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太秩序的最终形态取决于大国的竞争，也取决于中国发展最终能达到的程度以及中国扮演的角色。中国作为一个正在崛起并且具有巨大发展潜力的大国，除了要在亚太经济、安全和区域合作等各方面扮演更为积极有为的建设性角色，还应在国家行为上持之以恒地恪守战略底线，即不谋求地区霸权、不搞势力范围和经济剥削，这对于亚太的和平繁荣同样至关重要。

中国对自身在国际社会中的角色和世界贡献的界定有两个维度：一是中国要秉持“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的精神，维护和平，促进发展; 二是中国还要有“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精神，必须恪守一些基本准则和行为底线。中国对世界的贡献除了要通过做什么来体现，不做什么同样重要，不重蹈“国强必霸”的覆辙也应该被理解为强大后的中国对世界的建设性贡献。    

一、中国的战略选择：和平发展、不谋求地区霸权   

中国不谋求区域霸权的战略选择，主要是一种“内生性”的行为，需要更多地从中国自身寻找解释路径。中国领导人对中国“和平发展”问题的思考从新中国成立之初就已经开始，而且一直将其作为重大的国家方略问题加以探索。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习近平等不同时期的中国领导人都不是在一般的理论、策略意义上，而是站在国家性质和国家战略、决定中国兴衰成败的长远立场来对待这一问题。毛泽东很早就预见到中国强大后可能会重蹈历史上的“大国覆辙”，也认识到决定能否和平发展的关键在中国的社会制度和中国人自身。   

中国领导人在国家制度、外交战略以及引导人民观念变革上作出了种种努力以避免可能的危险。在外交战略领域，对于不争霸、不称霸包括不追求地区霸权、不营造势力范围，中国始终有很强的战略自信和政策连贯性。地区或全球霸主都不是中国强大以后追求的角色，这是由中国的社会制度、精神品格、基本国策、世界历史的经验教训、世界秩序发展趋势、中国在亚太地区的根本利益等诸多因素所决定的。   

国家的性质从根本上决定国家的发展道路和国际角色。中国将不称霸看作是社会主义的一条重要标准，如果在对外政策中不坚持和平主义，搞霸权主义、压迫、剥削，就意味着中国社会主义性质的改变。在新时代，和平发展道路本身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外交领域的体现。从国家的精神品格来看，坚持和平发展、不搞霸权主义是中国的一种国家行为规范和价值准则，被看作是中国要对世界作出更大贡献的必要条件。   

不谋求地区霸权也是亚太主要大国的历史共识和互信基础。中国在与美、日关系正常化之初，就特别强调各方不谋求亚太霸权和势力范围的问题，并作为正式条款写入有约束力的声明和条约。中美日三方所规定的反霸条款具有两层含义：一是自我约束和克制，中美日各自都不进行谋求亚太地区霸权的行动和计划；二是反对和抵抗，对于任何国家谋求亚太地区霸权的企图进行共同反对和抵抗。   

中国身体力行，后来将主要是针对苏联的反霸和不称霸主张，转变为一项约束自身行为的长久国策和战略选择。不谋求亚太地区霸权是中美日三方在亚太地区各自行为的底线，是三方实现长久合作的基本条件，也是对其他亚太国家基本安全的共同保证。三国坚持不谋求亚太霸权的共识对于亚太地缘政治的稳定具有关键性意义，维持该共识就能从根本上避免亚太主要大国发生战略性冲突。   谋求亚太地区霸权，不仅不符合时代潮流，而且会损害中国根本利益。近代世界历史上，大国追求霸权成功的概率极低，多数大国都因追求地区霸权而失败。从这种历史经验看，追求地区霸权显然不是大国的最佳选择，反而是“失败陷阱”。谋求地区霸权、势力范围或某个集团的“头头”，会严重损害本国的声誉和形象，最终将过分透支自身实力，招致失败，这是历史上众多崛起大国普遍所犯的“颠覆性错误”。

谋求地区霸权会搞乱亚太稳定繁荣的局面，必定带来本国安全和形象的根本性恶化，最终损害自身发展和安全方面的根本利益。不谋求亚太地区霸权并非中国外交的一种纯粹的道义要求，也基于重大国家利益考量，是道义与利益的结合。中国将亚太地区作为自身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示范区”。中国不谋求霸权的承诺，首先在中国的亚太战略中得到实践和证明，中国和平发展的国家形象就会得到更大范围的认可。    

二、新时代中国亚太角色的未来前景   

中国的地区角色不仅受自身战略选择的影响，也受大国发展不平衡以及随之而来的“不良战略互动”的影响，恶化的国际体系和外部环境也会影响中国国内政治的政策选择。冲击中国自我克制的战略文化的主要外部因素，是亚太大国对中国在亚太积极角色的误读与反制。这些反过来会使中国对美国的战略意图产生疑虑，迫使中国采取反制措施并重新审视自身的亚太角色。   

