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担任外相四年多的岸田文雄，9月29日当选日本自民党新一任总裁，10月4日成为日本第100任首相。

岸田新体制，从内政上来说能否成为一个较长时间执政的稳定政权，还是会成为第二个菅义伟式的短命政府？日本政治会不会回到2006年至2012年每年换首相的不稳定状态？

从对外关系上来说，日中关系能否走出目前的低谷，逐渐转圜，还是会进一步滑向负面甚至对抗？当然，现在要准确回答上述问题为时尚早，但这些核心问题又必须未雨绸缪。

笔者认为，通过分析岸田新体制诞生背后的结构性因素，可以帮助我们找到有效理解岸田新政权下日本内政和外交的基本逻辑。 

新总裁诞生背后的复杂互动

此次自民党总裁选举很有可能是日本政治发展中一个重要的转折点，即自民党派阀政治逻辑和民意倾向逻辑双重复杂互动的结果。一方面，总裁选举前在各种民意调查高居榜首的河野太郎，在自民党国会议员得票数不仅低于岸田文雄，而且低于高市早苗，充分体现了前首相安倍晋三支持高市，对议员票流向的巨大影响力。传统的自民党派阀政治逻辑，至少从结果来看仍然占上风。

欧美的分析认为，这是日本式民主主义那么多年来没有脱离旧式派阀政治模式的写照。笔者认为，自民党派阀政治具有其存在的理由，因为派阀为党内治理带来了稳定性。尽管不少年轻议员在选前对元老政治颇有微词，并且极力推举河野太郎，但是这些人都没有选择退出派阀。

此次自民党选择岸田文雄，实际上就是派阀政治的稳定性和连续性的体现，展现了求稳的心理。然而，岸田的当选并不意味着传统派阀政治逻辑的完胜。河野太郎获得高达45%的自民党党员和党友票，意味着他在民众中拥有很高的人气和期待。

尽管日本可说是冠病疫情感染人数和死亡人数最少的发达国家之一，但民众对于政府不断重复紧急事态宣言、疫苗接种缓慢等治理问题感到不满，对菅义伟的沟通能力和领导力高度不信任。

正因如此，8月份内阁支持率跌破三成，菅义伟决定退选。对民众来说，他们希望看到一个年轻和有领导力的政治家带领日本走出困局，而不是自民党元老政治决定的协调型总裁。这实际上就是民意求变心理的鲜明体现，而河野太郎的形象满足了这种变革性的诉求。

岸田文雄很清楚，他要获得民意支持，既必须满足党内派阀政治逻辑，又要能展现改革者的形象。他是四位候选人中最早宣布参选的，而且大胆提出了党内高级领导层任期一年，只能连任三届。这实际上就是对元老政治进行改革的誓言，也是对年轻议员要求改革自民党的正面回应。

岸田新体制的诞生，可说是上述党内派阀政治逻辑和民意倾向逻辑互动的产物。岸田政权今后的内政外交，也将取决于如何平衡这两大动态。

岸田新体制政治基盘巩固

岸田此次当选，安倍和副首相麻生太郎的派阀都起到重要的推力，一方面可以认为这是自民党派阀政治稳定性的体现，但他自身的政治基础仍然是较弱的。

在民众看来，岸田新体制如果没有新意的话，就会被认为仅仅是一个代理内阁。因此，岸田在继承安倍、菅义伟政府的内政外交政策之余，也必须体现自身的特色，即连续性和变革性的平衡与协调。那要怎么在党内真正建立自己的权威，以及建立民众对他的信任呢？最大的考验就是11月份举行的众议院选举，以及明年7月的参议院选举。

安倍能够执政七年八个月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连续获得众议院和参议院总共六次的选举胜利，树立了他在党内的权威。

11月的众议院选举，自民党获胜基本上没有悬念，问题是议席会不会减少。明年参议院选举则要看今后半年多的执政情况，如果出现疫情反复和领导力不足，就可能像前内阁那样支持率持续下滑。这样一来，参议院选举可能议席大减，甚至不排除出现在野党议席超过执政党的扭曲国会，这会削弱总裁在党内的基本盘。因此，今后将近一年里，岸田新体制的优先事项主要在国内。

