田园、近邻的山、深山)。第二章“庄园制和里山”,以琵琶湖、淀川等为例,讨论了通过反对国司对公地“山川泽薮”进行垄断统治的斗争,使包括庄园在内的“山野河海”逐步转到庄园领主的统治之下。第三章“从史料看中世里山”,主要介绍了山地民众的职业和环境,以及林地纠纷和公地使用情况。第四章“里山空间的实态和绘画史料”,通过不同绘卷、庄园绘图,讲述日本不同地区的庄园情况。第五章“树林的多面功能”,分析了中世纪的山林,不仅仅是单纯的木材供给来源地,还有保护环境、防止土砂灾害、水源涵养、造福生产环境等方面作用。第六章“中世里山的资源管理”,描述了中世时期从山间到平原的各种村落,在庄园制统治下利用山野资源的情况,既有过度利用山林资源导致山林衰退的情况,也有为了可持续性地利用森林资源以确保京都的木材需求,而不允许在短期内砍伐森林,并形成了广域范围的山林管理体系。在水野看来,为了执行这种“可持续性的资源管理”,村落之间形成了村落共同体,并就里山的管理制定“惣规”。终章“中世的生活环境”,水野以近江国的菅浦渔村为例,认为“里山空间”最大限度地为人们提供各种“生业”,不能将非农民及其生业与村落切割开来理解,并以此批判网野善彦的研究中认为里山对非农民群体来说是“无缘之地”的判断,最多只能说是里山在水田耕种的整体生业中所占比重较少。36水野认为中世各种个性鲜明的地区景观被囊括进“里山空间”,通过人们长期在生产生活中形成了具有合理性、功能性的农业、渔业、林业、流通等“生业”。
(三)从环境史视角看水野对里山研究的创新
关于里山概念,现代日本赋予其具有可持续利用资源、环境保护等内涵,但在中世的史料中并没有明确的里山表述,于是水野在《里山的成立——中世的环境与资源》中创造性地使用了“里山空间”的概念。他在书中通过丰富的事例,从历史视角描绘里山的空间,并阐述其生成与维持的社会条件,且认定其具有“地区共同体”的地位与功能。通过众多事例描述“里山空间”中生业的情况,从而勾画出中世日本的人与自然的关系及根本性的环境问题,这种研究手法与网野善彦的研究方法颇为相似。水野将产生“里山空间”的中世村落及其活动作为考察对象,就中世的村落自然条件、与城市的距离、邻村之间的争斗及与中央政权之间的联系等几个视角,以山野的利用为线索,使读者在不经意中可以隐约看到中世的里山生活。该书在研究中强烈的现实关照,处处可见水野提倡通过保全传统的、自然的、可持续利用的生物多样性,实现与自然共生和环境保护。其中,水野对“公有论”的探讨,在他看来,既非公共又非私有,采取了共同所有、共同使用的传统行为习惯,是实现与自然共生、人与自然构筑可持续性发展的有力保障。这种强调对里山资源的共同管理与利用的“公有论”是日本环境史研究近年来的一大创新,相比此前网野善彦的“无缘”讨论,更具历史的温度。
水野指出日本中世的山野资源利用的前提条件,是民众对里山管理与产出投入了大量劳动,故里山的资源具有强烈的垄断性色彩。中世“里山空间”的实际利用情况,有如下几点值得关注。37
第一,“里山空间”在中世庄园研究中占有重要位置,而日本中世史缺乏从环境史视角对“里山空间”展开研究。关于中世环境史问题的记述史料,大部分潜藏于中世庄园的裁判相关文件、征税、财产继承登记与证明等史料中,从中可见人们是如何支配并占有里山的情况。这就导致史料中缺乏民众日常利用里山情况的记述,导致网野善彦的研究只就该问题讨论实际占有情况,因此将其解释为“无缘性”,缺少对“山野河海”在地区共有过程中形成“地区公有”方面的探讨。
第二,就上述研究倾向,水野为反驳网野善彦以山林的“无缘性”为依据而强调里山的圣域性,他举例说明人们为了躲避权力、战争灾难,往往短期性地躲进里山,以此证明其所主张的共同利用“里山空间”的论点。这也是从环境史视角探讨当地村落具体情况的研究思路,在很大程度上补充了传统史学中偏重研究领主如何建立庄园、庄园如何反作用于中央政权等问题的局限。