亚太主要大国在区域合作机制方面缺乏共识、互相猜忌，一方面导致区域合作停滞不前，另一方面会造成区域合作机制的分裂甚至不同机制之间的对立。在亚太地区新的多边机制创建过程中，中美应加强合作和沟通，使这些机制彼此包容而非相互排斥，尤其是中国在可能的情况下，要尽量创造美日韩澳等国家可以直接或间接参与的多边机制。   

中国还需清楚界定不称霸的战略含义以及领导权、主导权等概念。概念不清，不仅影响自身外交战略设计和实施，也可能误导国际社会对中国的认知。对中国而言，不称霸的战略选择，主要是界定和限制中国对外行为的方式，而不是限定中国自身国家实力的增长。如果我们能顺利实现第二个一百年奋斗目标，中国在经济实力上肯定会超越美国，但这并不意味着中国会成为地区或世界霸主。霸权国既要具备独步全球的经济和军事硬实力，也要具有全球吸引力和号召力的软实力，还必然会以霸权主义的方式实施对外政策。中国在一些重要的区域问题上会扮演更重要的倡议者、协调者、组织者和公共产品提供者的角色，但这种角色并不是领导者或主导者的身份。   

中国还应重视国内舆论等国内因素对不称霸的战略选择的挑战。对于大国而言，地区霸权或领导权确实具有极其巨大的诱惑力。当一个大国的实力迅速增强并且对发展前景高度自信时，其大众追求国际关系中的优势地位和主导者荣耀的冲动将变得难以抑制。也是在这个意义上，能够克制一个崛起的中国的关键力量是中国自身。中国的迅速发展更为迫切地提出了中国对外战略的审慎问题。随着国力增强，中国国内出现了某些“大国主义”情绪上升的现象，谋求主导权、领导权或东亚霸权的观点和声音不时出现。很多西方人包括一部分中国学者，把不称霸的战略选择解读为纯粹的外交宣传，认为这是中国为减少崛起阻力而采取的权宜之计。也有人认为，国家战略应该随形势变化而变化，一味坚持不称霸，就会变成教条主义，而中国崛起的标志之一，是具备某种程度的主导权或领导权。   

如果中国主动谋求地区主导权、霸权或所谓“共享的领导权”，就会真正落入所谓“修昔底德陷阱”，也从根本上排除了使中美避免直接对抗的出路。中国比历史上任何时刻都接近于实现民族的伟大复兴，但是这样的时刻也最有可能蕴含困难和危险，稍有不慎就可能就会出现重大挫折，谋求地区霸权则是一种“颠覆性错误”。在这样的意义上，不追求亚太地区霸权或领导权，既是中国的战略选择，也是防止中国在对外行为上犯“全局性错误”的一条战略底线。   

区域组织所具有的天然的多边性、制度性、规则性，为各成员国对彼此的行为提供了可预期性。原来争夺欧洲大陆霸权的德、法通过在欧盟内部的积极合作，消除了各自的霸权野心，实现了国家间的和解。尤其是德国通过积极融入欧洲一体化进程，不仅恢复了其正常的国家身份，也完成了从追求“德国的欧洲”到真诚做一个“欧洲的德国”的转变。   

中国应牢固树立“亚太的中国”而不是“中国的亚太”的观念，积极推动和融入区域经济一体化，并创建更多新型合作平台和地区治理机制，使中国在转变为现代化强国过程中释放的巨大发展机遇传递给其他国家。在区域合作机制框架内的紧密互动，可以使中国与周边国家形成互利共赢的关系模式，发展相互信赖的共同身份，从而消解周边国家的疑虑。   

向国际社会讲好和平发展、不称霸的“中国故事”，关键是靠中国的实际行动和一以贯之的坚持，这本身就是中国发展道路的最好宣传和证明。种种版本的“中国威胁论”的出现，主要是由于一些国家对中国强大后的行为方式、发展道路有不确定性预期，从而产生了焦虑和恐惧。最先直接感受到中国体量和影响增长的是亚太周边国家，它们对于中国崛起的顾虑是一种正常现象，也是中国无法从根本上改变的地缘政治舆论环境。这是任何崛起大国都不得不面对的“成长的烦恼”。   

通过融入亚太和平发展的大潮实现自身发展、通过多边机制应对共同发展和安全问题、通过区域合作培育亚太命运共同体意识，坚持这样的亚太政策，中国就更易于获得周边信赖。中国能否实现和平发展必然受到重大外部因素的影响，但在不谋求地区霸权问题上主要取决于中国自身，对此中国要始终坚持战略决心和战略自信。

本文出自《亚太安全与海洋研究》2022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