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水上勉的沈阳题材文学的研究

根据CNKI的数据检索，共查找出两篇关于沈阳题材日本文学研究的学术论文。其中，郭丹 (2014）在《水上勉作品中的沈阳人形象》一文中，结合水上勉的《沈阳之月》以及夏目漱石等作家对苦力形象的描写，揭示殖民统治时期日本人眼中的沈阳人形象，再现那个时代中国人民的苦难生活。并通过分析小说《小孩》中的中国少年形象，进一步批判日本侵略战争和殖民统治的残酷与罪恶。然而，文中仅仅涉及了人物形象的具体描写，并没有深入剖析水上勉文学创作的思想内涵，也没有对水上的文学创作与沈阳生活体验的关系进行深入地思考。

杨柳岸 (2015）的硕士毕业论文《水上勉女性观之考察——以〈沈阳之月〉为中心》中，以水上勉的小说《沈阳之月》为中心，着力考察了水上勉女性观的形成过程，探究小说女主人公悲剧色彩浓厚的原因，剖析水上勉的“母性愿望”及中国东北体验对他的女性观的深远影响。文中虽强调了沈阳生活时期的女性接触对水上勉的女性观形成所产生的影响，却忽略了水上勉对于侵略战争和殖民统治的反思，以及这种思考对于其后来文学创作产生的影响。

另外，通过对日本国立情报研究所的相关数据的检索，仅查出了孙旸 (2010a）的『水上勉｢瀋陽の月｣の語るもの——娼婦回想の意味と叙法』及『水上勉「瀋陽の半月」と「瀋陽の月」——加筆改稿が意味するもの』 （孙旸，2010b) 两篇文章，除此之外，并未查找到日本学者关于这方面的研究。其中，孙旸在『水上勉｢瀋陽の月｣の語るもの——娼婦回想の意味と叙法』一文中指出小说《沈阳之月》中共穿插记述有：执笔时的想法、重返大连、沈阳的纪行、同中国翻译的对话及对往昔的回忆四个不同的内容，并整理了作品时空交错的多层构造中对三位妓女形象的描写。而第二篇在『水上勉「瀋陽の半月」と「瀋陽の月」——加筆改稿が意味するもの』一文中，通过分析水上勉的小说《沈阳之月》在前期作品《沈阳的半月》基础上的修订，指明改稿后的《沈阳之月》更具有“自我发现”的意识。孙旸通过两篇文章的分析，认为《沈阳之月》虽然含有悔罪心理，但是反省并不充分，这并不是一篇用于忏悔的作品，也不是哀悼逝去故人的“镇魂歌”, 多年后的故地重游并没能使水上勉对战争的认识提升到一个新的高度。孙旸虽对《沈阳之月》进行了具体的文本分析，也指出水上勉对战争反省的不充分性，但却忽视了沈阳体验对水上文学创作的影响。

综上所述，目前关于水上勉的沈阳题材日本文学的研究存在以下问题：第一、少有学者研究水上勉的沈阳体验对文学创作的影响，即使文中有只言片语，也常常忽略了水上勉的沈阳体验与文学创作的关联。笔者认为，无论是与终生难以忘怀的“故乡”大连，并在“故乡”与“异乡”的纠葛中苦苦挣扎的清冈卓行相比；还是与即使思念却故意避而不谈，一生倾诉漂泊人、边缘人痛苦的安部公房比较；或是与一生绝口不提，但却在写完《别了大连》之后自杀的石泽英太郎对比，在沈阳留下满满痛苦回忆，并为此深深自省的水上勉的沈阳题材文学创作，显示出了它的独特价值与深刻意义。因此，本文以水上勉的小说《沈阳之月》和《小孩》为例，探究水上勉的沈阳体验与文学创作的关系，追寻浸透于作品中的作家的心灵创伤与自我反思。