第三,日本社会近年来存在一种想象的误区,将历史上里山的功用加以过度的“环境美化解读”, 认为传统的农耕社会、狩猎社会、民俗社会是一种循环、可持续发展的社会,体现了和谐与共生,38甚至以此促使日本“出现了田园回归的潮流,特别是以东京等大城市的人居多”。39水野对此予以批评,认为日本传统农业社会并没有预设一个很明确地构建与自然和谐或共生的目标,历史上“里山的成立”是需要各种复杂的条件,并建立在一些十分偶然的条件之下,往往这些偶然条件的崩溃就会导致整个社会陷入失衡或崩溃。
总之,里山作为日本历史上与人们生产、生活最为接近的环境,从环境史视角加以解读之际,需要从跨人文、自然、社会等学科的视角加以思考,水野尝试对日本里山构建概念、范围、公私价值观、统治秩序等,此可谓是颇具创新意义的环境史研究。
三、环境史研究范式中的“里”与“山”关系
目前,里山研究作为日本环境史研究的重要学术争鸣地日益受到重视。丸山德次认为日本的环境史研究深受美国的环境伦理学影响,导致主流的环境伦理学为克服人类中心主义而坚持“自然的价值论”,作为“自然”的根本是未加入人类影响的“原生自然”,但里山是“加入人类影响的自然”。因此,在他看来,里山研究需要涉及二次性自然和“文化性自然”。40丸山指出了日本学界展开环境史研究的两大范式(生态分析和文化分析),他们尝试深入探讨该问题,并致力推动环境史研究更好地服务于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共处。
(一)“里”与“山”的生态分析
如前所述,在水野的研究中,已经从可持续发展角度指出了里山并不是想象中的那么美好,实际上在平安时代末期,由于“后山”等词汇变成专指用作薪炭、肥料使用的森林,因此作为与“奥山(深山)”相区别的里山已经处在“开发的最前线”。这种研究倾向在日本近世史学界研究里山的学者中也有所体现,斋藤修在《环境的经济史——森林、市场、国家》中提出了相似观点,认为江户时代的日本森林资源已经陷入枯竭,而明治政府能够避免森林崩溃、文明崩溃的原因,就在于国家和地方政府的行政行为与市场机制共同发挥了现代管理作用。41
部分日本环境史学者强烈批评过度美化里山环境生态可持续性的观点,他们从史料和考古发掘讨论所谓里山到底是什么样的自然环境,以及这个概念是如何产生的。北条胜贵提出:“日本的历史上是否存在过今天我们所幻想的‘里山’呢?在引起热议的《里山资本主义》42讨论中,将里山设定为列岛原生的景观加以阐述,在我看来,这只是一种空论。列岛各地遍布‘里山’,那就无法维持这样多的日本人口数量了。”43从现有的日本环境考古学研究成果来看,古代日本人对列岛保持了较长时间的开发,各个时代的开发对列岛的环境都造成了明显影响,在中世的庄园经济中,里山还是一种颇为值得称道的“可持续发展”经济范式,并对水田经济的水土涵养起到重要作用;但到江户时期,尤其是江户末期,随着人口增殖和滥伐山林,以远近角度判断村落周围的里山实际上已经呈现为大面积遍布一些低矮灌木和杂草丛生的荒山了,这也是江户时期洪水肆虐的直接原因。44水本邦彦将关西地区日根野村前后相距450年左右的中世和近世加以比较,从村落布局和环境史料可见:“过去的‘荒野’全部消失……持续性的人类活动和生产生活,不断地开发水田、旱田的农业……水田和村落扩大导致农村风貌出现巨大变化。”45小椋纯一认为在江户时代随着人口和耕地面积的扩大,以及“割草堆肥”方法的推广,日本列岛的草山迅速扩大,而追溯里山的历史大多是草山而已。46山田昌久从木材使用角度,引用17世纪阳明学者熊泽蕃山对当时的列岛环境发出那句著名感慨,“天下山林,十有八尽”,指出江户时代的日本砍伐木材数量极为庞大。47从这些研究脉络可见,日本环境史学界存在一种观点,认为中世、近世的日本并不存在所谓可持续发展和自然环境丰富多彩的里山,在他们看来农业时代日本农村周围的里山恰恰是处于一种“荒山”的状态。他们从生态视角进行的批判性学术反思,很大程度上发挥了环境史学研究的现实关照功能,研究成果也成为一面镜子深刻地照射着“人类中心主义”的价值取向。
(二)“里”与“山”的文化分析
