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日韩三国作为东北亚近邻，其历史与文化长期相互交融，天然具有通过三边合作来实现“1+1+1＞3”效果的“地利”。20世纪60年代以来绵延发展的亚太经济合作潮流和90年代后半期启动的东亚合作进程，为中日韩合作提供了“天时”。中日韩领导人的审时度势和三国社会的积极响应，为三边合作营造了“人和”氛围。

由于东北亚聚集了各种复杂的国家间安全问题，其经济发展与安全保障两大领域被不同的逻辑、规则与机制所撕裂，形成了这一地区特有的地缘政治现象。中日韩经济合作能否向着更高层次的区域一体化迈进，能否从经济合作进一步向安全合作领域拓展，能否推动东北亚形成以合作共赢为基调的新型地区秩序？这是未来三国合作所面临的课题。

一、中日韩关系的新局面

中日韩合作起始于“天时”“地利”“人和”俱备的20世纪90年代末。20余年来，中日韩合作在取得长足进展的同时，也始终包含着易于受到双边政治摩擦冲击和国际风云变幻影响的脆弱性和局限性。中日韩合作在未来东北亚地区秩序变动中的地位与作用，充满了多种前景并存的不确定性。

进入2021年以来，拜登新政府改变了特朗普政府的单边主义手法，致力于重振同盟体系和加大对华遏制力度。日韩两国在升级版中美竞争中都感受到了来自美国的“选边站”压力，中日韩合作的“天时”正受到前所未有的负面冲击。

（一）中日关系

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日本在中美之间总体上采取了“挟美制华”与“兼顾中美”并重、“在安全上靠美国，在经济上靠中国”的“两面下注”政策，该政策的钟摆随着时间的推移在政策选项两端之间进行一定幅度的周期性摆动。

2016年以来，日本在TPP、日美同盟、对美军购、日美贸易、日朝关系等问题上受到特朗普单边主义的猛烈“冲击”，这促使其对外政策钟摆在“挟美制华”与“兼顾中美”之间相对向后者一端摆动。以此为背景，安倍首相为改善2012年以来陷于“政冷”低谷的对华关系采取了积极姿态，中日两国相向而行共同推动了相互关系的重新回暖进程。

进入2021年以来，面对来自拜登政府的“选边站”压力，菅义伟政府予以积极响应，日本的对外政策钟摆重新向“挟美制华”一端摆动。在总体战略上，菅政府致力于配合美国继续推进“印太战略”和美日印澳四边合作（QUAD）。在钓鱼岛问题上，日本屡次敦促美国重申《日美安全条约》的共同防卫范围包括钓鱼岛。在南海问题上，日本与美国一道加大了干预力度。在台湾问题上，2021年4月16日《拜登-菅联合声明》称“我们强调台海和平和稳定的重要性，鼓励和平解决两岸问题。”这是自中日复交以前的1969年《尼克松-佐藤联合声明》以来时隔52年美日首次重新在联合声明中写入干预台湾问题的内容。日本副首相麻生太郎、防卫相岸信夫等政府要员也相继发表类似涉台言论。日本2021年版《防卫白皮书》更是在中国的国防政策、涉疆、涉港、涉台、涉东海南海问题上提出了全面指责，特别是宣称“台湾局势的稳定，对于日本的安全保障和国际社会的稳定十分重要”。日本2021年版《外交蓝皮书》则就中国的国防政策提出“强烈关切”，并指责中国在东海、南海等问题上“试图单方面改变现状”。另据日本媒体报道，日本防卫省决定在2022年底前在距离台湾仅200多公里的冲绳县石垣岛部署导弹部队，使“西南诸岛”部署导弹部队的地点增至四个，其目的是对抗“加强海洋存在”的中国。

与此同时，日本政府也致力于澄清其对华政策的基本立场。2021年6月28日，日本副防卫相中山泰秀在参加美国智库的在线会议时称，要保护台湾这个“国家”。对此，日本内阁官房长官加藤胜信在6月30日的记者会上表示，这是中山“个人的想法”。防卫相岸信夫也在当天表示，日本政府不将台湾看作“国家”，“一个中国”的立场并未改变。此前的6月17日，菅首相在记者会上表示：“中国是非常重要的邻国，构筑稳定关系极其重要”，并否认6月13日结束的七国峰会旨在构筑“对华包围网”。2021年版《外交蓝皮书》指出：“对于日本来说，与中国的关系是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之一。”2021年7月1日，自民党干事长二阶俊博和立宪民主党代表枝野幸男分别就中共建党100周年向中共发了贺词。

