桑山敬己所著《学术世界体系与本土人类学：近现代日本经验》一书提出，日本在“学术世界体系”中处于边缘地位，而“本土人类学”则是构筑更加平等的“对话空间”、重塑“民族志三重结构”的出路所在。该书的主要观点及其引起的学术争论对于反思“中心”与“边缘”、“本土”与“非本土”、“国别研究”与“学科研究”等多对关系颇有启迪。因此，这一著作的意义也超越了人类学的学科藩篱以及“区域研究”的国别界限，对于在全球视野和社会科学整体背景下检视“日本研究”亦有助益。

在知识和学术的“世界体系”中，本国处于怎样的位置？这一位置是否公正、合理、恰如其分？如果不是，何以至此，出路又在哪里？从人类学的学科出发，日本学者桑山敬己给出了自己的回答。其2008年出版的专著《学术世界体系与本土人类学：近现代日本经验》于2019年12月被翻译成中文，作为“日本现代人类学译丛”著作之一，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发行。

一、其人其书

桑山敬己是日本著名的文化人类学家，1989年在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分校获得文化人类学博士学位。长期的海外留学和执教经历无疑对桑山观察、体验和反思不平等的学术权力结构有着重要影响。围绕“学术世界体系”与“本土人类学”这两个关键词，该书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从人类学的视角，整体分析学术世界体系；第二部分以柳田国男为例，考察日本的文化人类学与民俗学；第三部分从《菊与刀》和美国的人类学教科书切入，透视美国如何表述日本。桑山的核心观点是，日本处于“知识世界体系的边缘位置”，日本只是“西方人的表述对象”，而日本对自身的表述“很难传达到世界体系的中心地带”。在“描述者=殖民者=观察者=了解者”和“被表述者=被殖民者=被观察者=被了解者”的连等式中，西方和日本被分别置于两端。

二、如切如磋

针对桑山的分析和观点，不少学者提出了若干商榷或质疑之处，主要包括以下两个方面。首先是“中心”和“边缘”的关系。一些学者认为，“中心”和“边缘”是相对的，只有在比较意义上才成立，而日本在多大意义上处于一种绝对的“边缘”地位，或许要打一个问号。同时，无论是“中心”还是“边缘”，内部都还有进一步的分化。其次，“本土人类学”的定位，有没有必要过于突出“本土人类学家”与“非本土人类学家”的身份差异？这一质疑主要源于以下三个观点。第一，“本土”与“非本土”的对立或许过于绝对，也不够全面。第二，相比“非本土人类学家”，“本土人类学家”未必具有明显的优势或差异，因此，所谓的“本土人类学”也就无从谈起。第三，不少学者认为，“本土人类学家”面临的困境未必是“中心”与“边缘”的结构所造成的，有可能是其自身选择的结果。日本这样的案例表明，“边缘”脱离或自外于“中心”的行为带有一定的主观意图，并不完全是被动之举。对于“边缘”而言，希望被“中心”接纳而不得，不免焦虑；而如果选择另起炉灶、自在自为，则原先的愤懑感乃至屈辱感也会极大地消退。这不妨视为某种“自我边缘化”。

三、圈里圈外

无论是在日本国内还是在国际学界，对“本土人类学”多有呼吁和著文，桑山敬己既不是第一人，也未必是最具影响力之人，但像他这样以专著形式振臂疾呼的似不多见。从学科发展而言，人类学在日本具有比较特殊的历史经验和现实地位，或许这是“本土书写者”在人类学领域更具存在感、号召力的原因之一。首先，人类学在日本的发展历程相对较长，基础也相当坚实。自南方熊楠、柳田国男、折口信夫等学者开始，日本学界自身在人类学以及与之相关的民俗学、民族学、考古学等领域拥有较为悠久的传统和深厚的积累，因此也比较自信。其次，在人类学、社会学、民俗学等领域，日本学者对欧美学界的“批判”和“反抗”似乎尤甚于政治学、经济学等其他学科。其中，人类学可能是最为突出的。再次，在相当意义上，日本与欧美学界之间的“事实”与“方法”悖论在人类学、社会学中被进一步放大。

四、何去何从

桑山敬己对欧美“日本人类学研究”的不少批评在中国都能找到近乎镜像的例子。在社会学领域，从20世纪80年代初开始，一大批学者对“中心”和“边陲”的问题就有过激烈而颇具价值的讨论。在政治学等其他学科的研究中，“中国化”与“本土化”也是一个颇为热门且不乏成果的议题领域。能否避免“民族感情或政治利益过分泛滥”，能否防止“掩盖科学理性的有效运作”，或许是任何一门社会科学在“本土化”过程中都亟须注意的问题。进而言之，“中心”对“边缘”的“漠视”、主流对外围的“打压”，在多大程度上与一国的学术质量存在因果关系？反过来，在推进学术本土化的过程中，当国内同行对高质量成果已大体形成共识时，是否仍有必要勉力追求境外或国际的主流学术圈的首肯，又如何赢得认同？这些问题是我们超越人类学的学科藩篱，在更大视野中阅读、思考桑山敬己作品的意义所在。在这一语境下，普通读者也不必因该书颇为严肃的标题畏而退却，完全可以各取所需。对于学界的同仁而言，无论是否把它当作一部人类学著作，都能读出其中的味道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