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日复交50年来，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深刻变化，日本的政治生态也出现了许多变化。如何在新形势下继续发展中日友好合作关系，是两国面临的共同课题。发展中日关系，要恪守四个政治文件确立的各项原则，高举合作共赢的旗帜，推进各个领域的务实合作，增进两国人民间的友谊，加强文化、教育交流尤其是青年一代的交流，努力构建契合新时代要求的中日关系。

三、邦交正常化50年来中日关系的发展与波折

中日邦交正常化50年来，两国关系得到了长足的发展，各领域合作持续深化，其规模和范围超过了中日关系史上的任何时期。今天的中日关系早已是“我中有你，你中有我”，无法分割，也实实在在惠及两国的发展和人民福祉，而且促进了地区乃至世界的和平与稳定。诚然，中日关系的发展也历经风雨，有起伏，有逆流，但主流始终是前进的。

回顾50年来中日关系的重要事件，其中许多都是我亲身经历或参与的。我1978年6月结束了在日本长达15年的记者生涯，回国后在外文出版局、文化部工作，后来成为中日友好21世纪委员会中方委员、中华日本学会会长，一直参与对日工作，始终保持着对日本和中日关系的关注。回顾邦交正常化50年来中日关系发展的历程，可以撷取几个正面和负面的重要事件。

（一）中日奠定和平友好的政治基础，高层与各界互动频繁，但两国关系出现波折

作为东亚的两个大国，中日实现邦交正常化显然是一件足以改变世界历史和两国关系史的大事。为了夯实中日关系发展的政治基础，邦交正常化50年来，两国相继签署和发表了四个政治文件，还频繁进行了高层互访、政府和民间的互动等促进两国关系发展的一系列交往活动。通过1972年签署《中日联合声明》，两国结束20多年的隔绝与对立状态而实现了邦交正常化。1978年，两国缔结《中日和平友好条约》，从而以法律形式把两国复交时达成的基本原则确定下来。1998年的《中日联合宣言》和2008年的《中日关于全面推进战略互惠关系的联合声明》，在坚持前两个基本文件的基础上，与时俱进地补充规定了两国提升合作水平的领域和原则。

此外，两国间达成的重要共识还应该提到1983年的“中日关系四原则”（和平友好，平等互利，互相信赖，长期稳定）和2014年达成的中日四点原则共识。在两国间高层互访中，应当特别提到1992年明仁天皇和皇后首次访华以及1998年江泽民主席作为中国国家元首首次访日。

在政府和民间的互动方面，具有代表性的有1982年和1984分别成立的中日民间人士会议和中日友好21世纪委员会。我曾经亲身参加很多中日间重要的双边会议和重大的交流活动，与日本同行和友人就进一步推动两国友好合作关系话题进行了热烈讨论。

在上述过程中，中国历届政府和领导人都始终认为，中日和平友好符合两国的共同利益，有利于增进两国人民的福祉，因而真诚希望两国能够世世代代友好下去。这一愿望得到了日本政府和领导人的共鸣和响应，从而把日中关系定位为日本的“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之一”。对于日方在支持我国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方面所起的积极作用，中国人民是不会忘记的。在中日双方的共同努力下，20世纪70年代初到90年代初的两国关系出现了历史上最好的局面。

中日邦交正常化50年来，中日政治关系的发展既有辉煌成果，也有起伏与波折。即使在中日友好高潮期的20世纪80年代，也曾发生1982年的“历史教科书事件”、1985年的中曾根首相参拜靖国神社、1987年的“光华寮事件”、1989年日本追随西方制裁中国等负面事件，但这些波折都通过两国间政治对话基本上得到了妥善处理。

然而，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中日关系逐渐出现了新的问题。一些日本新生代政界人物主张摆脱对华关系中的“赎罪意识”，谋求摘掉战败国帽子成为“普通国家”，并且开始染指台湾问题。在这一背景下，日本不时出现冲击中日关系政治基础的举动。