日本学界还希望从里山的历史或历史中的里山汲取发展的经验与教训。目前,日本环境史学界对里山研究的认知,主要是形成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经济高速发展时期,随着战后停止对山林的大规模砍伐,经济快速复苏,以及第三次产业革命中石油、天然气的迅速普及,导致一方面是日本农业经济所占的比重逐渐下降,另一方面人们对山林砍伐和使用的频度与强度也在下降。随着人工造林的速度加快,到20世纪60年代以后,日本乡村周围的里山再度被森林覆盖。48与此同时,日本经历了战后最为严重的环境公害问题,迫使学界开始反思如何实现可持续发展,日本历史学界从日本传统社会的要素中很快找到了以里山为代表的农业社会发展范式。通过大量的环境考古学研究,学界出现了一大批关于中世相对独立的庄园村落周边森林的研究成果,将里山视为可持续发展、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古典社会代表。
正是基于研究倾向的影响,里山研究日益形成,并赋予里山许多清晰可见的历史场景,这种研究思路还深刻影响并推动了“里湖”49“里海”50的研究。不过,在研究“里山”“里湖”“里海”的历史环境景观中,人们弄清了日本传统村落社会的周边环境、形成村落的条件,开始对里山分布及土地利用形态的变化展开研究,这就促成了此后日本学界更加关注具有多样性生物和多样性文化的环境,或者说更强调研究人与里山环境多样变化而产生的精神层面的变化。以环境民俗领域为例,开始强调研究“村—原野—山”为同心圆结构的村落范式,提倡研究生活景观的重要性。这种研究的内在动力驱使着部分研究环境民俗的学者转向环境史研究,专注于分析构成生活景观的内部机制与原因。于是,日本学界注重分析里山的生产活动和从事农耕的人类之间形成的自然景观,且这种研究手法成为日本古代环境史研究的重要方法之一。51此后,作为这种研究思路的延展,日本学界产生了日本农村风土文化52和里山文化(森林文化)53等研究成果。
如此,里山的景观中所蕴含的多样性风土人情成为环境史研究的重要对象,对里山的研究不仅包括以往学界所关注的自然环境、社会环境和经济环境,更囊括了历史文化环境。嘉田由纪子从生态学入手研究生物多样性系统,然后突出它们与人类之间形成、维持的多样性文化,并以多样性生物栖息的农山渔村的水边环境为例,推导出人类生产、游戏、宗教活动等的文化多样性。54赤岭淳从地球环境视角研究海参,强烈感受到环境主义全球化强行带来单一价值观的危险性,重视生态系统与人类形成的历史性,强调地域文化的多样性。55鬼头秀一提出了当地论和外来论(Fremde),但他强调的地方视角并没有陷入区域主义,而是在普遍性视角下对外来者与当地之间的相互作用,以及由此形成的动态性展开讨论。56本田裕子将里山生态系统与文化的关系描述为“包含了里山里海生活的里山里海文化,显然是与保护、继承丰富的生物多样性有着密切联系。我们从里山里海所获取的馈赠,不仅包括食品、日用品的材料,还有我们生活不可或缺的健康、安全、休息、治疗……因此,学习里山里海的文化,对我们的社会实现可持续发展至为重要”。57在这些日本学者看来,自然是蕴含在人类生产、生活之中的,人与自然是相互融合的,他们要研究的对象是人与自然形成的密切连接点,这个连接点不是脱离自然的人类,也不是脱离人类的自然,二者在长期的融合过程中体现为文化与自然的融合,或者说是自然环境中体现为人类文化的部分,应该成为环境史的研究对象。
日本环境史学界的两种分析范式,一方面从史料中不断对里山生态的形态进行学术性探讨,这有益于人们更清晰地从里山的历史严峻性中,思索人们心目中里山所应有的环境状态,这是环境史研究的强烈现实关照所致;另一方面,对里山所应有的环境状态的研究也从多样性入手,不仅仅关注可持续发展的生物性问题,更重视对里山的各种自然元素与人类之间形成的文化联系。日本环境史学界对里山问题的探讨,已经在探索自然、文化、历史三者的构建,在历史中探讨自然与文化的形态,这就使得探讨与人类密切相关的里山自然环境之际,不自觉地走向文化层面的分析。