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1994年日本众议院废除中选区制并实行小选区比例代表并立制以来，日本政党政治的发展演变呈现出不稳定性、激变性等特征。2009年，日本实现了二战结束后第一次真正意义上的政权轮替，但以民主党为核心的联合政府仅维持了3年多。2012年自民党重新夺回执政权后，日本政党政治形成了“一强多弱”格局并延续至今。与政党政治发展的不稳定性形成对照的是，始于1999年的自民党与公明党联合（自公联合）执政成为唯一稳定的执政模式，除2009年至2012年3年多被中断外，自公联合执政已经超过18年。2020年9月，执政近8年的安倍晋三政府落幕，日本政党政治在安倍执政时期形成的“一强多弱”格局能否延续，自民党能否继续维持“一强”优势地位？合并重组的新立宪民主党能否与自民党形成势均力敌的竞争？本文旨在围绕这些问题展开分析。

日本政党政治的极端多党化

日本众议院新选举制度（小选区比例代表并立制）实施以来历经8次大选，日本政党政治的发展演变验证了选举制度变更所产生的重要影响，而新政党不断涌现和选民支持基础变化也是影响政党政治发展演变的重要因素。

一、短期内再度实现两党政权轮替的可能性小

2009年，民主党上台执政使日本两大政党制的发展迎来高潮。2012年民主党下台后最大在野党不断分化重组，日本短期内再度实现政权轮替的可能性较小，但在选举层面形成了竞争主要在两大政党之间展开的格局。从政党间小选区议席的分布来看，小选区议席主要被两大政党垄断，两大政党之间激烈的选举竞争主要集中在小选区议席的争夺上。

一方面，小选区议席被两大政党垄断。众议院实施新选举制度后，两大政党垄断了小选区议席。1996年和2000年的选举中，两大政党合计占有小选区议席的比率分别为88.33%和85.67%。[1]2003年，小泽一郎领导的自由党与民主党的合并，使小选区议席的比率提升为91%，到2009年政权轮替时高达95%。[2]2012年民主党下台后，日本政党政治形成“一强多弱”格局并延续至今，两大政党议席占比虽有所下降但仍保持着很高的比例。2012年和2014年都是88%,2017年由于民进党的分裂，两大政党小选区议席占比下降为80%。

另一方面，中小政党在小选区很难获取议席。以组织基础牢固的传统政党日本共产党（日共）和公明党为例，日共仅在3次大选中获取过小选区议席，1996年获得2个议席，2014年和2017年分别只获得1个议席。公明党与自民党建立执政联盟后所获小选区议席一直在7至9个之间摇摆，2009年政权轮替时失去了全部小选区议席。公明党能够在小选区稳定维持一定数量的议席，与自民党进行选举合作密切相关。

小选区制主要通过两个因素推动政党间选举竞争在两大政党之间展开。“一个是机械因素，即在采取赢者通吃的多数决定原则的小选区制下，赢得最多选票的第一党获得过多议席，第三及之后政党的代表性被低估，几乎不可能获得议席；另一个是心理因素，不太可能获胜的第三及之后政党的支持者将选票改投给两大党之一，以免浪费其选票。”[3]在这两个因素的作用下，第三及之后政党获取议席的难度增大，激烈的选举竞争主要在两大政党之间展开，小选区议席的增减也主要在两大政党之间移动。

二、日本政党政治的发展趋向极端多党化

以2012年民主党政权的崩溃为转折点，日本政党政治的发展趋向极端多党化。2012年非自民（党）非民主（党）的所谓“第三极”势力增至3个，分别是大家党、日本未来党和日本维新会，其中，最重要的第三极势力是日本维新会。大家党是自民党前众议员渡边喜美在2009年大选前组织成立的，该党在2010年参议院选举时成为仅次于自民党和民主党的第三党，在2012年众议院选举时获得18个议席。日本未来党和日本维新会是2012年众议院大选前成立的。日本未来党是民主党前干事长小泽一郎因反对该党“社会保障和税制一体化改革”退出民主党后组织成立的，其前身是“国民生活第一”。日本未来党成立时拥有61个众议院议席，但在2012年众议院选举时锐减为9个议席。日本维新会是以大阪市长桥下彻领导的地区政党“大阪维新会”为母体成立的，在2012年众议院选举中获得54个议席，成为仅比民主党少3个议席的第三党。在野党多党化的发展导致在野党之间的选举竞争形成“多党乱斗”的格局，这对自民党有利，却使第二大党民主党处于非常不利的境地：在2012年众议院选举中，自民党获得压倒性胜利，自公联盟夺回执政权；2013年参议院选举后，日本维新会和大家党等第三极势力停滞不前；2014年众议院选举中，在政党政治急剧变化中持续低迷的日共由8个议席大幅增加至21个议席。对民主党来说，能够快速打破对其不利局面的是通过与其他在野党的政治重组来避免在野党之间的“多党乱斗”。

