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日本文化研究，既受到东西方文明冲突这一历史大背景的深刻影响，亦始终受到中日两国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变动的影响。自19世纪中叶西方文明东渐以来，由西方文明发展过程中形成的格局和秩序，逐渐摧毁、取代了东亚地区原有国际关系格局和秩序。20世纪中叶以前，东亚地区被抛入到以少数发达工业国为中心、以大多数落后国家和地区为周边地区的世界阶层体系。20世纪中叶以后，这一地区主权国家间的关系又被置于“均势稳定”和“霸权下的稳定”这两大原理制约之下。但是，随着东亚各国综合国力的迅速提升，各国对传统文明的自信也在逐步得到恢复，深受西方文明影响形成的东亚格局也开始发生重大调整。在新时代东亚国际关系乃至世界秩序重构过程中，文化因素的意义日益凸显，文化对塑造全球政治的作用亦越来越重要[1]。 2020年肆虐全球的新冠肺炎疫情再度引发了人们对东西方价值体系等重要文化问题的深入思考。在这样一个大背景下，为了深入探讨日本文化具有何种发展的可能性、日本文化对日本未来发展道路及中日关系的影响等问题，回顾并探讨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的日本文化研究历程、研究的主要领域与成果、研究的主要特征及其存在的问题与展望等，无疑具有重要意义。

一、中国的日本文化研究历程

19世纪后期的罗森《日本日记》与黄遵宪《日本国志》,大概可以视为中国人最早的日本文化研究。罗森在《日本日记》中生动地描述了日本横滨、下田等地的风土人情、习俗物产等。由于罗森是1853年7月作为培理舰队的汉文翻译随同赴日并且亲自参与了美日谈判签约活动，所以他的《日本日记》还成为研究近代日本开国历史的重要史料。另外，作为中国近代著名的诗人、外交家、史学家和思想家的黄遵宪曾任驻日参赞，因感慨于中国很多士大夫眼界过于狭隘，不熟悉国外情况，才费时8年撰写《日本国志》。该著作对日本历史文化的记述条例精详、纲目备举。

此后直到20世纪80年代，在特定的学术生态下，中国的日本文化研究几乎停滞。这一时期的代表性研究成果，主要有日本文化研究著述《周作人论日本》、戴季陶的《日本论》、朱谦之的日本哲学思想研究“三部曲”——《日本的朱子学》《日本哲学史》《日本的古学及阳明学》。《周作人论日本》主要从形态论的角度对日本文化进行了解析。《日本论》则从“政治为用”的角度对日本历史文化做了潜心剖析。朱谦之是中国当代著名的哲学家、文化学家、宗教学家，不仅学问广泛，而且成就斐然，著述颇丰。著于20世纪50年代的《日本的朱子学》和《日本的古学及阳明学》就是他传世的代表作。

中国真正的日本文化研究是在改革开放以后展开的。1972年中日恢复邦交，特别是1978年《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签订之后，两国经济、文化、学术交流频繁，中国国内涌现出了很多日本问题研究的机构、团体和刊物。面对战后迅速取得现代化成功的日本，一时间在中国掀起了一股日本文化研究热潮。这一时期，中国的日本文化研究者大多是抱着一种学习、借鉴日本文化建设经验的态度，主要围绕着日本文化特征、中国与日本的文化异同、日本吸收外来文化的表现、日本文化与现代化的关系等问题展开了研究，发表了大量的论文和著作。

自进入21世纪以来，中国经济的持续高速发展与日本经济的长期低迷形成鲜明对照。特别是2010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GDP)赶超日本，跃居世界第二经济大国之后，日本这只当年东亚经济的“领头雁”辉煌难再，取而代之的是以中国为牵引力的“大中华经济圈”日益繁荣昌盛。这一国际社会发展格局的重大变化，不可避免地影响到了对日本文化的研究。这一时期中国的日本文化研究，关于日本文化与现代化的关系问题、日本吸收外来文化的表现和评价等得到学界持续关注，并涌现出了一大批研究成果。与此同时，这一时期中国的日本文化研究中，对日本文化进行省思的研究成果也日渐增加。

