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顾中日邦交正常化50年的历程，具有重要的历史和现实意义。当年中日能够实现邦交正常化，离不开两国领导人的高瞻远瞩和睿智努力。面对错综复杂的国际形势，他们克服重重阻碍和困难，为两国民众幸福与世界和平发挥政治智慧，充满勇气地共同做出了英明决断。中日两国民间推动中日关系发展也是一股不可阻挡的潮流。

刘德有在文章中指出，2022年是中日邦交正常化50周年。今天，我们回顾往事，纪念半个世纪前的这一中日关系史上的里程碑事件，进而展望中日关系的未来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历史和现实意义。

一、中日邦交正常化前夕的历史性时刻

从20世纪60年代后期到进入70年代，日本出现了一个要求早日恢复日中邦交的热潮，日中友好的气氛十分浓郁。那时，日本从南到北，从东至西，从城市到乡村，到处都掀起了要求早日恢复日中邦交的运动。从战后的日中友好运动来看，我认为它有着自己运行和发展的规律。战后初期，实际上日本就已形成了两股力量，并长期对峙，焦点是敌视中国还是与中国友好。较量的结果，后者终于发展成为任何力量都无法阻挡的汹涌澎湃的巨大洪流。而这股洪流在开始时还仅仅是点点水滴，后来逐渐发展成涓涓流水，最后汇合成了滚滚向前不可抗拒的历史潮流。

1964年秋，中日两国战后第一次互派记者时，我幸运地被选为首批驻日记者派往东京。我出生在辽宁大连，曾在大连从事教学工作，后来调到《人民中国》杂志社做翻译、编辑，从此与日本结下不解之缘。从这年9月起，我常驻日本，开始是《光明日报》记者，后为新华社东京分社记者、首席记者。

从那时起，我在日本工作和生活，深切地感受到日中友好热潮日益高涨。50年前，我作为新华社记者得以亲身参与对中日邦交正常化这一两国关系历史性伟业的采访和报道，亲身经历了1972年田中角荣首相访华以及后续过程，实地观察到日本社会对这一事件的反应。现在回想起来，作为一名身居东京的记者，当时我从早到晚紧盯电视机，广泛阅读日本的早报、晚报，以及实地采访，密切地关注中日双方的动向。这对于中国记者来说是非常宝贵的经历。因此，常有人羡慕地对我说：“你可真是占尽了记者的好处。”

回顾复交前后，有几件我亲历的事情或者说历史性时刻是无论如何必须提到的。

（一）中日领导人英明决断，推动中日关系正常化

在二战结束后严峻的冷战局势中，中日两国能够实现邦交正常化，离不开当时两国领导人的高瞻远瞩和睿智努力。面对错综复杂的国际形势，他们克服重重阻碍和困难，为两国民众幸福与世界和平发挥政治智慧，充满勇气地共同做出了英明决断。

1972年7月，日本政局发生了超乎人们意料的变化。亲美反华、执政八年之久的佐藤荣作下台，而顺应时代潮流的田中角荣出任首相。7月7日，田中首相在首次内阁会议上说：“要加快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邦交正常化。”7月9日晚，周恩来总理在欢迎伊斯梅尔率领的也门民主人民共和国政府代表团的晚宴上对日方做出隔空回应：“田中内阁七日成立，在外交方面，声明要加紧实现中日邦交正常化，这是值得欢迎的。”

7月17日，中国农业农民代表团赴日访问，抵达东京。担任副团长的陈抗（时任外交部亚洲司日本处处长）即刻来到中国中日备忘录贸易办事处驻东京联络处。此前，率领上海舞剧团访日演出的孙平化也来到联络处。陈抗告诉我，周总理在他来日前的一天晚上召集的会议上做出重要指示，要向孙平化和肖向前进行传达。

周总理说：“我讲田中内阁要加紧实现中日邦交正常化值得欢迎，是因为毛主席对我说，应该采取积极态度。毛主席的思想和战略部署我们要紧跟。日方能来中国谈就好，谈得成也好，谈不成也好，总之现在到了火候，要抓紧。过去有过‘王国权旋风’‘王晓云旋风’，这回不能再叫‘旋风’了，要落地。孙平化嘛，就是要万丈高楼平地起，肖向前就是继续前进的意思，这两个人就是要把这件事落实才行。”