二、“加害者”的沈阳体验

1919年，水上勉出生于日本福井县的一个木工家庭。因家境贫寒，九岁那年被家人送到寺院修行，期间数度出逃又被带回，水上勉将这段饱含辛酸的生活经历写入了1961年发表的《雁之寺》和1979年发表的《金阁炎上》中。1937年水上勉考入立命馆大学文学部攻读国文，后因无力缴纳学费中途辍学。1938年求学期间，19岁的水上勉成为京都府“满洲开拓青少年义勇军”(3）的募集人员，后作为“满洲国际运输公司”员工来到中国大连，五天后前往沈阳，担任“苦力监督见习”工作，次年因咳血被送回日本疗养。而水上勉作为工作人员，到日本偏僻乡村去怂恿青年加入“满洲开拓团”, 以及在沈阳实习期间压迫中国苦力等“加害者”体验，成为了伴随水上勉一生的伤痛。后来水上也将这些体验写入了1979年出版的《小孩》和1986年出版的《沈阳之月》等作品当中，以示对自身罪孽的反省。战后，水上勉多年漂泊无依，先后从事三十多种工作，遍观人生百态。坎坷艰辛的人生经历造就了水上勉，也为他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创作素材。饱尝艰辛的人生体验也使水上勉深切感受到了底层人民的艰苦及战争带给人民的创伤，这些都为其后的文学创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这从水上勉后来创作的名噪一时的推理小说《雾与影》中可以管窥一斑。但是在中国东北，特别是在沈阳的生活体验，却成为了水上勉 (2000:7) 刻意忘却的“人生空白部分”。的确，我们可以看到，在水上勉一生的创作中，以沈阳体验为题材创作的小说仅有《小孩》《沈阳之月》等少量作品。对此，在一次采访中，他这样作答：

木村：我在很久以前就对一个问题十分困惑。那就是以自身经历创作了海量作品的水上先生，为什么不写关于“满洲”体验的作品呢。（中略） 沈阳体验、抑或说“满洲”体验对于水上先生来说，是否像冲绳、广岛长崎原子弹受害者——即受害者、或者受害者家属所感受到的那样，是残留于体内的某种难以启齿的沉重之物，因此多年来都无法将其呈现在作品之上呢。

水上：我曾经是站在加害者一方的。虽然去沈阳的时候是“满洲”移民初期，然而“义勇军”和“农民开拓团”是在关东军侵略后才进入“满洲”的。（中略） 用鞭子抽打地面就能让九到十人的苦力干起活来，这是一种特殊的体验。经历了这种体验之后，我就有了加害者的意识。并且受雇于职业科时，我曾经向“满洲”输送过“义勇军”, 这些人至今都没能回国。这两件事成了我心中无法逾越的鸿沟。因此我无法轻松地感怀沈阳。那都是些不光彩的记忆。（水上勉木村光一，1995:121-122)

正如上文所述，1938年，19岁的水上勉为了筹集学费，课余期间在京都府做招募“满洲开拓青少年义勇军”工作。辍学后因为无处可依，水上勉从募集一方转到了受募集一方并通过了审核，于同年12月，来到中国东北沈阳，在北市场的“满洲国际运输公司”做了一名“苦力监督见习”, 1939年2月因病回国。在此期间，来到当时日本殖民地沈阳的水上勉逐渐对日本人对中国劳动者的恶劣态度感到不满，“当日本的职员想要招呼帮厨的三十岁男子或是被称作‘小孩’的杂役时，总是使用近乎谩骂的语言。这些人不就是在这吃个饭吗，为什么要呵斥中国人呢” （水上勉，2000:56-57) 。当水上勉正式在北市场开始工作后，他亲眼目睹了日本殖民者对苦力的残酷虐待，内心中的不满与困惑化作了震惊和恐惧。回忆这段苦涩的往事，水上勉这样讲述道：

苦力们从一个仓库到另一个仓库，被A毫不留情地驱使着。A手握竹刀，只要一看到苦力跑到向阳处稍作休息，就用竹刀敲击铁路旁边的水泥地面。一听到“噼噼啪啪”的敲击声，搔虱子、做针线活的苦力们就立刻站起身，跑向另一个仓库中的向阳处。（松本栄一 香内之郎 水上勉等，1985:78)

苦力们只要稍事休息就要受到呵斥，不仅如此，稍有不慎还会遭到拳打脚踢。小说《沈阳之月》是水上勉时隔四十八年再访大连、沈阳后创作的纪行小说，同时穿插记述了殖民地时期的诸多回忆，其中也包括日本同事对中国人的虐待。

某日，日本职员怀疑有一名苦力偷了东西，于是把所有人都召集到仓库里，当着众人的面殴打了这名苦力。这段记忆给水上留下了难以磨灭的伤痛，他在小说中这样写道：

户波二话不说，像演员一样扬起竹刀，朝年近六十的苦力的后背用力抽打起来。

“啊……!”