所谓对日本文化进行的省思研究，主要体现在如下两个方面：第一，是对日本文化内容本身评价的反思。战后日本的经济奇迹，曾大大增加了日本人的自信，这在学术界的一个反映就是日本学者们对西方中心主义的研究方法进行了更多的反思。以伊东俊太郎、梅棹忠夫、上山春平、公文俊平、滨口惠俊等人为代表的日本文明学派的一些学者，不再满足于日本是“亚流文化”“卫星文明”的定位，而是视日本为一独立的文明体系；有的学者甚至走得更远，认为日本文明是比西方和中国更为优越的文明，其研究成果助长了“日本文化特殊论”的宣扬。随着20世纪90年代日本泡沫经济的崩溃，国际学界已经开始对“日本文化特殊论”由不加分辨的礼赞转向了理性的分析批判[2,3]。但是，直至2010年，中国国内学界发表的文章，却大多还是在争相对“日本人”或者作为日本人“身份”的对象而存在的“日本文化”的特殊性进行礼赞或肯定性评价，题名中含有“日本型”“日本式”的文章充斥于各类期刊杂志中。也许是中国经济的迅猛发展和综合国力的提升，增强了中国学界同仁的信心，自2010年以后，国内学界的日本文化研究也发生了很大变化，很多研究者从昔日对日本文化的一味推崇，变得日趋冷静，开始尝试运用具有深厚学理支撑的新分析工具，来对日本文化进行更为客观的分析和研究，原创性研究成果也渐有增加[4]。

第二，对日本文化进行的省思研究，主要体现在对中国的日本文化研究成果进行总结梳理的专论文章增加了。21世纪以前，相关文章仅见北京大学教授王晓秋发表于1995年《日本学研究》中的《中国日本文化研究的历史、特色和展望》。该文章实际上是作者关于中国的日本文化研究的一篇讲演稿。文中对近代以前中国的日本研究历史进行了扼要概述后，更多内容谈的是作者个人研究体会及关于中国的日本文化研究该如何开展的个人见解，对当时即20世纪八九十年代的日本文化研究成果并未具体涉及。进入21世纪以来，对日本文化学科进行综述的研究成果开始陆续刊发。其中，既有对几十年来中国的日本文化研究成果进行综述的论文，亦有对每一年度的日本文化研究成果进行综述的论文。例如，2011年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举行30周年所庆之际，中华日本学会召开题为“30年来中国的日本研究”学术研讨会，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研究员崔世广的发言“30年来中国的日本文化研究”,对20世纪80年代以来30年的日本文化研究成果进行了总结[5]。2016年，南开大学日本研究院教授赵德宇发表的论文《中国的日本文化研究》,对19世纪以来百余年的日本文化研究成果进行了高度扼要的总结[6]。也有专门对在中国出版的日本文化相关翻译论著进行综合述评的文章。例如，复旦大学日本学研究中心教授贺平发表论文《国际日本研究的中文译介述略——第三方镜鉴的意义》,通过对《日本学刊》编辑部2016年12月编撰出版的《中国的日本研究著作目录(1993—2016)》中收录的在中国大陆出版的国外日本研究成果207种样本的分析，探讨了国外日本研究成果对中国的日本研究的借鉴和参考价值，也对日本文化相关研究成果进行了一定的述评[7]。关于对单一年度的日本文化研究成果进行综述的论文则更多一些。例如，《日本学刊》前副主编林昶2006年至2011年发表的关于中国的日本社会文化研究概况系列综述文章[8,9,10,11,12,13],以及王宝平《2012年中国的日本文化研究》[14]、王勇《2013—2014年中国的日本文化研究》[15]、江静《2015年度中国的日本文化研究》[16]、吕顺长《2016年中国的日本文化研究》[17]、韦立新《2017年度中国的日本文化研究》[18]、陈小法《2018年度中国的日本文化研究》[19]等。另外，《日本学刊》自2018年以来每年特意出版一期《日本学刊·增刊》,其核心内容之一便是对日本政治、外交、经济、社会、文化等几大领域进行年度学科研究综述。作为中国最大的综合性日本研究学术团体中华日本学会的机关刊物《日本学刊》以及1979年创刊的中国日本语言、文学和文化学界最具权威的综合性学术刊物《日语学习与研究》,连续刊发对日本文化研究成果进行综述评析文章。这也说明中国的日本文化研究已经由既往那种偏重于照搬日本经验的研究，变得更加理智和审慎。