早在1955年，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第一代领导集体，就制定了争取改善中日关系的完整的、全面的对日政策总方针。在20世纪70年代初国际局势巨变，特别是在中美关系打破坚冰、全面改善的形势下，毛主席做出了与日本改善关系的重大决策。

周总理根据毛主席的战略部署而做出的指示，为中日走向邦交正常化设计了蓝图，指明了方向。我们作为驻日本的中国记者深切地感到，中日关系的局面从此就要迅速打开了。

（二）日本朝野推动日中关系正常化，藤山酒会创造中方与大平外相会见的机会

中日关系峰回路转，形势朝着积极的方向不断发展，出现了许多过去连想都不敢想的变化。其中，一个突出的现象是，进入70年代以后日本各界人士和友好团体要求早日实现日中邦交正常化的运动愈发风起云涌，日本各政党纷纷组团访华，频频举行各种会议，谋求与中国共同努力，推动日中关系正常化。

1972年7月20日，日本前外相、恢复日中邦交议员联盟会长藤山爱一郎在东京新日本饭店举行酒会，欢迎正在日本访问的上海舞剧团团长孙平化和刚刚到任的备忘录贸易办事处驻东京联络处首席代表肖向前。局内人心知肚明，“醉翁之意不在酒”，藤山先生是想借此推动日中邦交正常化的进程。我前往采访时方知，出席酒会的有很多重量级政府要人，包括大平正芳外相、三木武夫国务相、中曾根康弘通产相，还有参议院议长河野谦三。执政的自民党的“党三役”即桥本登美三郎干事长、铃木善幸总务会长和樱内义雄政调会长也现身酒会。此外，酒会上还可以看到在野党党首、其他政界要员以及经济界、文艺界的诸多名流和日中友好人士。酒会规模之盛大，气氛之热烈，在中日邦交正常化之前日本为中国客人举行的历次欢迎活动中首屈一指。

藤山先生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点明了举办酒会非同寻常的宗旨，不禁令参加酒会的人们感觉到，中日关系不久就要出现重大突破。他在祝酒时，向客人披露了大平外相的想法，大平外相有意领导外务省同备忘录贸易办事处驻东京联络处开辟接触的途径。藤山先生深情地说：“日中邦交的恢复，一定会在最近的将来，也许在明后天就能实现。这是我们的希望。”这句点睛之语，让每个在场的希望中日早日实现邦交正常化的人备受鼓舞。

随后，孙平化和肖向前也讲了话，他们对藤山先生的盛情款待表示衷心感谢。肖向前对盛况空前的酒会气氛表示“这本身就很说明问题”，相信两国关系不会停留在这样一个“气氛”上，还会不断发展。酒会上，中日两国新朋老友频频举杯，为中日早日实现邦交正常化干杯。

记者们历来是最能敏感地捕捉历史性瞬间的人群。到场的日本记者又怎能放过这多年难遇的镜头呢？在骤雨般的快门声中，大平外相、藤山先生、三木国务相、桥本干事长和孙平化、肖向前相互拉起手，开怀大笑。人们从笑声中，感受到他们对推动中日邦交正常化的乐观之情，这也带动大家发出了愉快而会意的笑声。

（三）田中首相要为谈判实现邦交正常化访华，周总理欢迎并邀请

藤山酒会可谓当时一次重要的安排。正是此次酒会，让孙、肖二人与大平外相得以首次见面，从而为其后的重要会晤与磋商铺平了道路。

1972年7月22日和8月11日，大平外相在东京大仓饭店两次会见孙平化和肖向前。这两次会见的消息，虽然是我们向新华社总社发回的，但由于会见是非公开形式进行，消息都是由孙、肖二人口授给我们，无法报道其具体内容，所以每次会见的消息都很简短。

大平外相在7月22日会见孙、肖二人时表示，田中首相与他是“一心同体的盟友”。他们一致认为，当前日本政府首脑访华、解决邦交正常化的时机已经成熟。孙、肖转述了中国方面欢迎田中首相到北京直接同周恩来总理会谈的意向，“只要田中首相能到北京当面谈，一切问题都好商量”（周总理的原话）。

8月11日，大平外相再次在大仓饭店会见孙、肖二人。在中日邦交正常化历程中，此次会见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人民日报》就此次会见冠以耳目一新的标题——《大平外相会晤孙平化肖向前时正式转告田中首相决定访问中国》。