近年来，日本追随美国在关键技术和战略资源领域开始采取对华防范态势，推动供应链重组的所谓“脱中国化”。然而，日本经济本身并没有也不可能脱离对中国市场的巨大需求，经贸往来依然是推动中日关系的强大动力。2020年，中日进出口贸易在新冠疫情的不利条件下仍实现正增长，总额超过3000亿美元，中国连续14年成为日本的第一大贸易伙伴。2021年4月28日，日本国会完成了批准RCEP的程序，成为继中国、新加坡、泰国之后第四个批准该协定的国家。2020年11月20日，习近平主席在APEC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上表示，中方将积极考虑加入“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CPTPP）。2021年9月，中国正式申请加入CPTPP。这些举动都为中日关系的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在人员往来方面，2019年中国访日人数达到创历史最高纪录的959万人次，2020年因受新冠疫情影响而减至107万人次。从总体上看，日本在中美之间、安全与经济之间“两面下注”的基本政策并没有发生质的变化，但正处于一个新的负向摇摆期。2021年10月4日上台的岸田新首相是否会对上述政策趋向做出某种调整，对此尚需观察。

（二）中韩关系

2017年文在寅出任韩国总统后，做出了“不追加部署‘萨德’系统、不加入美国的反导体系、不将美日韩发展成为三边军事同盟”的“三不”承诺，中韩关系逐渐走出“萨德风波”的阴影。2021年拜登总统上任以来，韩国也受到了来自美国的在中美间“选边站”的压力。同年3月18日，韩国外长郑义溶在结束韩美外长防长“2+2”会谈后表示，中美对于韩国而言都很重要，让韩国在中美之间选边站不可能，也不可取。3月31日，郑义溶外长在记者会上再次表示，中美两国对韩国来说都非常重要，中美不是二选一的选项。

2021年5月21日，文在寅访美与拜登会晤后发表联合声明，其中提到了台湾和南海问题，并特别强调了台湾海峡和平稳定的重要性。对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在24日的记者会上表明了中方的关切。同日，韩国外长郑义溶在电视节目上表示，朝鲜半岛和台湾海峡问题在需要用和平方式解决这一点上是相同的，希望中方能理解韩方立场。

2021年8月6日，国务委员兼外长王毅在以视频方式出席东盟地区论坛（ARF）时指出：“美韩联合军演在当前形势下缺乏建设性，美方如真想同朝方恢复对话，就不应采取任何可能导致局势紧张升级的行动。”对此，韩国外交部于8月9日称：“（该军演是）韩美两国在同盟层次上决定的事项。”这种应对方式再次凸显了韩国在韩美同盟、韩朝对峙、中韩关系以及中美韩互动中的多重身份和微妙立场。韩国《东亚日报》还就此发表了题为《中国无权对韩美军演说三道四》的社论，给中韩关系吹了一道冷风。

韩国在维护韩美同盟的同时，力图消除中国的疑虑，避免对华关系发生严重倒退，这显然是一种韩国版的“两面下注”政策。韩日两国政策的显著区别就在于，韩国的“兼顾中美”意愿更为强烈，其“挟美制华”成分相对淡薄。对于韩国而言，中国在经贸往来、周边安全、对朝关系等领域都是最重要伙伴之一。仅就经贸关系而言，中国是韩国的第一大贸易伙伴，2020年，中韩进出口贸易总额为2852.6亿美元，同比增长0.3%。鉴于韩美首脑会谈后其外交回旋余地进一步缩小，韩国正在探索致力于韩中关系和韩美关系并行不悖的“双轨外交”和“外交灵活性战略”。

（三）日韩关系

日本2021年版《外交蓝皮书》称：“2020年以后，由于原朝鲜半岛出身劳工及慰安妇等问题，延续着日本方面所不能接受的状况。”据日方统计，2020年日韩贸易总额为7.6万亿日元，日韩互为第三大贸易伙伴。2020年底以来，文在寅政府为打开韩日关系僵局屡次发出和解信号，但未能得到日方响应。在共同出席2021年6月的七国集团峰会扩大会议期间，日韩领导人未能单独举行会谈。在东京奥运会期间，文在寅总统也未能实现原定的访日计划。