三、“一强多弱”或将成为日本政党政治的“新常态”

首先，“多弱”格局的形成主要是由以下原因造成的：一是传统的中小政党依然延续并保持影响力，如成立以来一直存续的传统政党公明党和日共，以及继承社会党系谱的社民党等；二是以无党派层的支持为背景成立的新政党不断涌现，如2012年成立的日本维新会和2017年成立的希望党等；三是第一在野党处于不断变化的不稳定状态，民主党先是与从日本维新会分裂出来的“维新党”合并重组成立民进党，继而民进党又决定与希望党合并，接着从民进党分裂出来的立宪民主党又与国民民主党等重组合并为新立宪民主党，第一在野党不断地与新政党合并重组，处于一种流动化与不稳定的状态。短期内，在野党“多而弱”的格局难有根本改变，很难整合出能够取代自公联盟的以第一在野党为核心的联合势力。

其次，自民党虽然失去了单独执政的实力，但是除民主党执政期间外，自民党一直保持议会第一大党的优势。从1993年自民党长期单独执政结束迄今历经27年，自民党失去执政权的时期只有1993—1994年期间的细川护熙内阁和羽田孜内阁的非自民党大联合执政期间的11个月，以及民主党执政期间的3年零3个月。即使在非自民大联合执政期间，自民党仍然是议会第一大党。自民党的强势根源可以追溯到二战前的日本社会，保守势力拥有的两面性无论是在五五年体制（1955年至1993年）下，[4]还是五五年体制解体后的现在，仍在延续。所谓保守势力的两面性主要是指其有两个源流，一个是以传统主义为基础的土著草根保守势力，另一个是以官僚出身的政治家或开明的保守派政治家为代表的精英保守势力。在战后五五年体制下，自民党发展成为唯一的包容型政党，主要是因为该党成功地统一了战前保守政党的全部支持基础。战后日本社会没被自民党组织起来的主要是城市居民和大企业工人，这部分成为革新政党的支持基础。广义的保守势力在日本社会处于压倒性优势。[5]此外，与联合执政伙伴公明党成功地建立了密切的选举合作也是自民党“一强”优势延续的重要原因。[6]

自公两党联合执政的长期可持续性

如果说日本五五年体制时期是自民党单独执政的时代，后五五年体制就是联合执政的时代。自1999年10月自民党与公明党结成执政联盟后，除被民主党执政中断的3年多外，两党一直维持联合执政，“自公联盟”也成为后五五年体制时期唯一稳定的联合执政模式。“后安倍时代”，自公执政联盟将继续保持稳定并具备长期可持续性，这主要源于以下两个方面。

一、自民党“一强”优势及其限度

在政党政治极端多党化的发展趋势下，即使自民党在众参两院所获议席具有压倒性的“一强”优势，也不能与五五年体制时期“一党独大制”下该党长期单独执政时相提并论。自民党“一强”优势有其难以克服的限度，即经常性不能控制参议院过半数议席。

自民党在众议院“一强”优势显著，能够绝对稳定控制众议院过半数议席。2012年以来，自民党连续三次在众议院选举后占据众议院61%以上的议席，[7]绝对稳定控制众议院过半数议席。目前，众议院议席定数为465席，过半数是233席，稳定过半数是244席以上，绝对稳定多数是261席以上，[8]绝对稳定多数的议席率是56%。自民党众议院势力之强接近该党执政史上的最高水平。[9]与自民党压倒性“一强”优势形成对照的是，其他党派势力的分布形成“多而弱”的格局。“第二大党从民主党到立宪民主党，议席率最高时仅为15%，一直稳居第四大党的公明党议席率维持在6%—7%之间。众议院拥有国政政党资格[10]的政党至少7个，自民党控制的议席为61%，其他6个政党合计控制的议席约在35%以上。”[11]

