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 言

“九一八事变”后半年，伪满洲国成立，又过半年，日本签订所谓《日满议定书》，日本因此“名正言顺”在伪满开始实行实质性的殖民统治。《日满议定书》签订之前，重新上任的外务大臣内田康哉1932年8月25日在国会发表演说，分析近年远东地区国际关系恶化的原因，认为那是“中国的混乱状态，加上受到过激思想的显著影响而实行排外性的革命外交所致。”在这种异常的状况下，“日本是最大的受害者”。对九一八事变，他解释说：“对于我帝国而言，那是基于自卫权的发动所为，因此丝毫无愧于天下。我们的行动可谓光明正大，有这种自信。”而把伪满洲国的成立，说成是“以当地有别于中国本部的地理上、历史上及居住民心理上的特异性为背景的独立运动的结果”，是“根据其居住民的自发的意图而成立的”，同时也是“中国内部分离运动的结果”。对此，当时中国的《中央日报》发表社评《内田康哉之演词》，“就内田外相之宣言以观，予世人以最大之恶劣印象，要算是日本外交家之政治才能与道德之破产。”“其措辞之荒谬、态度之横蛮，几无一句无一字不违背法理、不违背事实。”

《日满议定书》签订的翌日，即1932年9月16日，日本外务省发表承认伪“满洲国”之宣言，宣称“满蒙为日本曾赌国运救其危急之地，尔来二十有七年，日本官民一致参加开发该地，苦心经营之结果，遂至今日之繁荣。”解释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的缘由，是因为“近年日本在满蒙之重大权益，被中国排外的革命外交所蚕食，而遂见九一八案之勃发，及日本自卫权之发动。”同时强调“满蒙为日本国防之生命线地”，承认伪满洲国是为了“促进该地安宁，永远确立远东和平。”日本所追求的“安宁”与“和平”，给中国所带来的灾难，当时的中国民国政府的抗议书中这样写道：

日本既以武力掠据东三省之全部，乃从事于傀儡组织之制造，谥之曰“满洲国”，而使溥仪为主，一切实权则操之于向东京政府负责之官吏之手。至是攫夺我铁路，截留我官盐及其他税款，破坏我邮政，屠戮压迫我人民，恣意毁灭我财产，以及其他一切非法行动，尽以“满洲国”之名义行之。实则主之者乃效忠日本政府，或受日本政府所支配之人员。日本在中国每次侵略举动，中国政府无不向之提出严重抗议，唤起其对于自身所负重大责任之注意。无如日本对于此类抗议，非特漠然置之，反报之以侵略更甚之行动。

就在《日满议定书》签订的次月，《东方杂志》的复刊号上还发表了《如此“满洲国”》的图片报道。指出“‘满洲国’为日人所一手造成乃世人周知之事实。日政府现已于九月十五日加以正式承认，并派所谓驻满全权大使武藤信义与‘满洲国’代表签订日满条约，将满洲全部利权尽行侵吞。”

六十年后，山室信一出版《吐火怪兽(Chimera)——满洲国的肖像》，以古希腊神话中的吐火怪兽(Chimera)来比喻伪满洲国，设定其头是狮子（关东军）、身体是羊（天皇制国家）、尾巴是龙（中国皇帝及近代中国），从“傀儡国家”和“理想国家”两个侧面描绘了伪满洲国的形象。正如伊藤隆的书评文章标题所示，伪满洲国实际上是“与崇高理想背道而驰的殖民地国家”。对伪满洲国本身的研究，中日学界已经有不少成果。伪满洲国的出现，是日本明治以来，甚至是此前更早的日本“战略家”心中“大陆雄飞”的渴望与梦想，他们对包括“满洲”在内的所谓“满韩”、“满蒙”的认识、冀望与占领，随着时代的发展，越来越迫切。如上述中国国民政府的抗议书中所言，他们不顾中国的反对，变本加厉，最终造成了这种历史的结果。中日学界对于“满蒙观”的研究多侧重于静态地研究日本单方面情况，而从近代中日文化交涉学的角度来反观中日学者在东北问题上的论争与交锋，并由此揭露日本方面对中国东北从觊觎到占领的心态发展历程的论著，似乎还很少见。

近代以来，日本对中国东北、西北的认识和重视，其视线有一个从朝鲜到东三省再到蒙古、新疆的转移过程，用日本当时的称呼，即沿着所谓“满鲜”“满蒙”“蒙疆”这一条线路。1890年日本总理大臣山县有朋在《外交政略论》中提出所谓“主权线”“利益线”之说，并明确日本“利益线之焦点，实在朝鲜。”1894年以维护朝鲜独立为名发动甲午战争，到1910年8月日本政府迫使韩国签订《合并条约》，吞并朝鲜，用了20年的时间。甲午战争觊觎东北的贼心未能如愿以偿，于1905年发动日俄战争，一方面使日本可以完全自由处置朝鲜，另一方面从俄国“继承”了旅顺大连的租借权和“南满铁道”的一切权益。1915年迫使袁世凯政权接受“二十一条”，宣示其在中国东北等各处的“特殊权益”并企图长期霸占，旨在将整个中国置于日本的“附属国”地位。通过1927年的东方会议，所谓“欲征服支那，必先征服满蒙，如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支那”的《田中奏折》式的称霸思想已经成熟。1931年5月石原莞尔提出占领满蒙，接着九一八事变爆发，翌年伪满洲国成立，至此东三省实际上成了日本的殖民地。近代日本对东三省的步步逼近明显地可以分为日俄战争、“二十一条”的提出和九一八事变三个时间节点。下面我们来看看这三个节点前后中日学者关于此问题的相关论争。

