受到日本单方“国有化”钓鱼岛以及历史认识等问题的影响，中日关系在进入21世纪第二个十年之后一直低空徘徊。2017年左右开始，经历了低谷期后，日本开始了新一轮对华关系的调整。本文首先基于理论视角对国际关系中的“对冲”进行批判性回顾，并在此基础上，从新古典现实主义的角度出发提出一种新的对冲理论，最后导入比较案例分析，重点考察日本对华政策的新动向。

一、国际关系中的“对冲”

在日本对华政策的研究中，学界逐渐抛弃了传统的“制衡（balancing）——追随（bandwagoning）”的二分法，开始转向“对冲战略”（hedging strategy）的视角。事实上，“对冲战略”是日本在战后外交中长期采用的一种战略。甚至有学者认为，“双重对冲”一开始就是吉田路线的核心要素。 “对冲战略”是国家为了规避风险而采取的一种介于“制衡”和“追随”之间的战略选择。但是，对于“对冲战略”的具体内涵，学界并没有达成一致。关于对冲战略的讨论或是低估了对冲战略内部的多样性，或是模糊了对冲和制衡之间的界限，或是无法解释不同领域内对冲形态的不同。因此，本文在立足先行研究的基础上，完善对冲理论的内涵和外延，并将其应用到日本对华政策调整的分析中。

二、体系对抗性、身份匹配与双层对冲

（一）双层对冲模型我们认为，双层对冲模型可以弥补上述理论的缺憾。双层对冲模型将一国的对冲战略视为两个层次的集合：“议题内对冲”和“总体性对冲”。首先，“对冲”是国家采取的介于“敌对”和“追随”两种极端选择之间的战略。其次，“对冲”必须包括相反的行动，这意味着对冲是既包含偏向对抗性的政策又包含偏向合作性政策的一种策略组合。最后，对冲的目的是规避敌对国家成为大国或追随国家明显衰弱的风险。在这种认识的基础上，可以把“议题内对冲”看作是一国在某一议题内对他国进行对冲所采用的策略组合，包括接触、束缚、防范、牵制和制衡。将不同议题的不同对冲策略组合聚合来看便是“总体性对冲”。一国可能在议题A采用更具对抗性的策略组合的同时，在议题B采用更具合作性的策略组合。（二）体系对抗性、身份匹配与日本的对冲行为国家为何会以及会选择何种形态的对冲策略？仅仅从体系层次出发不足以完全解释国家的战略选择，还需要单位层次的变量作为中介变量。体系层次变量指国际体系的对抗性，中美战略竞争的明确化意味着体系对抗性的增强。在单位层面，国家“身份”意味着国家稳定的规范取向，而这些规范取向塑造了国家利益或国家偏好，从而影响了其对外政策和行为。身份应当被放回互动的视角，因此国家间的“身份匹配”可以作为中介变量。在体系对抗性增强的情况下，国家面临更大的选边站的压力；选边站发生在具体的议题领域内，在这一领域内，国家会偏向身份匹配的一方；与某一大国身份越匹配，总体性对冲越不明显，反之，与两大国身份都有相当程度的匹配，则总体性对冲越明显。（三）案例选择本文聚焦日本面临体系对抗性增强的情况下的战略选择，并关注两个最为重要的议题领域：政治安全领域和经济合作领域。政治安全领域的考察以日本的南海政策为中心。日本向来关注海洋安全问题，尤其南海问题是日本近年来《防卫白皮书》的焦点之一。同时，美国也积极介入南海问题。因此考察日本南海政策的新变化，可以反映日本在面临中美战略竞争时的身份匹配和对冲选择。在经济领域将关注日本对中国倡议的区域合作的态度，尤其是日本对一带一路倡议的变化。中美战略竞争的一个主要问题就是贸易和投资问题，中美贸易战就是中美战略竞争最初的表现之一。

三、走向对抗：日本南海政策的变化

（一）2017年以前日本的南海政策在冷战时期，日本对于南海问题采取了置身事外的态度。从冷战结束到2012年间，日本逐渐开始了对于南海问题的介入，但总体仍然保持克制。总之，在体系的对抗性增强、中美战略竞争明确化之前，日本在南海问题上的对华政策主要是束缚（在多边场合推进讨论南海问题）和牵制（与东南亚国家展开海上防务合作），并辅以一定的间接制衡（引入印度、澳大利亚等域外国家），具有较强的对抗性，但仍未发展到直接制衡的程度。