苦力在呻吟间隙呼喊了什么。喊的是中国话。户波听不懂他说了什么，就知道一个劲地鞭打着他。（中略）

“别小瞧我……, 到底是在哪挖的坑把东西藏起来的，问你话呢快说，快说！”

户波第三次挥起竹刀的时候，苦力的队列中，传出了呜、呜、呜、呜的抽泣声，无论是在前列还是后列都能听得到，很快所有的苦力都哭了起来：“饶了他吧，饶了他吧，他不是做那种事的人，我们都了解他的。他不是那种偷了东西埋到地里的人。”这些话就算是不懂中文的我也大致能猜得出来。

（中略） 风沙中，这些五十岁上下的大人们合着皲裂的双手不停哭诉着“他不是那种人，饶了他吧”, 这样的情景令我至今都难以忘怀。（水上勉，2000:102)

水上勉无法理解也十分憎恶同事对待中国人的做法，于是在入职的初期阶段，他选择了逃避工作。

A也给了我一把竹刀，并告诉我如果看到偷懒的苦力也可以打他们。我没有这样对待比自己年长的苦力的勇气，于是也同苦力们一样避开A的视线，从一个仓库躲到另一个仓库里。（松本栄一 香内之郎 水上勉等，1985:78-79)

但是，迫于上司的压力，水上勉最终还是拿起了竹刀，一边使劲地敲击水泥地面，一边大声地催促苦力干活。虽然没有殴打苦力，但他也在小说《沈阳之月》中坦言，曾在手握鞭子追着苦力到处跑的班长手下工作了将近半年，如果不是因为生病归国，估计会成为和虐待苦力的班长一样的人 （水上勉，2000:108) 。水上勉本就是穷苦人家出身，中国苦力们破旧的衣着也总让他想起故乡若狭的邻里乡亲。欺压奴役和自己身世相近的人，水上勉心中有说不尽的苦涩之感，这使他产生了“加害者”意识，也成为了他一生挥之不去的苦痛。因而在水上勉 (1985:81）看来，沈阳是“无法忘却的，满是心酸记忆的都城。”是他不忍面对的，无数次想要逃离的地方。他在小说《沈阳之月》中记述一次监督苦力搬运活猪的经历时这样写道：

相比于寒风中哭叫着的上千头猪，我更为这些半裸着身子的五十岁上下的苦力们，浑身沾满猪粪，一前一后踉跄着搬运活猪的身影感到悲伤。同时也为这些死前也要捉弄一下苦力们，喷他们一身粪的猪们感到悲伤。

“快快，快快！”

虽然我不得不同户波一起催促他们，但是真的做不到让苦力们像猪一样哭泣。如果户波这会儿不在场，松野股长不透过事务所的窗户时不时地监视这里，我一定会和寒风中的苦力们一起蹲下来，埋头痛哭吧。我真是受够这份工作了。一天也不想多做了。啊啊，我要回日本。

入冬以后，我的想法同初秋相比发生了变化，我开始对工作失去了兴趣，多少次在北市场的风吹日晒中，我都想闭上双眼大喊：“这样的工作太讨厌了，太讨厌了！”（水上勉，2000:104-105)

选择逃避就能躲得了加害者的罪名吗？正如曾在大连生活过26年之久的日本作家清冈卓行在剖析自我矛盾心理时指出的那样，无论他自己怎么讨厌战争，或多么同情被压迫的中国人，但终究改变不了自己是殖民者的事实。他说：“我不能肯定自己在战争期间的记忆是无垢的。什么也没做并不意味着纯洁。对于战争，我无法做到不协力，作为一个不能抵抗的二十岁左右的人，我明白了既是加害者的同时，又是被害者的二律背反。” （清岡卓行，2008:285) 与清冈卓行一样，水上勉同样无法改变自身是殖民者这一事实。正如学者指出的那样，对被奴役、被压迫的被殖民者来说，殖民者就是殖民者，没有“好的殖民者”或“坏的殖民者”的区分 （柴红梅，2015:244) 。在沈阳度过了近17年青春岁月的安部公房在提及沈阳时也写道：“这的确也是个称得上故乡的街市。但是，我为什么不敢断言奉天就是我故乡呢？我的父亲从个人的角度是个热爱和平的市民。但是，整个日本人的群体却是武装了的侵略移民。或许是因为这个原因吧，我没有把奉天称作故乡的资格。” （安部公房，1998:484) 无论是水上勉，还是清冈卓行、安部公房，只要是曾经在日本殖民统治时期来到中国的那些日本人，即便什么也没做，也不是“无垢”的，都终究改变不了殖民者的身份。