2001年小泉担任首相以后，连续六年参拜供奉有二战甲级战犯的靖国神社；日本政府每隔数年就搞出一次审议通过歪曲历史的“教科书事件”；在钓鱼岛问题上，日本违背“搁置争议”的中日共识而制造了2010年“钓鱼岛撞船事件”和2012年“购岛”风波等。另外，日本视中国的发展为对自己“东亚第一”地位的“威胁”，开始采取“挟美制华”战略，拼凑旨在围堵中国的日美澳印战略对话机制，严重损害了中日政治与安全互信。

在日本屡屡做出的负面举动下，中日关系出现了周期性的“政冷”局面。作为长期参与和亲历两国友好合作进程的见证人，我对中日关系出现今天的严峻局面感到十分痛心，同时也更加深切地感到中日两国坚持和平、友好、合作、共赢的可贵。

（二）经济合作、文化交流与人员交往深入发展

中日邦交正常化50年来，包括两国关系开始出现波折的后十几年在内，中日经济合作、文化交流与人员交往一直得到深入发展。我想，这就是以和平与发展为主题的“天时”、两国一衣带水的“地利”以及两国各界大多数人们希望友好合作的“人和”所支撑的两国关系的主流，这一历史潮流是日本一些政客无法阻挡的。

在回首两国友好合作的往事时，这样几件事是一定要提及的：1979年底，大平首相访华，宣布日本对华实施政府开发援助（ODA）。从那以来，日本的援助项目在中国各地的经济建设和扶贫、环保、医疗、教育等领域发挥了“雪中送炭”的积极作用。1984年，日本3000名青年应邀访华，两国青年进行了大联欢。1985年，中国500名青年回访了日本。那时参加联欢的双方青年，后来大多数都成了推动两国友好事业的中坚力量。

2020年，新冠疫情突如其来地暴发，中日两国政府、各界和各地方政府守望相助，共同书写了“山川异域，风月同天”的友好佳话。2021年，中国全力支持东京奥运会。在疫情肆虐的困难条件下，奥运会取得了圆满成功。进入2022年以来，《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开始在中日等首批十个国家生效，两国的经贸关系在这一新的多边自贸协定中有望得到更快、更好的发展。

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邦交正常化50年来的中日关系发展进程表明，事物的发展总是一分为二的：50年来两国关系的主旋律是和平、发展、合作，但也伴随着各种不和谐的杂音。中日邦交正常化是两国民心所向推动的结果，但日本国内反对日中友好的势力并未烟消云散，他们从未停止过兴风作浪。2010年，中国GDP超过了日本，这是百余年的“日强中弱”格局向“中强日弱”转变的历史性事件。日本一些政治人物不是把中国市场的不断扩大视为其自身发展的机遇，而是为“中国威胁论”推波助澜，扮演着破坏中日关系的角色。

当年，两国关系的先驱、前辈们为推动邦交正常化而经历了艰难历程，付出了心血乃至生命。那么，半个世纪以后，两国关系的发展难道要摈弃和平、发展、合作而走向反面、重回敌对状态吗？或者使所谓“非敌非友”关系成为“新常态”吗？答案是否定的。作为搬不走的“永远的邻居”，复杂的历史纠葛和紧密的现实联系，使中日关系和平友好的基本格局不会发生根本性改变，两国关系的未来应当从邦交正常化50年来的历史中汲取经验和教训。

四、前瞻：发展中日关系的共同课题

时序更替，岁月如梭。中日邦交正常化的历史性瞬间依然历历在目，仿佛昨天。回顾中日复交50年的历程，展望中日关系的未来，亦喜亦忧。

中日复交50年间，世界经历着百年不遇的大变局。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深刻变化，如今已经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而日本也不是当年的日本了，日本的政治生态也发生了许多变化。与50年前相比，中日关系确实发生了很大变化。如何在新形势下继续发展中日友好合作关系，是两国面临的共同课题。