一、日俄战争前留日学生刊物《游学译编》的相关论述

甲午战争之后，无论是政府还是民间，中国出现了留日高潮。各地留学生纷纷创办刊物，介绍新知识，传播新思想。《游学译编》这本以湘籍日本留学生为中心的刊物创刊于1902年10月，至1903年9月停刊，每月发行一期，共出版12期。作为最早在东京以省为单位发行的同乡会刊物，对其他省份的类似刊物具有示范意义。《游学译编简章》的第一条即为“本编以扩充本国见闻、增益国民智识为主。”同时，如杨度在《游学译编叙》中所言，深刻意识到“今日之中国，方为世界竞争之中心点”，西方列强或瓜分论或保全论，均以敲我骨髓亡我种族为目的，如不觉醒自强，“必为天演所淘汰” ，表现了强烈的危机意识和家国情怀。杨度在为外交栏目所说明时就当是的日英同盟及其意义，与中国应取的态度，有如下透彻的论述：

日本者，与我同洲同种同文之国，近又以英日联盟保全清、韩两国著称于地球之上，而印入我国民之脑而生其感戴者也。而山本邦之助曰：“英日联盟以保支那，实为我工商政策之根本，从此与支那改订通商条约，可乘此机以得和平战争之胜利。我国民不可不猛勇奋进以图之。”故二国之保全中国而与朝鲜并称者，皆其对俄外交政策，而于我无所用其外交焉。日本如此，他国可知。然支那问题，固为今日世界各国之公共外交材料也。不然，人何爱于我而必群为保全之，人又何忧于我而必代为开放之乎？夫天下岂有待人保全而能自存，被人开放而能自守者？我国民恶其名也，舍自立无策焉。我国民而甘为狐媚所昵也，是不亡于人而亡于己也。

上述言语虽短，实际上也是一次针锋相对的短兵相接。杨度看穿了日英同盟的目的是对付俄国，而所谓保全中国不过是狐媚之昵，完全不可信。日本根本没有把中国当回事，只不过是作为“公共外交”的材料罢了。“天下岂有待人保全而能自存，被人开放而能自守者？”精辟！日本对付俄国，目标主要就在中国东北。

《游学译编》中刊载了多篇日本人中国观的文章，其中不乏对中国作尖锐批评者。如第三册（1902年12月15日）刊发了当时任驻华全权公使内田康哉的《支那之前途》一文，其言曰：“支那之患不在朝廷守旧，而在政府腐败；亦不在政府腐败，而在全国之民无智无耻、无独立性质、无爱国血诚。我国今既发愤经营，尚不知彼国病根所在，无怪乎将大陆势力举手让诸碧眼奴，使独著先鞭也。”这种“举国昏昏，尚不猛醒”的国家，自然是其“独立不可得”、“前途不堪问”。因此，“分割支那乃世界外交家最大之问题也。主兵力者有之，主商务者有之，主实业者有之。非过于强硬即迂其程度。”从而，他一方面批评日本当局者说：“我当局诸公，犹因循姑息昏昏焉，日以保全支那为主义，余诚不解其何谓也。”另一方面更是以自己的亲身经历和判断，鼓动其国民“猛力前进，以扩张我权势而收他日之大效”。果然，30年后，伪“满洲国”成立了。为了辩明日本侵略行为的合法性，承认伪满洲国，不惜在国会上放言：“即便国家变成焦土，也要举国一致贯彻此主张而寸步不让”。这就是所谓的“内田焦土外交”。内田，是“幸运”的，只看到日本如何将别国变成“焦土”，因为他死得早，1936年就去世了。

直接论及“满蒙”的文章，有两篇。一篇是第八册（1903年5月15日）所载牧野谦次郎的《遍告中外清人》，一篇是第十册（1903年7月15日）所载尾崎行雄的《支那不可扶持论》。汉学家牧野谦次郎在文章中哀叹中国人的“奴隶根性”，说：“为人之下而不知自奋，是之谓奴隶根性。今举一国而为奴隶根性而不知耻焉，则其比邻同文之国，虽有智者而欲救之，岂其可得？”“夫以奴隶根性之官，而率奴隶根性之民，上下胥习，甘为奴隶根性之事，外侮顿至，不知为忧。内难日滋，不知为恤。姑息宴乐，务掩主上聪明而窃一日之安，以为人生之能事毕矣。”在这种国情之下，中国东北边境上强悍的俄国，的确是对中国极大的威胁。他感叹：“殆哉！清人岌岌乎不可救药矣！” 

