菅义伟上台后，中日两国关系发生逆转，现任首相岸田文雄更是提出了要把“对付中国”作为首要目标。日本已经成为在中美战略竞争中完全“选边美国”的少数亚太国家。自中日邦交正常化以来两国的睦邻友好关系正在被日本政界似乎铁了心的“制衡中国论”所取代。已经完全超出“周边事态”、一心想要助力美国对华战略遏制的日本，给中国周边外交增加了新的变数。

菅义伟上台后，迅速加强同印太地区和欧洲地区重要国家的安全合作，为特朗普政府疯狂的对华疫情报复和战略抑制充当直接的帮手。日美同盟既是美国亚太战略的基石，也是日本外交和安保政策的基轴。菅义伟政府高度重视日美同盟，致力于通过高层互访、举行联合军演等手段来加强日美同盟。日本也是日美印澳“四边机制”最积极、最主动的参与者之一。菅义伟上台后，日美印澳四国的双边和多边安全合作快速推进。2020年以来，日本成为美国“印太战略”实施中最为积极和主动的依靠。尤其是2020年下半年之后，加强同菲律宾、印尼、越南等东南亚国家间的防务与安全合作，扩大和提升对东盟国家防卫战略的介入和影响，是日本全力协助美国在地区安全秩序中孤立中国、联合应对中国外交与防务举措的重要行动。更令人瞩目的是，2020年末以来，日本利用自己是“美西方阵营”坚定分子的地位，全面加强同英国、德国、法国等欧洲国家的防务与安全合作，协助和配合美国将北约成员国“引入”印太区域，共同围堵和遏制中国。

菅义伟上台之初，外界普遍认为由于菅不属于任何派系，在内政外交上会持比安倍晋三更加开明的态度。但菅义伟在台湾问题、钓鱼岛问题等关键议题上频频挑战中国，充分显示出菅义伟作为安倍前首相的“御前重臣”在防卫和安保政策上完全接受了安倍的理念。安倍及其幕僚的安保理念，是典型的自民党右翼的主张，即认为在冷战后新的地缘政治环境中，日本必须摆脱“和平宪法”约束，强化日本作为世界第三大经济体的“正常国家化”进程和国家利益追求，提升日本在国际舞台的大国角色。安倍上台之前，日本政界就将松动防卫体制、加强军事实力和准备介入美军在东亚战争行动确定为“重新定位日本国家利益”的基本方向。安倍上台后，面对钓鱼岛争议，一方面顽固拒绝对华谈判，另一方面紧抓美国这一日本对华冲突的可靠后盾。2017年特朗普政府上台，美国转变对华“接触政策”，这是日本政府多年期盼实现的目标。强化“中国威胁”、松动安保法制、谋求修宪和增加军费，是日本以日美同盟为轴心、扩大防卫行动范围、对华实施制衡政策需要采取的基本行动。菅义伟上台后，再次明确表示会继续把修宪作为自民党的基本方针。“和平宪法”不仅有利于防止日本重走侵略战争的道路，更是战后日本国民开展和平运动的重要法律依据。然而，“和平宪法”和自民党“宪法修正案”是绝对矛盾的，两者不能兼得。菅义伟政府的安保追求就是通过修宪扩军来改变“战后体制”，以通过实现“普通国家”的方式来取得对华制衡战略的合法性和可行性。

2021年9月29日，岸田文雄以257票当选自民党总裁，就任日本第100任首相。岸田政府的“安保观”和“中国观”将延续从安倍到麻生等自民党强硬派的传统路线。岸田文雄在竞选期间主张修宪扩军、对抗中国，其政策主张鲜明地体现了“安倍派”的涉华路线。即便如此，中日经贸关系和正常交往仍然存在着很大空间。中国是日本最大的贸易伙伴，两国在经贸领域依然存在着广阔的合作空间。即便岸田政府继续对美“选边”，基于中日经济和社会关系的深度融合，日本也难以追求对华经贸“脱钩”，中日关系仍然存在“协调”的一面。

需要警惕的是，岸田内阁上台后组建了经济安全保障室，并任命前防卫副大臣小林鹰之出任经济安全保障担当大臣一职。小林鹰之将会与自民党内相关干部合作，制定半导体供应链战略，防止技术外流。随着中美竟争的日益深化，构建半导体供应链已上升至日本经济安保的核心位置，日本此举旨在阻止尖端技术流向外国和打造自身重要物资的供应链。在大国总体趋向于把安全置于经济利益之上的当代世界政治中，日本在高科技领域加入美国对华“科技战”甚至准备部分“脱钩”，是其为了在军事和安全上对抗中国而正在采取的步骤。至于岸田政府所采取的“制衡中国”的战略能走多远，一是取决于中美关系，二是取决于日本国内新安保法体制和修宪进程，三是取决于中日关系的整体架构是否能继续保持稳定与协调。

