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  言

2016年5月，习近平同志主持召开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提出“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高度重视哲学社会科学，结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翌年3月，中共中央印发《关于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意见》，对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作出了全面部署。

自此，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工作逐渐展开。其间，如何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指导下，协调处理好社会科学的所有各个具体领域，使之贯穿体现以中国共产党领导为核心的中国特色，构建各领域既相对独立又相互联系的哲学社会科学，成为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所要解决的一个重要问题。

鉴于此，本文基于笔者过去25年对朝鲜半岛问题的逐步深入观察、了解和研究，讨论关于构建中国特色朝鲜半岛问题研究理论体系的一些主要问题。首先，说明对构建中国特色朝鲜半岛问题研究理论体系的基本认识。然后，从科学学关于学科理论体系构建的一般原理出发，探讨构成中国特色朝鲜半岛问题研究理论体系的内容和结构。最后，在朝鲜半岛问题研究的方法论方面，探讨如何体现中国特色。

一、对构建中国特色朝鲜半岛问题研究理论体系的基本认识

对构建中国特色朝鲜半岛问题研究理论体系的基本认识，是持续深入开展这项工作的前提条件，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构建中国特色朝鲜半岛问题研究理论体系，是构建中国特色国际问题研究理论体系的一个组成部分；而中国特色国际问题研究理论体系，又是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一个重要领域。因此，构建中国特色朝鲜半岛问题研究理论体系，是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不可或缺的一项工作。这是构建中国特色朝鲜半岛问题研究理论体系的重要意义所在。

但问题是，在构建中国特色国际问题研究理论体系方面，为何要首先构建包括朝鲜半岛问题在内的各个具体问题的研究理论体系？

过去20多年，随着中国的对外关系不断扩大深入，从上世纪80年代起引进的西方国际政治学和国际关系学理论，越来越难以系统地诠释中国的外交实践，并予以有效的支撑。因此，中国国际问题研究界便有人对此进行反思，并从总结古代中国的外交起源着手，开始了从整体上构建中国特色国际问题研究理论体系的工作。但迄今为止，这项工作尚不见大的起色。

主要原因恐怕在于，一方面，中国外交源远流长，文献浩如烟海，从史源入手很容易纠结于某些特定的复杂历史阶段，难以自拔。另一方面，从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看，“普遍性寓于特殊性之中”，离开对诸多具体问题的研究理论体系构建，构建具有普遍性的中国特色国际问题研究理论体系，便有本末倒置之嫌。因此，构建中国特色国际问题研究理论体系，必须首先从构建朝鲜半岛问题等各个具体国际问题的研究理论体系着手。

其次，所谓朝鲜半岛问题，通常被认为是当前正在动态变化的朝鲜半岛局势。因此，在西方学界，以朝鲜半岛问题的重要变化难以适时求证为由，不把它视为能够构建研究理论体系的学科领域。因此，能否构建朝鲜半岛问题研究理论体系本身，便似乎成了一个需要首先回答的问题。

对此，必须强调指出，构建中国特色朝鲜半岛问题研究理论体系的目的，是为了理性地认识和把握朝鲜半岛问题演变的客观规律，进而为中国的外交实践提供可靠的研究支撑。因此，问题并不在于能否构建朝鲜半岛问题研究理论体系，而在于是否承认普遍客观存在的规律，是否承认朝鲜半岛问题具有其孕育、产生、变化、发展的客观规律。

在西方国际问题学界，主流的哲学意识形态否定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不承认一切事物的变化发展都具有客观规律性，因而也就不可能去自觉地探寻朝鲜半岛问题演变的规律。相反，在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思想基础的中国，主张一切事物的认识过程，都是为了探寻和把握其变化发展的客观规律，这就必然要求把对朝鲜半岛问题的研究，上升到探求其变化发展客观规律的理性认识高度。

