梳理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欧美国家主导并对日本影响至今、2020年以来新冠肺炎疫情常态化背景下遭到诟病的日本新自由主义思潮的新动向，解析其对日本政治经济发展乃至日本人价值理念等的影响，对深入了解当代日本无疑具有很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新自由主义改革弊端因新冠肺炎疫情日益凸显

伴随着经济全球化，20世纪80年代开始新自由主义思潮在全世界不断扩张，对世界经济以及各国的经济政策产生了巨大影响，日本也不例外。日本政府为了取得国民预算的平衡，解决日益加深的财政危机，大力推行所谓“没有圣域”的行政改革，裁减公务员，将国有企业私有化，并在很多领域解除或者放宽政府管制。但是，日本新自由主义性质的各种改革并没有获得预想的成功。12020年，新冠疫情的全球暴发使新自由主义陷入深刻危机之中。美英等西方国家在2020年新冠疫情来临之初，奉行维护自由竞争、反对国家干预的新自由主义哲学，顺其自然地主要依赖于私营企业和自由市场对疫情的应激反应能力，致使政府应对滞后无力，最终造成严重灾难。因此，有人认为“西方国家的错误应对，现实地印证了新自由主义理论的巨大失败”2。也有日本社会学者指出，“新冠病毒就是一种新自由主义性质的感染症”3。在新冠疫情常态化背景下，日本新自由主义也表现出一些新动向。最突出的就是，日本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不断深化的新自由主义性质的企业雇佣形态改革弊端日益凸显。

(一)对企业雇佣劳动制度的影响

新自由主义自引进日本以来，大体经过了20世纪80年代初期中曾根内阁新自由主义改革序幕期，20世纪90年代桥本内阁、细川内阁及小渊内阁新自由主义改革全方位展开期，21世纪初期小泉内阁以及至2020年菅义伟内阁新自由主义改革继续与深化期几个发展阶段。在新自由主义改革的不同发展阶段，对日本社会影响较为深远的举措之一，当属对企业雇佣形态的改革。日本政府通过不断修订《劳动派遣法》,放松对劳动派遣的管制，特别是小泉内阁2003年把劳动派遣员工合同期限由一年延长到三年，规定制造业也可以使用派遣工，使雇佣制度发生了质变。此前，非正规雇佣的临时工主要是为贴补家用的已婚妇女和为赚取生活费的大学生。此后，非正规雇佣的范围扩大到作为家庭“顶梁柱”的男性，进一步加剧了社会贫富差距。2020年，肆虐全球的新冠疫情对日本社会经济造成了非常严重的影响，更使这项雇佣制度改革措施的弊端日益凸显。

根据日本厚生劳动省公布的统计数据显示，因新冠疫情扩大的影响，截至2021年4月9日，100,947人因被解雇等处于失业状态。其中，非正规劳动者有47,289人。从行业类别来看，解雇人口排名前十位的行业依次是制造业最多有22,368人，然后依次是零售业13,424人、餐饮业12,442人、酒店业11,649人、批发业6,111人、劳动者派遣业5,652人，等。从都道府县等区域来看，依次是东京都22,765人、大阪府9,350人、爱知县5,577人、神奈川县4,385人、北海道3,717人、千叶县3,193人，等。4

(二)对女性雇佣的影响

因新冠疫情在日本的不断扩大蔓延，自杀人数也在不断增加，特别是女性自杀人数更是暴增。据日本警察厅公布的数据显示，本来2020年4月和5月的自杀人数比2019年同期减少了，但是自2020年7月开始形势急转直下，自杀人数比2019年同期出现増加趋势，8月增加17.8%,9月增加10.0%。到10月，比2019年同期增加了39.9%。其中，更令人惊愕的是女性自杀率的骤增。女性自杀率2020年8月比2019年同期增加了42.2%,10月比2019年同期增加了82.6%。其中，40多岁女性的自杀率是2019年同期的2倍。这是没有发生新冠疫情时难以想象的数字，也充分说明了新冠疫情对日本女性生活产生的直接影响及严重程度。5