二、中国的日本文化研究主要领域与代表性成果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不同时期，中国的日本文化研究所关注的主题也不尽相同。概言之，可以分为如下几大部分内容。

(一)关于日本文化特征及中日文化比较研究

这个领域的研究成果，主要是从形态论和形成论两个角度，对日本文化特征及成因进行了解析。由于中日两国文化交流源远流长，所以采纳比较研究的方法，通过日本与西方、特别是中日文化比较研究来探讨日本文化特征的论著格外突出。这一时期中国的日本文化研究成果的一个基本共识是：日本文化有不同于中国文化的特点，是一种多元共存的文化。其中，梁策在《日本之谜——东西文化的融合》(1986年)一书中提出的观点较具代表性。该书指出，由于日本社会结构复杂多变，生活于其中的日本人社会需求各异，对外来文化的态度也极为宽容，从而促使多元结构的价值模式得以成立，形成了多样性的日本文化。王家骅在《日本儒学的特色与日本文化》(1988年)一文中也通过对日本儒学特色的梳理，对日本文化多元共存的特性进行了论述。崔世广在《日本传统文化的基本特征——与西欧、中国的比较》(1995年)、《意的文化与情的文化——中日文化的一个比较》(1996年)等论文中，通过对中国、西欧及日本的文化结构等的比较，分析了日本文化独有的文化原理和精神，提出了日本文化周期性演变的观点。尚会鹏在《中国人与日本人——社会集团、行为方式和文化心理的比较研究》(1998年)一书中，综合运用社会学、文化人类学等研究方法，对中国与日本人的集团缔结原则、社会意识、行为模式等问题进行了精细的比较和解析。卞崇道在《跳跃与沉重：20世纪日本文化》(1999年)一书中，从哲学的视角深入探讨了日本文化的相关理论问题。

(二)关于日本吸收外来文化的问题研究

关于这个领域的研究也是20世纪八九十年代的一大研究热点。大量相关研究中，既有选取典型个案的研究，也有综合性的规律性探讨。在个案研究方面，较具代表性的研究有王家骅的论文《幕末日本人西洋观的变迁》(1980年)与吕万和、罗澍伟的论文《西学在封建末期的中国与日本》(1981年)等。在这些论文中，详尽梳理了明治维新前西方资产阶级思想和文化在日本的传播和影响情况，均指出了西洋文明的传入对日本明治维新的重要影响。在综合性、理论性研究方面，较具代表性的是武安隆的论文《日本人涉外文化心理的史学考察》(1989年)、《试论日本吸收外来文化的周期性》(1992年)、《日本知识阶层在吸收外来文化中的作用及心态》(1993年)及其专著《文化的抉择与发展：日本吸收外来文化史说》(1993年)。在这些论著中，武安隆对日本人的对外认识、自我认知状况、吸收外来文化过程中政治权力与知识分子的角色地位、吸收外来文化的周期性特点等若干问题进行了全面详尽的探讨，高度评价了日本大力吸收、改造、融合外来先进文化以促进自身文化长足发展的意义，同时也强调了日本经验对于世界其他国家的借鉴和参考价值。

进入21世纪以来，中国经济的持续高速发展与日本经济的长期低迷形成鲜明对照。这一时期中国的日本文化研究，依旧比较关注日本吸收外来文化的特点及中日文化比较研究，并涌现出了一大批研究成果。如高增杰《东亚文明撞击：日本文化的历史与特征》(2001年)、赵德宇《西学东渐与中日两国的对应——中日西学比较研究》(2001年)、王勇《日本文化：模仿与创新的轨迹》(2001年)、李卓《中日家族制度比较研究》(2004年)、王守华等《神道与中日文化交流》(2010年)、李卓《“儒教国家”日本的实像——社会史视野的文化考察》(2013年)等，均是较具代表性的著作。

(三)关于日本文化与现代化问题的研究

该领域研究成果的一个共同特点是，大多都会强调日本现代化之所以能够取得成功，是得益于日本文化所具有的传统文化与外来文化的二重性结构，但对其中的外来文化具体侧重的内容却观点不尽相同。