因此，尽管动态变化的朝鲜半岛问题确有难以适时求证之处，但它毕竟是一个孕育、产生、变化、发展的历史过程，在此过程的各个阶段，都有其基本矛盾和主要矛盾所决定的规律性特点。这些特点在普遍联系和发展的辩证过程中，相互叠加和消长，构成朝鲜半岛问题诸因素之间稳定的内在联系，即朝鲜半岛问题演变的客观规律性。如果能够认识到和把握住这种客观规律性，那么即使难以适时求证动态变化，也完全能够根据这种客观规律性，去伪存真，由表及里，对朝鲜半岛问题的演变方向作出经得起实践检验的大概率判断。

基于以上认识，真正具有现实意义的问题是，如何构建朝鲜半岛问题研究理论体系，使之更有助于认识和揭示朝鲜半岛问题演变的客观规律？

一般地，从科学学角度而言，构建某个问题的研究理论体系，意味着构建一个有关该问题的独立完整的学科体系。这个学科体系必须以明确界定的一个或几个基本概念为基础，通过辨析该问题演变的一系列相互联系和变化的重大历史事件，形成一些对该问题演变的规律性特点的理性论断即理论。同时，这个学科体系必须具备适用于该问题研究的哲学方法、一般科学方法，以及专用学科方法。

但是，对于构建中国特色朝鲜半岛问题研究理论体系来说，仅靠科学学的学科建构一般原理，不足以体现出中国特色，还必须在朝鲜半岛问题研究的基本概念、基本理论、基本方法等各个方面，始终站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哲学高度上，全面运用唯物辩证法的矛盾论、历史唯物论的阶级论等基本原理，深刻地阐明唯物辩证法关于一切事物变化发展的“量变质变”、“否定之否定”、“对立统一”的三大规律，以及唯物辩证法的诸多矛盾范畴，是如何在朝鲜半岛问题演变中具体表现的。唯如此，才能使朝鲜半岛问题研究理论体系的构建，既符合科学学的一般原理，又充分体现出中国特色。

二、中国特色朝鲜半岛问题研究理论体系的内容和结构

按照科学学关于学科构建的原理，特别是以贯彻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为原则，中国特色朝鲜半岛问题研究理论体系应包括基本概念、基本理论、基本方法等内容和结构。

（一）基本概念

朝鲜半岛问题研究理论体系的基本概念，应贯穿体现于该问题孕育、产生、变化、发展的全过程，构成该理论体系赖以成立和不断丰富完善的基础。这种基本概念可能有不止一个，必须努力探寻界定，但在该理论体系构建初期，需要首先界定的最基本概念，就是所谓的“朝鲜半岛问题”本身。

它之所以成为最基本概念，不仅因为它贯穿体现于朝鲜半岛问题孕育、产生、变化、发展的全过程，而且迄今为止，无论是在国内，还是在包括朝鲜半岛国家在内的国外学界，都没有对它予以科学的界定，致使朝鲜半岛问题研究的理论化、规范化水平依然非常低下，因而对其界定便显得非常重要而迫切。

为了界定这个最基本概念，首先应该注意到，“朝鲜半岛问题”的称谓，是中国随着冷战结束而使用的，颇具中国特色。因此，不仅应从汉语措辞习惯上，更要从观察国际问题的辩证思维层面上，努力阐明中国为何称之为“朝鲜半岛问题”，而不是“韩半岛问题”、“朝鲜问题”、“韩国问题”，亦或像英语和俄语那样，称作“高丽（Korean / Корейский）问题”？

其次，既然中国随冷战结束而使用这个称谓至今，而在此前不同历史时期也曾使用过“朝鲜问题”和“韩国问题”，就意味着“朝鲜半岛问题”经历了各具特点的不同历史阶段，只有追溯至其孕育产生的渊源，弄清其变化发展的历史阶段性，才能全面地对此基本概念予以科学界定。因此，确定“朝鲜半岛问题”孕育、产生、变化、发展的历史分期，成为界定这一最基本概念的必要前提。