（一）发展中日关系要恪守四个政治文件确立的各项原则

纵观50年来的中日关系，其间尽管时有起伏，但总的来说是向前发展的，特别是前40年取得了迅速而长足的进步和巨大成果。这应归功于两国共同恪守《中日联合声明》《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等四个政治文件所确立的各项原则。

不消说，中日四个政治文件中最重要的就是关于正确对待历史问题和台湾问题的原则。在日本国内，包括执政的自民党高层在内，自中日复交以来始终存在着试图挑战两国间关于历史问题和台湾问题的政治原则的部分势力。中日关系的发展进程受到干扰、时而出现波动，皆因这股势力对日本政府的对华政策产生的负面影响。特别是《朝日新闻》记者畠山武当年所指出的那股“阻挠势力”至今阴魂不散，不断围绕台湾问题和台海局势蠢蠢欲动，追随美国说三道四，这是我们尤其需要警惕的。

在此，我想强调指出一个不容改变的历史和法理事实，也是不容挑战的现状。这一历史、法理事实和现状是什么呢？那就是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一个中国原则是公认的国际关系准则和国际社会的普遍共识。今天，台湾当局和少数“台独”分裂势力妄图否定、挑战一个中国原则，扩大“台独”活动空间，这是当前台海局势紧张的根源，理所当然地受到中国政府和国际社会的坚决反对。任何挑战一个中国原则、抗拒中国统一大势的行径都将被坚决挫败，任何支持“台独”分裂、违背历史潮流的企图，都将以失败告终。这是绝对越不过去的一条红线。

日本某些人企图介入台海局势，就是干涉中国的国家统一大业。难道日本的这些人忘记了正是日本曾经把台湾作为殖民地占据了长达半个世纪吗？难道他们忘记了台湾回归中国，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取得胜利的果实吗？中国人民坚决反对任何人以任何理由、任何借口侵犯中国主权，干涉中国内政。日本应以实际行动恪守一个中国原则。中日两国关系能否健康发展，关键就在于是否忠实履行双方在四个政治文件中就有关问题所做的庄严承诺。

对于中日关系来说，首要问题是应当始终坚持和平友好的大方向。作为良好愿望，中国愿与日本共同发展，永不再战，而作为客观现实，日本有背离和平发展方向的迹象，其追随美国搞干涉主义的危险性增大，中国需保持警惕。为此，需要两国坚持相互关系的原点。中日关系的原点，就是四个政治文件。这是发展两国关系的政治基础。

（二）发展中日关系要友好合作、互惠共赢

中日复交50年来，两国在经贸和科技领域的交流合作不断拓展深化，给两国的发展和人民福祉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好处。2021年，中日双边贸易总额达到3714亿美元，中国是日本的第一大贸易伙伴，日本是东盟、欧盟、美国之后的中国的第四大贸易伙伴。中日两国应当十分珍惜经贸领域合作的大好局面，使之继续成为推动相互关系健康发展的强劲动力。

今天，中日两国都进入了新时代。尽管中国的高质量发展、高水平开放为包括日本在内的世界各国带来更多机遇，但“中国威胁”、竞争、对抗也不时成为时代洪流下的旋涡。孙子讲：“百战百胜，非善之善者也。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孙子兵法·谋攻篇》）增强国家综合实力，提升国际影响力，并非需要零和博弈，以竞合的方式，优势互补，互惠共赢，应该是中日两国在新时代的相处之道。

中日作为搬不走的邻居，难免在经济、安全、发展上产生一些问题和分歧。中日要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出发,共同维护两国关系大局，管控分歧及风险，做好扩大共识、友好合作、共同发展的大文章。

但遗憾的是，近年来，某些政治势力推动日本采取“经济上靠中国，安全上靠美国”的“两面下注”战略，在介入台海局势和“挟美制华”的错误道路上越走越远。如果日本一意孤行，只会自食损害中日良好合作局面的恶果。