有的成果较为强调西洋文化与日本传统文化融合的效果。如高增杰著《日本近代成功的启示》(1987年) 与叶渭渠的论文《冲突、并存、融合模式——再论日本的传统与现代化》(1990年)等是较具代表性的成果，均强调日本文化与西方文化二者的融合才是日本近代化成功的重要原因。高增杰在其著书中，还详细分析了在日本近代化过程中，拥有西洋文化与传统文化二重结构的日本近代文化所发挥的减轻外来文化冲击、维持社会稳定的重要作用。

有的成果则比较强调中国文化与日本传统文化的融合效果，如国内较早提出“汉字文化圈”“儒学文化圈”的学者、南开大学教授王家骅先后撰写《日中儒学的比较》(1988年)、《儒家思想与日本文化》(1990年)、《儒家思想与日本的现代化》(1995年)、《日本的近代化与儒学》(1998年)等论著，对前近代中日两国儒学的异同以及日本儒学的特质、中国的儒学思想对日本文化各个领域以及现代化进程发挥的重大且深远的影响，进行了翔实的论评。也有的成果尝试从理论上阐释同属于儒学文化圈的中日两国近代以来走上不同道路的历史文化原因。如盛邦和在《内核与外缘：中日文化论》(1988年)一书中，将世界划分为“儒学文化区”“佛教文化区”“伊斯兰文化区”“基督教文化区”这样四个主要文化区，提出每个文化区都是一个由文化“内核”与“外缘”构成的同心圆。中国与日本分属于“东亚儒家文化区”这个同心圆的“内核”与“外缘”。近代以前，“东亚儒家文化区”以中国为“内核”,日本为“外缘”;但近代以后，“东亚儒家文化区”发生了以日本为“内核”中国为“外缘”的“核缘”位置逆转，这成为两国现代化迟速的深层原因。

也有的成果针对儒学与现代化关系问题提出了与上述截然相反的观点。如宋东亮在《关于日本现代化的“文化动力”——兼与中国比较》(1997年)一文中指出：“日本传统文化之不同于中国传统文化乃一种深层的事实，任何有意无意将两者混为一谈的做法都是一种不明智之举，尤其是那些在当今还仍以日本的成功为例而演绎什么以儒学为代表的中国传统文化亦具现代化功能者，更似不免一种不待的‘护短’与保‘面’之嫌。日本传统文化之强烈的民族主义特质使它可以为了民族和国家的利益而不惜任何‘屈’‘伸’,因而具有着……对于外界形势变化的适应型弹性。特别是由于其支持现政权的意识蕴涵所产生的民族凝聚力而又使它极具一种浓厚的‘全民动员’色彩。这种极强的‘适应型弹性’与浓厚的‘全民动员’色彩，又使得它……极易意识危机和克服危机，极善于化危机为‘机遇’而面对世界各个重大不同历史发展时期的不同历史发展潮流采取有效措施，予以积极、有效的把握。”[20]

(四)关于日本文化战略的研究

日本文化战略研究，是近年来中国的日本文化研究者较为关注的研究领域。这也是中国的日本文化研究出现的一个重大变化。既往的研究大多只注重静态勾勒日本文化特色，或者是探讨日本文化如何吸纳外来文化来完善自身等问题。随着文化软实力、酷实力、文化权力等概念的普及，中国的日本文化研究者也开始关注日本文化在日本国家战略目标选择、国家战略方针和战略实施方式以及提升日本国际形象等方面的作用。

日本文化战略涵盖的内容是一个包括文化产业、政治文化、社会整合、文化外交等在内的相互联系的有机系统。冷战结束以后，特别是进入21世纪以来，日本开始加紧构筑新的文化战略。这主要表现在：对日本文化进行重新定位，由文化认同确立民族自信心；重新进行社会的整合，以维持日本社会的和谐发展；构筑文化产业战略，确立新的经济增长点；提升日本文化的软实力，争夺外交上的话语权。日本的这种文化战略，必将对日本的未来发展以及对中日长远战略关系产生深刻影响。因此，很多学者不仅仅是从借鉴日本经验的角度，更是带着一定的危机意识展开了对日本国家战略以及日本文化战略的研究，涌现出一批具有较高水平的研究成果。如骆莉《日本文化立国战略推动下的文化产业发展》(2006年)、李娟和李月敏《日本动漫文化输出战略》(2007年)、刘江永《论日本的“价值观外交”》(2007年)、唐永亮《试析日本文化产业战略的内涵和特征》(2013年)、庄严《日本文化产业发展的多重创新及其启示》(2014年)等。这些论文的可贵之处，是对日本文化战略中的某个侧面进行了一定的介绍和研究，并提出了一些建议。但是，这些研究不仅远远不能涵盖日本文化战略的所有层面，而且这些研究由于缺少全局的视点，难以把自己的研究放到日本文化战略的大系统中加以认识和考察，因而分析往往又难以切中实质和要害。