8月13日，《人民日报》在头版二条显著位置发表了一则“新华社1972年8月12日讯”的重要消息：日本大平外相会晤孙平化、肖向前时正式转告，田中首相要为谈判实现日中邦交正常化访华；姬鹏飞外长受权宣布，周总理欢迎并邀请田中首相访华，谈判并解决中日邦交正常化问题。

8月15日下午，田中首相在东京帝国饭店会见孙平化和肖向前。田中首相满面笑容地同孙、肖二人热烈握手，会见厅内记者相机的快门声响成一片。

田中首相让孙、肖二人及其他中方人员在沙发上落座。主宾双方又拉起手来，满足记者拍照的要求。会见厅里人头攒动，使室内温度升高了不少。我观察到，田中首相的脸色通红，可能是因为体质一向怕热的缘故，但此刻他的脸色更像是因为格外高兴才显得涨红。

拍照结束，主宾双方转移到屏风的另一侧，开始进行会谈。会谈大约半个多小时后结束。孙平化走过来，把日本外务当局事前准备的对外发布消息的一张纸交给我，上面有用笔勾画、改动之处，看得出，这是双方刚才经过协商，对其做了一些修改。孙平化说：“这次谈得很好。田中首相问北京什么时候气候最宜人。我告诉他，最好是9、10月间。”田中虽然没有明确何时访华，但“这个可能性很大”。

我赶回驻地，以新华社的体例，按照孙平化交给的双方商定的报道口径编发消息，只是在表述上做了技术性调整。第二天的《人民日报》在第三版以竖排形式醒目地予以报道。

在报道中，“待田中首相访华日程确定后，再由中日双方同时发表公告”的表述，主要是日方的意向：田中首相虽然认为解决日中邦交问题的时机已经成熟，但尚需对自民党内意见进行充分协调，尽量做到万无一失，因此访华时间不宜过早公布。报道中副题的重要表述是：“希望他（田中首相）同周总理的会谈将取得丰硕成果”。这是一句具有实质性内容的表述，其中明确传达了田中首相不久将访华并通过与中方会谈一举实现两国关系正常化的决心和信心。

二、中日谈判成就两国邦交正常化

经过紧锣密鼓的准备，田中首相访华并与中方进行中日邦交正常化谈判，已经提到了中日关系的议事日程。《人民日报》1972年9月25日刊登了《大势所趋 人心所向》的通讯，署名“新华社记者”，是我按照总社指示，为了配合田中首相访华而赶写出来的。后来田中首相访华的那些激动人心的场景，我们是在东京通过电视屏幕实时观看到的。

（一）田中首相启程访华，周总理到机场迎接，中日关系迎来历史性时刻

1972年9月25日，这是一个充满希望的日子。这一天，田中首相、大平外相及二阶堂官房长官一行，将要启程飞赴北京进行日中邦交正常化谈判。我们一大早就来到羽田机场进行采访。

那一天，羽田机场洋溢着热烈而隆重的气氛。日本各界政要以及中国中日备忘录贸易办事处驻东京联络处首席代表等陆续到达并在停机坪旁等候。东京时间７时50分左右，田中首相一行乘坐的黑色轿车驶入停机坪。田中首相在与送行的中日双方人员一一握手后，健步登上专机。

8时许，田中首相一行乘坐的专机徐徐启动。我们按照事先约定，立即用国际电话向总社报告：“专机启动了！”总社以快报形式向全世界进行了广播，新华社是世界各通讯社中最早报道田中首相一行离开东京前往北京的消息的。

对于我们来说，此次报道任务堪称一场重要的“战役”。为了圆满完成此项任务，临时请来两名华侨青年前来帮忙。办公室的气氛比往常紧张了许多，电视机一直开着，坐在电传打字机旁的译电员随时等待发稿……

北京时间11时30分，电视屏幕映出了北京首都机场。载着田中首相一行的插着中日两国国旗的专机，在停机坪缓缓停下。舱门打开，田中首相走出机舱，等候在扶梯旁的周总理趋步向前，两国总理的手紧紧握在一起。这是两国即将结束相互关系不正常状态的历史性时刻。

当天，日本《朝日新闻》《读卖新闻》等大报均在第一时间用头版整版篇幅报道了这一特大消息。例如，《朝日新闻》冠以大字标题——《日中如今握手 受到周总理等人的最高规格的欢迎》。