研究表明，在近现代国际关系的意义上，朝鲜半岛问题萌胎于近代东北亚国际关系体系开始形成的17世纪中叶，正式产生于19世纪60年代。此后，经历了列强角逐（19世纪60年代～1905年11月）、日本独霸（1905年11月～1945年8月）、解放后三年（1945年8月～1948年9月）、南北分裂（1948年9月～1953年7月）、冷战对抗（1953年7月～1989年12月）、冷战后（1989年12月至今）等几个演变阶段。

据此，在“朝鲜半岛问题”概念的界定中，应当首先界定与其演变各阶段对应的几个狭义概念，以反映各阶段朝鲜半岛问题的基本矛盾、主要矛盾及其表现，然后在此基础上归纳出适用于所有阶段的广义概念。其中，具有最重要意义的是，界定当前面对的“冷战后朝鲜半岛问题”的概念，使之在目前和未来一个时期，充分发挥理论指导性、实践可操作性的作用。

广义上，“朝鲜半岛问题”可以界定为，在朝鲜半岛出现，并被周边大国和国际社会广泛关注的各种问题的统称。狭义上，可将“冷战后朝鲜半岛问题”定义为，随着冷战后朝鲜半岛南北双方走向民族和国家统一而出现，并被周边大国和国际社会广泛关注的各种问题的总称。

（二）基本理论

朝鲜半岛问题研究的基本理论，实际上是对该问题演变的各种规律性特点的理性论断。与界定朝鲜半岛问题概念一样，在构建朝鲜半岛问题研究基本理论的初期，应当首先从构建当前面临的冷战后朝鲜半岛问题研究的基本理论着手。

1. 冷战后朝鲜半岛问题的分类

必须强调，构建冷战后朝鲜半岛问题研究的基本理论，决不能盲目套用或演绎西方国际政治学和国际关系学的观点，而必须从冷战后朝鲜半岛局势演变的实际出发，首先回溯整理冷战结束以来，发生在朝鲜半岛并被国际社会广泛关注的所有问题，进而继续密切跟踪观察当前涌现的各种问题。在此基础上，对浩如烟海、层出不穷的所有各种问题，实事求是地进行科学分类。

从唯物辩证法角度看，所谓问题，本质上就是既对立又统一的矛盾。在唯物辩证法指导下，以矛盾的性质为划分标准，对冷战后朝鲜半岛各种具体问题进行分类，便使得这种分类既充实了冷战后朝鲜半岛问题的基本概念，又提供了以此为基础，进一步构建冷战后朝鲜半岛问题研究理论的牢固基础。

2. 冷战后朝鲜半岛问题的矛盾体系

如此分类表明，形形色色的冷战后朝鲜半岛各种具体问题，可以归纳为以下既相互区别又相互关联的七个类别。

第一类，有关朝鲜半岛南北双方关系，包括居住在世界各地的朝韩民族内部关系的问题。这类问题反映的是同一民族内部矛盾，因而对于朝鲜半岛南北双方来说，它并不是国家之间问题，而是民族内部问题。这一点，对于正确认识冷战后朝鲜半岛问题的矛盾体系及其演变规律尤为重要。

第二类，有关朝鲜半岛南北双方内政与外交方向的问题。此类问题与第一类问题紧密联系，对于朝鲜半岛南北双方之于对方政策的制定执行，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因而对周边大国和国际社会应对朝鲜半岛南北关系演变，也具有非常重要的政策实践意义。

第三类，有关朝鲜半岛与美国、中国、俄罗斯、日本这四个周边大国关系的问题。此类问题可进一步分解为整个朝鲜半岛、朝鲜、韩国与每一个周边大国关系的问题。但因美国和日本尚未与朝鲜建交，朝鲜半岛与四个周边大国关系，具有不对称的结构性特点。

第四类，有关围绕朝鲜半岛的周边大国之间相互关系的问题。此类问题，反映了周边大国之间关系在东北亚乃至世界事务上的矛盾，其典型例子有朝鲜半岛核问题、朝鲜导弹问题、韩国部署美国“萨德”反导系统问题等。