与众议院相比，自民党在参议院优势不足，议席率很难达到50%，经常不能凭借一党之力稳定控制参议院过半数议席。实际上，自民党最早失去单独控制参议院过半数议席是在1989年，而失去众议院单独过半数控制权则是在1993年。1989年以来，自民党单独控制参议院过半数议席的只有2016年至2019年的3年。“2013年以来，自民党连续3次参议院选举后的议席率分别为48%、50%、46%，除2016年参议院选举外，该党不能单独控制参议院过半数议席。第二大党从民主党到民进党再到立宪民主党，议席率最高时为24%（民主党）、最低时为13%（立宪民主党）。公明党一直稳居第三大党地位，其议席率最高时为11%。参议院拥有国政政党资格的政党至少6个，自民党控制46%—50%的议席，其他5个政党控制42%—48%的议席，自民党控制的议席大致相当于其他所有政党的议席总数”。[12]自民党难以在参议院掌控过半数议席的主要原因是众参两院实行不同的选举制度。与众议院选举制度相比，参议院选举制度的比例代表性高，在野党在参议院的议席率要高于众议院。经常性不能控制参议院过半数议席，是自民党必须与公明党维持联合执政的根本原因。

二、作为联合执政伙伴的公明党具有不可替代性

1993年自民党单独执政结束以后，曾先后与社会党、先驱新党和自由党等组成联合政府，但均难以持久；而与公明党组成联合政府后，两党联合执政的模式得以延续至今，公明党成为自民党唯一稳定的执政联盟伙伴。自民党选择公明党作为联合执政伙伴的原因不只是出于国会议席数的需要，更重要的是公明党拥有稳定的组织票，能够在选举中与自民党形成互补，从而进行有效的选举合作。

选举合作是执政联盟具备稳定性和可持续性的重要基础，更是延续执政联盟的有效装置。“在研究日本联合政府这个问题上，具有重要意义的是有关选举和政府形成的关系，其重要性要超过以议会制度为中心的政策决定过程。”[13]众议院小选区比例代表并立制发挥的“机械效应”，使政党之间以小选区为中心进行选举合作，在选举前形成选举联盟成为政党的理性选择。参议院选举制度的“机械效应”虽然弱于众议院，但在两大政党展开激烈竞争的一人区，也具有与众议院小选区同样的效果。在参议院选举中实现以一人区为主的选举合作也有很大益处。但是，政党之间进行选举合作并不容易，它们在小选区候选人的调整问题上往往很难达成一致。执政联盟各成员如果在选举期间展开激烈的竞争，则很难在选举后建立具有可持续性的联合政府。这也是非自民党大联合政府和自民党、社会党、先驱新党联合政府垮台，以及自由党脱离自民党、自由党、公明党联合政府的重要原因之一。

自民党和公明党能够进行有效选举合作的关键是两党分别拥有固定票并具有很强的互补性，两党之间密切的选举合作甚至发展到在选举区和比例代表选举中交换选票的程度。如果没有自民党候选人的个人后援会和支持公明党的创价学会，便无法进行这种精致的选票交换。更重要的是，自公两党的固定票还具有很强的互补性。自民党支持基础的主轴是以各选区有影响力的人士为中心的人际网络，其候选人以地缘、血缘以及学校和工作单位为纽带，将选民组织进个人后援会，在农村地区具有很强的影响力。公明党的支持基础则是新兴宗教创价学会，创价学会在城市地区拥有很多会员。农村地区支持基础强的自民党与城市地区支持基础强的公明党形成一种优势互补的合作关系。[14]民主党政府垮台后，自公联合执政重新复活的最大原因是在野党时代两党在各地区的选举合作并没有崩溃。

此外，自公两党在地方政治中的合作也是支持自公联合执政的因素。自公两党在地方政治中的合作要先于联合政府的成立，在地方政治中的合作主要是通过在都道府县知事选举中支持同一候选人来确认。自公两党在地方政治中的合作在1975年以前不温不火，到1975年时两党支持同一候选人的比例还不足10%，但此后持续增加，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已经超过了70%。仅从自民党提名候选人的知事选举来看，1991年到2013年，该党与公明党进行选举合作的比例高达85.6%。知事选举的结果给国家政治带来不小的影响。在知事选举中支持同一候选人有助于联合政府的延续。[15]

总之，对自民党来说，公明党是不可替代的合作伙伴，其不可替代性主要体现在选票上。正如公明党前国会对策委员长漆原良夫所说，“公明党在各小选区拥有1万—2万张选票。这在自民党内也是一种默契的共识。公明党在近300个小选区的力量是惊人的。”[16]