2020年4月，崔世广等著《21世纪初期日本的文化战略》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首次对日本文化战略进行了系统、全面和深入的研究。《21世纪初期日本的文化战略》全书由八章构成，在“序章”中对文化与文化战略概念进行严谨界定后，对本研究课题的目的及意义进行了精要阐释。接下来是“第一章 21世纪初期日本文化战略的形成”“第二章日本文化的重新塑造”“第三章日本社会的重新整合”“第四章日本的文化产业战略”“第五章日本的对外文化战略”“第六章日本文化战略的结构特征”“终章日本文化战略的发展前景及影响”。该著作把日本的文化战略放在冷战后特别是21世纪日本所处的国内外环境中加以考察，梳理其形成和发展的脉络，运用系统论的方法对日本文化战略的各个部分进行探讨，揭示了其相互依存和相互作用的关系。该著作不仅把日本的文化战略作为国家战略的重要一环来把握，归纳出日本文化战略的总体特征，而且还把日本文化战略放到日本这个大系统中去，进一步考察了其对未来日本政治、经济、社会、外交的影响，尝试建立了研究日本文化战略的初步框架，为以后的研究打下了基础。

三、中国的日本文化研究的主要特点

中国的日本文化研究，从研究者队伍构成、研究成果内容以及研究方法来看，主要有如下几个特点。

(一)研究者队伍构成特点

首先，从中国的日本文化研究者本科学历来看，如果以时间为界做一个大概的分期，在20世纪80年代至21世纪初期，中国从事日本文化研究的学者大多为日语语言文学专业和日本历史专业毕业生。自进入21世纪以来，部分非日语专业和非日本历史专业毕业的研究人员开始越来越多地加入进来。例如，不仅哲学专业、汉语语言文学专业、英语专业、国际政治专业毕业报考日本思想文化专业硕士研究生、博士研究生的人员增加了，而且来自相关专业领域的研究人员也在逐渐增加。非日语或非日本历史专业出身研究人员，往往不仅精通日语，尤其擅长英语，而且相应的学科训练扎实，学术积累深厚，这对于拓展日本文化研究视野无疑是非常有益的，也有助于研究人员将研究日本文化的参照物从中国、亚洲扩展到全世界，更加全面深入地研究日本文化，更加前瞻性地研判日本社会的发展态势。与此同时，也有部分起初是从事日本文化研究的学者，中途转向了日本政治、外交、安保等领域的研究。例如，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研究员高洪本是宗教学专业出身，就职后投身日本政治学研究，为中国的对日政策建言献策，至今仍在发挥着重要作用。还有部分在职时从事日本政治或日本经济研究的研究者，退休后仍然壮志不衰，宣称要接着搞日本文化研究，例如，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研究员蒋立峰即是如此。其退休后在日本文化研究上也做得有声有色。中国道文化东传问题是中日文化交流史研究中的一项重要专题。蒋立峰2019年连续刊发在《日本学刊》的姊妹刊《日本文论》第一辑、第二辑上的论文《中日文化交流中的道文化东传问题》(上、下),梳理多方面的历史资料及考古成果，对中国道文化东传日本的时间、规模及影响等问题提出了独到的见解。上述这类情况，在其他大学或者科研机构也有很多，就不一一例举。

