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作为资源匮乏、市场狭小的岛国，是较早关注经济与安全关系、探讨经济安全保障问题并运用经济手段保障安全的国家之一，“保障经济安全的战略思想和政策运作，早就贯穿于日本的整个发展过程”。

（一）战后日本经济安全保障政策演变

关于“经济安全保障”，至今没有一个明确而统一的定义，对其认识和理解的视角也多种多样，包括广义与狭义、经济与非经济、国内与国际、主观与客观、静态与动态等。依据政策方向，中村直贵将“经济安全保障”分为三类：“经济方略”、强化经济韧性和产业竞争力、强化和重构国际经济体系。这几类政策措施揭示了经济安全保障的本质，即提升国家“经济适应变化的能力”以及经济体系的国际竞争力。如何评析经济安全保障政策，也始终是一个难点。因为经济安全保障问题很难体系化，并且一直存在“灰色地带”，加之不同国家对“经济安全保障”的理解不同，相关政策的性质、方向会存有差异，所以需要多维度地认识和评价各国的政策意图、目标、效果等。鉴于不同时期所面临的安全问题不同，安全保障的内涵不断延伸，其政策思维有所不同。战后日本经济安全保障政策的演变，证实了这一动态性特征。作为战败国，战后日本受“和平宪法”制约，在制定和执行安全保障政策上需要“合规合法”，以轻军备、重经济、外交上追随美国为特征的“吉田路线”指引着日本的发展方向。日本实施的防守型安全保障政策思路是以日美同盟为依托，依靠美国的核保护和援助，通过“贸易立国”获取海外技术、资源和市场。这一政策和实践融入了经济安全的意涵。20世纪60年代中期以后，日本产业竞争力不断提高，对外贸易收支基本转为顺差，1968年跃升为资本主义世界第二经济大国，日美贸易摩擦日渐增多。以20世纪70年代初布雷顿森林货币体系瓦解、石油危机爆发为契机，日本经济安全问题开始受到更多关注。在国际经济体系动摇、世界经济陷入低迷的情况下，美国的通商政策倾向从自由贸易转向“公正贸易”，要求日本等贸易对象在享受美国市场准入条件的同时，对美国也实行同样的开放措施，以促进其出口。同时，随着日本经济增速放缓，高速增长时期累积的公害等问题凸现，国际环境对日本有利的时期已经过去。“国际政治的变化令政治性考量和经济性考量、政治性行为和经济性行为的关联性复活”，经济安全保障成为日本讨论国家安全战略的重要议题，内容涵盖贸易、金融、能源、环境等方面，其中能源安全保障成为重要的政策着力点。随着日本率先走出石油危机，产业竞争力进一步增强，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基本实现赶超欧美发达国家的目标，对外经贸摩擦尤其日美摩擦愈演愈烈，技术纠纷逐渐增多，经济与安全保障的关系趋于加深。1982年4月，日本公布首份《国家经济安全战略报告》，将保障经济安全作为国策之一。这些举措表明，日本日益重视防卫力量与经济手段的相互补充，希望以强大的经济实力谋求富有弹性和远见的安全保障。为此，日本将“科技立国”战略作为保障日本中长期国家经济安全的基础，通过政府开发援助（ODA）等经济外交手段提升国家对外的应变能力和影响力。20世纪90年代初，随着冷战结束，传统意义上的军事威胁减少，核武器扩散、恐怖袭击等新的军事威胁以及环境变迁、难民移民、跨国犯罪等非军事威胁逐渐增多。同时，经济国际化的快速发展，使外部风险增大。在美国，经济安全从属于军事安全的政策发生转变，“经济方略”政策论日益发挥影响力。1993年，克林顿政府设立经济安全保障最高机构“国家经济会议”。1994年，美国发布《国家安全战略报告》，首次将经济安全列为国家安全战略的一大支柱。在此背景下，已跻身于世界经济强国的日本，也将经济安全保障作为其制定对外政策和国家战略的重要考量因素。21世纪伊始，美国遭受“9·11恐怖袭击”，非传统安全问题越来越成为各国和地区面临的重大威胁。中国加入WTO，日渐融入国际经贸体系，2010年经济总量超越日本而成为世界第二经济大国。虽然日本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相对下降，但争当“正常国家”的意愿更加强烈。2013年12月，日本“国家安全保障会议”正式启动，并颁布了首份“国家安全保障战略草案”。2014年4月，日本内阁会议通过“防卫装备转移三原则”，实质性地推动了日本武器装备及零部件出口。2015年9月，安倍政府强行通过“安全保障相关法案”，战后日本防守型安全保障政策发生重大变化，经济外交、经济安全保障政策亦显现出主动性，尤其在对外经贸领域，日本积极融入全球缔结自由贸易协定（FTA）及区域经济一体化潮流，以扩展对外贸易投资，促进经济增长，参与地区和国际经贸合作，提升本国影响力，更好地保障国家安全。