现任厚生劳动大臣指定法人“支援生命自杀对策推进中心”(JSCP)代表理事的清水康之指出，受新冠疫情影响，经济上陷入困境者绝大多数是女性。此前日本政府推进新自由主义性质的政策，不断修订放宽劳动法制，其结果导致现如今有近半数劳动者不得不甘居非正规雇佣者身份。虽然不排除其中有人是自愿选择非正规雇佣身份的，但终究是少数。企业愿意大量雇佣非正规职员的最大理由就在于便于雇佣和解雇。特别是当企业不需要太多人手时，可轻易地予以解雇。非正规雇佣者完全成了企业的雇佣状态调节阀。而且，统计数据清楚显示，如今新冠疫情对经济的负面影响在餐饮、观光等领域日益凸显时，在这些行业工作的大量非正规雇佣劳动者，皆因被解雇而陷入生活窘迫的境地，其中被解雇者大半是女性。6

众所周知，安倍内阁曾为化解因日趋严重的少子老龄化等问题带来的社会危机，意欲通过改善女性就业环境等措施来提振日本经济，建设“让女性绽放光彩的社会”。关于改善女性就业环境的一系列举措，不仅成为近年来日本政府的政策热点，亦成为日本文化领域关注的热点问题，特别是在文学和影视领域表现突出，诞生了很多以探讨相关问题为题材的作品。随着社会的发展，女性的社会地位也确实有所提高，但恰如世界经济论坛(World Economic Forum)发布的《2020年全球性别差距报告》(Global Gender GapReport 2020)所显示的那样，日本依旧是男女性别平等状况比较差的国家，在153个国家中排名第121位。日本女性社会地位依然有待改善。总体而言，日本女性就业领域偏向于与人接触较多的医疗、福祉、零售业、餐饮业、观光业等病毒感染风险较大的行业，而且多为庞大的非正规雇佣者中的一员，因此也就自然而然地成了受到此次新冠疫情影响最大的人群，特别是边工作边育儿的单亲母亲更是苦不堪言。日本政府奉行新自由主义政策，为了在全球化竞争中取胜而进行的企业“雇佣制度改革”,使曾被称作“一亿总中流”的日本特色的“中流社会”无影无踪，原本以凝聚力强而自豪的日本社会出现了“胜组”和“负组”的两极分化。日本社会安心、安全的神话遭到新自由主义的打击。2020年，全球暴发新冠疫情造成日本女性自杀率升高，无疑更凸显了这项新自由主义改革措施的弊端。

二、新自由主义改革开始触及日本社会保障制度

2020年全球暴发新冠疫情对于日本社会特别是对被解雇的非正规雇佣人员来说，无疑是雪上加霜。有学者甚至担心，新冠疫情不仅会进一步加剧日本社会在经济层面的贫富分化，而且会导致后新冠疫情时代日本社会在价值取向等方面出现被割裂的现象。7然而，2020年9月16日，继安倍之后的菅义伟内阁显然没有放弃新自由主义改革的打算，还在继续重用日本新自由主义标志性人物竹中平藏，设置以其为核心的“成长战略会议”,以建设国际金融都市等为由通过了“2021年度税制改正大纲”,进一步落实为“高收入者减税”等新自由主义政策。其中，竹中平藏提出推行每人每月发放7万日元的“无条件基本收入”制度来替代现有社会保障制度的构想，在日本引发热议，成为2020年日本新自由主义改革的最大新动向。

(一)“无条件基本收入”制度的含义及其益处

所谓无条件基本收入(Unconditional Basic income),是指国家不分性别、年龄、工作收入，无条件发给属于本国每个公民的一份可满足保障基本生活需求的工资。