因此，水上勉在他加入运输公司的那一刻起就已经站在了殖民者的立场上，并在体内深深地烙上了加害者的印记。这是他内心不能触碰的脆弱部分，同时也是不愿为人所知的灰暗记忆。战后，加害者的罪恶感时时牵动着他的心。特别是当看到中国人民以德报怨，将当年日本人抛弃在中国的遗留孤儿抚养长大，送他们归国的报道时，回想起战时日本殖民者对中国人民犯下的罪恶，水上勉 (2000:106) 愈加感到愧疚难当。他坦言，“他们的慈悲心肠，只有我们这些曾经欺压过、折磨过中国人的人才最了解。”（水上勉，2000:106)

“要是乘坐人力车，给他们一半的费用就行。”

这是前辈们教导我的话。他们告诉我要是按照车夫提出的费用付全额就是愚蠢至极。这一点充分体现了日本移民和中国当地做小本生意的劳动人民之间的关系。这是我至今回想起都感到痛苦的记忆，但也是我不得不面对的。我看到一篇报道，说最近有在奉天长大的孤儿为了找寻母亲来到日本。这些孤儿正是由中国做小本生意的劳动人民抚养长大的，看到这里我不禁泪水夺眶而出。（松本栄一 香内之郎 水上勉等，1985:81)

日本在中国东北实行了长达15年的殖民统治，中国人民家破人亡、妻离子散、流离失所，遭受了空前的浩劫和灾难。然而，中国人民在抗战胜利后并没有以暴制暴，而是想尽办法将残留的日本人遣返回国，还有一批残留孤儿也由中国人民抚养成人。面对中国人民的博大胸怀和以德报怨，像水上勉这样良心未泯的日本人倍感羞愧与自责，也促使他们进行深刻的反省。

岩波刚在评述水上勉的长篇小说《沈阳之月》时指出：虽然作品中只字未提，但显然这是一种“侵略”或者说是一种“国家的犯罪”。即便是最最低端的工作，对中国人而言，那也是一名加害者，这样的苦痛记忆在水上勉再次来到北市场的旧址时充斥了他的内心。这也许就是他所说的要“刻意忘却的记忆”吧 （转自水上勉，2000:178) 。

三、“隔断”体验与文学创作

另一部小说《小孩》也是水上勉在对战争深入思考和反省中创作的作品。书中的主人公“我”的经历几乎是水上勉沈阳体验的复刻。主人公“我”同样是在19岁时作为一名“苦力监督见习”来到沈阳北市场的“满洲国际运输公司”工作。在这段时间里，“我”注意到了一名在锅炉房工作的中国少年“刘”。刘因为营养不良而造成的硕大头颅，以及他身上粗陋的衣着都使“我”联想起跟自己一样故乡穷人家的孩子，再加上年龄相仿，“我”自然而然地对刘产生了亲近感。同时，由于“我”初来乍到，年纪小又不会中文，工作时有不顺时，刘总是对“我”投以同情的目光。“我”一直感激刘的默默关怀，并很想了解刘的情况，也想试图与刘交流。入冬后，“我”的肺病越来越重，因为害怕被同僚察觉而失去工作，下班后，常常独自一人溜到中国人住的内城散步。

我从其他日本人那里了解到，苦力们就好像与外城的日本人街隔绝一样，住在被高墙环绕的内城中 （清朝故宫所在的街道） 。那里是“奉天”的旧城区，居住着大量的中国人，而苦力多半是穷人家的父亲或儿子。（水上勉，2008:43)

日本殖民统治时期，沈阳大体由以沈阳站为中心建设的长方形的“新城区”及椭圆形的“旧城区”构成。日本人居住的“新城区”同中国人居住的“旧城区”相互隔离，之间以电车道相通。下了电车，穿越巨大的城门，才能进入被城墙包裹的中国人居住区，“我”带着好奇心走进了那里。