第五类，有关朝鲜半岛与中国周边其它国家关系的问题。此类问题尚未引起国际社会普遍关注。但中国拥有数十个周边国家，此类问题对于追求民族和国家统一的朝鲜半岛南北双方、努力推进民族复兴的中国，以及极力阻挠中华民族复兴的美日等个别国家来说，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因此，对此类问题的关注，便具有了鲜明的中国特色。

第六类，有关朝鲜半岛与联合国等政府间国际组织和非政府组织关系的问题。冷战结束以来，随着朝鲜半岛南北双方加入联合国等政府间国际组织，联合国及其所属机构、一些国际和国家的非政府组织（NGO），以不同于以往的方式，在朝鲜半岛局势演变的各个时段和环节，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

第七类，有关朝鲜半岛与新闻媒体之间关系的问题。在冷战后朝鲜半岛问题演进过程中，各国新闻媒体对于判别各种具体问题的真伪和走向，发挥着极为重要的作用。一些国家的新闻媒体违背客观报道的原则，播发莫须有的所谓新闻，给中国学界和公众造成了极大混乱。因此，对此类问题的特别关注，也成为体现中国特色的一个重要方面。

以上七类问题，囊括了冷战后至今朝鲜半岛所有各种具体问题。大部分问题比较简单，属于其中的某一类，而比较复杂的问题，同时归属于其中的某几类。但重要的是，在这七类问题构成的矛盾体系中，如何辨别确定决定性地影响冷战后朝鲜半岛问题演变方向和程度的基本矛盾和主要矛盾。

所谓基本矛盾，指的是构成冷战后朝鲜半岛问题诸多矛盾存在的根据和基础，持续影响局势演变的矛盾。在此意义上，冷战后朝鲜半岛问题的基本矛盾，是朝鲜半岛南北之间的矛盾。但是，由于韩美军事同盟关系，这个基本矛盾并非总是等同于主要矛盾，而是时而将美朝关系突出为主要矛盾。这一点，具有非常重要的理论认识和政策实践意义。

一方面，因朝鲜半岛南北关系为基本矛盾，朝鲜半岛问题便不是纯粹的国际关系问题，而是同一民族内部矛盾与不同国家之间矛盾盘根错节的矛盾复合体。因而，仅仅用国际政治学和国际关系学理论认识冷战后朝鲜半岛问题，只能严重脱离实际。而且，根据历史唯物论，同一民族内部的矛盾，实质上是不同统治阶级根本利益和意识形态的矛盾。因而，在认识朝鲜半岛南北关系的哲学方法论上，历史唯物主义的民族观是不可或缺的。另一方面，如果认识到朝鲜半岛南北关系为基本矛盾，而且时而也是主要矛盾，就可以把更多政策资源投入到朝鲜半岛南北关系上，开创出更大的政策运作空间。

3.  冷战后朝鲜半岛问题演变的宏观规律

冷战后朝鲜半岛问题的演变应具有许多规律性特点，必须下大力气，从宏观和微观、整体和部分，多层面和多角度努力探寻。从宏观和整体层面看，冷战结束以来朝鲜半岛问题的演变，以朝鲜半岛南北关系、周边大国之间围绕朝鲜半岛的关系为主线，表现出如下一些规律性特征，生动地演绎着唯物辩证法关于一切事物变化发展的普遍规律。

（1）周期性特征。周期性特征，指的是冷战后朝鲜半岛局势以缓和与紧张为两个相反方向，往复震荡，大致呈现出以2.5年为小周期、5年为短周期、10年为中周期、20年为长周期的特征。这种特征之所以存在，直接原因是作为朝鲜半岛问题基本矛盾和主要矛盾各方的朝、韩、美，分别具有以政府换届为表现的5年、5年、4年的国内政治周期。