近年来，日韩两国与中国的经济相互依赖持续加深，在安全领域则继续强化与美同盟，同时都谋求避免陷于在中美对抗中“选边站”的困境。在此前提下，日韩两国的政策存在较大差异。日本基于其地理位置、国力条件和历史因素，在中日关系陷于“政冷”低谷时，更具有通过强化与美同盟来防范中国的动机。围绕日本在美中之间是否应“选边站”的问题，日本各界精英中存在政策论争。帝京大学教授渡边启贵认为，欧洲主要国家寻求的是“多极世界”的均势，谋求在“不被卷入美中权力政治”的前提下参与印太合作，而不希望走向“两极对立”或“新冷战”，而“关于日本出路的论点也应在于此”与此不同，韩国基于与日本不同的地理位置、国力条件和对华经济依赖以及对朝关系上的需求，更具有维护对华关系的动机，对美国的遏制中国战略力求保持谨慎的距离。日本新闻评论员佐佐木俊尚认为，由于日美澳印安全合作（QUAD）框架的建立，韩国的存在感有所降低。庆应大学现代韩国研究中心主任西野纯也认为，最近十年来，日韩两国在朝鲜和中国问题上的看法有了很大差异。

2022年是中日复交50周年和中韩建交30周年，其纪念活动能否为中日关系、中韩关系乃至中日韩关系的发展注入新的活力？这一点正受到世人关注。中日韩合作正处于一个历史的岔路口：是沿着构建新型地区秩序的轨道继续前行，还是倒退到20世纪90年代以前的政治碎片化状态，甚或陷于“准冷战型”阵营政治困局，其前景需要由中日韩三国共同进行选择。

二、东北亚地区秩序展望

21世纪20年代初，东北亚仍处于多种模式相互竞争的混合秩序状态。未来东北亚地区秩序的演变进程，将主要受到地缘政治与安全领域博弈、经济领域相互依赖状况、主流地区意识演进方向、区域一体化发展趋势等因素的影响。以东北亚基本保持和平与稳定为前提，其地区秩序的前景中最具代表性的模式有以下“一、二、三、四”四种类型。

“一”是“美国单极主导”模式

这种模式的前提条件是：美国维持超强国力以及主导东北亚地区秩序的对外战略；日韩两国忠实地跟随美国维持和强化同盟关系；东北亚各国对美国经济高度依赖。这种模式面临诸多挑战：美国采取的一系列单边主义和贸易保护主义政策，使其主导东北亚地区秩序的软、硬实力都在相对减弱；中国正在持续崛起，中俄战略合作日益加深，日本的亚洲政策摇摆不定，韩国力图避免参与构建韩美日三边同盟和对华遏制体制；中日韩三国对美国的经济依赖遇到瓶颈，三国间经济合作则持续得到进展。

“二”是“中美两极合作或对抗”模式

这一模式的首要前提是，中国的综合国力达到足以与美国一道左右地区秩序的程度。2010年，中国GDP超过日本而居世界第二位。2014年，中国GDP超过美国的60%，2019年达到美国的67%。中国的军事实力和对外影响力都在稳步提高。中美两强格局是一把双刃剑，它既可以成为“中美合作”模式的基础，也可能为“中美对抗”论者提供依据。进入21世纪以来，美国一些精英提出了“利益攸关方”（Stakeholder）、“G2”（两国集团）、“中美国”（Chimerica）等概念，这些都属于“中美合作共治”模式范畴。然而，过去十几年间中美关系的实际发展进程却走向了其反面。从奥巴马政府提出“亚太再平衡”到特朗普政府把中国定义为“战略上的竞争对手”，美国逐渐放弃了对华“接触”政策而转向“遏制”战略。中美是否会走向“两极对抗”的新冷战？这种前景尚面临诸多不确定性：一是中国不同于当年的苏联，坚持改革开放，不称霸，实行防御性的国防政策，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均衡发展，国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这些内外政策和社会发展趋势不会因美国的遏制政策而轻易改变；二是美国决策层和各界精英中反对对华冷战战略的呼声愈益强烈，中美间的经济相互依赖和社会文化交流已达到很高水平，美国缺乏遏制中国所需的绝对软、硬实力优势，日韩等盟国也都不愿陷于在中美对抗中必须“选边站”的困局。