尾崎行雄的中国观早在他甲午战争期间出版的《支那处分案》中就有系统的论述了，这篇《支那不可扶持论》如文章标题所示，依然观点鲜明犀利。

今日支那之表面不犹俨然独立乎？实则德据胶州，却之不得。俄占满洲，攘之不能。其他，政权仰外人之鼻息，财权入各国之范围，全失独立国之性质。所谓国际上之独立国，不过外交上之辞令而已。若语真实独立，则凡他人侵吾独立国丝毫之权利，未有不一致协力以抵抗之者也。

且满洲为俄国有为支那有，我日本抑何所轻重于其间哉？若逆论将来之情势，则与其使最弱之支那有，犹不若使最强之俄国有。盖俄国得满洲，于日本虽不无危险，然只一时之现象耳。若欲支那保满洲，则必先完其独立而更望其将来之自强。予则确信支那无可强之道，籍强矣，尤非日本之福。盖甲午之羞未遽忘也。俄则未尝与我干戈相见，虽得满洲，未必即为我害。我日本果奚择焉。

他是反对日俄战争的。文章这样结尾：“俄得满洲，我守朝鲜，其事至易。我以客攻，俄以主守，其势至难。此予所以反对嗷嗷之口，而主张任支那之自然生活，力扶朝鲜以护吾势力者也。”  对于尾崎此文，译者有段简短的前言，很值得一读。其中说到：

尾崎行雄君，尝著《支那处分案》，吾国内情之腐败，凿凿言之，不啻置摄影镜于蓬莱绝顶，遥揭老大帝国之真相。今复因满洲问题著为斯论，洋洋洒洒，旁若无人。筹其国至周，警吾国至切。令人读之不寒而栗。然皆切实研究之言，迥非泛泛挠舌者比。世之日日言同种同文、唇亡齿寒、冀可借东风倒黑潮者，其亦猛醒否耶？嗟乎！事齐事楚，牛后羞人，何如斩葛断藤，独辟冲天之径，我国民其善读尾崎君之言！

中国“其前途只有衰减二字”，举国为“奴隶根性”，已“不可救药”，尾崎、牧野之言，的确是“警吾国至切”。对于“满洲问题”，牧野这时只谈到俄国的虎视眈眈和中国的岌岌可危，并未论及日本，而尾崎则明确地站在日本的立场，在“满洲”的“归属”问题上，他提出“与其使最弱之支那有，犹不若使最强之俄国有。”他确信中国不可能强大，也显然不希望中国强大，“籍强矣，尤非日本之福。盖甲午之羞未遽忘也。”中国就任其衰弱下去，让列国瓜分好了，日本不要冒险与俄国去争“满洲”，就让俄国占领满洲，日本只要好好守住朝鲜，巩固维护好自己的势力就可以了。这种“周到”的筹划，看来在当时的日本算是比较“保守”的了。

上文译者希望“我国民其善读尾崎君之言”的“善读”所指何谓，其实《游学译编》中也有明确的解答。第三册的卷末有一封以“湖南编译社同人”名义给读者的公开信。信中写道：“摘取其可言者，以生吾人愧耻之心。与其讳莫如深，包羞含疾，毋宁暴而扬之，足以激发志气，昭镜国耻。此所以稍尽周嫠恤纬之心，亦以置身盲风晦雨之途，愧无以担当责务，姑以是策自励焉。”这种好学发奋、知耻自励的“善读”，可以看做是梁启超向日本“诚求而善学”的先声吧。

杨毓麟在《游学译编》的第九、十一、十二册（1903年6月、8月、9月）“外交”栏，连载发表《满洲问题》《续满洲问题》，共计近八万言。他在《满洲问题》的“绪言”中明确指出：“夫满洲问题，非一满政府之问题，而世界各国经营极东之问题也。非世界各国经营极东之问题，而为亚洲大陆主人翁之中国民族存亡之问题也。中国民族不能自解决此问题，则必使欧美日本列强取而解决之。使欧美日本列强取而解决之，则为亚洲大陆主人翁者将永无视息天日之下之一日。”这是侧重于从国际而言。具体到日俄两国，他分析二者之“满洲观”如下：

满洲已为俄殖民地，其根据牢确，至于如此。（中略）顾彼日本者，岂能塞耳闭目高拱揖让，以坐待切肤之痛哉？岂能蜷首曲足，跛躃不进以坐观事机之失哉？且为之妒，且为之羡，且为之食指动，且为之欲焰焚灼，于是蹶起，于是叫号。一则曰利害关系最切莫如我日本，再则曰满洲殖民权利之所当分享者莫如我日本。而“满洲”二字，在俄人心目中，则成为有主之幼稚的新领土之一名词；在日本人心目中，则成为无主之荒芜的新世界之一名词。与彼支那民族者，固无复有丝毫权利之牵挂；与彼盗有支那人种主权之满洲政府者，更无复有丝毫势力之牵挂。