作为日本外交政策的基石，日美同盟早已成为日本历届政府对外关系的基轴。作为美国亚太联盟体系中的核心组成部分，深化和巩固日美同盟已成为美国“向亚洲全境辐射军力，维持或增强在这一重要地区霸权的既定战略”。可以肯定的是，拜登政府的中国政策和中美关系的基本状态成为影响中日关系走向的最重要的外部因素，美国是日本对华政策的核心变量。在中美关系短期内难以出现实质性改善、拜登政府的对华冲突和竞争战略将会继续以压制中国为基本目标的情势下，日美在对中国战略上的合作将会进一步深化、细化。与美国在军事、情报、“印太战略”、“四边机制”、台湾问题等相关的一系列军事和安全政策上保持“联手”，将是日本的基本政策。

更重要的是，中国崛起进程的加速，使日本对华战略戒备与安全疑虑不断深化。党的十八大以来，随着中国军队现代化进程的全面推进，海空军武器装备持续更新，中国海军突破第一岛链进入南海和西太平洋海域展开军事训练已实现常态化和机制化。日本作为海洋国家对国际海运线路的高度依赖、中国军事力量现代化进程以及紧张对峙时断时续的两国东海钓鱼岛主权争议，使日本近十年来锁定中国为最大的“威胁”。通过提出“印太构想”、支持日美印澳“四边机制”等做法，日本明显摆出了“制衡中国”的战略决心和战略走势。2018年12月，日本出台新版《防卫计划大纲》，强调以应对“岛屿防卫”与“灰色地带事态”为主的跨域联合防卫、优先发展空网电等新领域作战能力等作为未来国防的优先任务。2019年，日本宣布把“出云”号与“加贺”号驱逐舰改造成航空母舰，以提升其作战能力。上述动向均与中日安全关系直接关联或主要就是为威慑中国。日本媒体也认为，安倍政府增加国防军费和扩大日美印澳安全与海上合作的诸多行动，都是旨在通过大规模增加军事投人和谋求扩大日本军事行动范围和能力，实质性地在美国的“印太战略”中承担“日本角色”，强势应对所谓中国快速增长的军事力量和在西太平洋海上行动范围的扩大。

继续推动安倍政府未能完成的修宪进程，很可能是岸田政府的基本施政目标。为了尽快完成修宪，岸田政府也将继续修改日本国家安全战略，进一步凸显日本需要从军事和防卫力量建设、深化日美同盟、扩大区域安全与防务行动等方面应对中国崛起的必要性。岸田政府很可能在2022年颁布新的对华更具攻击性的《国家安全战略报告》。而从日本国内来看，随着中国的日益强大以及新冠肺炎疫情在日本国内的快速蔓延和日本经济的长期低迷，护宪势力和修宪势力正在发生此消彼长的变化。可以肯定的是，修改宪法第九条、建立国防军，让日本在安保体制上摆脱束缚、强化对华战略制衡的军事和外交行动，将是岸田政府的基本目标。日本修宪扩军将很大程度上改变亚太军力对比和区域战略态势。而且，日本修宪绝非止于获得法理交战权，而是意味着战后延续了70余年的日本自卫队体制和有限军事力量设置将会出现颠覆性变化。以本土专守防卫为核心使命的日本自卫队，不仅将正式更名为“国防军”，还将扩充力量并完善不同军兵种配置，形成以海空军为主的复合型和攻守兼备型正规军队。

可以肯定的是，不管岸田文雄政府执政时间有多长，在当前美国对华全面展开战略竟争的背景下，日本对华“制衡”战略将通过制定和推出新的防卫法和国家安全战略、继续强化日美军事协作、扩大对地区内国家的防务援助等方式，进一步凸显国家安全战略与防卫法的修订和更新。其结果是，日本的安保法制将会加速摆脱二战后日本宪法规定的“非战条款”。或早或晚，中国很可能将不得不面对一个摆脱“和平宪法”限制、以世界第三大经济体的实力扩军备战并顽固地以“制衡中国”来重新定义其“国际贡献”的日本。尽管日本出于对华经济利益的考量，提出从“竞争”到“协调”的日中关系，但很难改变日本“战后外交总决算”的对华针对性。这是在东亚区域安全秩序调整中，中国不得不重新正视和长期面对的新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