经济上，他已表示会在年内追加几十万亿日元的经济对策预算，这实际上延续了安倍经济学中前面两支箭的内容，即积极的金融和财政政策。虽然安倍经济学推动了日本股市上升，但一般民众感到受益有限，而疫情让这种感觉更加强烈。

这也是为什么岸田提出要对新自由主义经济理念进行修正，以及提高国民收入和改善再分配的原因。“岸田经济学”能不能够提出来，让日本的中产阶级感受到改革的气息和有所期待，对于民意支持非常关键。

中日关系的挑战与机遇

同样，岸田外交也会受制于上述两大逻辑。从连续性的角度来看，他会继承安倍—菅义伟外交的基本理念、政策和方针。首先，他会继续稳定日美同盟，然后是东南亚；这些都是既定的内容，比较容易做。

东北亚外交，主要是日中关系和日韩关系，很有可能要到明年参议院选举以后，才会提上议事日程；而且对日本来说，是要先改善日韩关系还是日中关系，仍然存在不确定性。

韩国即将举行总统选举，岸田也是当年日韩关于慰安妇协定谈判的主要决策者。美国也一直对日韩做工作，希望两国能够尽快缓和紧张关系。美国与东北亚两个最大盟友的三边合作，对美国来说至关重要。

在对华关系上，美国拜登政府执政后强化同盟战略，在印太地区通过强化美日和美澳的双边同盟，建构美澳英三国同盟，以及近期的日印澳美四边机制，似乎要在中国东部打造一个包围圈。同时，拜登政府还举着人权民主外交的大旗批评中国。

在这种背景下，日本对华政策的主动性空间不大，而且作为同盟国，有配合美国大战略的需要。同时，岸田还是日本目前倡导的“自由开放的印太构想”的主要决策者。他在竞选时也提出要建立人权首相辅佐官。

我们看到，在党内高层人事安排上，岸田体现了对安倍等派阀政治的照顾；但岸田的政治基础不牢固，对于党内高层和内阁成员的约束能力尚未可知。例如高市等担任党内要职后，在历史、台湾、领土问题上的言行，很可能增加日中关系摩擦甚至对抗。

同时，我们也要看到，日本整体中道的选民生态，也会产生一定的约束作用。例如修宪问题，民调显示在此次总裁选举中，回答关心的仅为10%左右。当年执政党在众参两院的议席超过三分之二，安倍都没能修宪，岸田会不会在政治基础未稳定的情况下，动用大量政治资源来做这件事呢？

对于国防开支增加，尽管他已表示不会受国内生产总值1%的框架所限制，但是对已经宣布要在年内追加几十万亿日元经济对策的日本来说，大幅度提高防卫经费显然很难得到国民的理解。第三，对日本经济界来说，日中经济相互依存度很高，与中国彻底脱钩不仅不可能，而且损害自身利益。

如果岸田能够赢得参众两院选举，党内基础稳定一些后，在继承前任的基础上创新，特别是改善和重建日中关系，就会成为一件在党内和民意都加分的事情。日本外交有三大支柱——联合国外交、日美同盟和亚洲外交，如果仅仅强化日美同盟，意味着岸田外交只有继承，而没有创新。

岸田是日本历史上任期最长的外相，他对这一点比谁都清楚。这也是为什么岸田一直提及日本要做世界桥梁的观点。如果日本能在中美之间，以及其他国家之间起到桥梁作用，这是最符合日本国家利益的国际定位。从这一点上来说，日中在安倍时期达成的第三方经济合作等，实际上也是日本发挥国际桥梁定位的潜在平台。

对于岸田新体制下的日中关系不必过度期待，也不能过度悲观，必须积极维护现有的各种沟通渠道，并且主动开拓各种可能的新管道，为日中关系的改善“聚势”和“谋时”。明年7月日本参议院选举结束，9月是日中邦交正常化50周年，届时日中关系仍然可以谨慎乐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