他们的学术成果,推动日本在2010年的《生物多样性公约》第十次缔约方会议上提出“里山倡议”,主张促进符合生物多样性原则的活动,期望实现社会与自然和谐共生,并根据自然条件进行维持、开发社会经济活动,即建立一个人类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关系。由此,里山从一种人类与自然相关联的生态系统转变为自然、风土人情和本地乡土文化的融合统一。再从学术角度看,诞生于生物多样性背景下的文化多样性的环境史研究,显然有利于环境史学的发展与探索,应该说它不仅没有削弱环境史“以自然为中心”的研究特色,反而触及人与自然关系的根本性思考,今后日本环境史研究的其他领域可能也将受到文化转向范式的影响。
结 论
里山问题提出以来,日本学界,尤其日本古代环境史学界,在几代学者的推动下,不仅完成了研究取向的几个阶段性突破,而且还在一些重要的研究点上形成了自己的学术范式。这种范式不仅使里山的历史研究更显扎实,而且使里山的环境史研究走向文化多样性的构建。日本环境史学正在尝试对“历史、自然、文化”进行学术研究的整合,并不断地接近探讨人与自然关系的最深层、最具学理性的问题。通过梳理日本的里山问题研究,人们清晰可见日本环境史研究出现文化转向的发展脉络与趋势。可以说,里山的研究方法和问题意识如今不仅被日本环境史学界接受,而且对相邻的其他交叉学科的研究产生了借鉴作用。
鉴于此,笔者认为里山研究对日本环境史研究产生的影响及其未来方向,值得我们关注。第一,对环境史研究本身而言,历经半个多世纪的里山研究堪称是日本环境史学研究的重要问题意识之一,这种问题意识创新并未削弱环境史“以自然为中心”的研究特色,反而强化了日本环境史研究探讨不同时期、不同地区的人与自然之间形成的关系,这种关系以文化形式进行了最直观的体现。显然,日本环境史学界将在文化转向以及多样性问题上继续深化研究。第二,对环境政策的影响而言,日本农林水产省的林野厅在2018年发布的最新《林业白皮书》58中,专设一节,共计8页的篇幅探讨山村、里山林问题。日本的山村面临着过疏化和高龄化的双重重压,通过环境史学的研究展示里山林拥有丰富的树木资源、水资源、美丽景观等生态系统之美,能否引发人们思考过去人类在村落生活时代与里山之间形成的饮食文化、传统文化、生活技能与智慧等一系列的文化魅力?日本的里山研究能够让城市化进程中的人们找到丰富多彩的自然,接触到传统文化的魅力,不仅是成年人的心灵疗养场所,而且是孩子们接触自然的重要来源,这种强烈的现实功能正是环境史学研究的独特魅力之处,或在未来继续推动里山研究的持续深化与不断发展。第三,日本学界围绕里山问题展开的学术探索,能够为我们构建中国特色的环境史学科提供不同的观察与思考,特别是在理论批判领域,敦促我国环境史学发展逐步从宏大叙事范式走向更加贴近民众和社会的问题叙事范式的转变。第四,中国正在加快发展“国家森林乡村”建设,北京市在全国范围率先制定和实施针对浅山地区的保护型专项规划《北京市浅山区保护规划(2017年—2035年)》(草案),日本的里山研究不仅对中国环境史学界的中国乡村环境史研究提供思路,还可对“国家森林乡村”和“对浅山地区保护”的生物多样性、文化多样性建设方面提供一些学术借鉴与启示。
注释
1日文中的“里”指的是人居住的村落,“山”与中文的山的意思基本一致;“里山”引申为与人类生产、生活十分接近的山区或森林地区,类似于中文的“浅山”概念,日本学界还进一步根据不同的生产生活环境造出了“里海”“里湖”等词。
2中世是目前日本历史分期中的一个时期,从镰仓幕府成立至江户幕府成立,即1185—1603年。
3佐藤啓介「書評水野章二著『里山の成立——中世の環境と資源』」、総合地球環境学研究所『気候適応史プロジェクト成果報告書 2』、2015年、73頁。
4“里山”一词,在2010年的《生物多样性公约》第十次缔约方会为国际所接受,英文为SATOYAMA。
5“生业”指的是维持生活的工作,从自然所拥有的多样功能中发挥对劳动、生活起作用的种种有价值的行为。参见春田直紀「中世の海村と山村——生業村落論の試み」、『日本史研究』第392号、1995年4月。在笔者看来“生业”可以理解为人们赖以生活的职业,“生业史”可以理解为中文的生产生活职业史。