该文的最后落脚到“国民之前途”上，对于这一问题的性质和解决办法，扼要地提出了五点“义谛”：

今日论满洲问题，以吾国民主权之存亡为第一义谛。（中略）不承认满政府，使得仍旧垄断吾民族之主权满政府所外市之主权，他国不得以享有之。夺满政府以夺他国，而后吾民族拥护主权之势力无往而不伸也。此为第二义谛。（中略）独立者，国民一切事业之母，一隅独立，则足以号令一省，一省独立，则足以号令全国。此为第三义谛。（中略）独立者，非独对于满政府，抑亦对于全世界。此为第四义谛。不自由毋宁死。死者购独立之代价也。（中略）有个人对强权者之死，有团体对强权者之死。非热心任个人对强权者之死者，抑不能热心任团体对强权者之死。先练精魂，次练技业，而后个人可以死，团体可以死。今日不及练习者，则先以死倡之。是为第五义谛。

杨毓麟接着上文呼吁：“吾今持此五义谛，以贡献吾国民，曰死！死！！死！！！知死则蹈死，知死蹈死则可以独立，可以与满政府宣战而保存主权！！！可以与俄英德法美日本宣战而收回主权！！！国民国民。听者听者。”1911年8月5日，杨毓麟在英国利物浦“蹈海以殉，亡身报国”。孙中山分析杨毓麟的死“是因为明白了革命的道理，没有到革命的时机，不能做革命的事业，看到中国太腐败，要以速死而享幸福，便在英国投海而死，以死报中国。”赞扬他“是热心血性的真革命党”。

二、由华盛顿会议引发的论争：梁启超的主张与内藤湖南的辩词

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包括日本在内的西方列强通过1919年的巴黎会议和1921年到1922年的华盛顿会议达成的系列条约完成了重新瓜分世界的“凡尔赛-华盛顿体系”。中国在巴黎和会上没有实现的“还我青岛”的目标在华盛顿会议上得到了初步解决。经过多次谈判，1922年2月4日，中日代表签订《解决山东悬案条约》，使得中国完全恢复了在山东的主权。当然，日本是不甘心放弃其在华的各种“特权”的。日本不得已放弃山东的部分特权，是为了保障其在中国东北的特权。1921年12月3日会议讨论在华租借地归还问题，据日本方面的资料记载，当时日本全权代表外务次官埴原正直对中国全权代表顾维钧要求回收包括旅顺大连在内的所有租借地的正当要求，发表了如下的意见：

日本的租借权不是直接从中国获得的，日本是牺牲了生命和财产才继承了从他国获得的权利，关东州是从俄国、胶州湾是从德国继承来的。特别是后者尽管已经声明归还了，现在中日之间正在进行交涉。对于日本以正当的手段而获得的旅顺口的权利，我们没有要放弃的意思。因为旅顺口在地理上最接近日本，该地区与日本的经济生活及国防有重大的关系，（中略）日本在关东州所扶植的利益与日本的经济生活紧密相关，不可或缺。

对此顾维钧代表给予了有力的回击。租借地本来就是列强通过不义的战争从中国抢夺去的，而日本则是“侵入”其中而攫取的，“正当”从和而来？顾维钧特别强调：“旅顺大连都在满洲，满洲是中国领土的重要部分，中国人称满洲为东三省，此地几个世纪间都是外国侵略中国的通道，因此满洲作为中国的领土，保卫其安全，对中国的国家安全具有重要的意义。”这里明确了东三省作为中国领土的重要意义。之所以如此，大概也是针对会议期间存在的在领土问题上对“何谓中国”的质疑的一种回应。

实际上，这种“质疑”之声，也很快传到中国本土。梁启超11月26日应天津青年会之请发表了题为《太平洋会议中两种外论辟谬：重画中国疆土说与国际共管说》，第一种谬说是“说中国疆域应限于长城以内的十八省。这是日本有名的几大报馆同时鼓吹，而且在华盛顿会场内外到处放空气。”第二种谬说是“说中国财政要破产了，中国人没有自己统治自己的能力，外国人应协同共管。这也是日本报界半年以来常说的，而上海英国半官报之字林西报鼓吹尤力。中国也有一部分人希望他实现。”对此，他一一进行了驳斥。

日本人所倡第一种谬说，是从他们几年来倡的甚么“满蒙除外”更进一步，他的用意，不外是要把东三省收作自己囊中物，还借此送一个秋波给英国，叫他去打西藏的主意。我们中华民国现在的疆域，都是多年来从历史上传下来，这些历史事实，都是天下共见，也不必我逐个逐个地方来背履历。但对于日本人耽耽垂涎的东三省，我却要把历史上证据搬出来，请全世界人评一评。 

对第二种谬说，梁启超觉得“不像第一种那么简单”。管什么、怎么管、怎么共、谁授权、该不该共管等都是问题。他总结说：“主张共管的最强理由，是说政府财政要破产，外债还不起。外国人为保护债权者利益起见，不得已而出此。其实我们大部分外债，用关盐作保，偿还资源，已极确实。其余无担保品的一小部分，大半是来历暧昧。用莎士比亚剧本中《一磅肉》的毒计，借些款来促成我们的内乱，以便敲我的骨髓。就道德上论，这种残忍狡谲的债权者，本就应该多尝一点苦头。”一些中国的附和者，认为对付中国的“恶官僚恶军阀”我们实在没有办法，只好请外国人来帮忙。对此，梁启超告诫国人：“须知权利滥用，是人类的通病。在这种无监督机构的国家之下，无论中国官吏外国官吏总是一丘之貉。说外国人个个都是不饮盗泉，有这理吗？我还有一句话揭穿来说，外国人无论是独吞是共管，总之他们有许多事不能直接办去，什有九是间接假手于中国人。用中国的干员去搜刮脂膏，派中国的悍兵去弹压反侧。那时最得力的人，还不是这群恶官僚恶军阀吗？（中略）外国除却派大兵来，没有镇压中国的力量。不派大兵而想镇压中国，就只有利用我们的人来镇压我们，（中略）结果，什么好处得不着，只多得了几根绳子来自己捆死自己。你看，南满铁路管理权在外国，我们粮食的运输，就被人家制了死命。胶济铁路管理权在外国，我们便沿路矿业一概不能办。关余收放权在外国，我们就到金融万急时候也一点不能通融。须知此类所争的，并不是国家体面的问题，件件都是我们切身利益。我们若是激于一时意气，看错题目，引虎入室，将来怕悔之无及了。”