《朝日新闻》的西村记者在报道这一历史性场景时，做了详细的描述：

“当时那种凝重而无比静寂的气氛，简直无法形容。宽阔的北京机场万籁俱寂，宁静得像失去了一切声音。1972年9月25日上午11时40分，身着深色西装的田中首相，踏着铺有红地毯的扶梯，略微晃着身子，从飞机上走了下来。他眯缝着眼，看了天空，使劲闭着嘴，朝周总理的方向走去。

“身穿宽松的淡色中山装的周总理走上前去。两个人，柔和而自然地成了一体。一只手握了另一只手，两只手轻轻地上下摇晃了五六下。停了一小会儿，好像互相要确认似的再一次紧紧地握手。

“明媚、宜人的秋光甚至使人感到气温偏高。机场的混凝土跑道白花花的，而成为其背景的日航专机也白得耀眼。右侧军乐队的铜管乐器，闪闪发光。在这一切光亮的交错反射之中，只有两只手，紧紧地握在一起，无声地上下摇动着。

“这是梦吗？不，不是梦。刚才，日中两国领导人的手千真万确地握在了一起。实际上，握手的时间应该还不到一分钟。……但是，它却使人感到很长很长。……持续了40年的令人痛心的时间流向，这时，也只是在这时，停滞了。两国人民在漫长的岁月中流的血和泪，在这灿烂的阳光下，像一股热浪升向天空。就在那一瞬，我突然感到好像有些眩晕。

“田中首相和周总理并排而行，检阅长长的仪仗队。……在仪仗队的队尾，站着冈崎嘉平太以及在北京的一批日本人。田中首相好像见到‘久违’的朋友，伸出了手。他一直紧闭着的嘴，这时才松弛下来，露出了笑容。”

《朝日新闻》在报道中突出强调了“握手”，周总理与田中首相在北京机场紧紧握手的大幅照片，以极具冲击力的视觉效果，把这一历史性时刻定格了下来。

那几天，对于身在东京的我们来说，电视是了解北京发生的一切的最快途径。我们兴奋地长时间在电视机前看着转播：中日两国总理会谈，人民大会堂欢迎宴会，田中首相游览长城和参观故宫，毛主席在中南海会见田中首相一行……

（二）经过艰苦谈判，中日就邦交正常化达成协议

田中首相抵达北京后，当天下午就同周总理举行会谈。从日媒报道来看，中日经过了艰苦谈判，双方都做了某些妥协。最后在联合声明中，日方接受了中方主张的“复交三原则”。

《中日联合声明》第二条写明：“日本国政府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第三条关于承认台湾是中国领土的问题，采取了分述中日双方立场的写法，即：“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重申：台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日本国政府充分理解和尊重中国政府的这一立场……”在这一条文中，日方采取了微妙的“迂回”表述方式，表明日本政府“充分理解和尊重”中国政府的立场，只是在后面又加了一句：“并坚持遵循波茨坦公告第八条的立场。”

（三）大平外相宣布“日台条约”失去存在意义，周总理对大平外相高度评价

在中日会谈中，中方提出“复交三原则”的第三个原则，即宣布“日台条约”无效，这一问题采取了大平外相在签署《中日联合声明》之后举行的记者会上对外宣布的办法，而没有在联合声明中提及。关于大平外相对外宣布这一点，周总理表示欢迎。周总理说，中国有句古语说“言必信，行必果”，你们这次来表现了这个精神，并当场写出交给田中首相。田中首相也将日本旧宪法上的一句话“信为万事之本”写成汉字交与周总理。

在记者会上，大平外相说：“在联合声明中虽然没有触及，日本政府的见解是，作为日中邦交正常化的结果，《日华和平条约》（即“日台条约”——笔者注）已失去了存在的意义，并宣告结束。”他指出：“日本政府对于台湾问题的立场，已经在第三条中作了明确表述。……按照我国承诺了波茨坦公告这一原委，日本政府坚持遵循波茨坦公告的立场是理所当然的。”

此外，在双方谈判陷于困难时，大平外相对于在联合声明中如何表述日本当年的侵华行为，也贡献了自己的智慧。众所周知，田中首相在周总理的欢迎宴会上致词中谈到日本历史上侵华战争问题时表示：“我国给中国国民添了很大的麻烦，我对此再次表示深刻的反省之意。”田中的这句话使周总理脸色突然阴沉了下来，也引起在场的中国人的强烈反感，日本发动侵略战争，造成中国三千万人伤亡，这种行为绝不能用“添麻烦”来盖过的。