从理论上及未来社会发展态势来看，推行“无条件基本收入”制度，至少有如下三点益处。第一，能够有效降低官僚体系的运行成本。现有社会福利体系的一大弊病就是过度行政化和官僚化，政府需要一个庞大专业的福利部门，花费大量人力鉴别、监督、管理和执行社会福利的发放；而“无条件基本收入”制度的优点就是“简单”,不附带任何限制条件地直接发钱，能极大地简化社会福利发放。这不仅会减轻政府福利支出负担，而且还能减少行政管理成本，有助于实现新自由主义改革所追求的实现“小政府”的目标。第二，有助于打破原来福利国家预设“穷人拿了国家钱就不会好好工作”的人性假设，最大限度地维护穷人的尊严及其择业自由。原来的福利国家体制对穷人缺乏基本信任，因此设置了各种复杂的监督惩罚机制和管控条件，这不仅会导致福利机构官僚化，而且也会让救助对象失去生活尊严和更多择业自由。基本收入保障则是直接以现金支付来满足穷人的基本生活需求，可以让社会弱势群体获得更大的自由。第三，有助于应对“第四次工业革命”,作为未来社会全民共有阶段的公共必需品，满足人工智能时代人类的基本社会需求。随着人工智能和机器人的大量开发和普及，大量产业工人将面临群体性失业，人类生产方式和就业方式也将会发生革命性变化。如果没有基本收入保障，将会引发大规模的社会动荡。从长远来看，“无条件基本收入”制度可谓关乎社会稳定、社会创新乃至政治发展的大计。

(二)日本社会对竹中平藏“无条件基本收入”制度构想的批评

从推行“无条件基本收入”制度的益处来看，竹中平藏把推行“无条件基本收入”,作为后新冠疫情时代“日本改造计划”8的六大重要政策提案之一，具有一定的前瞻性。当然，在日本主张推行“无条件基本收入”制度并非竹中平藏的独创。日本国民民主党党首玉木雄一郎2020年9月24日发表的下次众议院选举公约中就有实验性地推行“无条件基本收入”制度的主张。令和新撰组党首山本太郎也一直在提倡日本应该通过推行现金给付制度摆脱通货紧缩。2020年4月，日本政府第一次宣布应对新冠疫情蔓延的紧急事态宣言后，宣布不设限制向每个国民一律发放10万日元现金。2021年1月日本政府第二次宣布应对新冠疫情蔓延的紧急事态宣言后，一些经济学者、政治家纷纷提出政府应该再度不设限制地向每个国民统一发放10万日元额度的现金等。其实，日本政府的这种做法，也可以视为一种限时推行的“无条件基本收入”制度。

但是，竹中平藏提出在日本推行“无条件基本收入”制度，却遭到了广泛的批判。其原因在于竹中平藏推行的“无条件基本收入”制度，是以废止现有社会保障制度为前提的。作为一种社会理想，“无条件基本收入”制度虽然有各种优点，但是推行的最大难点在于“无条件基本收入”额度的确定与如何确保提供相应的财源。竹中平藏主张，无条件给每个人每月发放7万日元的最低收入补偿，同时废止现行的国民年金与生活保护制度。在新冠疫情常态化背景下，竹中平藏作为自小渊内阁以来自民党政权的智囊，特别是作为现在的菅义伟内阁“成长战略会议”的智囊核心人物，其提案被制度化并予以推行的可能性还是很大的。因此，竹中提案在日本社会掀起了轩然大波，招致一片反对之声。

竹中平藏倡议的“无条件基本收入”制度的新自由主义性质已昭然若揭。日本著名媒体人田原总一朗专门撰文总结了日本各界对竹中平藏的批判态度。例如，著名评论家佐高信在与田原的对谈中，批判竹中平藏是“无比危险的弱肉強食的新自由主义者”。著名作家、数学家、茶之水女子大学教授藤原正彦在《文艺春秋》2020年12月号发表文章，批判竹中平藏是“亡国的改革至上主义者”,他“从小泉内閣至安倍内阁20年间一直位于政权中枢，极尽巧言令色之能事，作为新自由主义的传道师误导日本，将日本的财富进贡给美国，是既非学者亦非政治家也不是实业家的可疑人物”。日本工会总联合会会长神津里季生、日本东京工业大学政治学教授中岛岳志在《中央公论》发文，批判竹中平藏是“新自由主义者”。田原总一郎还在《周刊朝日》撰文，批判竹中平藏是“经济白痴”。另外，获得大宅壮一纪实奖的佐佐木实，在其著作中将竹中平藏描写成“日本最危险的男人”。9