对此，日本学者内藤湖南专门撰文与梁启超论辩。这就是他的《梁启超氏的疆域论》和《评梁启超氏的非国际管理论》。前者，内藤湖南主要是批评中国人对“疆域”的定义不明确，“从来中国人的地志记载中交聘国与朝贡国、朝贡国与真正的领属地之间的区别都不明确，因此历史上被认为是领土的事实，在今天的国际关系和学问上是不可能被认可的。”他所谓的在“今天的国际关系”下是怎么看待领土问题的呢？他说：“从今天的国际关系上思考，在政治上没有对该地进行统治，在经济上没有对该地进行开发，只是主张名义上的领土权，不仅毫无益处，而且实际上可以说是妨碍世界文明的进步的行动。”其目的，不仅要从历史上说明“东三省未归入中国领土的时代远远地要比归入中国的时代长”，而且更要强调近年来日本人用“许多人命和巨额的资本”为“开发”满洲所作出的“贡献”。因此，“对于如满洲这样依靠日本的资本和日本人的经济能力而得以开发，而对世界文化作出了贡献的地方，仅仅凭着名义上的领土权，就想无视日本人的特殊利益，世界列国能认可吗？况且就连其领土权的历史，如果列举其真实的事实，结果也是如上所述，而梁启超所说的历史根据都是粗陋的杜撰。”

后者，即所谓国际管理论，内藤湖南首先强调共管的目的和动机，即目的“主要是给中国人在政治上注入正直这一要素”，是在觉得当时依靠中国自身的力量进行政治改良和财政整理无望的情况下，充分考察古今中国的实情，认为没有比国际共同管理更好更快的办法来建设新的中国了，是充分体现列国对中国最大的善举。他批判梁启超完全是利用中国国民的无知而煽动厌恶外国人的感情，是用恶意来对待列国的善意。值得注意的是，内藤在文章结尾一方面再次强调“公平地说，共管论决不应该遭批驳”，最后却又声明“从日本的立场而言，现在自己不赞成共管论。”顺便提一句，就在三个月之前，即1921年12月发表的《中国的国际管理论》一文中，还自豪地宣称“也许自己是所谓中国的国际管理论的最早的主唱者”，同时发出警告：“即便说是站在日本的立场为中国考虑，不希望这种结局，但是从维持世界和平及拯救中国人民来考虑，此外别无他途”。

其实这两点，有兴趣的读者可以继续往前追溯。内藤湖南那本“完全是替中国人为中国出谋划策而写的”名著中就已经有比较明确的论述了。他的计谋之一，比如对当时敏感的蒙古、西藏、满洲（东三省）问题，他说“在今天从国力即兵力、财政力而言所不能维持的土地，从政治上将其割裂出去，单纯谋求将来经济上的发展是最为妥当的。”进而指出：“中国的领土问题，从政治上的实力考虑，今天应该缩小，不要被五族共和这种空想的议论所支配，考虑实际的实力，哪怕宁愿一时失去其领土的一部分，应该谋求内部的统一。”对于“满洲”，作为御用文人的内藤湖南当然也是“情有独钟”。他认为满洲本地人对日本没有任何不好的感情，一方面埋怨日本政府没有设法使那些对外国势力俯首帖耳的人来管理支配满洲，而是让那些没有日清战争日俄战争经验、特别是受过所谓变法自强意义上的新教育的中国南方人，来当满洲的官吏，认为他们不懂世界大势，妄想只要排除外国人就可以维持国家的独立，他建议日本当局将这些南方官吏从满洲“逐退”，这样满洲的事就可以圆满推进了。另一方面，他对中国政府说，满洲经济实力的增强和财政的发展，都是因为俄国和日本的资本投入、铁路建设等开发，如果俄国日本的势力撤走的话，满洲依然贫乏。因此仅从中国财政上来考虑，割裂满洲是有利的，因为现今的财政没有能够维持它的实力。关于国际管理，内藤在这里也有论述，他觉得义和团事件之后在天津的都统衙门就是列国的联合政治。其实质仍然是不外乎——或者说是恰恰印证了梁启超的结论，即“他的用意，不外是要把东三省收作自己囊中物”，而所谓国际共管也不过是“引虎入室”。至于作为历史学家，其学术与政治的关系，也已经有许多论述了，而清朝是中国的一个朝代、“大清帝国为中华帝国之延续”，这些常识性的论断被“挑事”的“新清史”论者质疑，这种质疑，如果追溯其源头，或许也可以追到内藤湖南们这里吧