进入城门，就会发现这里同外城的日本人街相比，更能看出过去清朝时代的面貌。这里的道路是石子铺的，不知道是寺院还是学校的巨大建筑物旁边紧挨着密密麻麻的用石头建造的房屋。这些房屋的屋顶都是土做的。用土做成的屋顶下是土做的窗户。从外边可以看到屋内晾着或红或白的干货，和抱着孩子的女人。（水上勉，2008:48)

水上勉对沈阳的中国人居住区的描述似乎与当时很多日本人笔下带有浓厚的现代大都市风景的沈阳书写大相径庭。与谢野晶子就曾在她的《金州以北记》中这样展现沈阳的都市风光：“奉天是自唐代以来，长期被称作沈州的地方，元代时叫沈阳，自清太祖十四年称奉天。位于辽河源流的浑河的西北向东延伸的沃野之上，西部沿满铁沿线铁路附属地的日本新市街形成从东北向西南的长方形，贯通以奉天火车站为中心呈放射状铺陈的浪华、平安两大街道，其间分布着大小街区，平整的马路、整齐的树木、欧式建筑、上下水道齐全，俨然是一座设施完备的文化都市风景。” （转自志賀直哉等，1979:343) 很显然，这仅仅是对当时日本人居住的“新城区”的描述。与日本人居住的华丽壮观的“新城区”相比，破烂不堪的中国人居住的“旧城区”却不在与谢野晶子的视野之内。因为在日本殖民者的眼中，中国人居住区是“被逼到走投无路的败者的城镇” （安部公房，1998:91) 。

中国人在被日本殖民统治下，被困在清朝时期的城池中，过着与近代化格格不入的生活。土质的房屋和石子路面，与“新城区”的高楼大厦、柏油路形成鲜明对比。这种空间上的强烈反差正是日本帝国主义为加强殖民统治和彰显自我霸权而生产建构出来的结果。即制造和维护社会及空间的差异，就是为了长久维护和巩固自己的权利控制和统治地位 （包亚明，2005:103) 。由于日本人居住区和中国人居住区在空间上的隔断，便被赋予了强制性的地域空间特征，这是一种中心——边缘关系的标志。正如福柯所说：“空间是任何生活形式的基础。空间是任何权力运作的基础。”  （转自包亚明，2001:13-14) 空间渗透着权力，权力借助空间呈现。通过浸透着权力的空间的划分与隔断，形成了统治者和被统治者社会地位的差异和生命权力的悬殊，而空间权力长期以来对于人的影响已然深入骨髓，它扩展到了意识的根源，到了隐匿在主体性的皱褶下的“特殊空间”里。因而空间是具有意识形态的，城墙的隔断也反映出人与人之间心灵的鸿沟，即殖民者与被殖民者、加害者与被害者间不可调和的矛盾。

《小孩》中的“我”渐渐地发现刘并不像我初来时那么默默关怀我了，而且还有意地避开“我”。起初“我”以为“我”不懂中文是刘疏远“我”的原因，后来“我”逐渐醒悟，“刘低下军舰一样的大头躲开‘我’的视线，是因为‘我’听从了泽井和末本的教导，有些时候也跟他们一样苛责苦力” （水上勉，2008:45) , “我”已然变成了一名不折不扣的加害者。

我受泽井、末本的教化影响，当苦力偷懒，在向阳处聚集的时候，虽然是站在远处，我也会一反常态，以最大声音呵斥他们工作。（水上勉，2008:45)

虽然没有动用武力，但这并不能抹去“我”奴役苦力的事实。“我”认为自己这么做也有不得已的苦衷，并依然想要与刘接近。

一个休息日里，“我”在中国人居住区巧遇了刘和看起来像是他母亲的孕妇。刘注意到了“我”, 想要说些什么，但最终还是跑开了。“我”一个人站在原地像做错了事一样不知该如何是好，平生第一次因为自己不会中文而万般焦急。直到第二天“我”依然对此事耿耿于怀，因此决定以便条的形式向刘传达自己的想法。

我在便签上，用自我风格浓厚的汉文体写下想说的话，一大早就跑到刘的房间将纸条递给了他。刘一看见我，立刻就变得不好意思起来。看着他水灵灵的大眼睛就能明白他昨天也看到我了。我写的就是下面这几句怪话。

