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日本政府接连推出两个重磅举动，引发外界关注。其一，从2021年4月开始，逐步施行升级版的《育儿·介护休业法》，这是继1991年首次推行、2010年大幅修订之后，时隔十二年再次推出新版本。其二，继2017年厚生劳动省增设“儿童家庭局”之后，日本决定在更高级别的内阁层面增设“儿童家庭厅”，加强家庭育儿管理，试图根本上扭转低生育窘境。这个直接归首相管理的新部门，整合内阁府、文部科学省、厚生劳动省、警察厅等多个部门职能，将于2023年正式亮相运作。

应该说，由来已久的低生育率难题，确让日本很头疼。肇始于上世纪70年代，日本人口红利高涨时，遇上国际石油危机，果断选择抑制出生率，让“两个小孩刚刚好”成为彼时人人皆知的宣传口号。不料短短十五年后，情况陡然反转，1989年仅为1.57的年度出生率创下历史新低，迫使当时的劳动省紧急出台《育儿休业法》，试图止住少子化颓势。此后五花八门的催生政策，力度不断加码，幅度不断加大，角度越发刁钻，折腾几十年终没多大起色。最新统计数据显示，2021年日本总人口已降至1.255亿，再创史上最大减幅。

那么问题来了,担惊受怕人口危机的日本，纵然使出浑身解数，为何人口曲线不断走低？难见触底反弹的希望？这里面有一些客观因素，更多的是日本自身政策制定滞后、管理机构各自为政各管一摊、社会面眉毛胡子一把抓却抓不住重点的颇多无奈。走过三十年催生弯路，如今日本政府一边旧法推新，另一边机构升级，决心从给钱、给政策到全面支援育人体系，表明日本解决低生育问题的策略、思路正在发生改变。

首先，从政策层面来说，由依托传统的养老、医疗和介护“三件套”的硬保障，转向更全面、精准和细致的软服务，捅破国民“不多生”的天花板。早在1961年，日本便初步实现以养老、医疗保险为中心的社保体系。随着2000年引入介护保险，真正形成养老、医疗、介护保险三重保障。有了覆盖国民、厚生、企业和个人年金的多层养老金体系，有了包含地域、职域和高龄老年人保险的医保体系。但说难听一点，这对解决低生育率，好看并不中用，起码人口数据不会说假话。

所以，日本政府此次修改介护法律，连男性育儿假有多久、在妻子孕中产后怎么请假、男人不好意思请育儿假应该怎么办等看似鸡毛蒜皮的小事，都考虑在内，可可谓做到了“攻心为上”的程度。

其次，从管理维度来看，由多部门各自为政的涣散局面，转向一省一厅双重制衡的竞争管理，解除国民“不敢生”的危机感。一直以来，日本人口管理系统混乱，单就儿童群体来说，内阁府管儿童补贴，厚生劳动省管育儿家庭补贴，文部科学省管教育相关扶持，还有警察厅管儿童治安，各部门设有复杂申请流程，彼此之间扯皮敷衍，政策效果很差。与国民改善子女家庭教育环境，缩小教育差距的预期，也相去甚远。

新的儿童家庭厅，作为内阁府的外局设立，不仅由首相直属管理，对其他中央部门拥有“劝告权”，有利于打破各个省厅“垂直分割行政”，避免重演少子化担当大臣名不符实的尴尬。

最后，从策略角度来分析，面向人工智能时代，日本不再单纯追求人口数量红利，转而挖掘人力资本蓝海，以重建国民对“不想生”不设防的底层信心。退一步说，即使只能维持较低生育率，人口数量优势不再，亦可设法推动人口素质、人力资本、人才资源建设。当综合国力竞争告别传统地缘政治、资源禀赋、人口红利之后，围绕人才、人脑的建设正在成为一种新趋势。对日本而言，敢生、多生，自然是再好不过的事。然而，短期内难以改变少生、不生时，优生、优育不仅是策略问题，更是一种全新的思路。透过整合家庭、社会的优势资源，改变不想婚、不想生的国民心态，进而展现出日本政府的决心。

还应该指出的是，人口低增长作为一种结果，有着各种不同的内在成因。如果说解决一般性问题依赖于匹配新的方案，那么像低生育率这样的世界性难题，日本似乎已不单寻找解决方案本身，正试图创设新思路，开辟新方法。

即便如此，结果依旧难言乐观，但得承认日本的人口管理思路确实在进步。

本文出自日本新华侨报 作者胡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