三、九一八事变前后的论争

从甲午战争到日俄战争，日本酝酿准备了十来年；从华盛顿会议经1927年田中义一首相召集的东方会议到九一八事变，也是十年。日本对中国东北的“执念”与“渴求”一朝没有得到满足，其脚步就一刻也不会停留，直到1945年战败，“迷梦”彻底破灭。

日本学者对梁启超的批评还在升级。最有代表性的是京都大学教授的矢野仁一。作为学者，矢野仁一的近代中国研究，在中国当时也有一定的知名度，蒋廷黻还专门推介过他的《近世支那外交史》，说“就叙事方面言，著者似有严正的史家态度”，而史料方面，“似乎次料居多，原料居少”。特别提到“关于道咸二朝的外交，此书似尚欠彻底的了解。其故在于矢野先生不明中国人对于林则徐的崇拜，及此崇拜对于中国外交的影响。著者若了解郭嵩焘痛斥‘南宋士大夫’派的外交的理由，则道咸二朝的外交不解自解了。”其“御用学者”的一面，也已经有人指明了。张百高翻译矢野的文章《中国人的敌视日本思想与日本人的反省》发表在上海《时代文选》的创刊号（1939年3月20日）上，正文前有一段“译者附识”，这样介绍说：“这篇文章的笔者矢野仁一是日本的一个文学博士，专门研究东洋历史。现任京都帝国大学名誉教授。这是一个怀抱着偏狭的爱国思想的御用学者，所以不免有点曲学阿世之讥。他的关于中国历史方面的著述，是很足以增进日本人侵略中国和敌视中国的思想的。”矢野是如何曲学阿世的，就其“满蒙观”举几个例子就明白了。

渤海国对日本等也几乎执臣下之礼而极为恭顺，渤海对中国执朝贡之礼，也不过是与满洲人同样以贸易的利益为目的。这样就能说是中国的的话，那日本也不妨说是日本的。

满洲不是中国本来的领土，日本为了防护生死的利害而赌上国运从俄国取得这块土地后，没有归还给中国的必要，即使日本不归还，中国也没有理由要求归还。即使日本归还了，但中国也不能以满洲是中国的完整领土为由，拒绝承认关乎日本民族生存根本的基本权利。如果出现这种不讲信义不讲德义的态度，日本将会与俄罗斯发动战争一样，不仅如此，将更加坚决地膺惩中国，这是日本当然的权利。

从以上这些观点和情绪，或许可以看到是那个时代最典型的日本御用文人面目之一斑。

华盛顿会议之后，中日在国际公开场合就中国东北问题进行论辩的，还有两次值得关注。一次是1929年在京都召开的太平洋国际学会上中日代表的论争，一次是1932年底到1933年初的日内瓦国联大会上中日双方就《李顿调查团报告书》的论争。前一次虽然是民间的形式，但是通过论争，中日各自表明和坚持了自己的立场。这两次论争日本方面的主角都是松冈洋右，前一次的言论收录在他的《动摇的满蒙》一书中，其观点如该书的自序中开篇所言：“动摇的满蒙。满蒙直接作为我国经济上国防上的生命线，是历史地、地理地展开的地域。我们已经付出了巨大的牺牲，投入了巨大的资本，而我们所要求的尽管只是民族最小限度的生存权，此愿望也未得到满足。到现在连既得的权益都在不断受到侵害，感到我国的特殊地位在显著地动摇。”后一次的影响更大，日本因此孤注一掷而退出国联，走向了侵略战争的深渊。松冈在国联大会上的言论很快就被编辑出版，编者对其言论做了高度的评价：“非常时期国民、自主外交时代的国民，都应该读一读松冈全权代表我们国民向世界发出呼声的全文，并了解其意义，这是义务，不，我相信这是责任。不仅如此，我认为将在我国外交史上具有历史意义的语言，留作给下一代人们的教训，也是义务之一。”松冈的“满蒙观”总体上而言也不出前文论及的当时外务大臣内田康哉及上文的矢野仁一之右，这里限于篇幅，其具体情况只好待今后有机会再展开论述了。

这里需要补充说明的是军方的情况。当时还是步兵中佐的关东军参谋石原莞尔，在1931年5月提出了有名的《满蒙问题私见》，直接喊出了“为了使国防安定，要铭记满蒙问题的解决除了将满蒙作为我国的领土之外绝对别无他途。”吹响了直接“占领满洲”的号角。而且要人们相信这种占领是“正义”的。其理由也很简单明快：

汉民族社会也终将渐渐进入资本主义经济，因此我国也应该撤回在满蒙的经济军事设施而与汉民族的革命一起完成我国的经济发展，这种议论固然值得倾听和探讨，但是根据我们的直观所见，中国人果真能够创造近代国家吗，对此颇有疑问。我确信，不如在我国的治安维持下期待汉民族的自然发展，这对他们而言是幸福的。