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日共同参与推动了东亚系列合作、亚太经合组织、亚欧会议、RCEP等区域多边合作进程。今后，日本有待于更加积极参与“一带一路”建设，中国积极推进加入《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CPTPP），从而使中日经贸合作提升到更高层次。中日应继续共同致力于融入多边合作机制，谋求共同发展和推动开放性的区域一体化进程，这是朝向“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必经阶段。

然而，近年来，日本一些政治势力沉迷于岸信介、佐藤荣作等人曾经沉迷过的冷战思维，配合美国及其盟友搞“印太战略”的小圈子，分裂东亚地区，这种做法终究不会给日本带来光明的未来，而只会使其沦为“亚洲孤儿”。

总之，中日两国唯一正确的选择，就是要高举合作共赢的旗帜，推进各个领域务实合作，围绕提质增效升级，为两国关系的发展注入正能量、增添新活力。

（三）发展中日关系要坚持两国人民友好

毋庸讳言，后十几年的中日关系逐渐走向了低谷，情况不能令人满意，许多有识之士为此担忧，并希望能尽早实现转圜。他们寄希望于中日两国人民的共同努力。

“风物长宜放眼量。”观察中日关系的未来趋势，要把眼光放长远一些。中日友好发展，毕竟是时代潮流和任何力量都改变不了的历史趋势，是中日两国的人心所向；中日友好发展，两国关系尽快走出低谷、重回正轨，符合两国的共同利益，也是国际社会的普遍期待。

当今的中日关系，是二战后经过两国人民中的先进分子和两国有远见的人士长期努力、共同艰难缔造起来的。从19世纪末到1945年，是日本军国主义侵略中国的时期，但就在这一期间，两国进步人士间的友好关系始终延续不断，为中国人民反对日本侵略的斗争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新中国成立后的中日关系，则经历了民间往来、半官半民、官民并举、正式缔结政府间友好关系的几个不同阶段（关于中日复交的艰难过程，参见孙平化、刘德有：《珍惜艰难缔造的中日友好关系》（《人民日报》1985年10月27日第3版）。这篇文章是在当时主管中央宣传工作的领导、中国社会科学院首任院长胡乔木的指导下，由我执笔完成的）。对于今天来之不易的中日关系，两国人民有千万条理由倍加呵护，而没有一条理由去损害它。如果有谁损害它，怎能对得起为中日友好曾付出过心血的两国的先驱者们，又怎样去面对两国子子孙孙？

今后我们还要特别重视和大力提倡发展民间交流。如今，有一种看法认为，民间交流是特定时期的产物，已完成了历史使命。但面对复杂多变的中日关系的现实，民间外交作为与政府外交并存的外交形式，仍然可以发挥不可替代的积极作用。这种作用包括，推进两国各领域合作继续发展，引导两国人民世世代代友好，加深相互理解和信赖，减少损害两国友好关系的不稳定因素等等。因此，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今后推动中日关系发展的关键在民间。

不可否认，由于各种原因，我们也清醒地看到，如今中日两国民众确实在一些问题上存在着感情上的对立。中日间的国民感情的变化如果粗略地加以描绘，也许可以说经历了这样一个过程：友好—冷淡—疏远—恶化。但是，对于国民感情的变化，任何时候我们都要做具体分析。国民感情的形成是一个复杂的过程，有时并不一定由中日关系本身所决定，而是由许多因素相互作用而形成的。当然，无可否认，国民感情的好坏，反过来又会影响两国关系的发展。

一般来说，中日两国国民感情的变化，是两国关系的晴雨表。当中日关系升温时，两国民众的相互感情相应提高，而当中日关系降温时，很可能伴随着两国民众好感度的滑坡。换言之，中日国民感情的走向，会受到中日关系大环境的影响与制约。中日关系没有得到改善时，很难期盼两国国民感情大幅度提升。因此，改善中日关系，化解国民感情的对立情绪，增进相互理解，是亟待解决的课题。