（二）新形势下日本强化经济安全保障动向及趋势随着新科技革命下国家安全保障意涵延伸、国际秩序变革下各国战略调整加快、新冠肺炎疫情下供应链风险凸显、美欧主要国家纷纷强化经济安全保障，日本开始将经济安全作为国家安全保障及国家战略的核心内容之一。

1.强化经济安全保障法规政策外国直接投资尤其并购式投资，是获取技术的一个重要途径。2017年以来，在经济安全保障的名义下，日本不断修改和强化《外汇法》，在飞机、武器装备、核相关等特定行业的基础上，追加了集成电路和半导体内存等制造业、软件开发、信息处理服务等领域；对上述领域的外国企业在日投资加强监管，要求其事先向日本政府申报并接受审查；提高在日投资获取股份的门槛，如果股权交易被认定为有可能危及国家安全，日本有权要求投资方调整或中止交易。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后，与传染病相关的药品、医疗器械等也被纳入管控对象。同时，严格限制重要敏感技术、军事技术的外溢，对非法行为加大惩罚力度。2021年6月，日本还通过了《土地利用规制法案》，将自卫队基地、核电站等周边设为“关注区域”，对外资购置该区域的土地实行严格管控。

2.健全完善经济安全保障职能

日本政府各部门纷纷健全和强化经济安全保障职能。2019年6月，经产省新设“经济安全保障室”，制定和协调有关政策。同年10月，外务省综合外交政策局重组设立安全保障政策课题室、宇宙海洋安全保障政策室、国际和平安全保障合作室，负责应对新时期的经济、技术、网络攻击等安全保障课题。文部科学省和公安调查厅也在研究创设有关经济安全保障的新组织和新岗位。尤为令人关注的是，2020年4月，日本国家安全保障局新设“经济班”，负责统筹和部署与经济安全保障相关的重大政策、管理网络安全、知识产权及应对疫情等，并筹划和草拟首部《国家经济安全保障战略》。随着2021年10月新首相岸田文雄组阁，日本首次设置经济安全保障担当大臣一职，再次显示了强化经济安全保障的战略意向。

3.大力培育和管控敏感核心技术科学技术是重要的国家安全资产，也是各国经济安全保障施策的重点领域。2021年3月，内阁会议讨论通过了《第六期科技创新基本计划》，2021—2025年度将投入研发经费30万亿日元，重点用于人工智能、量子技术、宇宙开发、半导体、生物技术、材料科学、5G通信等前沿技术，这些技术也适用于防灾防疫、国防、环境能源、健康医疗、农林水产等领域，与国家经济安全保障密切相关。岸田政府还高调推出“芯片战略”，试图重振日本半导体产业。为提升军用技术研发效率，自2015年起，日本防卫省引入安全技术研究促进制度，资助大学、研究机构、企业等研发可供军用的人工智能、通信等高新技术。同时，日本对敏感技术出口、外国在日投资以及访日研究人员、大学等机构申请国家研究资金等加强监管，并考虑在敏感技术领域引入秘密研究、特许制度等，以防止技术外溢。

4.产业政策强调“战略自主性”和“不可或缺性”战略物资以及能源、通信、交通、粮食、医疗、金融等“战略性基础产业”的安全性和国际竞争力，关涉国家能否生存与独立、社会经济能否持续稳定运行。日本政府一再强调，任何情况下都要尽可能减少对他国依赖，增强本国优势和“自主性”，调动和发挥民间企业的活力，将日本打造成为全球产业结构中不可或缺的存在。2009 年7月，日本出台了“稀有金属保障战略”，提出促进海底稀土等资源开采、海外资源开发、回收利用、替代材料开发和储备等措施。为确保能源资源的稳定供给，促进绿色低碳发展，日本积极推动海洋资源开发，最大限度地利用可再生资源，建设高效火力发电、核电体系，广泛加强与资源国的关系。另外，中美贸易摩擦叠加疫情，使日本深刻感受到保障紧急物资、战略物资供给及半导体等关键供应链安全的重要性，开始朝着缩短“链条”、力争掌控核心环节、提升本国“自主性”和可控能力的方向发展。

5.与美国等“志同道合国”加强协作当代国际规则大多由美国等西方国家主导和制定。日本将欧美等国家视为具有共同价值观的“志同道合国”，提出与其加强合作，促进供应链多元化，推动形成符合日本国家利益的国际规则。日美同盟是战后日本外交、安全保障的基轴，新形势下这一政策着力点没有改变。2021年4月，菅义伟访美期间，日美首脑就关键技术、半导体供应链合作等达成协议，将共同投资加强数字领域合作。不仅如此，日本与美国还积极推动日美印澳四国战略互动，不断强化合作机制。2021年9月，在日美印澳“四方安全对话”首次线下领导人峰会上，四国就网络安全、5G应用、空间技术、合成生物学、基因组测序和生物制造等高科技领域合作达成协议，呈现共同加速发展高新技术、围堵和遏制中国发展的态势，这不仅导致四国与中国的关系紧张，也不利于地区的稳定与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