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自觉无力单独制衡中国，无法设想没有日美同盟或外力加持的情况下独立应对“中国威胁”。日本战略界对此大体认同并倾向于认为，通过有效的外部联合，可以对中国形成有力制衡。为此，日本充分利用“同盟”这一外部制衡的经典方式，同时还试图创新性地开发“准同盟”功能。

广义而言，从日本的主观意图看，其准同盟网可被分为四边机制、日本与北约（欧盟大国）、日本与东盟国家的三层或三圈结构。日本确实一直意图在东南亚打造与东盟国家的准同盟网，但双方关系难具准同盟之实——双方的安全合作和伙伴关系多是对中国的一种牵制或软制衡。需要辨识的是，东盟国家普遍不愿与大国结盟或与日本形成准同盟关系，日本即便在与之关系较近或有意拉拢的越、菲等国之间，也没有形成与北约或四边机制那样的全层级防务联系。美国在“重视多边”的拜登上台后对东盟竭力诱拉，但对外也只能宣称不求之“选边站”。因而，本文根据结构现实主义理论的定义，狭义性地选取了两种较为典型的准同盟案例进行分析。

某种程度上，日本推动“制华”的主要新特点，是着力在全球推动“准同盟”关系及其体系构建。这种安排更多的是一种“有限硬制衡”或“半软制衡”：一种非正式军事结盟关系，通常基于一定的军备建设互动、军事协调或地区安全合作等。其具体内涵和特点可表述为：当事方在威胁界定与战略共识、安全磋商、装备技术交流、军事互操作性、部队互访与联合演习等领域都有广泛协议和具体实施。日本的准同盟构建，是日本囿于宪法限制和历史原因对外所能采取的、除日美同盟以外的一种次高级“联盟”方式，也算得上是对国际关系理论中结盟与制衡意涵的一个重要拓展。日本属意打造的两个准同盟战略板块，分别是“四方群”和“日欧群”。对照之下，日本与东盟安全合作，目前还难以达到准同盟的状态——东南亚各国基本拒绝“选边站”及卷入大国角斗场。

日本的这种准同盟体系，在属性上更多地体现为构建以价值观为基准的海上安全民主联盟，在形式上更多地展示出地区大国和中等强国的抱团与协作。日本并不幻想准同盟可以取代美国成为日本安全保障的关键，但其无疑是日本安全政策的重要再保险选项，也日益成为日本对华制衡的重要平台和补充装置。美国的知日专家迈克尔·格林曾言：一个强大的日本同时与海上民主国家联系在一起，将限制北京方面的胁迫选择，亚洲和平一体化可以有一个稳定的战略平衡。

一、充实升级四边机制（QUAD）

2007年，在安倍呼吁下，日美澳印举行“四边安全对话”高官会议。2012年，安倍重掌政权后提出“民主安全菱形”这一日本版“印太战略”的雏形，呼吁四国发挥更加积极作用来保卫两洋安全与和平，更明确地聚焦于海上安全并对抗中国。这不仅是对日美同盟的补充和强化，更蕴含着未来摆脱对美安全依赖、构建日本主导下的安全合作网络的意图。2016 年8月，安倍首次提出“自由、开放的印太战略”，其中重要一环就是以共同价值观打造四边海上民主安全机制。其后，四国于2017年重启对话，2019年9月首次举行外长会议，至2021年3月首次召开视频峰会并发布联合声明，且首次超越政治磋商而设置具体工作组，推动“四边机制”实现重大升级。2021年9月下旬，四国预定还将举行首次领导人线下会议。

这意味着，四国合作在机制框架上基本成型，朝着小多边准同盟体制乃至“亚洲版北约”方向趋近，已成为日本对华持续制衡、综合性竞争的平台。很明显的是，日本在该机制中发挥引导和黏合作用，操弄其对华展开围堵和威慑，并促推四国“印太战略”对华开展体系对抗和秩序拼争。当前，四边机制的对华传统军事制衡正在加速：举行越来越重要的联合军演，以更快的步伐推进双多边防务合作，例如，2020年11月在孟加拉湾首次举行“马拉巴尔”海上联合军演，2021年8月在菲律宾海域举行大规模军演。其目标主要集中在牵制中国对海洋权益和国家主权的维护，削弱后疫情时代中国影响力的提升。