6結城正美、黒田智『里山という物語——環境人文学の対話』、勉誠出版、2017年、序言7頁。
7这种倾向表现为缺乏从环境史或环境文化史的视角对“里山”展开分析,更多体现为当代社会治理、社会发展的研究。参见刘馥瑶、刘晏嘉《里山倡议及其在我国台湾地区的实践应用》,《世界林业研究》2019年第6期;姚忠、辛在军、吴永明、游海林《日本里山环境管理模式及对我国新农村建设的启示》,《生态与农村环境学报》2017年第9期。
8陈祥:《日本环境史学的研究与发展》,《学术研究》2013年第4期。
9黒田迪夫「佐賀藩の林野制度」、『佐賀県林業史』、佐賀県林业史編さん委員会、1990年、1024頁。
10山口隆治『加賀藩林野制度の研究』、法政大学出版局、2003年、500頁。日文中的“奥山”指的是远离人们生产、生活的山区或森林,意通“深山”。
11筒井迪夫「秋田藩における森づくりの思想」、『森林文化研究』第5巻第1号、1984年。
12岡田航「『里山』概念の誕生と変容過程の林業政策史」、『林業経済研究』第1号、2017年1月。
13四手井網英「里山のこと」、『関西自然保護機構会誌』第22巻第1号、2000年6月。
14四手井網英『もりやはやし』、中央公論新社、1974年、206頁。
15樋口忠彦『日本の景観——ふるさとの原型』、春秋社、1981年、269頁。
16福田アジオ『日本村落の民俗的構造』、弘文堂、1982年、368頁。
17犬井正『関東平野の平地林』、古今書院、1992年、162頁。
18藤井英二朗「農村生態系の指標としての里山」、大沢雅彦、大原隆編『生物——地球環境の科学』、朝倉書店、1995年、179—189頁。
19十代田朗、安島博幸、武井之「戦前の武蔵野における別荘の立地とその成立背景に関する研究」、『造園雑誌』第55巻第5号、1992年3月。
20中村俊彦「谷津田農村生態系の景相生態学的アプローチ」、沼田真編『現代生態学とその周辺』、東海大学出版会、1995年、342—351頁。
21中村俊彦「農村の自然環境と生物多様性」、『生物の科学遺伝』第53巻第4号、1999年4月。
22結城正美、黒田智『里山という物語——環境人文学の対話』、勉誠出版、2017年、173頁。
23浜栄一、石井実、柴谷篤弘編『日本産蝶類の衰亡と保護(第1集)』、日本鱗翅学会、1989年;石井実、植田邦彦、重松敏則『里山の自然を守る』、築地書館、1993年;亀山章編『雑木林の植生し管理』、ソフトサイエンス社、1996年。
24鷲谷いづみ「保全生態学からみた里地自然」、武内和彦、鷲谷いづみ、恒川篤史編『里山の環境学』、東京大学出版会、2001年、257頁。
25『生物多様性国家戦略 2012—2020 ——豊かな自然共生社会の実現に向けたロードマップ』、環境省、2012年、149頁。
26湯本貴和、松本裕之、矢原徹一編『環境史とは何か』、文一総合出版、2011年、58頁。
27湯本貴和「人と植物の歴史」、平川南編『環境の日本史日本史と環境——人と自然』、吉川弘文館、2012年、115頁。
28陈祥:《日本环境史学的研究与发展》,《学术研究》2013年第4期。
29水野章二「中世の環境と地域社会」、『LINK』Vol.18、2016年12月。
30网野善彦(1928—2004年),日本中世史学者,日本常民文化研究所研究员,强调重视渔民、匠人、艺人等非农民的史学研究,对日本中世史研究产生了重要影响。网野以日本战国时代被称为“无缘之所”的寺庙的研究为基础,指出“无缘”就是不受世俗统治的意思,主要指道路、市场、海滨、山野等,无缘之人的群体主要指漂泊无定的手艺人、艺能民等非农职业的群体。网野善彦「非農民について」、『日本中世の非農民と天皇』、岩波書店、1984年。
31水野章二「中世村落と領域支配」、『日本中世の村落と荘園制』、校倉書房、1985年。