（二）南海问题上的身份匹配在海洋安全问题上，日本将自己的身份定位为“公海自由原则”的坚定守护者，强调“公海自由原则”是日本的《防卫白皮书》和《外交蓝皮书》在论及海洋问题时的一贯做法。日本认为中国是“改变现状国家”，是自由国际秩序的挑战者。在海洋问题上，日本指责中国是“公海自由原则”的破坏者，日本认为南海之所以成为问题，是因为中国单方面挑战现状。概而言之，在政治安全领域，日本的身份认同是现状维护者，而中国的身份是现状改变者，因此在这一问题上两国身份匹配较低。

（三）2017年以后日本南海政策的变化2017年以后日本在南海问题上延续了原有的牵制和束缚政策，而变化的核心在于其开始直接参与在南海的军事行动。2017年前日本对美国在南海行动的支持仅限于提供后勤保障；而直接参与美国主导的南海联合演习是2017年才开始的。而且从联合演习的路径来看，日本参与其中不仅意在日美双边合作，而且有意加强与东南亚国家的防务交流。可见，在中美战略竞争的新环境下，日本在政治安全领域的对华政策中依旧保持了相反的策略（偏向对抗性的制衡和牵制，中间性质的束缚和防范，偏向合作性质的接触），可以认为仍然是对冲，但是对冲正在往对抗性质偏移。

四、走向合作：日本对“一带一路”倡议的认知变化

（一）2017年以前日本对“一带一路倡议”的态度2013年到2017年，日本对“一带一路”合作倡议的态度总体上是消极的。日本不仅选择不参与“一带一路”倡议和亚投行，还试图与之展开竞争，夺取相关地区基础设施建设的主导权。

（二）在经济问题上的身份匹配日本在经贸和投资问题上的身份认同是自由贸易和投资的引领者。而特朗普上台后，美国开始“向内转”，日美两国在贸易问题上已经走向了身份不匹配。相反，中国则强化了“自由贸易的维护者”的身份。在这种情况下，日本与中国的身份匹配更高。但是，中日之间的身份并非完全一致。尤其在基础设施建设的领导上，中日两国仍然是竞争的关系。尽管如此，中日之间的身份匹配仍然高于日美之间的身份匹配。

（三）2017年以后日本对“一带一路”态度的变化2017年中美战略竞争明确化后，日本改变了对中国“一带一路”倡议的态度。以2017年5月，自民党干事长二阶俊博以首相特使的身份来华参加第一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为起点，日本开始参与“一带一路”倡议的相关讨论。此后，中日两国就在“一带一路”框架下进行第三方市场合作展开讨论。2018年10月，中日两国在“一带一路”框架下的第三方市场合作开始落地。但是，日本对“一带一路”的参与仍然附加了许多限制，还在继续推进对其他平台的参与，例如继续进行“高质量基础设施出口战略”以保持自身领导者的地位，试图以CPTPP、印太战略等融合“一带一路”，以此推行自己的价值观等。总而言之，在经济领域日本依旧采用了相反的策略，但在总趋势上更加偏向合作。

五、比较与总结：日本的身份困境与对冲的未来

2017年中美战略竞争明确化以后政治安全领域和经济领域内日本对华政策发生了新变化。虽然在两个领域内日本仍然保持了对中国的对冲，但在对冲的具体选择上发生了明显的转变：在政治安全领域加强了对华对冲的对抗性质；经济领域加强了对华对冲的合作性质。日本的对华政策同时向“对抗-合作”频谱两端扩展，在开始采用直接制衡的同时，与中国展开了更广泛的接触。这使得日本的对冲战略同时在相反的方向上走得更远，对冲更加明显。通过案例分析可以发现，日本面临着一种身份难题。在政治安全问题上的身份更接近美国，而在经贸等问题上的身份更接近中国。事实上，这也反映了日本对中国身份认知的难题——在政治安全领域是挑战者，在自由贸易问题上又是维护者。这使得日本不得不加强自己对华战略的对冲性质。拜登执政后，美国总体的对外政策向现行国际秩序进行了一定程度的回归。在这一背景下，无论是在政治、安全还是经济贸易领域，日美两国的身份匹配都重新回升，从拜登执政后日本的表现来看，可以预计，如果拜登政府延续已有的“回归路线”，日本对中国的对冲可能会向对抗的方向调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