“昨日贵君母随侍步行内城商店街”

“吾见贵君之母容貌美丽如柳”

“汝如何而吾面前逃亡吾悲哀也”

这也许都算不上汉文。但已经是只上过京都中学的我绞尽脑汁的成果了。刘接过了纸条，却只是攥在手里而没有立即去看，好像要对我说些什么，但很快把话吞了回去。这时事务所方向正好有人传唤他，于是就很快朝那边跑去了。（水上勉，2008:51)

自那以后“我”始终没能得到刘的回复。在一筹莫展之中，“我”忽然想起了有关刘的父亲的传闻。“我”听说刘的父亲好像也是来仓库干活的苦力，于是让懂中文的同事来替我问询。

末本吞下堵在嗓子眼里的饭，冲着正在火炉旁沏茶的刘的背影，用很快的中文说了什么。我不知道末本说的具体内容。听到末本的话，刘依然背对着我们，用简短的话语回了末本。他的声音十分低沉。末本一脸不屑，转头对我说：

“听他说，死了。”

说完便喝起酱汤来。我顿时心头一凉，放下筷子看向刘。刘将为我们沏好的三杯茶放在铝盆里，就那么背朝着我们端着盆，一动不动。突然，他巨大的头颅猛烈地颤抖起来。（水上勉，2008:51)

这一次，“我”虽然通过间接的方式同刘进行了沟通，却因为触及到了刘的痛处而后悔不迭。这又是一次失败的对话。自那以后，直到“我”因病归国，都始终没能敲开刘对“我”紧闭的心扉。水上勉曾无数次地试图探寻，是什么阻断了“我”与刘的心灵沟通呢？

年少的刘，早早地失去了父亲，生活的磨难和心中埋藏的痛苦记忆，是作为殖民者来到沈阳的“我”所无法理解和想象的。同时，小说中虽然没有交代刘父的死是否同日本的侵略战争有关，但是由于日本的侵略和杀戮，数以百万计的中国人丧生于战火之中，造成不计其数的家庭妻离子散、家破人亡。在这种国仇家恨的背景下，刘与作为侵略者、殖民者、加害者一方的“我”之间存在着无法逾越的鸿沟，怎么可能有真正心与心的沟通？事实是，纵使“我”能穿过物理空间的城墙，走进中国人居住的街市，却永远不可能穿越刘精神空间的“心墙”。水上勉虽在沈阳的生活时光短暂，但是却让他真切地感受到了人与人之间无法逾越的心灵鸿沟的苦涩，经历了一生难以忘怀的“隔断”的体验。

“体验”是我们感受、认识世界，形成自己独立人生感受的方式，也是接受和拒绝外部世界信息的方式，更是我们进行自我观照、自我选择、自我表现的精神的基础 （李怡，2009:4) 。水上勉的沈阳体验是他在异国他乡的真切感受，在这里，他切身感受到了作为一个日本殖民者对被殖民者中国穷苦人民的压迫与剥削，身临其境地体会到了统治者与被统治者地位悬殊的生存空间和命运各异的生命状态。他由此而形成了自我的对于世界的独立认识，这种独立认识不是他人强加的或日本帝国主义的意识形态而左右的认识，这里面包含了水上勉对中国劳苦人民的深切同情。这种嵌入内心深处的生命体验，构成了他的自我反省的内在精神基础，产生出自我否定的精神力量，促成了他对自己的曾经的不光彩经历的深刻反省与否定，包括和自己的经历联系在一起的对日本侵略与殖民的历史否定与批判。

因此，在人生暮色之时，水上勉追忆往事，感慨地说：“人生七十古来稀，我开始为死而做准备了，这个时候就开始特别执拗于过去的往事”, “我重新面对了连跟妻子和孩子都没怎么讲的，只有自己知晓的那个时代，被忘却的，以及被有意识地忘却的“满洲”时代的空白部分，现在我要开始加以明确。” （转自磯田光一等，1990:383) 水上勉并没有因自己渐渐老去而感伤和悲切，而是带着满满的赎罪感和祭拜的心情去揭开曾被自己故意忘却的那段与中国沈阳有关的“空白部分”, 从而进行深刻地自省和反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