性别不平等形势严峻

日本是目前唯一一个规定夫妇同姓的国家，导致这一制度长期存续的主要原因是政界强大的保守势力。1996年至今25年间，在野党、市民团体甚至执政党自民党内部成员多次试图改革夫妇同姓制度，但总是在与自民党高层的交锋中败下阵来。“日本会议”和“神道政治联盟”等对自民党具有强大影响力的保守政治团体认为，“可选择的夫妇异姓制度”挑战的是“举家同姓”的家庭观念。他们主张姓是维系家族的纽带，倘若姓氏相异，家庭将失去凝聚力，最终导致整个社会分崩离析。这套说辞对女性的歧视意味十分明显，似乎女性的独立和便利不过是维系传统家庭模式所付出的微小代价。

世界经济论坛3月发布的《全球性别差距报告》显示，日本的性别平等指数在156个接受调查的国家中仅列第120位。近年来日本频发性别不平等事件，形势之严峻已经到了亟需正视和纠正的程度。

今年2月，日本前奥委会主席森喜朗蔑视女性的发言引发国内外轩然大波，最后以森喜朗辞职、女议员丸川珠代接任奥运担当大臣收场。森喜朗此前也多次发表轻视女性的言论，却一直安然无事，稳居高位，此次是因为产生了恶劣的国际影响，日本才被迫作出符合时代潮流的回应。2019年12月，女记者伊藤诗织在控告遭遇性侵案中胜诉，东京地方法院判决被告、前记者山口敬之赔偿330万日元。然而，这起案件反映了日本社会对女性遭受性侵的极端冷漠和敌意，仅凭一次胜诉是不可能根治“厌女”痼疾的。更早一些的2018年8月，东京医科大学爆出连续8年在招生考试中对女生考分做减分处理的丑闻，又使得医疗体制中的性别歧视暴露无遗。

从政界到法律界，从教育界到医疗界，日本女性在各个领域都面临深重的系统性歧视。正如东京大学教授上野千鹤子在2019年东大开学典礼致辞中指出的，“再怎么努力也得不到公正回报的社会在等着你们（女生）。”

女性参政者势单力薄

日本的性别平等状况得不到改善的原因有很多，其中一个重要因素是严重缺少能充分体察女性境遇并有意愿改变现状的女性从政者。在此次“夫妻同姓制度”判决中投出“违宪”票的最高法院法官宫崎裕子便认为，如果高院法官中女性人数占到一半，投票结果很可能有所不同。然而，日本高院的15名法官中只有2名女法官。

在全球各地男女平权状况明显好转、女性议员人数显著上升的大潮中，日本政界男女从政者数量和地位的悬殊越发凸显。

目前日本众议院465名议员中仅有46名女性，占总人数9.9%。根据日内瓦国会联盟（IPU）编制的排名，日本国会女议员人数比例在189个国家中仅列第166位。在两院制国家中，女议员人数平均比例从1995年的11.3%上升至如今的25.5%，翻了一番，亚洲地区这一比例也达到19.2%，日本可谓远远落后。日本内阁成员中女性比例更低，有2名女性，占总人数十分之一。地方政府女性首脑更是稀少，女知事占4.3%（2名）、50万人以上城市女市长占10%（2名）、女性市町村长占1.9%（32名），还有约两成市町村议会中一名女议员都没有。可以说，日本政坛是由男性主导的世界。

事实上，培育更多女性参政者是自民党的重头政策之一，前首相小泉纯一郎和安倍晋三都曾为拔擢女性出任内阁职务付出过一定努力。在2005年发布的“男女共同参画基本计划”中，自民党制定了到2020年女性领导人至少达到30%的目标。但如今已过2020年，该目标的实现依然遥遥无期。

女性对参政望而却步

为何日本女性参政如此困难？综合分析起来，主要有以下几个原因。

首先，欲进军日本政界，选举地盘、在选区知名度、选举资金三者缺一不可。然而，在由男性把持的政治环境中，女性即使有意愿竞选议员，也难以得到政党和后援组织支持，无法确保选举地盘稳固。如果转到其他选区参选，又面临不被当地选民熟识的窘境。在胜选概率较低的情况下，自然也很难募集竞选经费。也就是说，对于有意参政的女性而言，性别已注定她们的政途格外艰难，因为获取地盘、名声、资金的通道都极为狭窄。

在此背景下，绝大多数女性参政都需要借助从政的父辈或丈夫的实力，或在政界大佬扶植下方能立足。当然，男性欲在政坛有所作为，往往也要在势力、人情、关系织就的大网中摸爬滚打，但他们可利用的上升通道和资源还是比女性丰富得多。而即便当选地方议员，女性从政者的生存状况依然严峻。日本内阁府4月针对地方议员实施的调查显示，近60%女性受访者称曾遭遇来自同事和选民等的权力骚扰和言语攻击，这一比例比男性受访者高出近2倍。从政难，当政也难，自然使许多女性对参政望而却步。

其次，繁重的家务和生育职责是阻止女性向政界发展的重要原因。议员工作忙碌，需要随时响应政党和选民需求，因此非常需要家人，尤其是配偶的支持。然而，与普通职场女性一样，平衡事业和家庭也对日本女议员形成重大挑战，她们很难指望丈夫放弃工作，分担家务和育儿责任。于是，许多女性从政者选择不婚不育，确保以全部精力投入工作。

然而，单身女议员也可能受到质疑和抨击，如被认为不配参与制定与婚育有关的政策。在2014年6月东京都议会上，单身女议员盐村文夏谈到优化女性生育环境的措施时，男议员铃木章浩等人公然发出嘲讽：“你也早点结婚吧”“你生不出孩子吗？”事后，铃木在巨大的抗议声浪中道歉并退党，但女性从政者面对“婚”还是“不婚”的尴尬处境可见一斑。

第三，女性参政议政的意识和积极性较为薄弱。厚生劳动省2012年调查结果显示，超过40%的40岁以下女性对未来事业并无明确规划，且有近半数女性秉持“男主外女主内”等传统认识。日本东北大学2003年至2004年调查显示，女性在竞选集会、游行、与政治家或官僚接触等多项政治活动中的参与度均大幅落后于男性。

与此同时，相当部分的日本女性对政界男女比例严重失调的现状并无不满。日本财团2020年6月针对1万名18至69岁女性实施的问卷调查显示，近三分之一受访者认为没有必要拘泥于性别，四分之一主张女性参政者人数无需再增加，还有不少受访者将女性参政难的原因归结为“女性易感情用事，不如男性理性”。仅有约三分之一受访者赞成引入许多国家采用的“配额制”，即为女性候选人分配更多参选名额以调整性别比例，半数以上对该制度不知情。从上述数据来看，孕育女性政治家的社会舆论环境有欠成熟，也使得有志参政的女性观望游移。

不过，近年来日本也萌发出变革的迹象。4月，自民党提出将在今秋举行的众议院选举中，将女性候选人比例提高至15%。5月，十余名国会女议员首次围绕“配额制”举行学习会，讨论如何从制度上破除女性参政的阻碍。此外，致力于改善女性参政环境的社会组织与活动家也越来越多。如果这些努力能够开花结果，令更多女性在政坛焕发光彩，日本社会也许有机会创造“平等的一代”。

本文出自新民晚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