其次，从中国的日本文化研究者所属地域分布以及从中国的日本文化研究历史发展来看，中国的日本文化研究者主要集中在北京、天津、河北、辽宁、浙江、吉林、上海等地。天津南开大学日本研究院与北京日本学研究中心，为中国的日本文化研究培养了大量的人才，刚刚退休以及现在仍活跃在日本文化研究第一线的很多学者都是出自这两个科研机构。杭州的王勇教授带领的日本文化研究团队，对中国的日本文化研究也做出了很大贡献。例如，20世纪90年代，由石田一良、周一良先生任总主编，中西进、王勇教授任副主编的《日中文化交流史丛书》全十卷本，由中国浙江人民出版社与日本大修馆同时在中日两国出版。该丛书其实主要是由王勇教授组织当时中日两国日本文化研究学界最优秀的学者共同撰写完成的。中日双方学者驱使最新资科，共同执笔，从历史、法律制度、思想、宗教、风俗、文学、艺术、科学技术、典籍、人物等十大领域，在论及中国文化对日木影响的同时，也论述了日本文化对中国文化发展的促进意义。至今，中日两国关于中日人文交流的著作大概尚无出其右者。遗憾的是，昔日日本文化研究较为兴盛的一些研究机构现在几乎没有人在从事日本文化研究，而大多是转向侧重日本政治、外交和经济领域的研究了。目前，唯一设立有日本文化研究专门机构的大概只有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北京日本学研究中心和南开大学日本研究院了吧。

(二)研究内容特点

总体而言，日本文化研究一般被视为基础研究，但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探讨日本文化研究成果如何研以致用一直是一个主旋律。所谓日本文化研究成果的研以致用，至少包含如下3个层次的内容。

第一，日本文化研究成果的研以致用，目的是如何借鉴日本的经验来促进中国的现代化建设。这个层次的日本文化研究成果也是目前积累最多的。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面对迅速取得现代化的成功、正处于战后巅峰时期的日本，一时间在中国国内掀起了一股日本文化研究热潮。比较而言，21世纪以前的日本文化研究成果可谓是对日本文化褒多贬少，述而少作。在这一时期的研究成果中，崔世广的研究成果还是颇具独创性的。崔世广首先在其论文《日本传统文化的基本特征——与西欧、中国的比较》中提出“西方文化是知的文化，中国文化是意的文化，日本文化是情的文化”的观点[21],继而又撰文《意的文化与情的文化——中日文化的一个比较》对上述观点进行了论证[22]。 2004年，“意的文化与情的文化”还被直接用作国际研讨会论文集的名称，在日本出版[23]。当然，也有学者从心理文化学的视角对此提出了商榷意见，指出“将文化这样归类未必妥当，但如果‘情’是指与人的自然情绪相联系的‘感情’,‘意’指与道德、信仰、修养等相联系的‘意志’,那么这种差异至少在主流意识形态层面是存在的。从我们的视角看，这种差异反映了中日两种文化对自然感情的不同评价取向和遵循着不同的控制机制。”[24]类似这样颇具建设性的学术研究成果实在是凤毛麟角。

第二，日本文化研究成果的研以致用，目的是为了制定有关对日政策提供重要参考。这个层面上的研究成果，是在上述研究积累的延长线上衍生的成果形式。目前，不仅如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这样的智库机构，很多大学也纷纷成立了“日本研究中心”之类的综合性智库研究机构，学者们纷纷从日本文化的视角为中国的对日政策建言献策。

第三，随着中日关系的起伏，日本文化研究成果的研以致用，目的在于从文化深层解读现实问题，增进中日相互理解。因此，特别是进入21世纪以来，中国的日本文化研究者也开始把注意力转向了当代日本文化，对日本文化现状及各种文化现象的具体分析增多起来。如高增杰主编《日本的社会思潮与国民情绪》(2001年)、纪廷许《现代日本社会与社会思潮》(2007年)等著作，对日本社会思潮的主要表现及对日本政治外交的影响做了较深入探讨。崔世广在合著《再生还是衰落——21世纪日本的抉择》(2001年)中，从国民意识、价值观念、社会思潮、社会结构四个方面，对当代日本文化进行了较系统的分析。另外，学者们还对日本大众文化、文化战略、文化外交，以及历史问题、靖国神社问题等展开了广泛研究，发表了大量成果，回应了社会对当代日本文化研究的要求。

最后需提请注意的是，近年来，国内学界日本文化学科方面发表的主要研究成果，无论是著作还是论文，其内容还有一个较明显的特点是关于日本思想文化的宏观和体系性研究成果以及对日本思想文化深入研究的成果骤减，取而代之的是对日本文化细部关注和研究增多了。关注日本文化的细节部分，对于了解日本社会、日本人虽然也能发挥积极作用，但忽略关于日本文化整体性、体系性的研究，长此以往不仅对日本文化学科的发展不利，而且对整个日本研究都将产生很大的负面影响。