在野党政治重组的周期性循环

重新沦为在野党的民主党再度崛起成为难题，与不断诞生的新政党重组合并成为该党增强国会势力并消解在野党选举竞争的现实选择。2012年以来，在野党重组合并已经进行了四轮，未来或将继续循环下去。“这不是在特定时期出现的现象，而是日本政党政治可能继续经历的周期性过程。”[17]

一、2016年民主党与维新党重组合并为民进党

在野党的第一轮重组是以民主党为核心进行的，其结果是在2016年成立了新的第一在野党民进党。2012年大选后，民主党虽然在众议院成为第一在野党，但仅获得57个议席，议席数不到自民党的1/5，朝野两大政党力量对比悬殊。2014年12月众议院选举后，民主党众议院议席增至73个，议席数是自民党的1/4。在此次选举中，民主党党首海江田万里在小选区落选后，甚至不能利用重复候选制度在比例代表选举中“复活”，创造了最大在野党党首落选的纪录，成为该党陷入衰败的象征。2016年3月，民主党吸收合并从日本维新会分裂出来的“维新党”成立民进党。民进党众议院会派“民进党、无党派俱乐部”所属议员增至95人，[18]议席数是自民党的1/3。但是，作为第一在野党，民进党的众议院议席仍未超过两位数。

二、2017年民进党与希望党重组合并失败

2017年众议院选举前，民进党党首前原诚司主导推进的以民进党与新政党希望党合并形成新的第一在野党为目标的第二轮重组以失败告终。2017年9月28日，时任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宣布解散众议院并举行大选。9月1日才就任民进党党首的前原诚司为应对突然到来的众议院大选，决定与东京都知事小池百合子于9月25日组织成立的希望党合并，以借助小池的超高人气获得无党派层选民的支持，形成新的第一在野党。然而，两党合作并不顺利，特别是在小池公开表示要“排除”在修改宪法以及安保问题上与希望党立场不一致的民进党自由派后，两党合作急转直下。此后，民进党不仅未能借助希望党成为更强大的第一在野党，反而发生分裂并失去第一在野党地位。

三、2018年民进党与希望党合并重组成立国民民主党

民进党参议院势力主导推进的以重新集结旧民进党出身的各派势力为目标的第三轮重组未能成功整合出新的第一在野党，于2018年成立了新的第二在野党国民民主党。2017年10月，众议院选举期间，民进党参议院议员会长小川敏夫发表声明，表示将继续保留民进党，并期待已经将党籍转到希望党和立宪民主党的众议员以及以无党派身份参加大选的众议员重新集结起来。众议院大选结束后，民进党召开两院议员大会决定撤回与希望党合并的方针，继续保留包括地方组织在内的民进党。对于民进党的提议，10月2日成立的第一在野党立宪民主党拒绝参与，第二在野党希望党表示欢迎，民进党众议院会派“无党派之会”则主张与立宪民主党组成统一会派。2018年5月，民进党和希望党重组为新政党国民民主党，但两党原有的107名国会议员中仅有62人加入新党，其中众议员39人、参议员23人。在众议院，国民民主党未能取代立宪民主党成为第一在野党；在参议院，在野党第一会派“立宪民主党、民友会（简称‘立宪’）”拥有24个议席，比第二会派“国民民主党、新绿风会（简称‘民主’）”多1个席位。

四、2020年立宪民主党与国民民主党合并成立新立宪民主党

国民民主党与立宪民主党以成为新的第一在野党为目标的第四轮重组，以2020年9月新立宪民主党的成立告一段落。一直对原民进党出身各派势力的重新集结持否定立场的立宪民主党，由于在2019年参议院选举中所获选票比2017年众议院选举中减少了300多万，在面对即将到来的2021年众议院选举时危机感倍增，对在野党重组转而采取积极态度。2019年8月，立宪民主党以能源政策合作等为条件呼吁国民民主党和原民进党众议院会派“重建社会保障国民会议”参加该党众议院会派。国民民主党则提出要在众参两院都建立统一会派。在立宪民主党和国民民主党党首达成共识后，双方围绕会派名称、人事安排、政策协议等问题却迟迟不能达成共识。9月30日，立宪民主党、国民民主党和“重建社会保障国民会议”等组成的众参两院新会派成立，成为在众议院拥有120人、参议院拥有61人的新会派势力。其中，新的众议院会派成为第二届安倍内阁成立以来最大的在野党会派。此后，两党合并被提上日程。2020年9月15日，立宪民主党与国民民主党合并重组成立新立宪民主党，成为拥有107名众议员、43名参议员的第一在野党。第四轮重组终于整合出一个众议院议席达到三位数、超过自民党议席1/3的第一在野党。尽管如此，朝野两大政党力量对比仍然悬殊。