32春田直紀「中世の海村と山村——生業村落論の試み」、『日本史研究』第392号、1995年4月。
33佐野静代『中近世の村落と水辺の環境史』、吉川弘文館、2008年;佐野静代『中世の生業と里湖の環境史』、吉川弘文館、2017年。
34“惣村”是日本中世百姓基于自治、地缘关系结合形成的联合体组织(村落形态)。高木徳郎『日本中世地域環境史の研究』、校倉書房、2008年。
35水野章二『里山の成立——中世の環境と資源』、吉川弘文館、2015年。
36网野善彦『増補無缘·公界·楽——日本中世の自由と平和』、平凡社、1987 年。
37参见伊藤啓介氏「書評水野章二著『里山の成立——中世の環境と資源』」、総合地球環境学研究所『気候適応史プロジェクト成果報告書2』、2015年、71—73頁。
38参见増尾伸一郎、工藤健一、北條勝貴『環境と心性の文化史——環境の認識』(上)、勉誠出版、2003年、18—19頁。另外,笔者在2019年夏与北条胜贵在上智大学就“里山”问题进行交谈,他认为日本学界和社会过度地将里山视为实现环境循环、人与自然共生的典范,但实际情况并不理想,指出到日本近代许多村落放眼能见到的里山早已成为“荒山”,破坏严重,人与里山的关系已经陷入十分严峻的局面。
39寺西俊一『輝く農山村——オーストラリアに学ぶ地域再生』、中央経済社、2018年、16頁。
40丸山徳次「『森のある大学』の里山学——『龍谷の森』の過去と未来」、『龍谷大学里山学研究センター2017年度年次報告書』、2018年3月、16頁。
41齋藤修『環境の■済史——森林·市場·国家』、岩波書店、2014年。
42藻谷浩介、NHK広島取材班『里山資本主義』、角川書店、2013年。
43結城正美、黒田智『里山という物語——環境人文学の対話』、勉誠出版、2017年、269—270頁。
44日本历史上对水灾的记录极多,且水灾造成的损失也极为惨重。江户时期有三大著名的水灾:宽保二年水灾、天明六年水灾、弘化三年水灾,受灾地区面积大,甚至是全国性的水灾,其中宽保二年水灾造成1万多人死亡、天明六年水灾造成3万多人死亡。
45水本邦彦編『環境の日本史——人々営みと近世の自然』、吉川弘文館、2013年、11—12頁。
46小椋純一『森と草原の歴史——日本の植生景観はどのように移り変わってきたのか』、古今書院、2012年。
47山田昌久「日本における木材利用史——人問·植物関係史の視点から」、『植生史研究』第8号、1991年10月。
48太田猛彦『森林飽和国土の変貌を考える』、NHK出版、2012年。
49鳥越皓之編『里川の可能性——利水·治水·守水を共有する』、新曜社、2006年。
50柳哲雄「沿岸海域の里海化」、『水環境学会誌』第21巻第11号、1998年11月;柳哲雄『里海論』、恒星社厚生閣、2006年。
51湯川洋司『変容する山村』、日本エディタースクール出版部、1991年。
52藤田佳久、菊地俊夫、西野寿章編『人間環境と風土』、大明堂、1995年。
53菅原聡編『日本文化としての森林』、地人書館、1996年。
54嘉田由紀子「生物多様性と文化の多様性——水辺環境の実践的保全論にむけて」、宇田川武俊編『農山漁村と生物多様性』、家の光協会、2000年、152—170頁。
55赤嶺淳『ナマコを歩く——現場から考える生物多様性と文化多様性』、新泉社、2010年。
56“当地论”的日文为“地元論”,外来论的日文为“よそ論”。鬼頭秀一、福永真弓編『環境倫理学』、東京大学出版会、2009年。
57本田裕子「里山里海の文化と生態系サービスの変遷」、千葉県生物多様性センター『千葉県生物多様性センター研究報告』、2010年、52頁。58林野庁『森林·林業白書』、農林統計協会、2018年、141—148頁。
本文出自《史学理论研究》2020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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