不仅日本各界对竹中平藏主张多持批判意见，与自民党联合执政的公明党也持反对意见。公明党党首山口那津男在接受田原采访时称，竹中平藏主张在日本推行的“无条件基本收入”制度是一种“想要保障基本收入的想法。公明党对此并不完全赞同。反倒是应该考虑如何完善服务更重要。现行的社会保障制度还有不完善之处。不断地为国民生活提供更加必要完善的服务是我们的基本想法。我认为，说什么‘保障你的收入，至于你如何使用请便’是不负责任的。”10

(三)竹中平藏“无条件基本收入”制度构想与现行社会保障体系的冲突

“无条件基本收入”制度虽然是一种美好的社会理想，但竹中平藏意欲在日本推行这一制度的目的却是出于新自由主义改革的考虑，因而不得人心。很多对此持批判意见的日本学者指出，在日本，每人每月仅依靠7万日元的最低收入补偿难以维持生计，人们不得不去从事不情愿做的工作。到那时，企业也可以大幅度降低工资待遇。如此一来，雇佣条件恶劣的底层劳动者队伍将因“无条件基本收入”制度的实行与社会保障的废止而不断扩大，这是人们反对和批评竹中推行“无条件基本收入”制度构想的真正原因所在。11另外，因竹中平藏推行“无条件基本收入”制度的构想是以废止日本现有社会保障制度为前提的，所以正如日本中部圈社会经济研究所的岛泽谕所指出的，关于“无条件基本收入”的具体制度设计尚不明确，无论是竹中的“每人7万日元”方案还是其他提案，都没有解决该制度的财源问题。如果为了确保财源而再度提高消费税、所得税，无疑会加重国民生活负担，特别是在职的年轻一代人的负担会相当沉重。本来是旨在救助国民生活的制度，结果却本末倒置了。另外，如果废止年金、削减医疗费，或者完全废止社会保险制度，那么受益的只是那些为公司员工缴纳保险费的企业。如此，企业负担的确会是减轻，但企业员工的生活待遇却得不到任何改善。12

当前，尽管日本推行新自由主义改革，导致非正规雇佣劳动者的大量增加，造成了贫困化、失业率上升、工会组织作用下降等问题，13对日本社会产生了诸多深远的负面影响，但毕竟以往的新自由主义改革在社会保障制度领域还只是局部介入。现行的社会保障制度虽然有不完善之处，但在化解新自由主义改革弊端、维护社会相对稳定方面还是发挥了非常大的作用。正如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王伟研究员指出的：“日本在建立和完善社会保障体系的过程中十分重视社会保障的再分配功能，形成了以社会保险为主体、国家投入为辅助的社会保障体系。以公共养老金保险、医疗保险、护理保险等社会保险为主要内容，构成日本社会保障发挥收入再分配功能的重要途径。日本在实现社会保障制度覆盖全民的前提下，通过缴费和给付两个环节进行收入再分配调节；通过保险制度之间的资金调剂，消除制度之间由于风险不均所造成的财政负担失衡，促进收入再分配调节功能的发挥。在收入再分配实践当中，日本促进了代际间的收入转移，加大力度调节不同收入阶层间的差距，缩小不同地区之间的经济差距。”14可以说，在一定程度上，现行社会保障体系仍然是维系日本社会相对稳定的根本。自2020年12月新冠疫情在日本再度蔓延以来，因新冠疫情而穷困的人数也必然会进一步增加，作为后疫情时代缩小收入差距、避免社会割裂的政策，作为应对智能时代新的生产生活方式的政策，关于“无条件基本收入”制度的讨论不会停止，竹中平藏以废止现行国民年金与生活保护制度为前提的“无条件基本收入”制度构想能否落实，值得关注。