(三)研究方法特点

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发表的中国的日本文化研究成果来看，历史学的研究方法依然是日本文化研究领域比较通用的一种方法，尤其是关于中日文化比较问题、日本吸收外来文化的问题、日本文化与现代化问题等研究领域，历史学研究方法的应用比较突出。

20世纪80年代日本文化研究热潮兴起之初，就有学者对日本文化研究方法进行过关注和探讨。如高增杰《日本文化研究面临的挑战与机遇》(1997年)、崔世广《日本文化研究方法论》(1998年)等。另外，尚会鹏也发表了若干文章，对本尼迪克特、中根千枝、土居健郎、许烺光等人的研究方法进行了批判性介绍。自从2010年以来，日本文化研究学者们则变得更加注重对跨学科、跨文化的日本文化研究方法的探讨。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前所长李薇曾提出日本研究要“接地气”的观点，只有接地气才能更有底气。具体从研究方法的角度来看，所谓“接地气”,就是要提升中国的学理经验，建构中国学术特色的日本研究理论体系，多角度地研究日本，确立和提升中国对日本问题研究的学术地位。从这个意义上讲，许烺光在参考中国经验基础上提出的、经由尚会鹏、游国龙完善的“心理文化学”理论，不仅是2010年以来国内外日本文化学科最新理论，也将是今后很长时期内从事日本文化研究所要参照的重要理论方法之一[25]。

四、中国的日本文化研究存在的问题与展望

20世纪80年代被称为中日关系的蜜月期，友好氛围浓郁，日本文化研究也格外引人注目。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日两国间因日本的历史认识问题以及近年来的领土争端问题等，中日关系历经所谓“政冷经热”“政冷经温”乃至“政冷经凉”等发展阶段后，中日两国间政治、外交、安保、经济等所谓应用领域的问题日益引发学界关注。虽然学者们口头上依然会讲日本文化研究如何重要，但从事日本文化研究的队伍却在悄然缩小，特别是近年来日本文化研究成果在日本研究领域重要专业学术杂志上的发表空间也被严重压缩。在此关于日本文化研究存在的问题与展望，谈如下三点看法。

(一)有效解决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相结合问题关乎日本文化学科的未来发展

为了实现日本文化研究成果向智库成果的顺利转化，关键在于如何有效处理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的关系。这不仅是近年来一直困扰日本文化研究学者的问题，也是关乎日本文化学科未来发展的一个重要问题。最理想的状态，自然是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能够各得其宜并能相互补益。但是，在现实开展日本文化研究的工作中，由于研究者的工作环境、个人能力等原因，想要达到这种理想状态并非易事。特别是对于本应成为日本文化研究主力的全国高校日语院系教师而言，近年来这一问题尤为突出。

(二)拓展视野多角度全方位地开展日本文化研究势在必行

日本文化研究学者大多精通日语，部分学者还兼通韩语、英语等，这对于学者们超越国别研究及中日双边研究的框架，以区域研究的眼光乃至全球视野来审视日本历史文化，前瞻性精准研判全球化时代的日本社会发展态势，推出一些立意新颖的成果至关重要。今后的日本文化研究尤其需要扩展视野，建立多角度、多学科、多层次、全方位的日本文化研究体系。把日本文化放在东亚文化圈的视野中、放在中日文化交流的长河中、放在东西方文化摩擦融合中开展比较研究，既要从世界和亚洲的角度对日本文化进行宏观把握，又要在微观研究、个案分析上下功夫，这样才能使日本文化研究达到新的高度和新的深度，才有助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的日本文化研究体系。有些学者已经进行了这方面的尝试，如张晓刚等《锁国时期中日韩三国港口城市发展的政治背景微探——以17世纪的广州、长崎和釜山为中心》[26]等。顺便提及一点，作为一名日本文化研究学者，能够精通英语等多语种对日本文化研究而言如虎添翼固然是好事，但首先还是要对研究对象国的语言做到精通为好。特别是对一名日本文化研究学者而言，仅仅精通现代日语显然是不够的，即使是专门研究现当代日本文化的学者，也需要精通日本古典日语，至少达到能够借助词典等工具书阅读日本文献中的“古文书”等一手文献的水准，否则想获得对日本文化更为深入的了解，往往会因受文献资料制约等而却步不前。

