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随着事件朝着长期化的方向发展，俄乌冲突产生了越发广泛的外溢效应，对亚太地区的影响尤其巨大。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现实的、直接的影响，特别是在粮食能源供应、在产业链方面。二是对相关方战略心态、战略心理的影响，似乎越来越趋向于保守、消极、负面。三是这些心态、心理会影响到战略决策，会体现为政策的调整。

具体来说，我认为有三个方面是值得高度关注的。

首先，集团化的倾向会增强，除了前面很多人已经谈到的美日同盟的强化之外，如今天上午文正仁（Moon Chung-in）先生谈到的，韩国总统选举结果——尽管这场选举是以0.8%的极小差距决出胜负的——但很明显，虽然尹锡悦总统的执政会很不顺利，半岛南北关系、日韩关系的恢复也不会顺利，但大概率新政府会加强韩美日三边安全合作。文在寅政府的“新南方政策”主要是从经济上关注或介入“一带一路”、印太战略，而新政府恐怕会更侧重从战略和安全上来思考、处理和“一带一路”、“印太战略”关系。这就会使地区安全在结构上更加分裂、对立。很多同行用“两极化”这个词形容全球或亚太，但我个人更倾向于用另外一种“两集化”——两个集团化。在亚太，美国的盟友们目前得到更多的鼓励和授权发挥地区安全和战略作用。

其次，是军备竞赛的风险。其实，早在这场危机之前，近年来亚太地区无论是军费支出还是武器采购的数量，都已经呈现出比较明显的增长态势。这次更进了一步。我相信这场危机会带给每个国家不同的反思和启示。核武器更加不会被放弃，无核国家会出现拥核的思考甚至是舆论。日本最近就出现了这种舆论。作为世界上唯一遭受过核打击的国家，反核武民族情结是战后日本和平主义的核心，核武装会受到国内因素的牵制，目前寻求核武器的主张上限仍然是“部署”，即“共享”美国在日本的核武器而不是自行开发。但这种议论的动向本身就让人非常担心——日本可以“进二退一”，借助炒作“核共享”进一步提升尖端常规武器系统的开发。

此外，减少对中国的依赖，也就是所谓产业链和供应链的“脱钩”。我们注意到，产业、科技手段成了推动“脱钩”或者打“地缘战”的手段。举个简单的数字：2021年，台湾地区对日本的直接投资同比增加了470.6%。台湾对日本制造业的投资，特别是半导体产业领域的合作在持续加强。产业科技成为介入台湾问题的一种手段，通过人为突出台湾半导体在全球产业链中的地位，对中国大陆解决台湾问题的手段选择形成制约。上午乐部长讲到全球化的“武器化”问题，确实，如果出于地缘政治目的把全球化用作一把匕首，它会越切越钝，导致全球化本身的“钝化”趋势。地区可能的集团对抗，不仅仅表现在军事安全上，也表现在许多领域的规则制定层面。2019年，美日就数字贸易达成双边规则，进而要用这个规则统一地区乃至全球。

第二，亚太地区的安全问题更复杂，更难解或更无解。亚太地区没有统一的安全架构，基本是由三股力量构成的：一是美国同盟体系。二是其他国家，又包括上合组织、东盟。与美国同盟体系相比，后两者无疑都是松散的。同时，该地区又存在着广泛的安全分歧和对立，表现在三个层面：现实与安全利益的分歧与对立；安全观的分歧与对立；战后国际秩序观的分歧与对立。美日信奉的是“旧金山体系”，而中俄坚持的是《开罗宣言》和《波茨坦公告》的立场。彼此分歧的根源极深。

第三，下一步应该怎么做？应该抓紧这样几件事。

首先，将争取构建统一的泛地区安全架构作为长远目标。这个目标实现起来难度非常大，但必须要以此为目标。这样的地区安全架构应该是包括全体成员的，不排他的、不敌视任何一方的；它所体现的理念应该是相互不可分割的安全，是相对的安全、可持续的安全。追求绝对安全必然会招致对方反制，最终造成全体成员的绝对不安全。

其次，展开高层次战略对话，真正地解决深层次问题。1972年后，美日在同中国改善关系、建立邦交的同时，“明修栈道，明度陈仓”，通过加强双边安全安排，继续将干预台湾问题的机制和功能内置于其双边安排中。这种内置工程从1951年就开始了，在1972年以后没有任何变化，甚至随着中国的发展而变本加厉。但问题是，即使按照日本所依据的《旧金山和约》来说，它既已放弃了对台湾的一切权利，那么它和美国要求中国务必“和平解决”台湾问题的法理依据何在？这些问题都是值得我们和外国同行一起研究和讨论的。

此外，还应该讨论建立危机管理、冲突防范机制和互信措施、沟通机制，中国在自身安全保障方面的诉求应该得到尊重。

最后我想向欧美的同行提一点建议。从上午听会到现在，感觉我们在思考问题时好像有两点观念和逻辑上的缺陷。第一，你们的世界观是二元化的。2001年“9·11”之后，小布什总统在电视上讲话，面对各大国他给了一个“选择”，他当时原话是说：各国“要么和我们在一起，要么和恐怖分子在一起”（to be either with us, or with the terroist）。在他眼里，世界是非黑即白的，但世界的现实却是，灰色的地带越来越多。这种看世界的方法是和现实、和趋势相背的。第二，有关方法论的改进。现在各位秉持的是一种就事论事的思维方式，是一种西医式的，而非中医式的方式。没有历史地、整体地、联系地、动态地看问题。比如对俄乌危机，不能只看2月24日以后或者2014年以后发生了什么，还要从至少1991年以后的历史经纬看，看看导致这些事件的根源是什么。同样，对亚太地区问题、对台湾问题也是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