这的确是如内藤湖南一样是打着专门为中国着想、为中国人幸福的幌子而行侵略之实的阴毒之计！石原莞尔还真的去请教过内藤湖南。查一下他的日记就可以知道，1929年1月20日，他拜托自己陆军大学时的老师、内藤的得意门生稻叶君山做介绍，2月12日拜访内藤，向内藤请教的问题，他早就准备好了，这些问题有：“能否用武力阻止外敌的来袭？如果可以维持中国的治安的话，占领中国进行长期的持久战可能吗？”“中国应该向什么方向发展？我们统治的根本方针。应解剖的中国的病源。”内藤虽然在养病，但还是谈了很长时间。这些问题，对于一个东洋史大家而言，大概是想历史地、学理地讲清楚，而对于一个40岁的日本军人来说，大概是想得到一个直接明快的答案，结果“没有充分达到主要目的”，也不难理解。虽然不知道石原这次访问的“主要目的”具体何在，但是从《满蒙问题私见》的基本思路中可以明显看到内藤的影子。

我们再来看看中国方面的应对与批驳。这里想主要以南开大学师生的活动为例来加以说明。众所周知，南开之创办与甲午战败为动机，教育救国是南开办学的基本理念。上文中的梁启超，1921年秋恰值受聘南开大学，主讲中国文化史。而蒋廷黻也曾经是南开大学的教授。早在1917年12月，南开中学主办的《南开思潮》第一期“论说”栏有一篇《致中国有志青年书》（信天），痛斥“日本以二十一条恶款强横要挟”，揭穿当时石井菊次郎倡导的“保护中国行远东门罗主义”实质上是“将以亡朝鲜之政策而亡我中国。野心狂言，无所忌惮。其视我国无人也久矣。”因此呼吁“祖国男儿、有志学子，闻吾言亦将有所兴起者乎。”每逢国耻之日，南开学校都有纪念活动，抗议日本的侵略。华盛顿会议之际，不仅梁启超，而且南开师生也集体发声，不仅撰文揭露“近邻之军国侵略主义正颔颔自得，掀动其爪牙，从事预备以达其所时刻希望‘雄飞中国中原，建大日帝国于东亚大陆’之野心。”警醒世人“立国于今日之世界，决非不能自强而依恃他人所可自存也。”而且于1921年12月14日召开讨论会，下午“大中两部全体同学共约1500余人举行示威运动，职教员及校役亦均同行。”

南开大学的爱国情怀，当时最重要的体现之一，是1927年11月15日成立的“满蒙研究会”（后改名为“东北研究会”），一方面通过翻译介绍日本人的“满蒙是第二朝鲜”用心，“揭穿日人图我满蒙之一斑，以示我中华国民”。一方面通过调查研究，旨在唤起人们明白“日人企图永久占领与控制满洲——这块纯中国领土的警示，应引起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的极大关注。”1928年夏，南开大学教授蒋廷黻参加张伯苓校长组织的东北考察活动，10月30日发行的《南开大学周刊》第63期“言论”栏目发表蒋廷黻的演讲稿《中日俄与东三省》（乐永庆记录），指出：“东三省问题，是现在中华民族最大问题，也是将来中华民族极重要的问题，因为那是中华民族将来发展的最好的地方。”批驳“日人近来常宣传东三省是满洲人的东三省；意思是日本人在东三省，与汉人乃立于同等地位。可惜这种宣传，毫无历史上的根据！”12月20日，《南开大学周刊》第68期发表《南大学生会为日本侵略满蒙宣言》，声讨日本的侵略罪行。

南开大学东北研究会的重要成果，体现在“得风气之先”的“警世之作”《南开中学东北地理教本》（上下册）这本教材上。该书的出版日期，封面署“中华国民二十年秋”。具体日期，根据1931年10月20日《南开大学周刊》第116期发表的该书编者傅恩龄10月6日和10日的讲演整理稿结尾处提到“参照拙著《中国东北地理》（南开中学课本）”推测，最晚在10月初已经出版。当时为南开中学学生的何炳棣后来回忆起这本教材，感叹道：“这本教材无疑义地是当时国内有关东北地理有限著作之中最好的一部。举国上下悲愤之际，都知道东北地旷人稀，资源丰富，对祖国将来的建设极为重要，但只有南开中学才能以扼要的科学知识和大量的统计数字教导学生加深了解何以东北对祖国是那样重要、神圣。”

该教本分地理、行政、交通、富源、工业、商业、辽东半岛与日本租借地、中东铁路公司与南满铁路公司、葫芦岛与大连之比较观、哈尔滨经济情形、东北中外之移民、呼伦贝尔及兴安区经济情形、东北与国际之关系、结论——东北问题之解决方策如何，共十五章。内容明显以经济为主，难怪历史学家何炳棣在回忆时将该书书名记成了《东北经济地理》，这也与傅恩龄的经济学背景（1927年毕业于庆应大学经济学部）有关。实际上，该书作为新开设的必修课教材，也与东北研究会的教育方面的目的，即“调查、讲演，报告日俄两国情况及其在我东北各种经营概况”相吻合，也体现了南开务实、扎实的学风。这种务实精神，还体现在重视自我反省、勇于承当责任上。比如在第七章论述辽东半岛日本租借地时就指出：“甲午一役辰巳一役，皆与此间租界历史有重大之关系。俄既得之而复失之，日本始得之，继失之，终复得之。而为之主人者，乃袖手作壁上观，一听他人之争夺劫杀而莫能置喙于其间，亦可哀矣。此间租界期满，能否收归吾有，尚为未来之问题，无由悬测。要之自今日观之，他人之所以处置此土者，其视已割之台湾有以异乎？此则吾人之所为怆然欲绝者矣。”而全书是这样结尾的：“东北之权益，既由吾人失之，故东北所失权益之规复，其责任亦应由吾人负之。简而言之，东北问题之解决，在于吾人者多，而在于他人者寡。中国建设成功之日，恐即东北问题完全解决之时也。”也就是说，东北问题，不只是个理论的问题，更重要的是实践的问题、切己的问题。