在次日与田中首相和大平外相的第二次限制性会谈中，周总理严肃地表示：田中首相对过去的不幸的过程感到遗憾，并表示要深深地反省，这是我们能够接受的。但是，“添了很大的麻烦”这一句话，引起了中国人民强烈的反感，中国被侵略遭受巨大损害，绝不可以说是“添麻烦”。田中首相解释，从日文来说，“添麻烦”是诚心诚意地表示谢罪之意，随后周总理提出对这一表述必须加以改正，田中首相随即表示应当寻找能为两国国民所接受的表达方式。毛主席在中南海会见田中首相时问，你们那个“添麻烦”的问题怎么解决了？田中首相说，我们准备按中国的习惯来改。

究竟应当如何修改？由于中方持严正的态度，大平外相经过冥思苦想，想出了新的措辞，向姬鹏飞外长提出了一个方案。联合声明草案后经周总理并报送毛主席同意，中央政治局讨论批准。日方在联合声明中加重语气表述道：“日本方面痛感日本国过去由于战争给中国人民造成的重大损害的责任，表示深刻的反省。”

联合声明中用了“痛感”“重大损害”“责任”“深刻的反省”等字眼，语气显然是加重了，但日方仍然回避了“道歉”的字眼。日方事后透露，大平外相在前往长城参观的汽车中，对姬鹏飞外长说：“如果把谢罪字样写进联合声明中，那么自民党就会分裂。希望中方能理解日本的复杂状况。”由此，也可以看出大平外相的苦心。

通过与日方的连续谈判，周总理接触到大平外相的处事和为人，对他给予了很高的评价。周总理对身边的人说：“大平诚实无欺，不善言辞，是个内秀而博学的人。他诚心诚意辅佐田中，有大平才有田中，有大平才有中日复交。”

（四）在日本感受举国欢庆中日复交的热烈氛围

1972年9月29日上午，日本大街小巷的公共场所，政府机关、社会团体和公司办公室以及很多家庭里，人们打开电视机翘首以待。

东京时间11时20分，电视屏幕上映出了北京人民大会堂《中日联合声明》签字仪式的庄严场面。周恩来总理、姬鹏飞外长和田中角荣首相、大平正芳外相在插着中日两国国旗的长桌前坐下，分别用毛笔在联合声明上签字。

那天，我们焦急地盼来了各大报的晚报，它们都醒目地冠以通栏标题，配合大幅图片，从头版开始，用很大篇幅报道这一中日关系史上的大事。

《读卖新闻》报道说：“签字仪式很简朴，但就在结束仪式的那一瞬间，日本同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了邦交，两国间存在的长期不幸的断绝的历史，被打上了终止符。仪式结束后，两国首脑举起酒杯，把香槟一饮而尽。然后，按照中国的习惯，互相照了一下酒杯，共同祝福两国的前途。”

《朝日新闻》特派记者畠山武在发回的报道中写道：“自从田中首相访华以来，经过四天不知疲倦的谈判，日中关系正常化在9月29日终于实现了。迎来日中关系史上巨大转机的这一天，北京的那些从事对日工作的人们都表现出难以抑制的兴奋。正像两国总理所反复强调的那样，日中邦交正常化的目的在于‘建立长远的友好’，在它的深处蕴藏着永远不再重复不幸的过去和永不再战的誓言。这是日中关系史上从未有过的，它有着足以改变世界潮流的力量。……然而，当我们想到实现日中关系正常化的路程是多么的漫长时，深深感到要建立两国首脑所愿望的牢固的友好关系，绝不是很容易的。”

畠山武在报道中接着强调说：“现在，时代的潮流就像决开了堤坝似的，滚滚向前，在这种情况下，日中邦交虽然得到了恢复，但过去阻挠日中关系正常化的力量，并不是都消失了。为了把这一值得纪念的9月29日作为起点，建立日中两国永久的友好关系，有必要铲除过去一直阻挠实现两国关系正常化的那股势力。”

当前，在我们面前展现的活生生的日本现实证明，畠山武记者的见解，应该说是很有远见，也是非常深刻的。