我认为，讨论上述问题，不能脱离中日关系以及国际大环境，无视中日之间存在着的影响两国关系正常发展的不利因素，这是绝对回避不了的。双方应通过对话协商，寻找妥善解决问题的有效办法。正确地处理好两国之间的结构性矛盾，是不可或缺的。在民族主义气氛上升的敏感时期更是如此。

近些年来，中国的崛起一方面给中日关系的发展带来利好，但有时也伴随着现实利益的矛盾和摩擦。在日本有一部分人还不习惯于中国的崛起，引起心理上的不平衡、不安、焦躁，甚至嫉妒。这些也许可以说是潜在的不确定因素。

同时，我们也看到，中日的国民感情尽管有下滑的一面，但即使在当下，日本和中国的普通民众一样，仍然普遍认为中日关系重要或比较重要（由中国外文局和日本言论NPO共同实施的第十七届北京-东京论坛“中日关系舆论调查”结果显示，中日两国公众受访者非常看重中日关系发展，70.9%的中方公众受访者认为中日关系“重要（或比较重要）”，66.4%的日方公众受访者持同样观点），有许多人仍极力想了解对方国家的情况，而且对对方的普通民众持友好善意的感情和态度。这也正是尽管目前中日关系遭遇困难，我们仍然对两国关系的发展前景充满信心的原因所在。

（四）发展中日关系要着眼于青年一代

在中日各领域交流中，固然需要继续大力加强经贸往来和科技交流，在疫情前人员往来1200万人次的基础上要再创新高，但基于心灵交流的文化、教育交流，尤其是青年一代的交流也非常重要。

中日之间历史因素与现实纠葛相互交织，导致两国国民感情恶化，常会使一些问题变得十分敏感。毋庸讳言，两国国民实现相互理解并非易事。而大力加强青年一代的交流，是促进两国相互理解、改善国民感情的有效途径。

习近平主席一向对青年寄予很高的期待。习主席在致日本青年中岛大地的信中说，中日是一衣带水的近邻，两国友好的根基在民间，两国人民友好的未来寄望于青年一代。

中日两国的青年一代，代表着各自的未来。他们之间的交流，在增进两国国民感情的将来性、长远性方面独具特点。中日两国青年要更加积极地投身中日友好事业，加强交流互鉴、增进相互理解、发展长久友谊，为开创两国关系更加美好的明天作出积极贡献。

五、努力构建契合新时代要求的中日关系

中日邦交正常化以来，尽管两国关系起起伏伏，但基本保持了和平的正常交往，尤其在经济和文化领域建立了非常密切的交流关系，双边贸易、投资以及人员往来规模居世界前列。特别应该强调的是，复交后的近40年间，中日关系出现了历史上最好的发展时期。两国关系本来应该越来越成熟与友好，但自新世纪10年代前后，两国关系开始下滑。眼下的中日关系显得很脆弱，相互的磨合远未完成，彼此之间在政治和安全以及体制和价值观方面差异凸显，甚至存在着对立和冲突风险。具体来说，双方对所谓民主、自由、人权、市场经济等价值的理解和追求，以及在台湾、香港、新疆、西藏等重大原则问题上，看法存在着很大的差异。

简言之，我认为，尽管中日关系存在着许多共同利益，但只要两国间的政治安全领域的矛盾和对立存在，两国关系就很难真正改善。中日两国只有设法缓和彼此的政治安全矛盾，有效管控政治安全危机，尽可能地寻找和扩大共同利益，逐步消除矛盾和冲突因素，两国关系才能够真正改善，东亚地区的持续和平与发展也才有希望。

同时，我更坚定地认为，尽管国际局势风云变幻，但中日两国和平、友好、合作的大方向不会变。努力构建契合新时代要求的中日关系，是时代赋予两国的历史使命。“国之交在于民相亲。人民的深厚友谊是国家关系发展的力量源泉。”增进中日两国人民的感情，推动合作共赢，是在两国人民心灵上架设友好的桥梁、相互理解的桥梁。而在这座桥梁上来往的人越多，中日友好关系的发展就越有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