南开大学的东北研究会自其成立之时起，就引起了日本官方的注意，而且派特务跟踪研究会的东北调查活动。1937年日本全面侵华战争爆发之后，南开学校遭到日军的轰炸，就是因为南开是抗日的基地。

余 论

以上就日俄战争前后以来不同历史时期中日双方关于中国东北问题论争的一些事例进行了介绍与分析。中国学者的一个显著的共同特点，就是在主权问题上的始终坚持。但是，在“话语权”的自觉上，中国方面有一个认识的过程，这集中体现在对“满洲”“满蒙”这个用语的沿袭和警惕、更正上。南开大学的“满蒙研究会”更名为“东北研究会”，就是一个很好的说明。后来在《东北地理教本》第二章“行政”，专有一款辨析“东北行政区划上正确之名称”，特别提示：“事虽微末，关系至大，凡我国人均望注意”。“‘满洲’在当时不过一部落之名，充其量仅能代表现在辽宁之兴京一县，或其附近各地，决不能将东北，概称为‘满洲’。且东三省本为吾国之领土，既有定称，而他人何得任意变更。今外人竟居然统名之曰满洲，或曰南满北满。殆故意为此，以冀达其侵略东北之野心乎！故吾人对此，实应加以纠正，决不能任意盲从为帝国主义者所欺蔽也。”第二年，傅斯年的《东北史纲》在正文之前也专设一篇《论本书用“东北”一名词不用“满洲”一名词之义》，开篇即警示曰：“日本及西洋人之图籍中，称东三省曰‘满洲’，此一错误，至为浅显，而致此错误之用心则至深。”

日本对中国东北的觊觎，从“利益线”到“生命线”以至于武力侵占，最终导致日本自身的覆灭，这个过程，即是近代日本军国主义膨胀和帝国主义瓜分世界的国际形势所致，也是近代中国忍辱负重、浴血奋战，最终取得胜利而扬眉吐气的艰辛历程。这个过程中，御用学者的曲学阿世、强词夺理，他们作为军国主义的帮凶，将同侵略者一同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而经得起历史考验的真正的学术研究成果，从来就不分国界，一直在交流和传播。如上所述蒋廷黻对矢野仁一的推介与批评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而傅斯年的《东北史纲》（第一卷）的《卷首 引语》中更加明确地表示：“日本学人近于东北史地之致力颇有功绩，今亦引其吾人得见而可信者，借以循是非不以国界为限之义，且以见日本治历史者，如公实立言，亦只能将东北史作为中国学之一部研究之，亦不能不承认东北史事为中国史事之一部，其地或为中国郡县，或为中国藩封，且东北在历史上永远与日本找不出关系也。史学家如不能名白以黑，指鹿为马，则亦不能谓东北在历史上不是中国矣！”无独有偶，东北史研究大家的金毓黻在1941年印行的《东北通史》上编的《卷首 引言》中感叹“研究东北史之重心，不在中国，而在日本”，同时指出：“以乙国人，叙甲国事，其观察之不密，判断之不公，本不待论。重以牵强附会，别有用意，入主出奴，积非成是，世界学者读之，应作如何感想。是其影响之钜，贻患之深，岂待今日而后见。”学术报国，当选正途。

对历史人物的评价，也要注意其复杂性，注意在不同时代的变化，而尽量避免将人物标签化。比如尾崎行雄，如前所述，他在日俄战争之前主张东北宁愿归俄国所有也不要归中国，明确表示：“就让中国像今天这样没有真正的独立吧，换言之，即任列国分割好了，这样反而对我国有利。”但是后来，他对伪满洲国的成立是持批判的态度的。他说：“如果让满洲三千万住民自由投票的话，其大多数是反对满洲国的吧。而且如果没有日本的武力与财力援助，满洲国恐怕维持不了数月就会崩溃。这种形势，十指所指，十目所见，谁能认识不到呢。”因此他得出了与日本政府完全相反的结论：“满洲国如世间一般所认定，正是日本的傀儡，而决非独立的国家。想以与其缔结的条约具有国际价值，终究不过是不可能的徒劳。”而且他指出“满洲国的要人大多数为了利益而卖国求荣的小人”，而“帮助卖国者建国，何谈忠义之道”？像尾崎行雄这样的日本议会民主主义的代表性政治家，其政治思想与中国观是值得进一步深入研究的。

本文出自《南开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2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