日本为构建和巩固四边机制，多年来还持续推进日澳、日印安全合作关系。日澳2007年即签署安全协议，直至2020年成为“特别战略伙伴”、签署部队《互惠准入协定》（RAA），基本确立了准同盟关系。同时，日印关系在近年来也迅速发展，两国安全交流及合作不断加深。随着印太地区力量平衡迅速变化，印度日益成为日本的区域战略伙伴。这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日本认为印度是中国的天然竞争对手。当前，日印已通过安全磋商（“2+2”对话会议等）、军事演训、有关部队互访与后勤支援及装备技术的协定等，达到了一种近乎准同盟的状态。此外，日本参与推动的四国框架中的多个三边对话与合作机制（日美澳、日美印、日澳印）业已形成，较为典型的是2015年日本海上自卫队首次参加了美印 “马拉巴尔”联合军演，以及2016年至今的日美澳、日澳印三方会谈，不断就南海争端进行对华批评，就强化海洋安全合作达成共识并推进实操。

二、广域结网：日欧安全与战略合作

近十多年来，日本通过各种方式大力加强与欧盟的安全合作与政策沟通，大幅增加对欧接触频率与高层来往，同时也利用这种关系推行自己的全球政策。2013年，安倍内阁在日本二战后首个《国家安全战略》中将欧盟定位为具有相似价值观和原则的重要战略合作伙伴。同年起，日欧双方陆续签署一系列战略或政治文件，尤其2019年生效的战略伙伴关系协定（SPA）不仅涵盖政治对话和政策合作，还包括应对区域和全球挑战方面的合作。这些合作框架，确认了共同战略利益与协调意愿，为日欧加深政治和安全关系提供了保证。2021年4月，日本与欧盟举行最新一次安全与防务磋商，重点聚焦印太海上安全合作。当然，日欧的具体军事联系实际多是通过日本与北约（NATO）之间的合作实现的。2013年，日本与北约发表《联合政治宣言》，2014年安倍作为日本首相首次访问北约，双方签署了《国家伙伴合作计划》，内容涵盖联合军演、网络安全、防务人员培训及其他非传统安全合作。2018年7月，日本驻北约代表处正式成立并运行，其被赋予承担双方在重大地区安全问题上的联络和协调等任务。

近年，在国际秩序变动下，日欧日益倾向于从全球地缘政治角度看待双边关系，并建立了前所未有的紧密安全关系。应对中国崛起以及自由主义国际秩序的危机，被认为是贯穿日欧安全合作各个领域的中心事项，也是日本国内关于日欧合作的一个中心辩论议题。双方日益展现维护以规则为基础的国际秩序、以促进海上安全为优先军事合作事项的战略意图。尽管在地理上存在距离，但日本非常努力地试图与欧盟及北约走得更近，通过扩大合作并借助这一平台来制衡所谓“中国威胁”。

不过，需要承认，尽管日欧展开了这些整体性的战略与安全合作，但双方军事联系的实体与操作仍须依靠与欧洲大国尤其英法德三国的双边互动来实现。日本与三方的双边关系中，日英安全合作起步早、层级高，最早形成典型的准同盟关系：高层安全互动频繁、防务磋商级别高端、军事及装备技术合作机制完备、部队间互访合作与交流密切。而且，日本的“印太战略”和英国的“全球英国”构想都主张在国际层面发挥安全领导作用。2019年1月，日英领导人会谈宣称要锻造“同盟关系”，而安倍2020年2月宣称日英关系处于1902年结盟以来“最密切”状态。日法安全合作总体上接近日英之间的水准，基本拥有类似于日英合作的框架、机制和内容，2019 年双方签署的新版“日法合作路线图”重申寻求进一步发展特殊伙伴关系，并特别强调自卫队和法军在海洋安全领域的合作。日德安全合作起步相对较晚但正在加速发展，双方2021年3月签署《情报保护协定》、4月首次举行“2+2”会议，此外亦已签署了部分类似于日本与英法之间的多种安全防务协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