“三”是“中日韩合作”模式

中日韩合作20余年来，已在深度和广度上取得了长足进展。另一方面，中日韩之间围绕历史认识、岛屿争端和安全问题而引发的双边摩擦对三边合作形成负面冲击。另外，美国的干扰也带来负面影响，包括美日同盟的不断强化使中日关系难以摆脱“安全困境”阴影，美国在韩国部署“萨德”导弹系统引发中韩摩擦，美国的对华遏制战略使日韩两国受到了在中美间“选边站”的压力。迄今为止，中日韩合作还没有超出广义上的经济合作范畴，远未达到共同构建东北亚政治与安全秩序的地步。

“四”是“中美日俄多极均势”模式

这种模式的前提条件是：美国实力相对下降和中日俄三国实力相对上升，以及美国一极霸权模式、中美两极模式和中日韩合作模式都难以成为东北亚的主导模式。在短期内，该模式的前景面临如下不确定性：中日俄三国的发展不平衡；美国的国力和影响力依然强于中日俄三国，日俄两国在中美两极格局面前渐趋降为次要角色；中日韩合作的持续发展有望冲淡大国竞争的作用。

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日韩三国立足于多边主义和地区主义，参与和推动了一系列多边合作，其相互间既有共同参与的重叠部分，也有不同选择乃至相互对立的部分；前者中最具代表性的有东盟主导的东亚系列合作、中日韩合作以及朝核问题六方会谈；后者中最具代表性的是日美推动的印太战略及美日澳印四边合作（QUAD）和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作为一系列多边合作构想及实践之一，中日韩合作对于三国而言是具有最直接区域一体化效应与潜力的合作模式。

近年来，中日韩合作遇到的最大挑战，是在中国国力快速提升和美国对华遏制战略升级的背景下，美国谋求推动日韩两国在中美战略竞争中“选边站”而参与共同遏制中国，美国建立“同盟秩序”的意图与各国推动“合作秩序”的探索之间的竞争成为东北亚地区秩序演变进程中的突出特征和不确定变数。对此，日韩两国都在进行政策研究和选择，其思路既有共性，也有区别。其共性一是都不赞同“两极”模式，二是都不愿意看到中美走向冲突而被迫“选边站”的局面出现，三是都在探索多种地区合作选项。其突出的区别则在于，日本寻求以推进“自由开放的印太”构想来应对中国崛起的挑战和冲淡“中美两极合作或对抗”模式，韩国则对参与具有遏制中国色彩的“印太战略”采取了谨慎姿态，同时探索韩美同盟与东北亚多边安全合作相结合的路径。

日本国际问题研究所的一份研究报告指出：“对于日本而言，无论是对立还是协调，印太地区的未来仅被美中关系所规定都是不可取的。日美同盟对于没有其他替代手段的日本而言今后仍将极端重要，但美中激烈对立（美中冷战）极有可能损害日本利益，反过来美中协调（G2）则将十分弱化日本的国际及地区影响力。在这两种场合日本的行动余地只会缩小。……在确保美国参与的同时，避免印太国际关系的基本结构被美中关系所规定，确保日本对外行动的自由，这是日本印太战略的最大课题。……（为此）有必要就如何在印太构想中让期待着‘多极亚洲’的印度、澳大利亚、东盟各国所具有的力量和意志焕发活力的问题进行探讨。”该报告还指出：“日本的印度太平洋战略具有三个方面：一是日美同盟的强化，二是可称之为‘新南进论’的与印度、澳大利亚、东盟各国的关系的强化，三是与中国稳定关系的确立。”

韩国世宗研究所研究委员郑载兴指出，“韩国在日益激化的美中战略竞争格局中应当无条件地防止选择一方而树另一方为敌的政策，并且需要立足于构建新的地区秩序的视角做出积极推动韩半岛无核化和平进程以及实现东北亚和平经济共同体的政策努力。”韩国国家安保战略研究院责任研究委员朴炳光指出，在来自美国的“选边站”压力增大趋势中，韩国应在“印太”问题上设定“韩国标准”，谋求以韩国自主方式与该地区各国合作来冲淡“印太战略”的针对中国性质，推动该战略从安全中心向经济中心的方向转变。该研究院首席研究委员李寿恒（音）指出，韩国应当基于“合作安全”（cooperative security）概念，在发展韩美同盟的同时，积极营造排他性的同盟与开放性的多边安全合作体系能够并行发展的东北亚安全环境。上述观点颇代表了当今日韩两国国际问题研究界的主流思路及政策建言。