三、是否坚持新自由主义成为政党政治理念抉择的焦点

2020年9月14日诞生的菅义伟自民党新总裁提出了构建“自助、共助、公助”社会的政治口号，坚持还是摆脱新自由主义成为日本各政党政治理念抉择的焦点。

(一)新自由主义性质的“自助、共助、公助”政治原则

所谓“自助、共助、公助”,是来自防灾领域的提法，算不上什么新理念。作为自然灾害发生时应该遵守的基本救助原则，人们能够接受“自助、共助、公助”的救助程序，但将其作为普遍适用于日本社会所有领域中的一般性政治程序来运用时，却未必妥当。从日本的媒体报道和宣传来看，菅义伟首相作为秋田县的农民之子，经历过在大都市的艰苦打拼，一步步完成了从寒门子弟到农民工、到蓝领、再到政客的蜕变，最终以72岁高龄攀升至日本政治家最高之位，可谓是“自助”成功的典范。由菅义伟首相提出构建“自助、共助、公助”社会的政治口号，似乎颇具说服力和励志意义。

但是，在在野党看来，将这种灾害时“自助、共助、公助”的救助程序，普遍适用于社会所有领域是不可取的，特别是作为一国首相提出这种新自由主义的政治口号更是不负责任的。因为，强调“自助”往往容易出现以新自由主义强调的“责任自负”为理由无限强求人们做自助努力的情况。于是，人们往往对陷入困境者之缘由不加甄别，而简单地归咎于本人缺乏自助努力。

2020年10月28日，立宪民主党党首枝野幸男在众议院代表发言中，针对10月26日菅义伟首相的施政演说一一进行批判。特别是批评菅义伟在不同场合多次强调的构建“自助、共助、公助”社会的政治口号，称立宪民主党的理念是要建设“取代新自由主义的新社会”,立宪民主党为了守护每个人的生命与生活，不会拘泥于短视的效率性，而是追求让人有幸福感的经济。

(二)日本政界对待新自由主义改革的态度变化

在日本，虽然新自由主义性质的结构改革一直占据主导地位，但对新自由主义的反省、批判也越来越强烈了，以至于2006年第一次任首相时还表示要坚定不移地继续推进小泉未竟之结构改革的安倍晋三，于2012年再度谋求执政时也不得不声明自己追求的不是新自由主义，而是“瑞穗之国的资本主义”。“瑞穗之国的资本主义”是安倍创造的词语。他以自民党总裁名义在《文艺春秋》2013年1月号上发表代表其政权构想的文章《面向新国家》时，专门围绕“瑞穗之国的资本主义”,以其家乡美丽的梯田为引子阐述其观点，称：“我一直认为瑞穗之国应该有适合瑞穗之国的资本主义。重视自由竞争和开放的经济，但同时又不是那种从华尔街席卷世界的以强欲为原动力的资本主义，要重视道义。作为瑞穗之国，应该有符合瑞穗之国的市场主义模式。”15“瑞穗”是日本国的美称，所谓“瑞穗之国的资本主义”亦可理解为日本型的资本主义。但“瑞穗之国的资本主义”仅仅是安倍的一个政治口号，有名无实。安倍在2012年年底上台后加速实施的一系列刺激经济的改革政策，实质上依旧是在奉行新自由主义的经济政策。2020年9月成立的菅义伟内阁，虽然没有明确承认是在推行什么样的新自由主义改革，但在推进新自由主义改革政策上可谓有过之而无不及。

2021年，按照日本的政治日程将要举行众议院大选。针对菅义伟构建“自助、共助、公助”社会的政治口号，以立宪民主党和日本共产党为首的在野党，将是否坚持新自由主义作为政党政策理念抉择的焦点，备战即将来临的众议院大选。针对菅义伟“自助、共助、公助”的新自由主义性质的政治口号，立宪民主党提出了摆脱新自由主义、构建相互扶助的共生社会理念。2020年12月，在日本共产党第二次中央委员会全会上，志位和夫委员长发表“创造新日本的五个提案”,其中第一个提案就是要摆脱新自由主义，消除差距，创造首要援助生活的政治。志位和夫在提案中指出，新型冠状病毒危机，使新自由主义的种种弊端无论在世界还是在日本均已展现无遗，日本从根本上转换新自由主义路线乃是当务之急。