其中，朝鲜政府无论如何更迭，其统一和对外政策具有长期稳定性，因而对这种周期性特征来讲，朝鲜国内政治周期是一个常量。而韩国和美国政府的换届，必然带来其统一和对外政策的调整。因而，对朝鲜半岛局势周期性演变的贡献，主要来自于韩美。

周期性特征还表明，在上述几个周期中，往复震荡周期比较短的小周期和短周期的效应最显著，即在韩国政府五年换届和任期过半前后，朝鲜半岛局势走向的变化最明显，这也正是作为基本矛盾的朝鲜半岛南北关系，再次居于主要矛盾地位使然。周期性特征还显示，冷战结束以来朝鲜半岛局势的演变，在缓和与紧张两个相反方向上振荡的幅度越来越大，即朝鲜半岛局势走向真正和解与重燃战火的可能性都在不断增大。

2017年5月韩国前政府提前下台，使新政府上台时点有变，而且韩国政界时常讨论修改宪法，重新规定政府任期，使得上述小、短、中、长周期的时间长短，将来有可能会出现变化。但无论如何，只要冷战后朝鲜半岛问题的性质和各种力量格局不变，朝鲜半岛局势演变的周期性特征就不会消失。周期性特征，实际上是唯物辩证法揭示的否定之否定、量变质变之普遍规律在冷战后朝鲜半岛问题中的具体表现。

（2）连锁性特征。连锁性特征，指的是冷战后朝鲜半岛局势演变的每一个周期，都从朝鲜半岛南北关系的变化开始，其它双边和多边关系连锁性地随之变化。具体而言，当朝鲜半岛南北关系趋向和解合作与自主和平统一时，中俄与朝鲜半岛南北双方的关系随之加强，而美日与朝鲜半岛南北双方的关系反其道而行之。相反，当朝鲜半岛南北关系趋向紧张敌对时，美日本与韩国的关系加强，与朝鲜的关系紧张，中俄则对朝韩，以及美日同时发挥劝和促谈作用。

连锁性特征，不仅反映了唯物辩证法关于一切事物普遍联系和发展的基本原理，而且揭示了作为冷战后朝鲜半岛问题基本矛盾、时而又成为主要矛盾的朝鲜半岛南北关系，是深刻认识冷战后朝鲜半岛问题演变规律，以把握局势演变主动权的关键环节。

（3）溢出性特征。溢出性特征，指的是经过冷战后最初20年之后，过去曾局限于朝鲜半岛南北双方和美、中、俄、日等周边大国的影响冷战后朝鲜半岛局势演变的主要行为体，从2010年前后开始，逐渐向中国周边的其它国家溢出。这些中国周边国家，无论是主动还是被动，越来越多地介入朝鲜半岛问题。

溢出性特征使得周边大国之间围绕朝鲜半岛的关系、朝鲜半岛与联合国等政府间国际组织和非政府组织的关系变得越来越突出。溢出性特征同样演绎着唯物辩证法关于一切事物普遍联系和发展的基本原理，也为前文所述的冷战后朝鲜半岛问题的第五种分类提供了注脚。

（4）临界性特征。临界性特征，指的是随着韩美不断加大对朝军事压力，朝鲜不遗余力发展核武器与导弹技术，无论其它周边大国选择何种应对之策，朝鲜半岛局势都加快走向要么爆发核战争，要么把军事停战机制改为永久和平机制的临界点。这要求，冷战后至今各方主要从本国利益出发所采取的政策，必须转变为同时兼顾其它各方利益的政策。临界性特征，同样也反映了唯物辩证法揭示的一切事物量变质变的普遍规律，同时也是上述周期性特征的延伸。

三、中国特色朝鲜半岛问题研究的方法体系

上述中国特色朝鲜半岛问题研究理论体系的内容和结构，聚焦于当前面对的冷战后朝鲜半岛问题，而且多为框架性思考。与构建比较完善的中国特色朝鲜半岛问题研究理论体系的目标比较，还有许多创造性工作要完成。不仅要从宏观和微观层面大量补充冷战后朝鲜半岛问题的研究理论，而且对此前各个历史时期的朝鲜半岛问题，也要构建起中国特色研究理论体系。