21世纪的东北亚，既不同于19世纪以来殖民争夺的时代，也不同于20世纪下半叶美苏争霸的环境。对东北亚各国而言，合理的选择应是摆脱霸权模式、同盟政治和“零和游戏”思维而采取地区合作模式，构建以合作共赢为基调的新型地区秩序。只有这样，东北亚才能真正摆脱冷战阴影，从相互防范走向共同繁荣，形成本地区各国共同受益的和平环境。中日韩合作由经济领域逐步向安全领域拓展，是东北亚走向以合作安全和共同发展为基本内容的新型地区秩序的必由之路。

东北亚各国共同构建新型地区秩序的基本前提是，彼此摒弃以制度、意识形态、价值观、发展阶段、国力等差异来划线的“价值观外交”思维模式，即要从承认各国的国情差异和各国有权选择自身发展道路这一前提出发，在和平共处、互惠互利的基础上推动地区安全合作。

中日韩三国地理相近，文化相通，相互交往数千年，这是美俄两国所无法比拟的，也是三国合作的重要基础。作为长期交往的近邻，中日韩三国对久远交往历史的民族记忆既是相互理解的基础，也是相互偏见的来源。扩大人际交往，改善相互舆论，相互学习长处，避免刻意渲染相互间的负面历史记忆，将有助于不断深化中日韩合作。

中日韩合作的基础是合作共赢。中日韩之间存在历史与现实的矛盾因素是客观现实，而经济与安全上的共同利益则具有抑制矛盾因素的作用。妥善管控分歧，扩大共同利益，逐渐降低矛盾因素在彼此关系中的比重，是中日韩合作持续发展的基本条件。中日韩三国宜致力于以三边合作抑制双边矛盾，防止双边关系中的一种摩擦导致三边合作的全面停顿，促进三边合作与双边关系的良性互动，共享“1+1+1＞3”的合作红利。中日韩三国在迈向共同发展和合作安全的进程中，宜避免主导权之争。实践证明，共同主导、集体推动、轮流主持的三驾马车方式有利于三国合作的顺利发展。

在中日韩合作的短板领域——安全合作领域，三国只能采取循序渐进的方式，充分考虑到各国的历史与现实、安全关切以及国内政治和舆论的承受能力，切忌追求超越现实可能和各国国情的空泛理想，以免导致适得其反的结果。因此，中日韩安全合作宜有一个由易到难、由近及远、由浅入深的路线图，从现实的最低目标出发，逐渐向争取实现的中间目标过渡，同时共同探讨作为未来前进方向的理想目标。中日韩安全合作，首先是要在第一类安全问题上加强双边与三边对话与合作，构建管控分歧、防止争端升级的机制。在地区安全秩序问题上，中日韩安全合作的起始目标应是致力于构建安全互信及其保障机制，三方宜致力于把互不构成威胁见诸合作理念及实践之中，并逐渐将其机制化。

20世纪90年代末，中日韩合作乘着“天时”“地利”“人和”的东风应运而生。中日韩合作天然负有构建新型东北亚地区秩序的历史使命，其20余年的发展进程也已展示了实现这一目标的现实可能及其具体路径。但与此同时，中日韩合作自始就包含着易于受到双边政治摩擦冲击和国际风云变幻影响的脆弱性和局限性，有待于通过继续深化合作来予以克服。21世纪20年代初，东北亚地区秩序面临两种前景共现的历史节点：是沿着构建以合作共赢为基调的新型地区秩序的轨道继续前行，还是逐步陷于“准冷战型”阵营政治的相互对抗格局？从中长期的观点看，中日韩合作的“地利”条件有望得到进一步增强，关键在于三国能否重新增进以合作求共赢的“人和”共识，进而共同致力于扭转“天时”消退的趋势。

中日韩合作正面临如下三种前景：（1）持续发展的前景，即中日韩合作全面深入发展，从经济合作逐渐向安全合作深化，并引领整个东北亚的区域一体化进程；（2）维持现状的前景，即中日韩经济合作继续得到深化，但依然具有容易受到双边摩擦冲击的脆弱性，呈现周期性波动的特征，在地区安全领域的合作举步维艰；（3）出现倒退的前景，即中美逐步陷于“新冷战”，日韩或其中一国更加积极“选边站”到美国一边参与遏制中国。

对于中日韩三国而言，最合理的努力方向显然是要争取第一种前景，确保第二种前景，防止第三种前景变为现实。

本文出自《亚太安全与海洋研究》，2021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