如上所述，以整合形成强势第一在野党为目标的在野党政治重组陷入一种周期性的循环过程，今后这种循环仍将继续。在野党之所以陷入周期性的重组分化，其根本原因在于在野党各派势力之间的政治重组并不伴随相应的密切选举合作以及选民支持基础的扩大。在野党之间选举层面的合作仅限于各党派提名候选人的调整，很难进行除此之外的选举合作。这主要是因为在野党的组织票少。除工会之外，被在野党组织动员起来的选民很少。而且，多数在野党都是以城市地区为支持基础，缺乏区域互补性。

结语

2009年民主党政权上台执政使日本两大政党制的发展迎来高潮、二战结束后日本第一次实现了真正意义上的政权轮替。2012年民主党下台后，围绕最大在野党的政治重组陷入周期性循环，今后这种循环或仍将继续。在野党很难整合出能够取代自公执政联盟的替代势力，短期内日本再度实现政权轮替的可能性较小，但政党竞争在选举层面形成了主要在两大政党之间展开的格局。以2012年民主党政权的崩溃为转折点，日本政党政治的发展趋向极端多党化。短期内在野党“多而弱”的格局难有根本改变，自民党将长期保持议会第一大党优势。“一强多弱”格局或将成为日本政党政治的“新常态”，自公两党联合执政具备一定的长期性。

注释

1[1]日本1996年实施新选举制度后，在野党势力不断分化组合。1996年众议院选举时最大在野党是新进党，该党于1997年12月被解散。2000年众议院选举时最大在野党是民主党，该党于1996年成立，经1998年重组后成为最大在野党。2003年民主党与小泽一郎领导的自由党合并，由此开启该党与自民党两大政党势均力敌的竞争。

2[2]石川真澄、山口二郎：『戦後日本政治（第三版）』，東京：岩波書店，2019年版、第252-262頁。

3[3]中中北浩爾：『自公政権とは何か』，東京：筑摩書房，2019年版、第23頁。

4[4]五五年体制主要是指战后日本自民党一党长期执政的政治体制。笔者注。

5[5]吉田健一：『「政治改革」の研究』，京都：法律文化社，2018年版、第287-291頁。

6[6]中北浩爾：『自公政権とは何か』，東京：筑摩書房，2019年版、第99頁。

7[7]自民党2012年（众议院定数为480人）、2014年（众议院定数为475人）、2017年（众议院定数为465人）大选所获议席分别为294、290、284（包括选后追加公认的三名无党派议员），议席率分别为61.3%、61.1%、61.1%。

8[8]同[3]，第104頁。

9[9]自民党长期单独执政时期众议院议席率超过60%的分别是1958年（63.8%）、1960年（64.2%）、1963年（63.0%）和1969年（61.7%）。此后，直至1993年自民党下野议席率从未恢复到60%。议席率数据参见石川真澄、山口二郎：『戦後日本政治（第三版）』，東京：岩波書店，2019年版、第242-254頁。

10[10]日本有“国政政党”与“地区政党”之分。所谓“国政政党”，是指拥有5名国会议员或在最近一次众参两院选举中获得2%以上得票率的政党。“地区政党”的代表性政党是“大阪维新会”和东京都的“都民第一”。

11[11]张伯玉：《日本自民党“一强”优势的延续及其原因分析》，载《当代世界》2019年第11期，第44页。

12[12]同[11]。

13[13]同[3]，第85頁。

14[14]同[3]，第334-335頁。

15[15]同[3]，第339-342頁。

16[16]同[3]，第299頁。

17[17]浜本真輔：『現代日本の政党政治―選挙制度改革は何をもたらしたのか』，東京：有斐閣，2018年版、第266-267頁。

18[18]会派是指在国会两院内一起行动的议员集团，由两个以上的议员组成。也被称为院内团体。国会两院院内构成单位是会派，而不是政党。会派通常由属于同一个政党的议员构成，不属于同一个政党的议员也可以组成会派，或者多个政党组成一个会派。国会两院常务委员会的委员、理事，以及质询时间的分配等，均按会派所属议员人数按比例分配给每个会派。

文章来源：《当代世界》2021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