为了完成如此纷繁复杂的工作，在构建中国特色朝鲜半岛问题研究理论体系的全过程中，必须始终特别重视构建中国特色朝鲜半岛问题研究的方法体系，并通过不断加以提炼和充实，进一步深入推进朝鲜半岛问题研究，以促进尽快构建中国特色朝鲜半岛问题研究理论体系。一方面，某一学科的研究方法，与该学科的研究理论相辅相成，另一方面，从科学学的角度看，某一学科研究方法体系，是该学科研究理论体系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没有研究方法体系的学科，其研究理论体系必定是残缺不全的。

按照科学学关于学科研究方法体系的构成原理，中国特色朝鲜半岛问题研究的方法体系，应由哲学方法、一般科学方法、特定学科方法等三个层面构成，缺一不可。

1. 哲学方法

任何一个学科的研究方法，无论是自觉还是不自觉，都在不同程度上运用着哲学方法。运用哲学方法的实质，就是从一切事物普遍具有的共性角度，观察和研究特定的认识对象。从逻辑上讲，哲学方法的运用是理论指导实践、实践升华为理论的演绎与归纳相辅相成的过程。没有哲学理论对研究实践的指导，或者没有研究实践升华为哲学理论的研究，都是不可想象的。

中国特色朝鲜半岛问题研究的哲学方法之运用，就是始终自觉地广泛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观察、比较、分析、综合朝鲜半岛问题的各个方面，不断探寻和归纳影响朝鲜半岛问题演变的诸因素之间内在的稳定联系，即客观规律。其中，关键的目标性环节是认识和把握客观规律。这就使得承认一切事物的变化发展都具有客观规律性，强调认识事物的过程就是把握其变化发展规律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具有了对朝鲜半岛问题研究的唯一的哲学方法论指导意义。

如果按照否认一切事物变化发展客观规律性的西方认识论观点，对朝鲜半岛问题进行所谓的研究，结果只能流于对一些问题现象的感性认识，根本无法从理性层面认识和把握问题演变的内在机理，更无法在此基础上构建起朝鲜半岛问题研究理论体系。

在目前中国特色朝鲜半岛问题研究中，在自觉地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方面，全面具体地运用辩证法和历史发展动力论等原理，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1）辩证法。在构建中国特色朝鲜半岛问题研究方法体系的初期，唯物辩证法在朝鲜半岛问题研究中的自觉运用，除了前文所述对冷战后朝鲜半岛问题基本矛盾和主要矛盾的辨识，还须进一步弄清冷战后朝鲜半岛问题矛盾体系、朝鲜半岛南北矛盾的主要和次要方面。

经过长期演化，冷战后朝鲜半岛问题已成为包含诸多行为体、具有多层次复杂结构的矛盾体系。在此矛盾体系结构中，朝鲜半岛南北之间既对立又统一的矛盾，构成为此体系的内核，而其他所有矛盾都以此内核为自己存在的前提条件，通过此内核发挥自己的作用。换作辩证法的语言说，朝鲜半岛南北关系是这个多层次矛盾体系的内因及其变化发展的根据，其它所有关系是其外因并通过此内因起作用。这也是前文对冷战后朝鲜半岛问题基本矛盾所述的进一步展开。

另一方面，弄清冷战后朝鲜半岛南北之间矛盾的主要方面和次要方面，更需要运用普遍联系和发展的辩证思维。对于冷战后朝鲜半岛南北矛盾，有些研究者只是片面地局限于经济领域，抽象地比较南北之间国内生产总值的差距，因而武断地认为，韩国始终是冷战后朝鲜半岛南北矛盾的主要方面。

但是，如果全面综合地同时考察政治、社会、军事等其它领域，比较南北经济结构及其发展过程，特别是深入研究两者国内生产总值的具体内涵，就不可能草率地得出这种结论。冷战后朝鲜半岛南北关系的演变过程表明，在大部分重要环节上，掌握主动权的不是韩国，而是朝鲜。因此，在判别冷战后朝鲜半岛南北矛盾的主次要方面时，必须遵循辩证法的基本原理，随时随事作具体分析。

