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日本首相菅义伟在访谈中声称，有必要基于普世价值、自由和人权应对“新疆和香港等问题”，并就台湾问题表示，“在日美携手维持威慑力的背景下，创造台湾与大陆能够和平解决的环境很重要。”一个口口声声坚守“专守防卫”的“和平主义国家”的政府首脑，竟然说出违反中日四个政治文件精神、破坏东亚和平稳定大局的言论，着实令人惊愕。

近些年来，中美关系屡有反复，美国十分期待盟国日本能够与自己在对华政策上共进退，乃至变得更加强硬。为此拜登明确表示，钓鱼岛是《美日安保条约》第五条的适用对象，展示出了重视以美日同盟合作对华的姿态。美国给了甜头，日本也甘当战略附庸，不惜进一步恶化日中关系，以此要求美国切实参与针对钓鱼岛、东海及南海的防卫应对及安保合作。基于《美日安保条约》的美日同盟是“冷战产物”，不应损及第三方利益，更不应危害地区和平稳定。但是，日美方面的一些言论和行为，不仅损及中国的领土主权，更在危害亚太地区的和平、稳定和发展。

中国和平发展对世界繁荣稳定的贡献有目共睹，但一些西方国家却将此视作“威胁”。在日美同盟的主导和引领下，日本积极拉拢亚太地区一些国家逐步组建新的对华战略联盟，此外还与西方一些国家携手，构建以美日印澳“四国安全机制”为基础的“盟友圈”，一起充当“人权教师爷”。可以说，在遏制中国的问题上，日本正表现出强烈的推动意愿，在可预见的一段时间内，菅义伟政府仍会以“价值观外交”加强与盟国合作，不断扩大对所谓“中国威胁”的渲染和煽动。

日本之所以敢于“背信弃义”，是因为伸手遏华，正愈发成为日美两国的共同利益诉求。尽管菅义伟在强化日美同盟关系的同时，宣称“将与近邻各国构筑稳定的关系”。但实际上他是想通过日美同盟规范、压制周边国家，实现日本在亚太地区的利益最大化。因为日美同盟作为双边性质的军事同盟，在政治上同样具有排他性和针对性。这或许也就是为什么，在推动签署拖延已久的《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时，日本与中国积极互动；却在谈及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CPTPP）议题时，试图将中国排除在外，而吸纳美国重返。一面想借力中国恢复自身被新冠肺炎疫情重创的经济，一面又想强化日美同盟在东亚的政治影响力，私心作祟，政策龃龉乃至自相矛盾，在所难免。

日美两国将日美同盟定位为“印度太平洋地区和平与繁荣的基石”，显然是基于构建“自由开放的印度太平洋”的战略共识。从长远来看，中日关系中固有的结构性矛盾加上中美关系的紧张状态，不能排除日本为迎合美国而采取进一步的对华遏制政策，这将使得亚太地区的国际关系变得更加复杂。

本文出自：北京日报2021年4月9日

作者：吕耀东，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