对于新自由主义改革方案，在日本政府内部乃至在最大的执政党自民党内部亦不乏反对和批判之声，也从未明确成为大选时政党政策理念抉择的焦点。

2020年新冠疫情导致新自由主义改革的弊端凸显，竹中平藏对日本社会保障体系的颠覆性改革方案引发各界激烈批判，从网民舆论来看大有引起全民公愤之虞。在日本，很多人未必知道什么是新自由主义，但是将“新自由主义竹中平藏=恶”,以“新自由主义”“竹中平藏”“恶”三者简单地联系起来进行批评。鉴于此，虽然立宪民主党等在野党的民调支持率依旧很低，但在野党成功地将是否应该继续坚持推进新自由主义明确列为2021年众议院大选政党政策理念争议焦点，在这种情况下，其对日本政局变化会带来怎样的影响，值得关注。

四、结语

本文对2020年新冠疫情常态化背景下日本新自由主义思潮和改革的一些新动向，进行了简要的梳理和解析。新自由主义改革政策对日本农业、教育乃至学界的负面影响都非常大，很多政治家、社会学家、经济学家更是将其视为造成日本社会贫富差距的根本原因。但是，日本政府为何多年来一直坚持推行新自由主义性质的经济政策，其原因也许并非像表面看起来那么简单，值得今后继续深入探讨。

注释

1[日] 伊藤诚:《评日本新自由主义》,《海派经济学》2005年第4期。

2张南燕:《后疫情时代新自由主义的危机与变革》,《长江论坛》2020年第4期。

3[日] 水無田気流:「女性の自殺者増、コロナでケア負担重く」、『日本経済新聞(朝刊)』2020年11月23日。

4[日] 厚生労働省:「新型コロナウイルス感染症に起因する雇用への影響に関する情報について」(4月9日現在集計分)。https://www.mhlw.go.jp/content/11600000/000768062.pdf.

5[日] 富家孝:「コロナ禍の日本で40代女性の自殺が倍増したのはなぜか?」、YAHOO!JAPAN、2020年12月7日。https://news.yahoo.co.jp/articles/2f72f4483ba8602826fcb4e3df5e3430d0e35a89.

6[日] 清水康之:「ようやく見えてきたコロナ禍と自殺の関係」、YAHOO!JAPAN、2020年12月12日。https://news.yahoo.co.jp/articles/1e4835519e4ffe53010de1cc23a1ee9dc9470bf3.

7[日] 野口悠紀雄:「コロナで仕事失う人と何ともない人に映る格差救済されず不満の蓄積と分断がもたらされる」、『週刊東洋経済』2010年1月10日。https://toyokeizai.net/articles/-/401280.

8竹中平藏曾多次在接受媒体采访及电视节目中阐述其欲推行的“无条件基本收入”制度。在其2020年8月由PHP研究所出版的著作《疫情后的“日本改造计划”:通过数字资本主义成为强者的愿景》(『ポストコロナの「日本改造計画」:デジタル資本主義で強者となるビジョン』)第六章中有更为详细的论述。

9[日] 田原総一朗:「竹中平蔵氏に大批判その異常さを日本は受容できない」、『週刊朝日』2020年12月11日。

10[日] 田原総一朗:「公明·山口那津男が『菅首相と安倍前首相』の違いを語る」、『週刊朝日』2020年11月20日。

11[日] 藤崎剛人:「竹中平蔵の『ベーシックインカム』はなにが問題なのか議論のテーブルに付くことの危険性」、YAHOO!JAPAN、2020年9月30日。https://news.yahoo.co.jp/articles/79bd01ad4b7d15a61c8b2757a55d4c22ba10d82b.

12「ベーシックインカム導入議論所得格差を埋める意義と財源確保の不安」、『週刊ポスト』2021年1月15·22日号。

13吕守新:《日本新自由主义结构改革与工人阶级贫困化》,《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15年第6期。

14王伟:《日本社会保障调节收入再分配的路径与效应分析——以社会保险为中心》,《日本学刊》2020年第6期。

15[日] 安倍晋三:「新しい国へ」、『文藝春秋』2013年1月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