(三)中国的日本文化研究方法有待进一步提升

所谓“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论语·卫灵公》),欲获得可资凭信的科研成果，就必须依凭科学的研究方法。因此，在今后的日本文化研究实践中，努力开创最具解释力的研究方法，探寻在中国语境下的日本文化研究新范式，使中国的日本文化研究更加“接地气”,是今后日本文化学科的发展方向之一。在日本文化研究方法方面，除了加强理论建构方面的研究外，还有必要在技术层面借鉴国外日本文化研究的一些经验。

例如，在日本，与时俱进的信息技术应用于日本文化研究已经日趋常态化。如位于日本京都的国际日本文化研究中心的教授井上章一主持的“画像数据库的制作与用画像资料进行的日本文化研究”、小松和彦主持的“怪异、妖怪文化资料数据库计划”、山田奖治主持的“数码人文学研究计划”、仓本一宏主持的“摄关期古记录数据库计划”等，都是这方面的典型个案。当今时代已经进入大数据时代，从事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若能掌握和自由地驱使日新月异的信息技术，将会如虎添翼。早在日本文部省推进COE(Center of Excellence, 卓越研究基地)以及全球性COE科研资助计划时，数字信息化技术多是应用于自然科学，仅有立命馆大学等部分大学、研究机构尝试将其引进人文科学领域。初期工作尚难免粗糙，但从京都日本文化研究中心的上述项目来看，将日新月异的信息技术应用于日本文化研究已经日趋常态化。借鉴国际上运用先进的信息技术从事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经验，有助于提升日本文化研究水平。

此外，近年来还有一个明显的变化是，学者们加大了对尝试综合运用遗传学、大脑科学等自然科学领域的理论方法，来研究日本人的社会行为的支持力度。这些研究若能够取得预期成果，将有助于避免既往日本思想文化研究易流于抽象肆意的弊端。特别是对于从事日本国民性研究，可以提供更客观的学术性和科学性支撑。例如，日本学术振兴会对其资助金额高达1亿日元以上的科研课题，都会在其网页上进行较详细的立项经过等介绍。2015年度，关于社科人文方面的大力度支持课题有3项。京都大学大学院情报学研究科教授神谷之康主持的课题“内心印象的神经基盘的阐明”(2015—2019年度),该研究旨在对人的意识形成机制进行解析，以期不仅能对人的精神疾患进行更直观的解析，而且对分析人的社会行为也可提供生物学理论和实证的支撑。筑波大学教授小川园子主持的课题“掌管形成和维持社会性的神经内分泌结构的阐明”(2015—2019年度),该研究旨在运用生理学、神经组织学、光遗传学、行动遗传学等领域的知识，通过对大数据的解析来分析人因性别差异，其荷尔蒙是在人脑的什么部位，又是对哪些部位、何时、如何发生影响，因而导致人们产生了怎样的社会行为，从而明确解析掌控人的社会行为形成与维持的神经内分泌的结构。一桥大学大学院国际企业战略研究科特任教授山岸俊男主持的课题“支撑面向社会行动的心与社会的相互建构”(2015—2019年度),可谓是山岸俊男持续多年的相关课题研究的升级版，该研究旨在通过对多年积累起来的实验数据的分析，研究作为生物性的人如何在社会化的过程中形成自洽的社会秩序，从而为打造一个更加充满活力的日本社会秩序提供理性支撑。上述这些研究，不仅其研究方法值得借鉴，因为上述研究课题的对象都是日本人，所以及时关注这些课题的研究进展和成果，对深入了解日本人及日本文化的演化也非常有帮助。

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的日本文化研究积累深厚，仅仅是罗列相关论著的题目大概用数万字也难以做到周全。篇幅所限，无法面面俱到。

综上，本文通过对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的日本文化研究历程、日本文化研究的主要领域及成果、日本文化研究的主要特点、日本文化研究存在的问题与展望等的述评，只是大体上梳理出了一个中国的日本文化研究发展脉络，疏漏之处还望学界同道海涵、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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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张建立,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文化研究室主任,研究员,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日本文化与社会思潮、日本国民性研究。

文章出自《日本问题研究》2021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