（2）历史发展动力论。历史唯物主义关于“人民是推动世界历史发展的根本动力”之论断，对于研究冷战后朝鲜半岛南北双方内政，特别是韩国内政及其影响的朝鲜半岛南北关系，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长期以来，受西方国际政治学和国际关系学的“英雄史观”、“精英史观”影响，国内学界多热衷于研究韩国的少数精英人物，而极少关注韩国人民。

如果这种研究长期继续进行下去，就会完全落入西方国际政治学和国际关系学的话语体系，被韩国少数精英人物的言行举止所牵制。这样，不仅认识不到韩国政治、经济、社会、军事等内政的真相，而且对朝鲜半岛南北关系演变的内在机制也会形成脱离实际的错误认识，进而贻害对朝鲜半岛政策的实施。实际上，这方面已经出现了一些案例。

将对朝鲜半岛南北双方内政的关注更多地转向人民大众，要求中国学者自觉地改变过去那种仅在大城市走访精英人士的做法，广泛深入到城乡各地，真实地了解广大人民群众的内心世界和要求。如此做法不只是研究方法的技巧性改变，而且更是从哲学方法论高度着眼，在朝鲜半岛问题上建立中国特色话语体系的重要途径。

2. 一般科学方法

一般科学方法，是指广泛运用于自然科学、人文社会科学、思维科学所有具体学科研究的系统论、信息论、控制论等理论的原理和方法。在抽象程度上，这些理论逊于作为世界观和方法论的哲学，但远高于研究特定事物的具体学科，因而具有非常广泛的普适性。目前，这些理论已经相互渗透融合，形成了结构完备、定性与定量方法相结合的系统科学体系。

在系统科学研究领域，已经形成了在国际上独树一帜的中国学派。为了构建中国特色朝鲜半岛问题研究的方法体系，有必要努力运用中国学派的独特研究成果。但在初期阶段，需要首先更多地运用系统科学的一般原理和方法。

如前所述，冷战后朝鲜半岛问题已成为具有诸多行为体、多层次复杂结构的矛盾体系，因而很适合于用系统科学的基本观点、理论和方法，进行更为深入的研究，提升中国特色朝鲜半岛问题研究的理论水平。

3. 特定学科方法

特定学科方法，是专门运用于特定学科的研究方法。特定学科方法因其研究对象有别于其他所有学科而形成。如果说哲学方法和一般科学方法属于研究方法体系中的普遍性范畴，那么特定学科方法则属于其特殊性范畴。中国特色朝鲜半岛问题研究，因朝鲜半岛问题本身的独特性，以及中国看待朝鲜半岛问题具有自己的特色，因而理所当然地要用有专用于自己的研究方法。

朝鲜半岛问题的独特性，首先集中体现在该问题的性质上。如前所述，冷战结束以来的朝鲜半岛问题，不是纯粹的国际关系问题，而是同一民族内部问题和国际关系问题相互交织、盘根错节的复合型矛盾体。特别是，同一民族内部问题，始终构成冷战后朝鲜半岛问题的基本矛盾，而且时而居于主要矛盾的地位。因此，在朝鲜半岛问题研究中，必须创造性地借鉴和运用中国特色民族理论和方法。

其次，朝鲜半岛问题作为复合型矛盾体，影响其演变的主要行为体为数众多，而且语言和历史文化各异。即便是朝鲜半岛南北双方，虽然使用同一种语言，具有共同的传统历史文化，但因在相互对立的意识形态下长期分裂对抗，因而各自使用的当代语言和社会文化具有显著区别。因此，在朝鲜半岛问题研究中，必须重视运用以朝（韩）语为主的多语言方法。在此方面，中国具有其他国家所不及的独特优势。

本文出自《东北亚学刊》2021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